第一章 法国革命的成果_法国革命史

本书在前面各章中已经阐述了制宪议会在1789年为资产阶级所要建立的秩序而确定了的原则。这些原则始终是大多数国民的指导方针，但在如何解释这些原则以及调整政治体制和公共生活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重困难。这首先因为革命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一场内战；又因为 贵族同神甫一样成了普通公民，他们的产业也就不再与众不同。随着封建制的灭亡，贵族土地和平民土地之间的区分不再存在，采邑的等级及其有关习俗，如长子权、采邑转让和贡赋减免等等，跟着也取消了。许多家族的财产减少了，因为它们的主要收益就靠领主权。土地贡赋在领主权中占主要地位，而土地贡赋是需要赎买的，1790年3月15日法令就赎买金额作出了规定，但农民并不执行。1792年6月18日，立法议会取消了节敬一类的领主权的赎买，能出示原始凭证者除外；接着，议会于8月25日把这项规定扩大应用于各项贡赋，并于27日把下布列塔尼地区可退佃的领地列入普通租地的范围。最后，国民公会于1793年7月17日彻底废除了残存的一切领主权。

贵族拥有的土地从此像其他土地一样需要纳税；不仅如此，贵族根据领主对领地内的全部土地享有的领有权（不论有无国王的命令）所霸占的部分市镇产业也一概退归市镇所有。制宪议会于1790年3月15日宣布，国王三十年来违背1669年敕令擅自许可的抽签一概无效。立法议会于1792年8月28日取消了抽签后三十年不变的柯尔培尔法规，承认市镇对其辖区内空地以及道旁树木的所有权。1793年6月10日，国民公会作出了关于把争执交付仲裁的决定，从而再次有利于农民。流亡国外是对贵族更沉重的打击，尽管这仅限于某些贵族家庭。立法议会于1792年3月决定查抄流亡者的财产，国民公会于1792年12月把动产交付出售，1793年6月3日开始出售不动产。此外，1793年3月28日法令给了流亡者褫夺公权终身的处分，同时把他们亲属的财产中可能归他们所有的部分划归共和国所有，因此，他们的亲属在分割遗产前也被禁止动用财产。

未受以上处分的贵族家庭也前景不妙，因为革命派采取的措施旨在把大产业分小。资产阶级当时或许认为，新的经济秩序需要财产的流动，而增加产业主的人数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削减贵族影响的决心，内战激起的对贵族的愤恨，以及连带引起的对被视为贵族帮凶的富裕平民的愤恨，这一切虽然也起了很大作用。制宪议会于1790年12月18日禁止签订永久租约，认为这会使采邑制死灰复燃。制宪议会接着制订的乡村法典甚至取消了租约的自动延长。1791年4月5日法令的意义更加重大，它规定遗产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实行平分。同年3月17日，遗嘱权以及直系亲属间的生前赠与在原则上均被取消。决定性的打击来自国民公会：1792年10月28日法令谴责为保证长子继承而使用的各种替换和转手的办法，从而使偷偷摸摸地推行长子权也成为不可能。山岳派关于遗产继承的法律走得更远；共和二年雾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法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法确认了有关继承人平分遗产和无限代理的规定，立遗嘱人只是在没有直系或旁系继承人的情况下，才能在遗嘱中将其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财产转赠给非继承人。1793年6月4日又决定接受私生子继承遗产，雾月十二日（1793年11月2日）法进一步给予他们以婚生子女的同等份额；此外，这些法律的生效日期可追溯到1789年7月14日，并允许为重分遗产而查找生父。

宪法的和体制的改革不仅使贵族丧失了与其特权相联系的声望，而且也意味着他们收益的减少。国王不再能向国库任意提款，给贵族以馈赠和俸禄；他虽然仍可从王室经费中开支，但不能对仅有二千五百万的经费抱有奢望。当路易十六仍保留一定的任免权时，大贵族喜欢在外交界、军界和王室担任高级职务。最初，资产阶级出于传统的恭敬、感激或政治机敏，推举贵族在地方机构或国民卫队中任职，贵族在当选后也乐于接受。部队的改组使居乡贵族受苦不浅；这不仅因为捐纳官职的办法已被取消，而且因为从1790年2月28日起人人都有出任官职的可能；同年9月公布的升迁条例开始重视资历，而不再考虑门 我们还看到，在摧毁行会或社会的过程中，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僧侣和贵族，资产阶级也被强烈的震动所波及。不少资产者在旧制度下正力图挤进贵族行列或取得个人封号，他们眼看历来让发财致富者为之神往的美妙前景毁于一旦。不少资产者，甚至某些人民代表，拥有采邑或某块领地的全部或部分领主权（例如开设磨坊、面包房等），还有些资产者受虚荣或利益所驱使，在订立土地租约时采用了采邑（因为领主的年金不经领主同意不得赎买的形式），例如规定承租人必须缴纳年金。1793年7月17日法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许多官吏并不是贵族，取消捐纳官职的办法以及官职不再与社会地位和个人收益相联系，使担任官职的资产者同其他官吏一样遭受损失。公证人成了公职人员，诉讼不再必须经过检察官，随着机构的撤销，许多执达吏失去了职业。其他自由职业历来不需捐纳，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律师公会解散后，所有人都能扮演“非正式辩护人”的角色。医生不再构成封闭的团体。在大卫的领导下，艺术家们自1791年起对垄断着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的学院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国民公会终于在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各学士院和大学</a>，从而使一部分艺术家、学者、文学家和教授失去固定职业。在山岳派当政时期，商业资产阶级也觉得自己的前程面临威胁。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24日废止了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形式——股份公司。贴现金库的关闭比印度公司的取消给资本主义的打击更大，因为它担负着发行货币的职能，是高于一切银行的银行。经济统制、限价和实物征集限制了企业的活动和利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至于平民，即手工业者、零售商和小职员，他们也受到了损失。在盐税、入市税、通行税、过境税、什一税、田赋等间接税停止征收后，许多胥吏不得不另谋生路。1791年2月2日，制宪议会取消了行业公会。这项法令似乎是符合民主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已允许雇佣劳动者自己开设铺子。但它使那些师傅、小老板丧失了垄断，他们的利益和自尊受到了伤害：他们历来为拥有特权和受人尊敬而自傲，如外科医生、书商和印刷厂主、首饰工匠、理发师等。

另方面，也有一些新提拔的官员能力不够或缺乏主见，需要稳定一段时间后才能熟悉自己的职责。可是，选举十分频繁：根据制宪议会的规定，州县两级官员每两年改选一半，市镇官员每年改选一半；共和三年的宪法改为州级行政官员每年改选五分之一，市镇官员每年改选一半。1793年至1795年间的历次清洗加剧了行政机构的不稳定性。频繁的改选固然符合民主思想并能弥补代议制的缺点：这使更多的公民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机会和使他们关心公共事务，这使当选的行政官员不是终身任职，而是定期更换。但是，时间久了，这不但使弃权者日益增多，而且有使当选的官员不能积累经验的危险：在对国民进行公民义务教育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缺点显得特别突出。

在任何制度下，行政管理方法的连续和完善部分地取决于下级官员，即人们所说的“职员”。最初，旧制度下的胥吏均被留任；随着各党派更替执政，它们在各办事机构大批任用亲信。革命政府职能的扩大使各类书记的人数成倍增长，这是革命政府的特征之一。许多书记任职不久，由于能力和责任心不强而远不能胜任。共和三年后，情况有了一点好转：督政府的特派员负责领导下级行政人员，他们比民选机构较为稳定。可惜，货币混乱和财政支绌使营私舞弊现象日益普遍，而1789年以前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特派员及其同伙的贪赃枉法闹得人人皆知，怨声载道。雾月政变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取消选举，巩固行政机构的权威，以重建国家的威望和保证各级机构的效率。谁也不会否认，取消念一税的督察员严重地损害了直接税的计征工作，革命时期的行政官员忽略了他们的先辈所创立的统计工作。经济统制一度使救国委员会重新抓紧统计工作，但直到督政府末期，弗朗素瓦·纳夫沙杜却还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选举的原则在司法组织中也一直维持到执政府成立，而且没有遇到那么多困难。治安法官不算真正的司法官员，对他们没有任何技术要求；1790年8月16日法要求各级各类法庭的在职法官必须有担任法官职务或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的历史。这一规定于1792年9月22日被取消，但选举人会议在选举法官时仍按老办法行事。治安法官任职期限仅二年，法庭法官的任期则要长得多：按1790年法为六年，按共和三年宪法为五年。他们都可连选连任，总的说来比较稳定。治安法官制度颇受人们的欢迎，至少选举时投票的踊跃程度同市镇选举不相上下，拿破仑直到1804年才取消这个制度。县级法庭本身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抱怨，如果说有不满，主要因为法律的日趋统一和革命立法的不断变化造成了司法程序的极其复杂。镇压性的非常法无疑引起强烈的愤怒和怨恨。但是，一般刑事法庭及其法官似乎没有遭到众多的责难。雾月党所以要取消选举，主要是想加强国家的权威和保障资产阶级对司法职位的垄断，其最终目的则是巩固资产阶级的社会威望和地位。

制宪议会力图让诉讼人不通过法官和法律界人士而自己解决争端，以便减少诉讼开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治安法官的仲裁和家庭会议在督政府时期已不复存在，因为被请来为诉讼人做主的人或者不懂法律，得不到诉讼双方的信任，或者自己感到胆怯，充当了代替他们作主的法律界人士的傀儡。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和“非正式辩护人”虽属可有可无，但仍有人向他们请求帮助，因而法律费用仍然昂贵。共和三年宪法规定每州仅保留一个民事法庭和三至六个轻罪法庭；同时，随着县级行政机构被取消，全部民事纠纷集中到州级部门处理：办事变得旷日持久，旅费开支变得更加高昂。雾月党人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式批准检察官重新收取诉讼费。

在雾月十八日前后，对司法机构的批评主要是镇压不力。被制宪议会废除的“检察院”尚未恢复；案犯先由刑警和治安法官预审，后交民事法庭庭长主持的起诉庭受理，公诉人由起诉庭组成人员选出；于1792年10月被废除的国民特派员又被共和三年宪法所恢复，其职责为监督遵守法律和执行判决。检察院只是在随后的十年中才逐渐恢复。

制宪议会从一开始就十分关心刑事诉讼的改革，这一改革成为它名垂青史的成就之一。设置审判团从未有人反对，尽管对审判官的选任往往因保守利益的力图控制而引起种种争议。普通法庭看来比较注意遵守新的规章。议会仍努力保护一般被告免受军法审判，在陆海军中则采用有士兵和水手参加的陪审团制度。议会最后为叛国罪设立了最高法院，并为诉讼程序制定了规章。

虽然如此，内战还是使一般法的保障受到限制、被抛弃或被践踏。历届议会的查究委员会、监视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往往不经司法官员的允许，擅自下令搜查和逮捕；救国委员会自然更不例外。每当形势需要时，地方当局也依此办理，1793年至1795年间的恐怖法律给了它们便宜行事的权力。督政府实际上继承了这个传统，甚至为准备选举而不惜采用预防性拘留。至于特刑庭，司法程序更加简化，国民公会竟然下令，凡流亡者、流放犯、手持武器的叛乱分子和通缉犯一经验明正身即可处决。督政府也实行军法审判，在处理巴贝夫分子时丝毫不顾法律。在和平尚未恢复前，舆论界并不幻想当局会有任何法律顾忌，也不认为政府会把司法大权交给独立的法律界人士。

然而，自1789年以来，民法变动频繁，始终不能形成法典，舆论界对此啧有烦言。制宪议会仅于1791年9月通过了乡村法典。国民公会在1793年和在热月九日后曾讨论过民法典，但未得出结果，只是后来的两院才通过了抵押法典。民法典迟迟不能制订出来，其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任务繁重和局势混乱，具有追溯性的山岳派法律的提出，热月党的首鼠两端以及因货币危机而必须对权益进行的许多调整都与此有一定关系。总之，民法典始终有待制订。

制宪议会建立的税务组织经常在变动中。土地税和动产税的征收额随税区的不同而不同，这势必引起很多不满；营业税完全根据纳税人自报确定，弊端自然极大。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税务机构的改组就不足为怪了。国民公会于1793年3月21日废除了营业税，接着于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一日（1794年5月10日）取消了动产税和调整了土地税。征税工作在内战期间进展缓慢，山岳派用强制性公债、革命捐、征粮征实和通货膨胀等手段取得财源。共和三年热月，由于指券已经破产，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动产税和营业税；土地税改为一半用实物缴纳：这些措施在共和五年葡月三日（1796年9月24日）暂停执行前曾给督政府帮了大忙。热月党共和国虽然退回到制宪议会时的制度，种种抱怨却并不因此停止。它两次修改了动产税的税则，营业税则修改的次数更多；两院在共和七年终于决定对这三种税以及对登记捐和印花捐进行一次全面调整，同时又增设 国家最关心的事是征税、筹集军费和保证国库收入。制宪议会委托市镇当局制订税册和负责征收，这一做法带有旧制度的特征，更何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平民的革命不能同意削弱市镇的自治。在1789年前，国王不但可以派出税务督察，在纳税人的帮助下，根据各种文书，按部就班地制订出详尽的税册，而且可以要求专职的税吏负责征收税款。税吏不能不加快征税，因为纳税通知书是由他们签署的；他们也希望早日把税款收齐，因为他们的个人收益取决于税收状况；他们可以派员督催拖欠的税款，必要时甚至没收欠税人的财产。大革命用领取薪俸的职员代替了税吏，这些职员既没有独立的地位，又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他们自然就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直到果月十八日后，各州才设置了“税务局”，税册的制订由督政府的特派员负责，专业税收人员并不参与其事，而税务局则起保证的作用，这个做法虽然恢复了派员催督拖欠的制度，但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税款的征收额毕竟有了明显的增加，执政府成立不久，又立即建立独立于地方当局的专门税务机关，负责制订税册和征收税款。

由于直接税的征收工作进展缓慢和很不稳定，国库更加注意通过向消费品征收间接税来增加收入。可是，平民革命却把废除间接税作为首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制宪议会不得不予以同意。督政府时期的两院因不得人心而不敢同意征收盐税，经犹豫再三才决定征收低额的烟草捐。即使拿破仑也直到1804年才断然走上这条道路。此外，国库自己不能签发纳税通知书，发行公债只能采取摊派的形式。但是，它又必须清偿债务和提供额外的军费支出。国家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对于金融家的贪污中饱和营私舞弊，对于他们贿赂和勾结国家职员和人民代表的行为，山岳派表示了合理的愤慨，他们禁止国库向金融家求助；据说，金融家当时曾同意给国库短期贷款，以保证必要的军需供应。国库只得依靠发行指券和出售国有产业来维持日常开支和军费支出。人们说大革命依靠这两项措施渡过了难关，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热月党人恢复了兴业自由后，放心大胆地使用军需商。“金钱贩子”一再要求成立拥有发行纸币垄断权的国家银行，但两院拒不同意，督政府只得采用旧制度所惯用的应急措施，结果造成国有产业被出售一空，没有偿还能力的息票充斥市场，信用破产接连发生。

通货膨胀和国库空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将谈到。这是大革命之外的又一次革命，它使受害者或者离开革命，或者对革命感到失望，而几乎全体国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执政府的首要任务正是力争财政状况的好转，随着国家的强盛，波拿巴使自己深得民心。尽管如此，大革命的事业却因财力不足而部分地失败了：制宪议会和山岳派都不敢放手出售国有产业，进而增加产业主的人数；1791年宪法在前言中曾就教育和救济这两大公共事业许下了诺言，山岳派也认为这是民主共和国的要害部门，但公共教育仅实现了一半，公共救济则完全失败。

百科全书派的门生赋予国民教育崇高的使命，孔多塞用最精辟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大革命应该组织国民教育，从而使“知识的不断进步为满足需求、克服弊病、实现个人幸福和共同繁荣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并为“接近一切社会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人类的普遍完善——作出贡献”。孔多塞的民主思想反映了宽宏的人道主义，这同金钱至上的利己主义势不两立；他接受并进一步发挥了笛卡尔的思想，主张赋予教育以新的使命：“保证人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从而在公民间建立事实上的平等，使法律承认的政治平等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教育的使命是向所有人提供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享受人权的手段。

问题还在于要确定教育制度的性质。教育究竟由国家主持，还是委托地方当局和家长负责，或者是否应该独立自主？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学生入学是否必须是义务的和免费的？假如回答是肯定的，费用应该由谁负担？向所有人开门的国立学校不能是教会学校，而只能是世俗的学校。但是，教育是否应该变教会垄断为国家垄断？在当时的形势下，教育的世俗性质已不成问题，但在其他问题上，意见分歧始终存在。

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10日听取了塔列兰宣读的一项报告。立法议会于1792年4月20日和21日让孔多塞陈述</a>其著名的计划。吉伦特派当政时期的国民公会曾听取过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多次报告，并在1792年12月正值审判国王期间进行过讨论，但未能得出结论。孔多塞虽然没有明确谈到义务教育，但看来是同意这个原则的；然而，他反对实行国家垄断，主张任何公民都可开办学校。关于国民教育，他建议首先对男女儿童实行包括基础教育和普通中学在内的初等教育；接着是由“专门学校”组成的中等教育；最后是由九所“公立学校”组成的高等教育。一些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将作为“祖国的儿女”由国家负担学费，逐级升学。至于其他青年，他们将通过演讲会和国家庆典逐步完善早已开始的国民教育，直到成年为止。“全国教育协会”将主持全国的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上下共分四个等级，其人员一概实行聘任制。各级教师的聘用和监督由上一级机构决定。可见，孔多塞是要创立一个独立的行会，使教育不受政治波动、家庭干预和教会检查的影响。人们对他的指责也正是如此。

山岳派对建立科研机构也相当热心，他们于1793年6月10日开始把“王家花园”辟为自然博物馆。但他们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创建初等教育。他们无疑需要通过初等教育对未来的公民进行公民教育。此外，他们希望教育应该是实践的和功利的，因为他们打算通过职业教育使青年获得一技之长。山岳派中最激进的分子从平等思想出发，主张建立单一的学校。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7月13日把勒佩蒂埃·德·圣法戈草拟的计划提交国民公会审议，并于29日以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通过这项法案。法案主张实行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共和国将负责全体儿童的教育，女孩自五岁至十一岁，男孩自五岁至十二岁，但学校将作为某种合作组织置于家长会议的领导之下，学生将部分出卖其劳动果实，尽可能做到自食其力。学校主要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使他们掌握伦理原则和职业技能。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爱弥儿》的影响。勒佩蒂埃赞成孔多塞设计的高等教育，但对高等教育如何组织却只字不提。

在共和二年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中，国民公会既未采纳孔多塞的计划，又未接受勒佩蒂埃的方案；这一法令仅涉及“初等学校”。教育将是自由的，对小学</a>教师不要求任何技术准备。家长至少应让孩子上学三年，但学校可以自选。共和国根据学生人数多少发放教师津贴。如果某个市镇没有人担任教职，市镇当局可聘请一名小学教师，由国家付给固定的薪俸。法令未规定实行世俗教育，不禁止神甫主持学校，但教师必须具有公民证书。市镇、区和家长共同对学校实行监督。小学教师必须使用由救国委员会批准发行的课本，首先是《人权宣言》。教育一方面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另方面又实行分散管理，这同无套裤汉的精神状态完全合拍。已把全部精力投入战争的山岳派仍不时强调教育的实用性，要求科学研究应促进教育的发展。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总是把革命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提上议事日程。例如，他们把从事熬硝的公民从外省召来，交给著名的化学家培训数十天；他们在征集的新兵中选拔一些青年在“马尔斯学校”集中训练，准备提供后备军官。

热月党最初并不否定山岳派的业绩。共和三年葡月十日（1794年11月17日），他们通过了关于开办高等师范学校的法令，派深孚众望的学者培训各县送来的一千三百名教师。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七日（1794年11月17日）法真正开始了公共教育，决定共和国在每个市镇（至少在千人以上的居民区）开办一所学校，教师领取薪俸；受县督学团监督。私立学校仍予保留，有人公开表示，他们希望资产阶级的孩子有可能在自费学校上学。

但是，热月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高等学校：工艺博物馆建于共和三年葡月十九日（1794年10月10日）；为陆海军和桥梁工程部门培养人才的公共服务学校（后称公共工程学校）于雾月一日（10月22日）成立，该校就是今天的综合技术学校。不久又增加了矿业学校。霜月十四日（12月4日）成立了三所医科学校，接着是聋哑人学院和兽医学校。穑月七日（1795年6月25日）成立了纬度局，附设的天文台开设天文课。有关语言、考古和艺术的学校也纷纷出现：东方语言学校于芽月十日（1795年3月30日）成立，法国文物馆早在共和二年果月十五日（1794年9月1日）已经创设，音乐学院也在这个时期开办。国民公会在解散前曾于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建议成立法兰西学院，领导全国的知识生活，从而实现孔多塞关于建立“全国教育协会”的愿望，但法兰西学院并不具有孔多塞主张的那种行政性权威。

组织中等教育也刻不容缓：资产阶级子弟为准备从事自由职业不能不上中学；学术界为了后继有人和推广知识也不能没有中学。共和三年风月六日（1795年2月24日），国民公会根据拉克纳尔的报告，决定各州均可设置一所“中心学校”，费用由各州负担，教师可在督学团认可的人选中聘用。中心学校原则上不实行免费制。

热月党显然不同意孔多塞在1792年表达的民主意向；货币危机和保守势力抬头是变化的原因之一。普及教育接着也受到影响：国民公会于共和四年雾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停止向小学教师发薪；教师仅保留住房，于是重新向家长收取学费，数额由市镇当局确定。在此情况下，人们也就再不谈论义务教育了。

督政府成立后，热月党没有修改法律，却把重点放在贯彻执行法律上。高等教育基本上已安排就绪；督政府首先创设了法兰西学院，除原有的数学和物理班外，新开办了伦理和政治班以及文学和艺术班。中心学校也纷纷出现，有几所办得十分成功。课程共分三个阶段，每阶段为两年，学生可自由选课。因此，有人指责这些学校没有正规的学业，不像中学，倒更像大学，尤其它们既不设预备班，又不收寄宿生。有的学校自发地弥补了这些缺陷，但整个教育改革还有待进行；这个问题虽几经讨论，但终未得出结果。至于小学，可以预见的后果终于出现了：教师的素质越来越差；由于没有师范学校，教师素质怎能得到改善？如果不是因为督政府与教会冲突而维持学校的世俗性质，学校很可能会回到旧制度去。因此，私立学校（其中多数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猛增。政府把私立学校置于市镇当局的监督之下，禁止公职人员送子女上私立学校，并决定政府官吏将仅在公立学校毕业生中选拔。最后两项措施虽然并未真正实施，但市镇当局的监督以及强制推行旬末礼拜导致好几所私立学校自动或被迫关门，而这并不能使国民教育有所起色。

教育制度的民主化演变带有过渡阶段的痕迹。战争、经费不足和时间过短极大地限制了这项试验的成果。但是，应该看到，绝大多数资产者认为新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或至少感到满意。新制度与旧传统有着深刻的不同。革命结束了教会的垄断，开创了世俗的公共教育。革命让教育首先重视实证科学，同时也不忘记，除了自然知识以外，还应该有人和社会的知识。革命奠定了以下的原则：教师应把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向青年传授方法结合起来。这是革命的独创之一。尽管这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毕竟反映了百科全书派的思想。

救济事业的情况较差。随着教会不再取得募捐（尽管为数有限）和不再征收什一税，随着教堂的产业以及医院和济贫所的产业被出售，救济事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地方议会作了一定的努力，不时让市镇当局拨款接济和资助慈善工场。山岳派在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二日通过的法令描绘了社会保险的草图，但在热月九日后已化为泡影。热月党仅限于把尚未出售的一部分产业退回给医院和济贫所。后来，督政府建立了济贫办事处，允许市镇当局开征慈善捐，用于救济事业，市镇当局实际上也把这笔费用通常列入预算。救济事业实现了世俗化，这是革命给它打上的烙印；1793年的人权宣言承认穷人有权要求救济，当时的资产阶级更希望把救济限于救急，并且主要以慈善的形式而出现。

五、军队

在法国革命的建设性事业中，1799年建立的国民军无疑是最成功的创举。法国人在1789年还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讨厌民兵抽签，他们热爱平等并不等于希望人人都服兵役。战争本是王公们的事情，新政权难道不正是要争取世界和平吗？制宪议会取消了民兵，但否定了杜布瓦·克朗赛的建议，继续实行志愿募兵制。1790年2月，制宪议会废除了捐纳官职的陋习，宣布所有人都能晋升军官；接着从9月开始，每四名少尉的缺额留一名由士官升迁，在晋升中重视资历。除了这些能使下级军官和资产者满意的改革外，军队中的旧秩序很少触动。路易十六仍是军队的统帅；贵族军官只要不流亡国外，一概保留原职。 国民公会于1793年2月下令正规军和义勇军实行混合编制；两种部队在原则上统一了规章，但混编工作进展缓慢，直到督政府初期方告完成。在这期间，由于1793年8月23日的大举征兵，已要求适龄的非婚男子服义务兵役，但这仅是一项非常措施。 以上情形在语言方面也有所表现。在革命初年，语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是同复兴、进步、造福社会等观念相联系的某些词，由于人们怀有的希望和热情在含义上有所扩大，并充满激情。例如，贵族、独裁者、暴君、封建制、旧制度、革命等词具有时代的感情色彩；法律、宪法、公民等词能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久便消失了；但也有的词，如民族、祖国等，始终保持崇高的价值。由于感情冲动，人们毫无节制地使用夸张、狂热和过激的言辞，从而产生一些令人不可忘怀的奇谈怪论：“你们同胜利缔约了吗？”——“不，我们同死亡缔了约。”平民的言谈一度使传统的语言受到影响：这种状况推动了简单过去时和虚拟式未完成时的衰退，尽管这两种时态在议会演说中仍照常使用。总的说来，发展的连续性占着主导地位。除个别例外，革命家们都曾上过私立中学，他们力求字斟句酌，遵守语言规范。他们从教义问答和共济会术语中借用词汇以及类比、转喻、暗喻等修辞形式，大量引证古代作家的作品，迎合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多愁善感的风格。在雾月十八日前，不守语言规范已被当作是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耻辱，因而越来越少见了。

大革命开创了政论</a>文、政治新闻等新的文学形式，向作家提供了新的题材：安德烈·谢尼埃写的是网球场，他的兄弟却写了查理九世，法布尔·代格朗丁写了《菲兰特》。除了杂志、小册子、游行和庆典外，人们还用戏剧作为宣传手段：一些活报剧应运而生，其内容都猛烈抨击贵族、国王和教会，在热月九日后转而反对雅各宾派；这些剧本毫无成就可言，其中演出时间最长的《自由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督政府末年，大演说家已纷纷去世，留下的任何一名时论作家都不能与德穆兰同日而语。古典的文艺形式和千篇一律的题材占着统治地位；一些小有文采而无天才的作家，如杜西、阿尔诺、昂德里厄、德里尔和勒勃伦–潘达尔保持着古典文学的传统。但古典主义正在消亡中，使古典主义得以诞生的社会已经灭亡，其影响也日趋削弱。新富人和小资产者因未上过中学，欣赏不了古典主义的文学灵感，也理解不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典故。他们更喜欢毕克塞雷古和杜克莱–杜米尼的传奇剧——最早的浪漫主义戏剧。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于1787年创作的《保尔和薇吉妮》始终获得读者的热情欢迎。特雷桑伯爵的仿古行呤诗体因配有小曲和木刻而广为风行，预示着浪漫主义对中世纪的留恋。外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也开始使法国读者入迷，麦克孚生于三十年前编造的《莪相诗歌》在督政府时期获得空前的成功。旧制度末期的复古倾向未能让文学面目一新：安德烈·谢尼埃的仿希腊诗歌尚未问世。但复古倾向却使革命时期的演说家和时论作家更加怀念过去的中学。这种状况在督政府时期仍继续存在。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复古倾向也十分顽固。人们或许会说，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中的继承性肯定会因文物遭到破坏而受到损害。其实，历届议会有时虽放任不管，但毕竟也采取了一些制止措施。制宪议会设立了“文物委员会”，专门负责保护文物；后来的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18日成立了“临时艺术委员会”，代替了“文物委员会”；格雷古瓦曾多次提出报告，要求制止对文物的破坏。国立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卢浮宫博物馆和亚历山大·勒努瓦领导的自然博物馆、法国文物馆都收集和保存了不少历史文献和艺术珍品。随着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的消失，由大卫领导的一大批艺术家终于获得了解放，这同时也预示着，艺术意境和创作技术从此将面目一新。绘画家和雕塑家都从当时发生的事件中取得灵感和题材，大卫的《网球场的宣誓》和《马拉之死》等杰作就足以证明。在大卫的推动下，艺术家们组织了庆典：1793年8月10日的复兴节、共和二年牧月二十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节都极其出色地表现了革命的精神状态。人们可以认为，大卫在1789年前后展出的历史画《贺拉斯兄弟盟誓》和《处死自己的儿子布鲁特斯》中对公民尽忠报国的歌颂，同革命的精神状态也完全合拍。

然而，传统没有丧失自己的权利。弗拉戈纳尔、乌东、克洛迪翁、帕儒始终忠于十八世纪的艺术。大卫一派在1789年前具有的那种复古和重画面轻色彩的特征仍保持了自己的魅力。古罗马建筑艺术在革命节日的装饰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在督政府时期，为古典主义所特别推崇的历史画再次以古代题材为楷模：大卫就是于1799年展出了《萨比纳》一画。钱拉、吉罗代和格罗尚未脱颖而出，普吕东也尚未成名。复古风尚使亚历山大艺术以及所谓伊特鲁立亚图案或埃及图案深受欢迎，因而在装饰和家具方面，没落中的旧制度的传统竟同时得以保存，并为“帝国风格”的出现做好准备。正如“路易十六风格”一样，“督政府风格”是多种风格的混合物。

同文学和塑雕艺术相比，音乐更容易被革命热情所感染。戈赛克、梅乌尔和格雷特里为革命节日谱写了赞歌；直到督政府时期，这类歌曲仍有新的创作。共和派总是用自己的歌声压倒《人民觉醒报》，著名的《马赛曲》（鲁日·德·里尔词曲）和《出征歌》（梅乌尔曲，玛丽–约瑟夫·谢尼埃词）在革命后经久流传。但是，在室内音乐和咏叹喜剧方面，传统势力还很强大：格雷特里和德莱拉克仍然健在。

八、新社会

同旧社会相比，雾月十八日前的新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天主教僧侣的消沉。他们过去人数众多，备受尊敬，有钱有势，现在不但陷于贫困，流落异乡，而且被督政府当作嫌疑犯和敌人对待，世俗化的国家只允许教会享有教徒所承认的精神权威。暂且，贵族的命运似乎并不比他们强。门 可见，在革命的十年中，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加快；相反，时局的动乱只是延缓了这一发展。大企业继续让小手工业主和农民很不放心，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比革命前更多的损害。大企业还没有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总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大量的小手工业主同他们的佣工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

经济自由和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尚未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资产阶级看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他们认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当他们为废除贵族的血统特权而宣布这一原则时，却暴露了 十一、雾月十八日事变的意义

除军队以外，革命的建设性业绩尚未完成；人们对宪法的许多条款持有异议。热月九日后的反动仍未使宪法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此外，共和三年宪法的自由化尝试并不成功，督政府只是用一些权宜之计弥补该宪法的缺陷，未能赋予制度以必要的效率。最后，一年一度的选举使督政府成员面临被反革命派或被民主派排斥的危险。他们在策划新的政变时，首先就想到用聘任制代替选举制，以便稳掌政权。反对派指责他们企图玩弄花招谋取“终身职务”，这确实正中他们的要害。这伙人其实并不单纯为自己谋利：反革命派或民主派的胜利会使整个资产阶级受害。因此，雾月十八日事变，或更确切地说，雾月十九日事变，在历史的远景中具有广阔的意义，因为它更加符合法国当时的社会发展，波拿巴的上台又为它增添了光彩。

当时的形势使波拿巴政变变成军事独裁，而波拿巴的大权在握又对资产阶级十分有利。没有雾月党的帮助，波拿巴不能建立和巩固其政权；但是，为了登上皇位，他又必须摆脱对雾月党的依赖。波拿巴因此与教会重归于好，大赦流亡者，任用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不论他们是贵族或资产者，是王党或共和分子。这样，他促使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达成暂时的团结，而他则以监护人身份，督促这个阶级根据他的意愿创建体制和制订法典，并让其成员担任国家和各级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以便加快经济复兴，巩固阶级统治，进而实现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确定的最终目标和完成大革命的任务。

内战终于结束，欧洲和平也一度实现，而法国的占领地和殖民地却未受丝毫损失，波拿巴的深得人心与此关系甚大。

然而，雾月党人对波拿巴的专横跋扈和耽于幻想却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波拿巴在处理政务时会同他们协商一致，而波拿巴对他们却不予理睬；他甚至剥夺资产阶级起码的自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竟越过“天然边界”重启战端，肆无忌惮地和无限期地把战争进行下去，终于把国家引向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