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鸿爪记_禹域鸿爪

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对我说来，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邻家突然着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间化为乌有，数年来费心收藏的图书，片纸未剩，烧成灰烬，就连亡友吕泣(1)的遗稿，自己幼年起抄录的各种文字，以及写就的文稿，罹祸之际，也无从择拣救出，同时化作了烟尘，每每想起，但觉不胜遗憾。到了四月，我 此文遂成了他的绝笔。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实遂他的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离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后的 滞留天津期间，所遇之事，特别值得记述者，乃是与严复</a>、王修植、方若诸氏之晤谈，以及凭吊同乡友人石川伍一死难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与我，同乡加之同庚，甲午战争之际任军事侦探，为战事中最先殒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凭吊其亡命之所而后安。至天津，屡屡向人打听其亡命之地，竟无人知晓。本来记得传说是被枪杀于天津西门外，照片则表明是古坟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从租界所在地紫竹林，来到天津府城外，穿过据称天津最繁华的锅店街、估衣街，一路转转盘盘，来到西门前，由这里径直向郊外走上数町，穿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来到村落人家的尽头处，果不其然，但见千百个不知其名者的土馒头，零零星星地，与渺茫的原野浑然一色。我友战乱身亡之地虽无从辨认，但追想当年，心中感慨满溢而出，难以自抑。然而，石川殒命未及数年，竟不见有人以一石标识他的名字，而天津的侨民中，也没有一人知悉他的殒命之地，这尤其令人深感凄怆。

与严、王诸氏会面，即为是日夜晚。由我设一小宴，招请他们至我下榻处的 按，今日之北京，乃辽、金、元以降之古都。辽太宗会同元年，擢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位于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长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门：东面曰安东、迎春；南面曰开阳、丹凤；西面曰显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间（徽宗时），改名为燕山府，府城周长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环以三重城濠，开有八道城门。金贞元四年，废主完颜亮驾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下令增扩都城，周长七十五里，设城门十三处：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筑都城于旧城东北，方六十里，设十一道城门：正南曰丽正，偏东南曰顺承，偏西南曰文明；偏东北曰安贞，偏西北曰健德；正东曰崇仁，偏东南曰齐化，偏东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偏西南曰肃清，偏西北曰平则。九年，取名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瓮城，架吊桥，以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为北平府，于都城之北收缩五里，废弃东北及西北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一仍其旧。不久，改安贞为安定、健德为德胜、崇仁为东直、和义为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宫殿营建完毕，随即拓展城墙至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筑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一仍其旧。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状大致呈方形，以石头垒筑城基，砌砖，中间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墙脚厚六丈二尺，顶端为五丈，周长四十里，相当于我六日里余。城门之上为谯楼，城墙四角则筑有角楼，均覆盖以绿色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又称罗城，按照原定的擘划，本该环围内城，建成一座方圆七十余里的大城，但由于工费浩大，只是建成了揽住南端并转而襟带东西角楼的这一部分。设七座城门：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东曰广渠门、东便门；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嘉靖四十一年，七门加筑瓮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建成。瓮城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墙基厚二丈，顶宽一丈四尺，周长二十八里，即为我四日里二十五町余。

皇城位于内城中，呈方形，周长十八里（一侧之长度，则为我国之十一町五十间(2)也）。城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成红色，上覆金黄色琉璃瓦。西南为大清门，稍北为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正北方为地安门，旧时称北安门，顺治</a>九年改称地安门。大清门内为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称端门。端门内，左为左阙门，右为右阙门。大清门则为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五阙，上覆重楼；以金水河相环绕，河上架设五座石桥。

紫禁城则又位于皇城之正，呈方形，周长六里（南北长约我国之六町三十三间余；东西长则约为我国之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墙皆涂成红色，覆以红瓦。南面称为午门，左右两边则是左掖门与右掖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北面为神武门。

据《辽史</a>·地理志》，皇城位于辽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当时称宣教门；外边三道门，分别称作南端、左掖与右掖；西面为显西门，设而不开；北面为子北门。后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金代，宫城周长为九里三十步；天津桥迤北称宣阳门，穿门而过，有文、武二楼，文楼折而向东，为来宁馆，武楼折而向西，则为会同馆；正北为千步廊，东西相对，廊的正中间各有一道偏门，朝东即为太庙，朝西为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朱门</a>五道，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为左掖，右为右掖。城正东称宣华，正西称玉华，北面称拱宸。元代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设有六门：正南为崇天；崇天之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四座角楼，则据于宫城之四隅。明代初年，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日之西苑。永乐十五年，皇城向东改建，相距旧宫一里许。其时东华门外，民居逼迫，喧嚣之声，达于禁御，故而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将东华门挪移到河东，让居民搬迁至灰厂西面的空隙之地。概言之，辽、金以来，皇城屡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朝都城之残壁，至今犹残存于右安门外西南二英里许处。颓圮之土墙，高至二三丈，南北凡二英里，东折，亦二英里许，大致为其西南之一隅。从其周七十五里推算起来，似远远大于现有都城的规模，也大于元代的都城，据此当可想见海陵王的好大喜功。元代之规制也要大于现有之规制，所谓KHANBALIK（意为可汗之都），即马可·波罗所记述为KHAMBALIK者也。元都城之残壁，位于今城墙西北隅稍北处，朝北延伸一英里半许，折而向东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墙相平行，再折而向南延伸约一英里半许，与今城墙之东北角相交接。其西南残壁之中段，当时之门址犹存，环围以半月状之女墙，里边有一小寺观，与现时门的形状恰好相似。此便为都城沿革之大略。

此行本打算上长城去观赏中秋之月的，可一行事不凑巧，延迟了一天出发，于赴长城的前夕，在北京城里过的中秋。是日走访古城贞吉氏，上北京城墙观月的事，便是在说话间匆匆商定的。筑紫辨馆的中村氏为此备下了酒和菜肴，一同前往者，有古城氏，《大阪每日新闻》的安大氏，筑紫的中村、伊藤二氏，加上我与小贯。从崇文门内的台阶，给了守城人一点钱，登上城墙，月亮已升离于外城城墙，高悬在那儿，多尘土的北京空气，惟有中秋最为澄净，白昼污陋憋闷、沙土掩住轮毂的街市，也洁净得有如冰莹一般。崇文门谯楼的戍卒，将戈矛之类的兵器当作手杖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也顾不上盘问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城墙每隔开三百码(3)，便会出现特别宽厚的一段，即所谓扶墙。我们在崇文门东边约 万寿山之胜，以未能入观，故吾之所记，不免极为疏略，因抄译西人所记，以弥补其缺漏。此山在北方，乃罕匹之胜景，故记述实不该太过疏略。其记云：

园内有一山丘，尝为几多绮丽之殿堂所蔽覆。一八六〇年，则为英法联军所焚毁。入门，从毁残零落之诸亭台间过，此处即为往时清帝游幸欢娱之所云。遂至昆明湖畔，山丘南麓浸濯于此，甚秀美，其北岸则有砌石而筑之高台，经雄伟之石阶可得而上。盖此台之左右上方，俱为大寺院之残垣断壁，而仅存丘顶之一部，其屋宇全以彩釉琉璃瓦修葺而成。山丘之四周，皆为众多更小之殿堂，尤以其北面者居多。其最为醒目者，当系高耸于山丘东北之浮图，塔身由彩砖构成，所谓多宝琉璃塔是也。复有青铜铸成之小阁，建于山丘南面、石台之西。虽状极废颓，但其整个景致，尚不失如画之美。伫身山丘，放眼瞻望，其感兴足以补偿登攀之劳矣。遥遥望去，北京都城之全貌，其堂、塔之参差者，皆一一收入眼中。眼前则湖光清莹，荷花掩映其间；西面，眼界则为蜿蜒之西山所遮断，但见群峰刺天处处岩壑，而以寺观镶嵌其间；东面，则圆明园之绿树郁然规整；山丘西面，则有塔桥，桥之中央为一亭榭，而石制之大舸与之相接，横陈于水面。与山丘遥相对应之湖中一小岛，呈圆形，以十七孔之石桥与湖岸相连。从岛中望去，最能领略万寿山昆明湖景致之奇妙。石桥附近之湖岸，置一铜制牝牛，制作甚工。

二十三日，投宿于万寿、玉泉二山之间，青龙桥畔之某旅店。虽不能说狭窄简陋，但小贯氏却遭床虫侵袭，甚受其苦，幸好我未受到如此侵害。翌日之二十四日清晨，先向西山出发，取道于玉泉山北之丘陵间。这一带居住有不少旗人，多有头扎两把头发、长相不甚姣美之妇人，伫立门前，如观看西洋镜般，打量我等路过之二洋鬼子。待转过山丘，豁然开朗，西山诸寺，历历可数。

西山诸寺，皆依山占胜而筑，遂历观卧佛、碧云二寺。卧佛寺在寿安山，面南而筑。据雍正十二年御制之碑文，唐代即有此寺，始名兜率寺；宋、元、明间，分别名曰昭孝、洪庆、永安；经雍正帝之弟怡贤亲王修缮，现名十方普觉寺。寺内旃檀佛卧像，据称为唐贞观年间所造，然据其容貌表情推测，当不会是早于明末之古物，特以其长及丈余而视为珍奇。有一历世宸翰之金字匾额，也留有当今西太后之手泽，行书，字体颇雄伟。入寺门，坡道两侧乔木蓊郁，恍若进入洞中，甚觉寂寞冷清。碧云寺位于香山山腹，坐西朝东，殿堂层叠，最后面之大理石制五塔，即便数华里之外，也当可遥遥望见。坡道两侧，民家鳞次栉比，登坡道，入墙门，便进到寺院境内。寺系元耶律楚材</a>后裔阿利吉捐舍家宅而开山；明正德年间，太监于经筑墓穴于此；后魏忠贤在此大事营造，以至有了今日之华美壮观：事见于乾隆之御制碑文。寺已显得有些颓败，但殿宇连栋，结构之瑰丽尚未全失，得以想见当日阉竖之豪奢。寺内有一莲池，水从石罅间溢出，此即明神宗题有“水天一色”四字、康熙帝亦题有“激湍”二字之处。然秋色已老，连败叶都已无处寻觅。另有乾隆所建之五百罗汉堂一座，五百尊木雕之罗汉像，长凡四尺，面相堪称怪异，乃雕工拙劣之作。木雕之十界遍布数堂，虽也拙劣，或许是明末作品。一殿堂中见有乾隆帝亲笔所书之匾联，各处所见之此人匾联虽不计其数，然亲笔匾联则惟此一处。

西山归来，由万寿山一路迤北，赴大钟寺之途中，路经圆明园，隔墙望见园内树木畅茂，闻说目下尚不准游客入内纵览，无从仔细辨识英法联军遗留的狼藉之迹，甚为憾事。在海淀用过午餐后，即赴大钟寺。大钟寺本名觉生寺，位于京城西北角数华里外。明永乐帝下旨所制之大钟，高一丈五尺，内外遍铸《华严经</a>》，密匝无隙，字八分许，阳文，系沈度所书、道衍</a>即姚广孝</a>监造。旧时在城西万寿寺内，乾隆时移置此寺。寺为雍正十一年敕建，其建筑格局，与碧云寺等若我日本之黄檗(1)风有所不同，反与追摹明初风格之我日本京都五山(2)等处颇相类近。由此，于离开北京城之五日间，完成了此一路之游览。嗣后数日，又得以一览西郊天宁、白云、万寿诸寺观。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数华里处。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圣慈李太后出资数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之背后，叠石筑有三山，以象征普陀、清凉、峨嵋。殿宇极闳丽。虽康熙、乾隆年间皆经重修，但近年颇见颓败，西太后修建颐和园之余，随即将其作为游息之地，一并重新修理。殿堂无数，金碧辉煌，看去令人心往神驰。最为绮丽之二碑亭中，是乾隆御碑与西太后重修之碑，重修之碑系翁同龢手笔，是六朝风格字体，显得十分闲雅。只是寺中佛像，皆制作拙劣，不值一看。比邻万寿寺之延庆寺中，有一明代正德年间之碑。矢野公使偶尔寄寓此寺，因其夫人在此养疾，而前往探访，则已是该月二十九日之事，是日风霾晦暝，如同行走在雾中一般，骑在驴背上无法睁眼，往返甚为艰难，初次体验到了清国北方旅行之真实况味。以下谈及之天宁寺、白云观，即为该日所观览者。

天宁寺在外城西一二华里处，此寺所值得观览者，当为其高大之十三重塔。过宣武门，傍近西便门，出外城墙，即见其突兀矗立于空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初时名光林寺；隋仁寿年间，名弘业寺，建塔以藏舍利，高十三级。现今之塔，即为其遗制。虽经累世修理，原有格式却未见稍失。与我日本塔峰之十三重塔相类，只是高大远胜一筹。塔峰之十三重塔呈四角形，飞檐清婉，此塔则为八角形，矗立劲朴，此其形制之惟一差别。其最底层八面塔身所附之塑像佛体，虽几经改修，却一概不见有近世之堕落体式迹象，仅此，即足以显出其尊贵矣。

白云观位于其北面，据说即为清国北方道教大本营之所在地。旧名太极宫，建于金代。元太祖得闻长春真人丘处机</a>之道行，遂将其召至雪山，后即命其居于此，名长春宫。明正统年间，改为今名。门前牌楼正反面，则悬挂有“洞天胜地”与“琼琳阆苑”之匾额。观中甚为闳畅，殿阁连接，庭院则在最后。其结构之绮丽，堪称与万寿寺不相上下。加之亭院房室皆极洁净，在当地殊属罕见，委实是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好去处。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京城中人纷至沓来，游冶云集于此。观中道士皆闲雅有礼，不像佛寺僧人那般见钱眼开。门前有一酷似铁拐仙人之道士，人虽污秽，望之却也颇多兴味。寺观之记述就此打住，接下来，须得为文庙记上一笔。文庙，即大成殿，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东；结构与永乐陵享殿相似而稍稍偏小；正殿七楹，东西两掖为库藏祭器与乐器之所；东西二庑各十九楹，配享先贤先儒；殿内高揭之匾额，为清圣祖</a>之“万世师表”及清世宗</a>之“生民未有”等历代御书。境内老树系元代栽植云。大成殿前林立之进士题名碑中，也有三块为元代之碑。戟门内有十具石鼓，相传原为周宣王之猎碣，曾为韩愈</a>、苏轼</a>写入诗中，以籀文之上佳标本而备受珍重，大者直径足有二尺，高三尺，形状似鼓，顶微圆。最初散落于陈仓原野之中，唐代郑馀庆取而置于凤翔县学时，其一亡失。宋皇佑四年，亡失者得于民间，其数乃足。宋徽宗</a>大观二年，由京兆移至汴梁，初置于太学，后移至保和殿，字以金描。宋钦宗靖康二年，则为金人所掳获，后移至大兴府学。元大德末年，虞道园任大都路教授时，得之于泥草之中，始移置于如今之所。虽然石质坚致，但毕竟已是三千年之古物，文句多有剥落。宋治平年间尚存四百六十五字，元至元年间则为三百八十六字，如今所剩，则仅在三百字内外，故而其旧时拓本遂愈加昂贵，以至价至数百金之数。孙星衍曾怀疑其为宇文周时之物，但汪中</a>力辩之。其为周宣王时之物，如今则已成定论。门前六碑亭中，有乾隆帝征讨回部、金川、伊犁、朔漠、准噶尔等，凯旋奏功时所建之巨碑。正殿后则为启圣祠，乃祭祀孔子</a>父祖五代之处。

总而观之，想必清代至乾隆时，气运臻于极盛，与汉之武帝与唐之玄宗时相似，故而在四处修建寺观以文饰太平上，着手实施，人力物力，似乎确实绰绰有余。游历所至，罕有不见乾隆御制之碑。然而中国千年之积弊，即便是如此隆盛之世，也决然无从消除，毋宁说，如此丰亨之运，反足以使其深患，一时模糊难辨，以致意识不到厘革之必要。至乾隆末年，衰败之兆早已稍萌，从其所铸之钱币已趋粗劣等事，即可见出。且乾隆帝写字，学赵文敏，纤巧无力。同时，所兴之建筑，绮丽有余而浑厚全失，与盛世气象极不相称。此等议论，须待他日再一一详悉。此外尚有其他值得记述者。

此外犹堪记述者，则为观象台也。台在内城东南隅，北距角楼数十步，与堞堵相连而筑，高出城墙殆一丈。置有康熙十二年所制之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纬仪及纪限仪等，皆铜制，雕刻有龙形、云形，系西人南怀仁</a>监制。台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仪器由金代旧物所改制，并添置以郭守敬所制诸仪表。明洪武年间，移至南京，后于正统年间，复造仪器，置于此台。至康熙帝，以其年代湮久不堪使用而重新制作，旧仪器则藏于台下。而如今台下之两具仪器，虽相传为元代之物，盖实为明代所制。其雕刻，手法浑雅，铜色苍古，显得高贵典雅，比之于新制之轻巧，当可表征时代气象之差异。自台上放眼望去，杨柳浓翠，因北京城家屋之制，高大均有禁限，故而除寺观外，不见有壮大之殿阁，殆见树不见屋者矣，以致景山之亭榭，紫禁城之宫殿，其金瓦丹壁，一眼即可从绿树丛中辨而认之。眼下一片低矮连绵之屋宇，即是贡院，明远楼则耸立其中，此当另作记述，暂且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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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檗宗原系中国禅宗临济宗一分支，明亡后，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禅师隐元</a>流亡日本，在京都宇治修建黄檗山万福寺，黄檗风即指其寺院建筑风格。

(2)京都临济宗五大寺院，1386年，由足利义满（1358—1408，室町幕府 (2)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政治家，佐贺滋人，早年学过兰学。曾两度组阁。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以立宪党为核心，联合诸家小党组成进步党，尾崎行箱、犬养毅等出任总务委员，大隈重信则为实际之党魁。

(3)自由党，创立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以其时总理板垣退助、副总理中岛信行等为首，以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建立立宪政体为口号。

(4)帝国党，明治时代以靠近山县有朋一系官僚的国家主义者为核心组成的政党。

(5)李经方（1855—1934），字伯行，号端甫。本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历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

(6)张之洞</a>（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抱冰、广雅</a>。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历官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劝学篇</a>》，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即张之洞，以籍贯称。

(8)崇朝，又作终朝：一个早晨。意为若机会凑巧，要不了一个早晨的泰山之云，便足以雨泽天下了。

(9)作者所用“长毛贼”系当时的清政府及外国列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蔑称，以下同。

其七 杭州 西湖 灵隐

不顾迷蒙细雨，搭乘大东轮船公司之拖轮前往杭州，是十月十七日傍晚的事。沿黄浦江溯江而上，不到一个小时，已是暝色四合，遂于空气混浊之船室寂然入睡。十八日清晨，船行至塘汇镇一带时醒来。不久，船抵嘉兴府城，乃江浙有名之水乡。环卫城墙之水路迤北而来，绕城西向，于西南角离城而去。城墙苔蒸雨湿，呈苍黝色，显得寂寞冷清。据闻城之南端有名胜鸳鸯湖，然因航路不经彼处，无由亲睹。雨越下越厉害，船窗也无法打开，但觉无聊更甚。南国沃土，纵目远眺，但见草树葱郁，带着雨意，色泽愈发翠绿了。民俗惰逸，至阡陌不修，一味听任纵横交错之河渠，冲刷树根，浸灌田圃。水势平静，波澜不兴，不见有汨没之患。其石桥皆为穹隆形，便于帆樯桥下通行。桥上则为石阶，不宜于通车。因而足可推知，此地水路即为孔道，通常之道路，仅用以走轿行马而已。桥之穹隆状两侧，正反面必有石刻之对联，以描述景物形胜之概略。盖对联之文体，乃中国人头脑特别发达之品种，以致一无遗漏，应用至于此类场合。晚七时，抵达拱宸桥。投宿于大东公司之分公司，在此度过一夜。拱宸桥位于杭州府城北，距城约二里，乃租界海关等机构之所在。此处虽也有我邦之租界，却未见有一处屋宇，旁若无人地占据了茫茫原野的，便惟有草色。不过，拱宸桥地理之便利殊为不恶，此地之繁华，正与日俱增，一年不到时间，河道两岸即已建成数百家屋，当可证明这一点。此地虽亦设有我邦之邮局与警察署等，然而，就连这些设施也未建于专辖之租界内，而只是租赁中国家屋而已。

十九日，租赁一以足摇棹之小舟，行二里许，由水门入杭州城内，抵马所巷日本领事馆。承蒙领事代理速水一孔氏之雅意，决定留宿于领事馆内。此日天色，依然阴云未开，游览亦无从逞心纵意。偕横滨正金银行留学生、此时正寓居领事馆内之大隅行一氏，往东本愿寺，访日文学堂之伊藤壶溪氏。学堂于本年一月开张，目下有生员三十人。开校以来，挂籍者近百人，然倏来倏去，志向不定。趋赴眼前利益，本乃中国少年之习常，留而未去者，则堪称志向稍见坚确也。

二十日午后，随同伊藤氏去了西湖。走钱塘门。闻门内之按察使司衙门，即为宋之权相秦桧</a>宅址，而相邻之演武场，则充杭州驻防八旗之用。从这里至西湖湖畔，一路上，随处可见放牧在野地的马群。旗人贫乏，无以自给，竟至于此。马群侵入农家田圃，毁坏禾谷菜蔬之事，则多有发生云。旗人凡一千三百人，地当按察使司之东南，于城内别划一廓，聚居于此。臬司卫门前，视线越过城墙，即可望见与卓尔不群之峰峦比邻而立之七重宝塔，此即著名之保俶塔，建于宝石山上，高耸于西湖正北岸。出臬司卫门，西湖全景蓦然映入眼中。山翠参差，屏围湖水，纵横各有一里余之湖面，平滑如熨，山影倒涵，稀见泛舟。门外数步处，租得一系于柳荫之瓜皮船，先赴孤山。水色虽难言清澈，然水中荇藻历历可见，亦堪称此国罕见之一景矣。白堤，苏堤，杨柳如烟。孤山则位于二堤之间，翠樾可掬。堤上往返之行人，辫发胡服，但觉与风景殊不相称也。前行右边为断桥，由锦带桥入后湖，驻舟于放鹤亭下，登岸凭吊冯小青墓、林处士墓，品尝名物藕粉。复乘舟，过连接孤山与西湖西岸之西泠桥，桥西青苔累累处，即为苏小小墓。休说苏小小、冯小青皆为子虚乌有之美人，其墓茔亦不过好事者假托所为，西湖之入诗，且如此有情有色，多半是因了这子虚乌有之美人。纵然可以指认史上之美人为子虚乌有，然而，人心咏叹之美女，作为西湖景物点睛之美人墓茔，到头来，又岂可一概视其为子虚乌有哉？离开圣因寺行宫之丹壁，经跨虹桥，入岳湖，右边即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败叶满目，令人甚感哀怜。系舟栖霞岭下岳王庙前，步上岸去进谒岳庙。庙内安置之塑像酷似演剧，令人生厌。复拜谒邻傍之坟墓。墓高丈许，周长三丈许。一旁为其子岳云墓，形制稍小。门内两侧，置有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铁铸人像，裸身，为手缚背后状，面朝岳坟。明末以来，几度更铸，眼下之物，则为新近所铸。千载之下，恩仇两立本该譬若逝水，何以会留下这如同鞭挞死尸之残酷儿戏，纵人唾骂耶？因体会到此国之人，心地执念之深重，亦甚觉悲惨可怜也。复乘舟至关帝庙内之蚕学堂。我邦人轰氏等三人，受聘于此，教授养蚕学。机械教室整理得颇为可观。适逢轰氏等三人外出打猎，未遇。将学堂内略一观毕，遂乘舟过赵公堤之玉带桥下，入里西湖。由压堤桥下横穿苏公堤，至外湖，左边为阮公墩、湖心亭，赴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旧时为一禅林，彭刚直公玉麟于此营造水庄，亭榭修洁，建于树影水色间。别于湖中构筑一大池，平桥曲折，连络三四水亭，池为败荷所掩，惟有遥想在此眺望莲花盛开时之盛景。桥尽头处，亭前湖中之三石塔，呈鼎足之势。据云，夏夜纳凉，月光映潭，影分为三，遂取名为三潭印月。彭公殁后，复归于寺院。此处正对雷峰塔</a>，塔身红砖砌成，塔形诡异奇特，望之鲜艳夺目。塔系五代吴越王妃所建，重檐飞栋，后罹火灾，仅存砖瓦砌成部分。风雨斑剥，藤萝覆掩，想来是昔日之窗户处，已成八面幽深之空洞。离开三潭印月，前往钱王祠，即表忠观者。东坡碑虽残缺不全，然与明代重刻之碑相并存。于此舍舟步行，左边路经问</a>水亭，由涌金门入城，日已迟暮。过武林大街，曲折穿行于热闹街市间，遂归。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雨。虽心驰神往于山色空蒙之眺望，悬想不已，然至湖上半里，须经过杂沓市街，终懒于前往。况且二十二日，领事馆内有在杭日本人聚会，我也已有意出席，遂不再做出游之想。在杭州之日本人，经商者，除大东公司二位，再不见有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 双峰插云 柳浪闻莺 花港观鱼

曲院风荷 平湖秋月 南屏晚钟 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 断桥残雪

钱塘八景

六桥烟柳 九里云松 灵石樵歌 冷泉猿啸

葛岭朝暾 孤山霁雪 北关夜市 浙江秋涛

增补西湖十八景

湖山春社 功德崇坊 玉带晴虹 海霞西爽

梅林归鹤 鱼沼秋蓉 莲池松舍 宝石凤亭

亭湾骑射 蕉石鸣琴 玉泉鱼跃 凤岭松涛

湖心平眺 吴山大观 天竺香市 云栖梵径

韬光观海 西溪探梅

* * *

(1)南宋画家，其画颇具禅意，遗迹多流传日本。代表作有《潇湘八景图》等。《远浦归帆图》真迹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松猿图》则对日本禅画影响尤深。

其八 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我乘坐之拖轮上等舱室，有四位中国乘客先我而入，已无余席，我乃勉强挤入，其逼仄局促，岂语言所可形容。平常与中国人交肩而过，连衣袖相触都觉不快，眼下则不得不勉强插入其间，求取一宵之眠，思之甚觉悲惨。若遇有吸食鸦片者，将如之何？暗中痛心疾首，所幸皆非瘾君子也。二十五日清晨，船过嘉兴。至此，沪杭间之航路，均走同一水路，由此向前，则分道而行，赴苏州者，由大运河。舟中空气混浊，寂寞无聊，但觉心烦难忍。中国人旅客，携带寝具自不待言，即便餐具、便器，旅途中随身携带，亦习以为常。船中所应提供乘客者，竟连一只茶杯也无。我频频索求开水，却无可承受之器具，无奈，只得向同舟之中国人借用。同舟之一人名叫熊佐周，浙江衢州府人，看上去像是一名官吏，邀我笔谈，应酬数语，聊以遣闷，以皮包中所携之《万朝报》一份相赠。

船过平望镇，继续向北，从一名叫宝带桥之大石桥侧过，眼镜型之桥孔，凡五十三个孔，彼此连接，其中央三孔较大，谓其有若长虹，横架空中，亦洵非虚构。据《大清统一志》桥长一千二百丈云，似颇过于夸大。想必也即长约六七町吧。位于澹台湖口，为运道所经之处，汉代时即已开通，唐代王仲舒捐出宝带，筑桥于此，由以得今名。相传经宋、明两代重修。于晚景中，抵达苏州吴门桥东。至领事馆，片山敏彦氏尽东道之谊。

在苏州，日本人必游之地，照例为枫桥寒山寺与虎丘等处。大东汽船会社苏州分社海津、新井二君，特为我租赁一小画舫，据云，其为日本人导游此地，当已超逾五六十回，我亦命该被其一无遗漏纳入此一数字矣。二十七日，于吴门桥下解缆开船，先赴虎丘。画舫过连接城墙西面外侧之大运河，但见河中船舶鳞次，中有江苏水师之炮艇若干，乃小型之中国船，船首配备一门铜制炮，炮身大小但觉与机关炮相仿。艇虽小，但其制式甚佳，据云颇堪承受发射之际之震动。太湖水师之炮艇亦与此同一制式，乃彭玉麟(1)组织长江水师，以减发贼(2)势焰时之遗制。其在昔时曾颇为奏效，然用于今世之实战，固然已不中用。胥门、阊门等，皆为古意盎然之名称，过其门外，折而向左，进入稍狭之水路。至虎丘，两岸市屋栉比，风景无甚值得称说者。船只往来频繁，船夫大声互骂不辍，以避行船彼此冲突。至虎丘山麓，民家稍见荒疏。系缆于柳荫，遂登丘而上。

虎丘山位于苏州西北，距城七华里处，乃平畴间之一大土阜。又名海涌山。吴越春秋</a>时，为吴王阖闾墓冢之所在地。相传，盖下葬之时，发五郡十万人治冢，葬后三日，有白虎蹲踞其上，故取名为虎丘。秦始皇东巡时，凿冢求吴王宝剑，此虎当坟而踞，秦始皇以剑击之，末及，误中一石，其遗迹犹存，剑则已不复得，乃陷而成池，故号为剑池。池旁有一石，其大当可坐千人，号千人石。事见唐人所著之《吴地记</a>》。入山门，观览元代之至正及明代之永乐、景泰、正德等虎丘云岩寺之修造碑。永乐碑系杨士奇</a>撰文。稍进，有拥翠山庄，依丘而筑，由此纵目西眺，灵岩山、天平山、狮子山、上方山、阳山等吴郡名山，断断续续，峙立于平野尽头。山庄下则有憨憨泉。沿磴道再向上，为秦皇之试剑石。巨石正中，断为两截，秋草萌生其间。又有一真娘墓。真娘乃古代吴国之佳丽，事见于《吴地记》。自古以来，羁旅才子为之题诗者不在少数。我邦竹添井井(3)之诗句中也曾有吟咏。然而，其何故葬此之缘由，则不甚明了。磴道尽头，则为千人石，岩石平广，经风雨剥蚀，呈死寂般苍黑。其左边之穷绝处，则为剑池，两岩耸峙，俨若以巨斧劈削而成，上架石桥，其间清泉满贮，有“风壑寒泉”几个题字。池旁一石，“虎丘剑池”四个大字，相传为颜鲁公所书，然已几经改刻。与之相邻之一石，则刻有吕祖师、陈希夷</a>人像。千人石相传为高僧竺道生说法处，立其石以为听徒，石皆点头云。此番灵迹，如今硕果仅存者，惟明万历壬辰年间所建《金刚经</a>》之石灯耳。闻山巅寺中有本邦铸造之钟，虽确有其事，然系贞享(4)年间铸造，铜质也甚粗糙，见镌有钱塘胡光墉捐献字样，定是我明治维新后，中国商人于神户、大阪所购得之寺院变卖品，携来此寺者无疑。丘上有一七重宝塔，苏州四周平野，于此尽入眼底。沟渠纵横，绿树荫郁，不时杂以红黄，黄熟之稻田错综其间，由此可知此地富庶之程度。苏州城中最显目者，当数北寺之九重大塔、双塔寺之双塔及瑞光寺之塔。东北方，野色与天色相接处，水光微茫，须凭借双筒望远镜之力所能辨认者，乃阳城湖(5)也，是仅次于太湖之一大湖泽。下虎丘，复登画舫，入右侧分叉之渠流，前往枫桥。

虎丘至枫桥之水路，穿行于田野间，往来船只稀疏，两岸芦荻，逼向水面，不时摩挲触碰画舫。红树映带，落叶点水，寂寥古坟，随处可见，起伏于草丛间。枫桥镇自成一小市，桥即坐落于集市中。于镇子尽头处泊舟，步行至寒山寺。破旧之寺门关闭。叩门寻访，面带饥色之寒僧欣然应答，为我引路。寺堂已荡然无存，佛像则安置于破败污浊之一庵中，眼下仅有一僧默然枯坐。于胡乱堆积之屋瓦石础中，见有明崇祯年号之石额横陈其间，上刻“寒拾遗迹”四字。文衡山(6)草书张继《枫桥夜泊》之诗碑，则颓然嵌于壁间，半已剥落，埋没于尘埃臭秽之中。凡来此造访者，概为我邦人士。苏州本当属文士景仰之地，闻更无一人前来凭吊者，此亦可视为中国人衰败气象之一征候矣。枫桥名不虚传，地当孔道，发贼乱后，重经修葺，照例是拱形小桥，架设于嘈杂市屋之间，两侧则为共用便所。若有一假充斯文之张继泊舟其下，料想定会因臭气熏蒸而终夜难以成眠。诚可笑之至。

归路过留园。园以亭榭重叠得其情趣，以石刻楹联饰其古雅，乃中国泉石最出类拔萃之一标本。门前乞丐麇集，令人闭口无言。下午五时顷，归抵吴门桥。

二十八日，邀东本愿寺山本一成师，共探灵岩之胜。复赁昨日之画舫。水路由胥门一侧，入左边歧道，稍迤西，一路朝南驶去，想来当是方志上所云之胥塘者矣。右边为黄山，又名笔架山，名如其实，形似笔架。相传有吴王僚墓茔之狮子山，于平野间眺望，则形若狮猊蹲踞状。左边为上方山，山麓至山腰，处处红树点缀，山巅之塔，数里外即可望见。前方七子山巅，见有数个隆起之古冢，彼此间距相当，据里俗所传，似是古时某国王七个儿子之坟冢，然《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a>》、《大清一统志》中，皆无此记载。惟此等书中所提及之所谓横山，由地势考量，令人疑惑莫非即是此地也。虽记载称山中有陆云</a>墓，然而究竟何在，则无从询问。水路稍一曲折，由黄山尽头处，便可望见左边之七子山。灵岩山之塔亦早早出现在了前方。过木渎镇，两岸古树，交柯蔽水，画舫于此驻泊。偕山本氏登岸步行，由西麓上山，山峰间砖道渐趋陡急，苦于措足，丈余怪石，往往挡道而立，抬头仰望，山巅奇岩，参差错落，老绿红黄之树木点缀其间，景物极为奇丽。山巅有灵岩寺，相传为古时晋代大尉陆玩舍弃家宅所建。即就寺小憩。

灵岩山本名砚石山，其山石可作砚，事见《吴郡图经续记》。今已不复见有如此质地之石矣。山之西有石鼓，大三十围，因亦名石鼓山。事虽见载于《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及《太平寰宇记</a>》，然质之寺僧，央其物色，亦踟蹰不能指认。《越绝书</a>》称吴人于砚石置馆娃宫(7)，即是此山。扬雄</a>《方言》有云，吴人呼美女为娃，当因西施而得名。此据《图经续记》所记。《图经续记》又记云：山顶可见三池，一为日月池，一为砚池，一为浣华池，春秋时吴国所凿；下有石室，乃吴王囚禁范蠡</a>之所。《姑苏新志》则载有琴台、西施洞、响屟廊(8)、吴王井、佛日岩等遗迹之名目。烦请寺僧带路，山顶实有二池，一清澈，深不见底，一水葵密生，不见水色。其状一为圆形，一为八角棱形。另有一池则今已不见。连寺院亦已多半荒废，草没断础，以致馆娃宫之往昔已无从缅怀。楩梓敷地，西施行走其上时，脚底便会发出轻微声响之所谓“响屟廊”，则不知该由何处寻索。岩石磊砢，冒险攀踏，抵达绝巅，相传此处即为琴台旧址。虽有石刻“琴台”之字样，然而，一弱不禁风、一步三颤之美人，登此危巅以鼓瑶琴，但觉甚为渺茫无稽之事矣。

由此四面眺望，一泾流向西南，直达太湖之胥口，笔直如箭，取名采香泾。太湖水色，一碧如洗，与天相接。洞庭西山秀特独明，其余群峰，错杂而立，相互掩映。此即所谓太湖七十二峰也欤？《图经续记》所记者：尝登灵岩之巅，俯瞰具区（即太湖），眺望洞庭，烟涛浩渺，一目千里，碧岩翠坞，点缀于沧波间，诚绝景也，不意今得其实矣。湖面浩大，分为数支：南面，由七子山左边所望见者，当是石湖；北面，穹隆山、光福山右边，遥遥可见者，则不知云何；横卧灵岩山之西面者，因其湖面甚大，望之，遥遥然，若绕山，呈半环状。胥口北之姑苏山，乃吴王阖闾、夫差，极二世之力，以全吴之富，聚三年材，五年所建成者，其高，可望高三百里，楚之章华台亦不足于与之相比，乃人称姑苏台之所在也。史云太史公登姑苏、望五湖，莫非即为此处乎？由灵岩向东北绵延之山脉中，有一巍然高出众山者，乃天平山。其山麓林樾荫翳，秀润可爱，至今犹与《图经续记》所记者无异。徘徊顾望，不禁怀念古人悠然泛舟五湖之乐。归至寺中憩息。归途寻访西施洞，一甚浅之石罅耳，未审是真是假。行走于无路之处，寻思或为石城之遗址，由此找到来时之砖道，辄归画舫，就归路。近城，日已暮，画舫以火点燃剪彩装饰之两灯，于橹声咿呀中抵吴门桥。纵无载得西施归来之豪兴，亦能心驰神往于两千年前之往昔时光矣。

翌晨，观览朝承天寺、北寺。北寺之塔，九重，二十余丈，游历中所经见之最大者也。虽登塔，此日雾深，苏州城内，茫然无所见。塔内砖上，见有明嘉靖卅七年及四十一年之铭文。砖色黝黑，有光泽，制法极精。寺初系三国时吴夫人所建，今所存者乃明中叶以后所修建，此砖铭已甚明了。寺本名报恩寺。其旁之普门禅院，宋景德中，日本僧人寂照，即圆通大师所居处，此事报恩寺僧人成莲亦以笔记之，语及于我，然而，禅院今已不存。玄妙观乃此地道教之基地，建筑结构颇壮丽，观址位于闹市地段，与日本浅草寺相仿佛。此日午后，应片山氏之邀，泛舟城外之采菱洲。洲名即片山氏所命。恍然间，仿佛置身于往昔吴王之豪华而莫能分辨。此处野色平远，洲渚曲折，田舍朴素，甚有逸趣。片山氏屡以公务之暇，泛舟于此云。

苏州之日本领事馆，东邻南禅寺，前对孔庙，北则与沧浪亭为邻。相传南禅寺乃白乐天旧游之地，因无遑诣观，故无由记述。惟其寺僧甚贪婪，据闻，我抵苏州之前日，即有怨恨此僧者自缢于寺中，使该僧大感棘手云。盖在中国，有人死于自己地界，乃甚为棘手之事，因其提供贪吏以罗织罪名之方便之故，必重赂官吏，亦仅得免受其祸而已。苏州之孔庙，虽以其闳大而闻名遐迩，然而境内颇荒芜，多有为农夫锄犁所侵处。犹见嵌于壁间之宋时范成大</a>等同年题名碑。最值得记述者，则为沧浪亭。

据《石林诗话</a>》，沧浪亭乃五代钱氏时，广陵王元璙所修之池馆，然其得名沧浪，则出自宋庆历年间之苏子美。子美既中谗言，遭废黜，寓于吴中，遂购湖石筑沧浪亭。诗集中有数首关涉此亭。欧阳文忠公、梅圣俞等，亦唱和之。文忠诗中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相传圣俞晚年，即与此亭比邻而居。子美死后，亭几易其主。建炎罹兵燹，为韩蕲王世宗所得。其后屡经变迁，清初宋牧仲任江苏巡抚时，亭之故址，仅存一抔，野水萦洄，巨石颓仆，小山荫翳于荒烟蔓草间，人迹罕至。虽经重修，恢复旧观，然又毁于发贼之乱。今之沧浪亭，则系其后修造者矣。《沧浪亭志》二卷，宋牧仲所编，其改修前之事迹名胜，当可从中得其梗概。

亭以池相绕，败荷掩之，中有亭榭树石，虽不见常有修治，然颇洁净，乃宜于游怡之所也。沧浪亭筑于小丘之上，文衡山之隶书匾额、宋牧仲之记犹在，其为原物与否，则无从考知。而亭之令人缅想者，与其说是在其实景，毋宁说是荟集了众多名士词人之题咏之故，远者有苏子美、欧阳文忠、梅圣俞之遗迹，近者则有宋中丞、王阮</a>亭、尤悔庵、朱竹垞、邵青门等，一时风流之盛，表彰胜迹，令人低回不忍离去也。观览沧浪亭为三十日，此日另赴发贼之乱焚毁残余之开元寺藏经阁观览。傍晚，由吴门桥外搭乘大东公司拖轮前往上海。三十一日清晨八时，抵沪上。苏杭至此遂告游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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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玉麟（1816—1890），衡阳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时，为湘军水师统领，后擢升兵部尚书。

(2)作者此用法亦为当时清政府及列强对太平军之蔑称，后同。

(3)竹添光鸿（1841—1917），字渐卿，号井井。清光绪元年（1875年）随日驻清公使赴天津，翌年五月自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入四川，后沿江东下，八月抵上海。光绪六年任日驻天津总领事。后退出政界，执教东京帝国大学，辞职，专心著述。著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三卷，《左氏会笺》三十卷，《毛诗</a>会笺》二十卷，《论语</a>会笺》二十卷，《独抱楼遗稿》五卷，《井井稿》一卷等。

(4)贞享，日本年号之一，指1684年至1687年期间。

(5)即阳澄湖。

(6)文征明（1470—1559），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长州（今苏州）人。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待诏。于诗、文、书、画无所不精，诗宗白居易</a>、苏轼，文受业于吴宽</a>，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a>，并共创“吴派”。其画与沈周、唐伯虎</a>、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诗文则</a>与祝允明</a>、唐寅</a>、徐祯卿</a>并称“吴中四才子”。

(7)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越女西施所建，遗址即灵隐山顶崇报寺（灵隐寺）寺基。

(8)宋范成大《吴郡志</a>》：“响屟廊在灵隐山寺。相传吴王令</a>西施辈步屟，廊虚而响，故名。今寺中以照圆塔前小斜廊为之。白乐天亦名鸣屟廊。”

其九 溯江而上

在上海，值天长节(1)佳辰。亲临张园之日本人集会，得以拜见绅士进退失据之行仪，复为自称志士者之争执所惊骇。又赴领事馆招请之宴会，遂未错失恭贺天皇陛下万岁之庆典。翌日，即四日夜晚，搭乘大阪商船会社之天健川丸轮，前往汉口。起航似为五日凌晨二时。正在梦中，浑然不知。清晨出甲板，江流阔大，不知际涯，但见处处绿树如烟，时而露出树梢，时而露出树干，凭此测知江之广狭。行船右前方，烟霭微茫中，依稀似有山，以双筒望远镜瞰视之，果不其然。按图索骥，想来必是狼山无疑。待船稍稍前行，渐渐得以看清，先是只有两座山峰，随后变成三座、四座，其中一峰有塔，与所推测者无违。按：狼山，与塔山、军山、马鞍山、刀刃山相接续，亦称狼五山，为长江所截，复南渡延伸八十里，抵苏州常熟县之福山镇。左舷前方，遥遥可见之白色家屋，当为福山镇。此镇与比邻之居于上游之杨家港等，相传并为明代嘉靖年间筑堡抵御倭寇之所在。狼山、福山与崇明，势成掎角，自然成为防守之要地，而八幡船之倭人，纵横其间，如入无人之境，至今犹可想见，其所过处，若燎原之火。通州(2)虽位于狼山之北约十五华里处，航海者强行以此狼山作为渡口，遂有了通州这一地名。

狼山渡至江阴，江流开阔处，宽逾四五海里，最狭处也不下二海里。大江恣肆汪洋，其为江乎，抑或为海乎，殊难分辨。两岸惟有数点青螺，微茫中隐约可见。船至江阴县东北约六华里处之黄山下，江流陡然蹙紧至约一海里宽。威逼江流之黄山鹅鼻嘴，有长江 我 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敝邦十年前亦复如是。专敏于语言，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意想数年之后，贵邦亦将有潜思发明之人出。如严又陵《天演论》，盖为其先声矣。贵邦人士，义理精透，未知能多得喜读此类书籍者否？

张 《天演论》一书，自是弊国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书，喜读者亦不乏其人。然号为求新者流，亦有以为荒诞者，则由于智识未启使然也。先生在武汉时，曾见何人？

我 两度前往农务局拜访汪君凤瀛，均未遇，其余则无所见。若张尚书，久欲一谒，然闻其礼数繁重，遂未求见也。弟在武昌，窃察张尚书之事业，其事固伟，然皆“其人亡则其政息”之类，无一能使后人继而成之者。此虽限于其时势，而张尚书之为人，或许亦过于好大喜功，虽为创业之才，终非守成之器也。

张 其人好名，而又不受善言，宜其事业无所成就矣。先生言人亡政息，当为不刊之论。亦曾读其《劝学篇》乎？

我 《劝学篇》文字老成，然其议论，则于泰西事情，有一知半解、贻笑于识者处。何君启《书后》虽攻之过于刻薄，然其切当处，则有张尚书难以置辩者矣。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盖非张尚书之流所可比拟也。闻何君尚有《康说书后》、《新政安行》等著述，未知已印行否？

张 《康说书后》等书，前也闻有此名，然上海无能觅购，当求之香港。坊间有《翼教丛编》，未知先生曾见之否？康南海，先生以为其人如何？

我 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少有沉着持重之态，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及与人辩驳，故而其事易鲁莽灭裂。大凡成就事功之人，必以在学义上执持偏见为大忌，此其自限势力，最不相宜之做法也。鄙见如此。（张曰：甚佩此论。）

《翼教丛编》，大抵以学义辩驳为主。守旧之人，不知南海之志者，亦自然一至于此，即或知其志者，亦以此为便而攻讦伊耳。

张 康之为人，欲以所学范围众人，转而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此正先生所言。且彼去年八月初六后，犹复偷生于人世，殊不可解。不知彼之事业，至彼时已尽，自此以后，皆为蛇足而已。梁启超</a>近日在贵国，设立《清议报》，哓哓自辩，其事关系至大，断非局中人所能置议者，且不知以何断其是非，徒使外人见其意躁识疏，此亦当为新党所愧憾者也。

我 梁亦见过一面。梁在上海时，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东渡后，颇自抑损。然在敝邦，习见其人士近日躁急之风，仿而效之，且其太过自我辩疏，其攻讦西太后，动辄语涉猥琐。（张此处附言：此非士大夫所宜言者。）适见其为人之低鄙，故为弟所不取。敝邦维新，已逾三十年，士人亦渐惯久安，弊病百出，故游敝邦者，若非择其人而交往之，则将独受其弊而不得分享其利也。

张 尊论佩服之极。有一名王照者，不知先生曾见之否？

我 曾得一见。盖木讷倔强之人，才气甚短而禀性率直，非能担当大事之人。此等人同陷祸难，实康南海等招摇太甚所致。

张 王君现寓何处？闻已与梁氏析居。

我 前两月，寓日本报馆员桂湖村处，未审近状如何。王君望乡之心甚切，与东渡诸友多有违隙，殆欲发狂云。其情至可愍也。

张 其人夙昔即有此病。闻此数人，前尝得以托庇于大隈伯(1)，未知今复如何？

我 大隈伯幕僚诸人，至今仍庇之。

张 畅谈大教，欣佩无已。先生明日即启程，未获畅叙，是为恨事。谨口占一绝，以为先生送行：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

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

与罗叔韫之交谈，多为披览金石拓本，此一句，彼一句，相互应酬，语多零碎，故难以记述。罗以其所著《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篇、《读碑小笺》、《存拙斋札》及《眼学偶得》数种相赠，我则以《近世文学史论》报之。另赠彼携来之钤延历敕定印右军草书，法隆寺金堂释迦佛及药师佛光焰背铭，二天造像记、药师寺塔檫铭、佛足石赞碑、神护寺钟铭诸拓本，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罗则报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北齐张氏白玉像、唐张希古墓志与高延福墓志、南汉马氏买地券、晋永康砖及无年号砖、宋元嘉甄等拓本。盖此等诸本，虽文字非尽精善，然皆藏弆于人家，非市肆间所能购求者云。其评药师寺塔檫铭，谓：此极似六朝人书法，文也极为尔雅</a>。因我语及右军草书，世间有褚遂良临摹本之说，罗谓：登善所摹写，此说殆不诬矣。又评日下部鸣鹤翁之字，谓：无北人毡裘之气，甚佳。评我受人之托携来之多田亲爱翁之字，谓：似钟绍京。罗问我喜好何种字样？我答以近人啧啧皆称六朝，然其佳者，殆可望而不可即，若刻划太过，反失古法；独唐人书法，敝邦尚多真迹可寻，书家亦有传其笔法者，此尚可学也。宋人多不循古法，故多不足为据，而元人往往有佳者。罗谓：元代皆吴兴一派，虞揭诸君文字自佳耳。我问以谁为现今书法名家？罗答曰：现在不甚多，江标、张謇</a>、陶浚宣、高邕、杨守敬</a>、梁鼎芬</a>，皆近人中之彰显者。我问：翁同龢如何？答曰：固是老宿，然书多偃侧，故不为世人所重。我询以京中人频频称说徐郙，然不见其有殊胜处。罗答以此乃馆阁书，故翰林中人称扬之耳。其余所谈尚多，今皆无从记忆矣。

附记一笔：右军草书拓本，在天津时亦曾赠严又陵，严谓似米南宫摹本。其后文芸阁亦以其笔锋新颖，作同样判断。盖米氏去古未远，其笔力亦非王著等所能伦比，与我邦延历敕定本相类，以其不失右军之遗意，兼而足证米字出诸褚登善之说，洵为可信也。

闻据称携密旨出使吾邦之刘学询，由北京归来，正在上海，遂偕东亚同文会之井上雅二氏访之。刘之家产，据中国人言，约为七百万两，并称其资产悉数存入外国银行，一文不投中国事业。其邸宅位于有大马路出入之郊外闲静之地，西洋式高厦，正在修缮。所谈者，我等因未留稿，已大多归于遗忘。其使命趣旨，乃希望经济上达成日清两国之联合，此事系经西太后允准所发起者，故虽劾奏者前后群起而攻之，所幸两宫明察，得以免受其祸云。又谓驻日李星使为其周旋于日本外务省，待其归后，即向朝廷参奏弹劾，是其碍难理解者。彼谓其首要目的为开设日清银行，并进而涉及矿山、铁路诸事业。其使命之终告失败，自不待言，只须看其希望之事业一无结果，便可明白固无成效矣。我因略有疑问，遂询之以中国通商银行究系何种性质，岂盛宣怀氏之私有物乎？刘谓：此本如其名，乃为中国通商所设，创立之际，我等也曾专心尽力，被委以督办之职，然其后终被算作盛氏银行，与当初目的大相径庭，故我已辞去其职，今已与之无有关系矣。言语中，颇带不满于盛氏之意。想来当可推知，彼此次之使命，亦有针对盛氏，在吾邦预作布置之意。我又询及庆王与荣中堂不相善之传闻，未知虚实如何？彼答曰：庆王就此次使命等虽亦颇尽力，并瞻望于文明之输入，然其势孤立，行动难以如愿实施。如此，则刘氏虽未明言庆王与荣禄不善，然其事实必当有之。可知荣禄引盛宣怀、袁世凯</a>等参与其议之风闻，并非全为讹传。刘极推赏李鸿章为人，谓张之洞顾虑名声，优柔寡断，李则无有此弊。并谓外间传闻李力主与俄结交之议，纯系讹传，东洋百年大计，方是李所深忧者，似暗中辩疏李并无敌视日本之意。此时正值刘受命派往张之洞处委用之际，故我又询以果赴武昌乎？答曰：当于来月前往。然其后终未赴武昌，并乘李鸿章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之际，随行前往广东。其中缘由，则与在此所谈者若合符节。与刘氏之笔谈，前后约为一个半小时，虽多有含糊其辞、未及明言处，然据其语气，清廷内外之情况，有关其所负使命之廷议及刘之意愿，得以粗寻径路，于我极为有利。刘相貌锐敏严谨，无丝毫骄矜之处，稍显卑微，则可谓与其出身地位相对应。惟其使命不见成效，亦未另获惩罚，所谓密旨中确不存在攻守同盟之重大嫌疑，又其失败，乃同行之庆宽、姚文藻等互起冲突所致，因之亦未见有甚大过失之故也。然而，刘氏意欲凭借日本之信任，在财界长袖善舞之夙愿终归水泡，徒为因缘关节，空费数十万金，亦诚为遗憾之事。与汪穰乡康年亦会面两三次，竟无暇谈论时务，至为遗憾。

二十五日，搭乘邮船会社西京丸，就归路。二十六日，竟日北风极劲，我之船舱在甲板之上，正对北风，激浪屡屡扑窗，船上侍者过此，皆穿长靴往来。我不堪船况，遂打卧床上，以读书勉忘其苦。二十七日清早，船抵长崎。二十八日抵门司，于此购得《大阪朝日新闻》，上载老友长泽别天(2)二十二日逝世，及吉村瞻南吊唁文。别天今春患罹肺病，其后未见好转，此行出发前，往《东京朝日新闻》访之时，曾以稍显欣快之色谓我：此一二日当去松岛、中尊寺一游，不得为君送行矣。我犹担忧其体候，从神户写信，反复劝慰其勿为俗冗挂心，当以专事保摄为宜，然心下依然不踏实。在上海，亦与田冈、藤田与小田切领事等言及，既已有过从台湾归去为吕泣送丧之不祥前例，总觉得放心不下。又孰料，就在与小田切领事交谈之时，别天竟已不在此世矣。别天在冈山时，尝为我所著《诸葛武侯》一书作序云：

四月某日，友人内藤湖南将入台湾，并因而游历中国。其从东京出发，来浪华，余急行东上，相逢于城外客舍，举大杯麦酒，痛饮快谈，目旷一世者二昼夜。月之十五日，湖南去往云烟缥缈之际。余西归再隐于朝日河畔之临江楼。二人于楠公祠前分手时，湖南嘱余曰：《诸葛武侯》即将上梓，《文学史论》已由吕泣为之序，《武侯》则子必不可不序之。（中略）

湖南今在南方蛮荒之土，主持《台湾日报》，而或横渡黄河，或入边塞苦寒之地，或登昆仑，或洒泪定军山下，或听歌扬子江头，盖当为时已不远矣。若夫归来，激以远游感愤之情，着笔于东方大陆之事，岂非必当写出留传千秋之大作之日乎？

其后，我自台湾归，在京岁余，始作此次之远游。虽足迹所及，不过六七省之一隅，不足以副吕泣、别天之所期望。夜半画灰，欲与知交纵谈形势者，亦岂为少也欤？不能起吕泣于九泉，而犹念别天，今又于途中闻其死讯，情何以堪！心忽忽不乐，飨食无味，虽执卷而无心展读。濑户内海一路风光，妩媚非不如旧日，然对之惟徒增寂寞之感。二十九日，船抵神户。未宿，径发，归京即奔别天之丧。面对其老萱堂，新寡妻，及嬉戏笑闹、不解忧为何物之幼儿，不禁垂下双泪。《禹域鸿爪记》至此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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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大隈重信。大隈重信于幕府末期为激进尊王攘夷派之自由党。1898年曾与板垣退助联袂组阁，史称隈板内阁。1914年再度组阁，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2)长泽别天（1868—1899），名说，别号半眼子、别天楼等。明治二十四年与内藤湖南、畑山吕泣等一同加入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结社政教社，参与过杂志《日本人》及《亚细亚》的编辑工作。著有弥尔顿评传《盲诗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