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_西方文学史十二讲

怀疑论的终结——少年维特式的多愁善感——法国大革命

在上一讲中，我们回顾了文学中的怀疑论，一直讲到大卫·休谟，他是当时最伟大的作家，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值得研究的作家。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怀疑论的终结。

把怀疑论和远在它之前的一件事相比较，比如说把休谟和但丁放在一起，你们不免会感到奇怪。休谟和但丁相隔五百年，他们两人都是各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两个人都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最好地成就了自己）。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想看看但丁是如何做的，休谟又是如何做的。

但丁看到宇宙中存在着一种神圣的规律，威严而又优雅地表现着自己的意志，他抓住了它；休谟在宇宙中看到的只有混乱，除了自己的存在以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但他的直觉比他的理智更真实，因此，他一直遵从自己的直觉，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因为就他所写的书而言，他相信它们是有道理的，因此把写的书出版对他来说似乎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他的智慧除了用于写书，没做别的事情，而且，在我看来，他将自己写的书出版对人类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但不管怀疑论在当时，特别是在法国多么受欢迎，它只不过是人类心理的一种疾病，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至多也只能是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因为它不是要找出什么是谬误，而是要确定什么是真理。当然，这是人类真正智慧的体现！但如果我们心中只有逻辑，认为逻辑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方式，认为一个人除非站起来，在他所在的位置上画一个记号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没有保证的尝试，他忘记了保持缄默是更好的办法。如果真理只有借助逻辑的展示才能令人信服，那么，我们不要它也罢。

那时，不仅非宗教信仰者持怀疑态度，人的整个心理体系都是怀疑论的，信仰基督教的人也怀疑一切，不断地用合乎逻辑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教义的正确性。有试图证实的动机有何用？那些站起来行动的哲学家才是正确的。宗教也是如此，宗教貌似合理，但用逻辑论证来证明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是徒劳，不过这种习惯在18世纪流行于一切思想领域，在那一代人眼里，只有逻辑是有用的或实用的。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试图把每一件事情都理论化。当然，为了理解一个事物，最好有一种理论做指导，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我们讨论的欧洲文化历史中贯穿着一种理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使用这种理论，但这种理论和我们用来解释它并说明它之所以出现的理论，有很大差别。

因而，只有一种成功的理论（像我在开始演讲时所说的），那就是太阳系理论。至今为止还没有比它更成功的理论，但即使太阳系也不是完美的。我们可以说，天文学家熟悉一两个行星，但并不真正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太阳系是否会自己形成一个更大的什么系。简单来说，对任何一个理论有一定了解的人，知道的主要是这一点，即关于它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还有许多谜题，它会把我们引向无穷的宇宙。一句话，他并不真正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让他以一块石头比如说他脚下的一块鹅卵石为例，他知道这是一块石头，是从和创世纪一样古老的大石块中崩裂而来的，但那块鹅卵石究竟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这种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出一种理论的系统，我们称之为心理的迷乱状态。那个人一定被误导了，他不知道世</a>界的真相，即世界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一个庞大的、令人迷惑的假设；他一定被剥夺了理解它的能力，除了迷乱我没有别的词汇来描述它。一切都被放在单纯的逻辑面前，一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碰到这样那样虚假的理论，甚至万物的中心也被带到道德这一层面上。关于美德和恶习有一种理论，关于责任和不负责任又有一种理论，这种做法将来会被视为一个特别的程序。我一想到这些，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道德是人类存在的核心，人类除了尽自己的责任以外，不会再做任何别的事情。这就是生活，一个人和谐的存在——他身上的闪光点！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描述它，它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生存本身。然而，在17世纪，关于这一点也有一个理论，被归入他们称为同情心的东西里面，同情心是介于爱好和责任之间的一种必要的吸引力。由于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从看得见的、物质性的东西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我们的道德观变成了对其他人和其他事情的怜悯。

这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比他年长的人的信条，他把这种信条称为道德意识。它是对某些行为的天然喜欢，它是一种兴趣，并根据这种兴趣的趣味来确定事物的本质。休谟认为德行是和利己、利益一样的东西，认为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美德，认为古时的人们一旦发现某一件东西有用，就会聚在一起商讨，或者即便不聚在一起，但同意为了使社会统一，他们要庇护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对彼此都有用，并用强制的手段把它们奉为神圣的东西，这就是美德的来历。这是自古以来提出的最令人伤感的理论，简单地说，这是怀疑论的最高展示，完全否认一切非物质的东西、一切不能用逻辑来说明的东西，其结果是要说服人们他不是上帝造的。这是最没有价值的结论。把这个结论告诉给野蛮人，一位大森林里的红种人，告诉他他不是上帝造的，而只是一种物质，他会说你的结论是亵渎而愤怒地唾弃你。

不光是道德，其他的一切都是如此，世间的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不健康，多么糟糕。一切都被放在因果框架里面，在特定物理定律、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一个东西推动着另一个东西，一种可视的、物质性的推动。世界变成了一台黯淡、庞大、不可测量的蒸汽机，就像让·保罗所说的：“宇宙变成了一团气体，上帝变成了一种力量，人世间变成了一座坟墓。”我们不理解这种错觉何以这么普遍，所有的人都以这种悲观的方式思维，对走在他们前面的人如此地轻视和不屑。但它在朝着有利于我们人类的方向发展。伏尔泰和卢梭最后战胜了一切，他们摧毁一切，但没有建设；他们攻击基督教义，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他们推倒一切，烧毁一切，因为这样做他们受到欢迎，在他们背后总有人欢呼：“干得好！”但这一切都已过去，错误也被再一次承认是错误，世界到处被他们搞得一团糟，在我看来，世界在无尽的宇宙空间变成了一台巨大的蒸汽机。他们的下一代必然会看到他们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对他们来说注定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谬误和怪物的地方，实在是难以忍受。实际上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事实，这种情形导致了我们要注意的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歌德正赶上法国大革命，认为大革命的爆发以及爆发之后许多年，“像是要把他和他熟知的一切大事”都卷进一种无边的黑暗和混乱。但最终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理解法国大革命，它毕竟向这个不幸的民族重新阐释了一个古老的真理，让人们看到地狱之火中燃烧着的真理。他们得到了真理。这就是怀疑论是如何终结的，而它带来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希望，即相信如果人们按照宪法规定的去做，那么，这个世界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因为他们认为就个人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很好，只需根据宪法组织起来。因此，他们根据最诚挚的心灵来组织社会，人不可能怀疑这种真诚性。以1790年的法兰西全国联盟节为例，它体现的是一种真正兄弟般的情谊、一种孩童般的纯真，人们肩并肩，眼里流淌着兄弟般情深的泪水，所有的人都宣誓要维护宪法，所有的阶层都欢呼这一壮举。对上流社会的人来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现在他们终于有事可做了。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比对下层民众更令人欢欣鼓舞：饿死当然是很凄惨的，但无聊而死更令人难过！因此，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兴，这就是1790年。

两年又六个星期之后，9月的大屠杀开始了！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人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任何一个对大革命抱有好感的人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但这些人除了相信他们有责任给自己和彼此带来幸福之外，做事情时没有任何原则，那就是他们的道德观。但这并不是道德的真正内涵，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不应当期望在这儿找到幸福。我们不能奉承他，说美德就能给他带来短暂的幸福，美德还经常和肉体的磨难相连。因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现象，我们总的来看是：哪儿有虚伪和愚蠢的人，哪儿就会有虚伪和谬误，我们不能把欺骗说成是诚实！

下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面对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事件，欧洲必然要抵制它，试图把它镇压下去，而且事实上欧洲也是这样做的，欧洲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欧洲有权力这样做，就像它要消灭的法国大革命有权力摧毁一切一样。对于被压迫在最底层、遭受不幸的贫苦阶层来说，他们有权起来造反，推翻压迫，他们宁愿在反抗中死去，也不愿继续忍受下去了。而欧洲不能坐视法国这样发展下去，不能坐视欧洲各国的利益那样进行分配，如果有能力的话，它有权力颠覆法国大革命。除了斗争，没有别的办法能平衡这两种权力，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因此，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向法国围拢过来，想推翻法国大革命，但没能成功。他们要摧毁的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这种情感相伴的是古老的狂热精神的复苏，它矗立在那儿，宣布自己的存在，让欧洲深入骨髓地知道，这种精神在那儿存在着。

波拿巴完全控制了欧洲国家。他一开始还是正确的，虽然后来证明他是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有其合理性，认为它“向有才能的人打开了大门”，而不是像西哀耶斯 注4 所说的是两个政府还是一个政府的问题那样简单。这实际上是当时任何一个好政府的目标，让每一个有才能的人发挥自己的才能，整个欧洲都在努力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善事。波拿巴最后武装起来，清除极端保守分子，建立起波拿巴皇家军队。但他没干出什么好事，他卷入战争，到处抢掠别人，结果就像以前所有寻衅挑事的君主一样，法兰西彼时惹恼了每一个国家。在德国，波拿巴最后激起北欧古老传说中狂暴战士般的愤怒，终于引火烧身，法国被赶回自己的国土。因此法国大革命只是真理的大爆发，即这个世界不只是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存在。怀疑论终结了，不管新事物何时出现，都向它们敞开了大门。

在下一讲中，我想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事物，我们将会看到一种新的东西正在欧洲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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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岑道夫(Zinzendorf)：德国神学家。

◎ 实际上，《强盗》出版于1780年，《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出版于1773年。

◎ 18世纪晚期，法王路易十六命人制作了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送给王后。一位伯爵夫人为了挽回自己家族的颓势，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经过精心筹划，她差人从珠宝商那儿骗走了项链，这件事后来被揭穿。此事暴露了法国宫廷内部的腐败奢靡，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 西哀耶斯(Sieyès)：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