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不是艺术,做事才是艺术。”[1]这是一种成语形式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很明智地把各种在之中艺术确实是“说事”的事例和关系排除掉,那么这说法也完全是对的。如果有人要否认诗人的艺术恰恰就是“说事”的话,那么这无疑就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诗人那样地说出这事,而正是通过以这样的方式说事,我们才看出这诗人是一个诗人。这说法也部分地适用于讲演者的艺术。
但是,考虑到爱,不管是部分还是全部,这样的说法都是不适用的:“说这事”是艺术,或者“能够说这事”以某种方式在本质上是以天赋的偶然性为条件的。正因此,“谈论爱”是那么地具有陶冶性,因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想着并且对自己说:“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事,或者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做到这事”,然而,“每个人都是或者都能够是诗人”则是一种古怪的说法了。爱克服所有差异性,爱解开所有绳索以便将所有人都绑进爱的绳索,这爱自然是带着爱心地防范着不让一种特别类型的差异性在这里起到分裂作用。
因为这事情就是如此,因为赞美崇尚爱不是“艺术”,正因此,去这样做是一种作为;因为“艺术”是与天赋的偶然性发生关系,而作为则是与那普遍人性的东西发生关系。这样,俗语能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得以运用。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一种随意给出的评论之中、在一种匆匆做出的建议(这在我们的时代看来尤其受欢迎)之中想要说,“如果有人让自己去赞美崇尚爱,这很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说“说这事不是艺术,做这事才是艺术”——尽管在这一关联之中“做这事”就意味了说这事,而这个,如上所示,相对于爱不是什么艺术;于是,这因此是艺术却又不是艺术,而是一种作为。这作为是:通过去进行对爱的这样一种赞美崇尚来让自己做这工作;这既要求时间又要求勤奋。如果“赞美崇尚爱”是一种艺术,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因为相对于一种艺术的情形,即使会有人愿意去花费时间和功夫、愿意去让自己做这一工作,其实也并非每一个这样的人都理所当然地会去实践它。爱则相反,哦,它不是像艺术那样,严厉地守护着自己,并且因此只将自己赋予很少的一些人。每一个想要爱的人,都会被赋予爱,并且,如果他想要让自己去进行“赞美爱”这一工作,那么他也会成功。
那么,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
爱的作为:赞美崇尚爱
这是一种作为,并且,自然也是一种爱的作为,因为它只能够在爱之中被做出,进一步确定说就是:在“真相之爱”中。现在我们想要努力去弄清楚,这一作为必须怎样被做出。
“赞美崇尚爱”这一作为必须向着内心地在自我拒绝之中被做出来。
如果“赞美崇尚爱”要从根本上被完全地做出,那么一个人就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地使自己保存一种想法,相对于所有异类的、外来的、不相关的、打扰性的东西,坚持不懈地保存着那种在精神的意义上所理解的最严格的节制,坚持不懈地保持着对于每一种其他想法的最一丝不苟而最顺从的弃绝。然而这却是非常艰辛的。在这条路上很容易就会脱离意义、关联,脱离理智;并且,如果那使人投入的东西是一种单一的有限观念而不是一种无限的想法,那么,它也确实会使人脱离意义、关联和理智。但是,如果那拯救和保留理智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想法的话,那么这里的事情就仍是非常艰辛的。因此,在远离所有分散注意力的消遣而朝着内心的方向上,思考一种想法,一个月又一个月,渐渐地使那绷紧思想之弦的手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然后,在另一方面又渐渐地学会不断更顺从、更谦卑地使这手在关节中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有弹性,这手,如果有必要的话,这手在一瞬间里就能够使那被绷紧的弦得以放松和舒缓;就是说,带着渐渐变得剧烈的激情抓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确定,带着渐渐增长的谦卑能够在任何必要的瞬间越来越轻松地放开;——这是非常艰辛的。然而,“这是一种必要性”,没有人能够向什么人隐瞒这一点,哪怕有人去隐瞒,也没有人能够向什么人隐瞒这一点;因为,在一个人只思考一种想法的时候,这方向是朝着内心的。
一方面,这样去想,“一个人的注意力只是朝着外部世界,在对象的方向上(这对象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这是一回事;而另一方面,以这样的方式转入“去想着一个人不断地在每一瞬间都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处在思考之中的状态或者意识到这处于思考中的自己的情况如何”,则是另一回事。但只有后者才是本质上的“思考”,就是说,这是透明性;前者是一种不明了的思考,承受着这样的矛盾:那思考着地说明其他东西的东西,在最终的根本上是不明了的。一个这样的思考者通过自己的思考说明别的东西,看,他不明白他自身;他在朝着外部世界、朝着对象的方向上也许是非常根本地用上了自己天生的能力,但是,在向着内心的方向上则只是非常肤浅地使用这能力,因此他的所有思考,不管看上去仿佛有多么深入,在根本上仍是肤浅的。但是,在一个人的思考对象在外在的意义上是有着极大的包容性的时候,或者在一个人把自己所思考的东西转化成一种博学的对象的时候,或者在一个人从一个对象跳跃到另一个对象的时候,这时,他就发现不了这最后的不协调性:所有“明了性”立足的根本是“不明了”,而不是“真正的明了性只能够处于透明性之中”。相反,在一个人只思考一种想法的时候,这时他就没有任何外在的对象,于是他就在自我深化之中有朝着内心的方向,于是,在关于“他自己的内心状态”的问题上他就必定会有所发现;这一发现首先是非常令人羞辱的。“人之精神”的力量的情形不同于身体的力量的情形。如果一个人工作过度超过了自己身体的力量,那么他被损坏了,这样,他就是什么都没有赢得。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恰恰通过选择朝着内心的方向)以超过自己原本的精神的力量去过度工作,那么他根本就不会发现,或者他在更深的意义上不会发现,上帝是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丧失了那最重要的东西,或者那最重要的东西在本质上就与他擦肩而过了。就是说,在原本的身体的力量之中没有任何自私的东西,但是在原本的“人之精神”中有着一种自私性,而如果“上帝之关系”要真正地被赢得的话,那么这种自私性就必须被摧毁。这样,如果一个人只思考一种想法,他就必定会经历这个,他必定会体验这样一种“停顿”的登场,在这一停顿之中他被剥夺了一切,他必定会经受这样一种生命危险,在这生命危险之中人为了赢得生命而丧失生命[2]。他所要去走的就是这条路,如果他在这一难题上跳过,那么他的思考就会变得肤浅,尽管在这睿智的时代介于人与人之间已经被做出了这样的假定(但却不在上帝或者“那永恒的”那里对此做出询问):这样的努力是不需要的,是的,这样的努力是夸张。现在,人们当然也不会为了在一种没有思想的生活之中过得舒适或者为了借助于那种受人钦敬的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所有其他人完全相同的圆满去满足自己的同时代而需要这种努力。然而,事情却确实仍是如此,如果没有在这一难题之中经受考验,如果没有这一努力,一个人的思考就会变得肤浅。因为从精神上理解就是如此,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在一个人以超过自己原本的精神的力量去过度工作的时候,只有在这时他才能够成为一种工具;如果他是诚实而信仰着地坚持忍受下去,那么,从这一瞬间起,他就会得到那些最好的力量;但这不是他自己的,他在自我拒绝之中具备他们。
哦,我不知道我是在对谁谈论关于这个,不知道是否有人关心这样的事情;但我知道这个,曾有这样的人生活着,我知道这个,恰恰是这些全力赞美崇尚爱的人们,在这些在今天部分地几乎是不为人所知的水域之中,他们曾是历尽沧桑的具备全程航海经验的[3]人们。我可以为他们书写,以这个美丽的词来安慰我自己——“写!”“为谁写?”“为死者们,为那些你曾在往昔爱过的人们写!”[4],并且我也无疑会在“爱他们”之中与同时代人中那些最亲爱的人们相遇。
在一个人只思考着一种想法的时候,他就必定会相对于这“思考着”发现自我拒绝,而这自我拒绝则会去发现“上帝存在”。于是这就恰恰在至福之中和在恐怖之中成为矛盾:拥有一个全能者作为自己的员工[5]。因为,一个全能者不可能是你(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员工,除非这意味了你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在另一方面,在他是你的员工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做一切[6]。伤脑筋的是,这两方面是一个矛盾,或者是一次性同时发生的,这样,你就不是在“今天体验到这个而明天体验到那个”;伤脑筋的是,这一矛盾不是什么可以让你在某些时候意识到的东西,而是某种你必须在每一个瞬间都自觉意识到的东西。在同一瞬间,你就仿佛是能够做一切——并且,一种自私的想法会悄悄地溜出来,就仿佛那能够做一切的人就是你自己,于是在这同一瞬间,一切都会在你面前被丧失掉;而在自私的想法投降的同一瞬间,你就又重新能够拥有一切了。但上帝并不被人看见;因此,人在自我拒绝之中使自己成为工具,而就在上帝使用这一工具的时候,在表面看上去“那能够做一切的”似乎就是这工具,并且这也诱使这工具本身去做出这样的理解——直到他在之后又重新什么都做不了。去与另一个人一同工作已经够艰难的了,哦,然而要去与全能者一同工作的话!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挺容易的;因为他所不能的事情,我完全可以让他[7]来做。因此,这麻烦恰恰在于,我要一同工作,如果不是通过别的方式的话,那么就是通过不断地理解“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这不是什么一了百了地被理解的东西。这是难以理解的:不是在一个人真正什么都做不了的瞬间——在他生病的时候、心情不佳的时候,而是在他看上去似乎能够做一切的那一瞬间,去理解这一点。哦,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一种想法那么迅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一种想法在它击中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剧烈地击中一个人;而现在,在想法的海洋之中,在那“70000浔之深”[8]——他却还没有学会去这样做:在夜幕降临时能够安宁地酣眠,远离各种想法,因为坚信上帝(这上帝是爱[9])充足有余地具备它们,而能够充满信心地醒来进入这些想法,因为确定上帝不曾睡觉!东方的那个强大的皇帝有一个侍者,这侍者每天都提醒他关于一件特定的事情[10],但是一个卑微的人则必须把这关系颠倒过来去对上帝这全能者说:“一定要提醒我记得这个和那个”,然后,上帝就这样做!这岂不是令人失去理智吗:一个人要得到许可去平安而甜美地睡觉,他只是像皇帝对侍者那样地对上帝说,“一定要提醒我记得这个和那个”!但这时这个全能者却又如此警惕地守护着自己,以至于在他所允许的这一鲁莽的自由之中,哪怕只是有一句自私的言语,一切就都会丧失掉,然后上帝就不仅仅不提醒人记住这个和那个,相反,他倒像是永远都不愿忘记这使人犯下了过错的事情。不!那么“能够做稍少的事情”就是远远更安全的,那么,“以一般的人类的方式来自欺地以为自己确实觉得自己能够做这事情”,就比这伤脑筋的状态,亦即,“完全绝对地意义确切地什么都做不了,反过来又在某种比喻性的意义上似乎是能够做一切”,要远远更安全得多。
然而,一个人却只能够在自我拒绝之中真正全力地赞美崇尚爱;因为上帝是爱,而只有在自我拒绝之中一个人才能紧紧抓住上帝。一个人通过自己对爱所知的事情是非常表面的,他必须通过上帝才得以知道那更深刻的东西,这就是说,他必须在自我拒绝之中去成为每一个人所都能够成为的东西(因为自我拒绝是相对于“那普遍人性的”的,并且因此而不同于那特别的召唤和选拔),上帝所用的工具。于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知所有关于爱的事情,正如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知自己,正如每一个人,是为上帝所爱的。差异只是:对于有些人(这在我看来并不那么令人惊诧)这一想法甚至对于最长的生命都是那么充足有余,以至于他们在 [36] [让他的神灵担忧] 参看前面“让圣灵担忧”的注脚。
[37] [被有爱心的谈论者们称作是“爱之民族”] 在日记中,克尔凯郭尔写道:“在这关于爱之民族的说法之中也蕴含有对格隆德维的批评;因为一个单纯的民族将自己称作是‘爱的民族’,这其实是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这是虚荣和自爱的。”格隆德维曾在自己的书中将丹麦人谈作是“爱的民族”。
[38] [他有时候也进行另一种谈论,他谈论去爱丑陋者] 也许是指向色诺芬的《会饮篇》,在之中参与者们谈论他们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地方。克里托布鲁为自己的美而骄傲,因为这更容易并且不用说话就能够使人给他一个吻,这比苏格拉底的引诱性的讲话所能够招致的要容易得多( 所引中文译文出自沈默等译的《色诺芬的会饮》,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39] [那是一个人应当去爱的“邻人”] 见前面《马太福音》22: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