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_夏目漱石浮世与病榻

还是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从死亡门口被拉回来，同时也是自动转身回头的幸运儿。但是将他的性命推向危险边缘的灾难，并非像我一样是罹患恶病，而是为他人所制造的“法”这个器械的敌人，猝然戳穿了他的心脏。

他在他的俱乐部谈论时事，高喊道：不得已只有革命。就这样，他被囚禁了。在牢里沐浴了八个月薄暗的日光之后，他被拉到蓝天之下，站立在新设的刑坛之上。为了接受对自己的控告，他于二十一度的霜天，光裸着身子，只穿一件衬衫，等待宣判的终结。突然，一句“执行枪决”的宣告震动鼓膜。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站在旁边的囚犯：“真的要被杀吗？”——这时，白色的手绢挥动着，士兵将瞄准的枪口放低下来。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躲过了吞下由法律所团捏的浑圆而灼热的弹丸，代之而来的是，在西伯利亚荒野度过四年流放的日月。

他的心从生走向死，又从死回到生，不到一小时，三度描画构成锐角的曲线。三段曲线都是由不容许妥协的强烈的角度连接在一起的，每一次改变都是惊心动魄的经历。一个坚信能够生存下去的人，突然在五分钟之内被宣判处死；在被判决要死了以后，他一边迎接即将到来的死，一边仍然利用这五分钟将生命一分一秒地进行下去。这几分钟内，将要到来的死突然又翻转跟头，重新变成了生。——这种时候，我想，像我这种神经质的人，即使是三段转折的任何一段，我都是经受不起的。当时，有一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同命运的囚犯，当场就疯了。

尽管如此，走向恢复的我躺在病床上，每每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眼前尤其浮现出他从死亡宣判中苏醒过来的最后一幕。凛冽的晴空，崭新的刑坛，站立在刑坛上的他的身影，只穿一件衬衫的身影……这一切都鲜明地辉映于想象的明镜之中。唯独那知道免于死刑后的瞬间的惊愕表情，却无法清晰地映现出来。而我其实是只想看到他那“瞬间的惊愕”，才将心中的整个画面组合起来的。

我想在自然之手的作用下死去。事实上，也确实死了一会儿。等后来唤回当时的记忆，依然处处存留着洞穴，由妻子的叙述加以填补之后，这才获得了整体的构图。回头一看，一种栗然惊悚的感觉使我不能自已。

对比如此恐惧，于九仞之巅挽生命于一篑之喜悦，又有着特别的意义。伴随着此生此死的惊恐与欢欣，犹如一张纸正反两面相重合。鉴于此，我在产生联想的时候，经常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假如缺少最后一节，我绝不会保持镇静。”他自己说。

我有幸没有经受到发疯时那种精神的紧张，或许我未能料到他的惊恐和喜悦，这样说也许更恰当。正因为如此，假如是这样，那种画龙点睛般刹那之间精彩的表情，不管如何想象，在我眼前只能是朦胧一片。在感应命运的一擒一纵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犹如诗和散文的不同。

尽管如此，我依然每每不断地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依然执拗地回忆着那凛冽的晴空，崭新的刑坛，站立在刑坛上的他的身影，只穿一件衬衫的身影，以及颤抖的躯体。

如今，这面想象的镜子不知不觉变得模糊了。同时，生还的喜悦也日渐离我远去了。假如那种喜悦始终留在个人身边——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对于自己的幸福，一生都不会忘记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