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医嘱_黑暗降临

位于歌德广场的市医院直到最近还是属于一个天主教会，医院由修女们管理。她们不仅受过全面的医学训练，而且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回应上天的感召，所以是无比美好且重要的。她们的温柔和喜悦并不会受到医院围墙之外的世界的纷扰。她们和依赖于她们的病患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的，不掺杂任何名利和其他欲求。即使有人觉得这些身穿制服，轻手轻脚，安静得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修女们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能找到比她们更好的来替代。

1938年5月，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决定“替换”医院的人员。元首通过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声称“伪善的修女们”都是无可救药的腐败分子。她们不仅向国外走私黄金，还和医院的首席医生有某种不体面的关系。那个医生六十多岁，是个天主教徒，被怀疑同情君主制。更严重的是，她们还一起策划了至少一次谋杀。（一个纳粹党的高级人物去年冬天在这个医院接受了一次癌症手术后死去。）总之，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行动。首席医生被迫逃亡，修女们被赶走，教会也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补偿。有两三个修女逃到国外，其他的修女则被关进监狱，而审判却遥遥无期。检察官手里的“材料”只有一些孩子和精神病人以及告密者的毫无价值的“作证”，连当局都不敢凭这些东西进入审判程序。这座城市大学</a>的刑法教授哈伯曼博士大声疾呼反对这次审判，当局听取他的意见保持了足够的理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剥夺了他的职务并且停止了他的授课权。“何时恢复另行通知。”他们也知道，强迫哈伯曼教授的学生改听另一个百分之百的纳粹教授讲课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

首席外科医生的职位给了舍巴赫教授。这位外科医生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在巴黎、纽约、东京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位，但是他选择留在德国。刚接到邀请时他有些犹豫，但是后来还是接受了。也许是因为他冷峻的外表下隐藏着某些感性的成分。在希特勒执政的 教授使劲地眨眨眼睛。上帝啊！什么时候才能到头？上帝啊！如果传染病暴发，我们如何应对？如果在和平时期我们就要施行这些危及生命的做法，一旦战争开始了，我们又将如何医治伤员？他把那份报纸和医学期刊都丢进废纸篓，摘掉眼镜，两只手托着下巴，头疼欲裂。

这一天是12月24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舍巴赫会比平时早一些离开医院，回到家开一瓶好酒，一个人安静地度过平安夜。他喜欢一个人，也想象不出来这个时候还能和谁在一起。医院已经满员，没有可能再收治哪怕是一个病人。病房都巡查过了，也没有安排手术。舍巴赫正要脱下白大褂换上自己的褐色外套，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基林格医生冲了进来。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面带怒色、衣冠不整的年轻人，头发被汗水粘在苍白憔悴的脸上。舍巴赫穿着衬衣，褐色的外套还拿在手上，不禁勃然大怒。

“你怎么敢不敲门就进来——你……！”但他突然停住了，注视着那个跟着进来的年轻人。

基林格医生正要开口，但那个小伙子抢先一步，像一只猫那样轻轻地跳到医生跟前，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你必须收下我的妈妈，你听懂了吗？必须！我妈妈在门口的出租车里。她已经快瘫痪了，而且我觉得她已经神志不清了。这位医生说没有病床，但是必须有病房，你会收下她的，对吗？”

舍巴赫好像对这一粗鲁的闯入毫不在意，而且立即像一个在前台的值班员那样，用标准的口气和程序开始提问：“你的名字？你母亲的名字？瘫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神志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基林格正要开口，舍巴赫示意让他闭嘴。弗里德尔·莫克斯一直用耳语的音量讲述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紧张，颤抖，但是说得很仔细。舍巴赫让他坐下说，但他似乎没听见。

他小声说着：“今天早上她不认识我了，而且一直把贝伦斯当成马科斯。她走路东倒西歪的。我们扶她上出租车的时候她发出可怕的笑声……”他说到这儿顿住了。

舍巴赫转向基林格：“118病房的病人可以出院了。对吗？”

基林格开始结巴。“可，可，可是，118的病人是一个冲锋队司令官，他还没有在这儿找到住处——”

“那就让他去找一家旅馆，病房必须立即腾出来给新来的病人，立即！听懂了吗？”

弗里德尔这才一下跌坐到一把椅子里。

“感谢上帝！”这是他用正常的声音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舍巴赫看了一眼118号的新病人，示意让弗里德尔出来。

弗里德尔站在走廊里问：“她会死吗？”

教授没有回答。

“脑出血，”他对基林格说，“准备注射苯巴比妥，冰袋，放血，听见了吗？快去！”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12月24日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舍巴赫医生都坐在莫克斯太太的床边。她不再笑了。苯巴比妥和放血疗法起到了镇静作用，但是她仍然不能说话，呼吸也有困难。迄今为止她没有发烧，医生一直亲自给她的额头上敷冰袋。值班的护士退下去了，无奈地摇摇头。显然，教授想和新来的病人单独在一起。病房的门关着，站在外面的护士惊讶地发现教授一个人在说话。洪亮阳刚的声音充满了温柔的抚慰。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躺在床上的女人不能点头，只是冲着医生眨了眨两只分得很开的眼睛。但是医生相信她听得见。“所有这一切，”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怕的、令人发指的、不可原谅的罪行。你一定不相信，这一切还会继续很久。我在这儿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因为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躺在床上的女人发出了一声模糊的声音，好像是从肺部的深处发出来的，伴随有轻微的嘶嘶声。教授托起她的头，轻轻摸了摸她的面颊。

“发烧了。”他大声说。心里想，是肺部感染，我最担心的就是肺部感染。

女人朝着医生热切地眨着眼睛，好像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你的故事，”他说，“我还知道很多别的故事。你不是一个人，莫克斯太太，你的儿子们也不是一个人，你死去的儿子，还有活着的儿子，他会看到这一切的结束，看到新的开始。你听到我跟你说什么了吗？”

女人开始发出模糊的呻吟声。她似乎用力想从床上起来，但只是身体微微抽搐了几下。她的面孔开始发红，发烧的热度在升高，但她的眼睛里仍然充满着热望。

“对此我们都要负责，”舍巴赫教授一边说，一边把身体俯向她，“我在这儿就是要告诉你，我知道我们都要负责。”

接下来，医生似乎开始对自己说话，声音低到几乎听不到：“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又一次被净化了。因为上帝知道这一切还要多久。”

病床上的女人正在忍受煎熬。医生从她的眼睛就能看得很清楚，她的心里一切都明白。他接着说道：

“我会照看你的儿子，你的弗里德尔。别担心，我会送他进学校，送他出国。也可能他会留在国内为‘结束’做准备，推倒那些假偶像。但我会让他没事，让他什么都不缺，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让他有所成就——我向你保证，莫克斯太太。”

泪水从母亲的眼中流出来，流过她发红的面颊。但是她的眼睛和她的面孔一样僵硬，一动不动。

“等一下，”医生说，“我会让你轻松一点。”

他走到走廊上给了值班护士一个医嘱。护士让他重复一遍。

她一边递给医生注射器，一边说：“这个过量了，过了很多。”

舍巴赫医生让她退下。她照办了。

“我现在来帮你，”他一边说，一边把女人的袖子卷上去，用一根橡胶带扎紧她的胳膊，又用一个酒精棉签在注射部位消了毒，“你一会儿就会觉得好过了。”

他一边推着注射器一边想，完全没有希望了。也许她能熬过今夜，也许能熬过明天，但那将是怎样难熬的夜晚和白天！当然我可以自己来，不一定非要护士给我准备这剂过量的吗啡。但今晚我要保持纯洁，不要遮掩……小心翼翼地，他把针头从病人的手臂里抽出来。

通过静脉注射的吗啡立即起了作用。女人放松了，闭上了眼睛。医生握着她的右手，感觉到她的脉搏一点一点地变弱，直到完全停止。她僵直身体开始慢慢地退热，直到完全变冷。她一直张开的嘴也闭上了。她的嘴唇露出一丝笑意，但此时她的脸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莫克斯太太那张冰冷的大脸。母亲的脸变得好看了，前额变得光滑而有光泽，像一个孩子的前额，像她的那个在进港的时候被打死的儿子的前额。

好像是怕吵醒睡着的病人，舍巴赫医生轻轻地走到走廊里。

他对护士说：“一切都结束了。”

楼下进口处的外面，弗里德尔正坐在冰冷的台阶上等消息。

医生对他说：“都结束了。上楼去吧。”

弗里德尔没有动，只是垂下了头。过了一会，他从下往上看着医生的脸，问道：

“你做了所有一切？”

“所有一切，”医生回答，然后又近乎耳语地加了一句，“所有一切，还多一点点。”

弗里德尔听清了医生说的话。他站起来，伸出手。

“谢谢你，这样很好。”

舍巴赫把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走过街道。大多数的房子还在黑暗中，只有间或在几个窗户中透出圣诞树灯饰亮起的光。

“是啊，这样很好，”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仰起头，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阴云密布的天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会好的——会比现在好一千倍。”

我们的城市，生活在继续。热闹的市中心令人印象深刻，但郊外的风景更加柔美。那里一片祥和，宽广的草坪，起伏的小山，潺潺的流水。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男人就住在那里，住在那些被灌木环绕和树荫遮蔽的简洁独立别墅其中的一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