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已经指出，佐尔格在他的美学讲演录里把反讽看做所有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在此处讲诗人应反讽地对待他的诗作，那么这里我们的意思与前边所谈的颇有不同。人们曾不厌其烦地赞颂莎士比亚是反讽的大师，不容置疑，他们这样做有道理的。不过，莎士比亚绝不使实质性的内容蒸发为愈来愈具挥发性的升华物，他的抒情诗虽然不时在疯狂之中达到其高潮，但即使在这种疯狂之中也有一种极度的客观性。这样，如果莎士比亚反讽地看待他的诗作，那恰恰是为了让客观的东西起主导作用。此外，反讽无所不在，它对所有特征予以鉴定，以确保不太多也不太少，以确保一切因素均各得其所，以确保在诗作的微观世界里能够达到真正的平衡，以确保诗作不偏不倚、自成一体。有越大的对立在运行着，也就越需要反讽，以便操纵、控制那些自行其是、竭力冲脱的魂灵。有越多的反讽，诗人也就越自由地、越具有创造性地飘浮在他的作品之上。因此，在诗作中反讽不是这儿一处、那儿一处，散落各处，而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至，以至在诗作中所呈现的反讽又被反讽地控制住了。因此，反讽使诗作和诗人同时取得自由。但是，为了使这成为可能，诗人自己必须是反讽的主人。可这却不总意味着，由于诗人在创作的那一瞬间成功地控制了反讽，他因此在他自己所属于的现实之中也是反讽的主人。人们一般惯于说诗人的个人生活不关我们的事。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本研究中大概有必要指出在这一方面常常发生的冲突。
此外，诗人越是不甘留在天才的直接立场上，这种冲突也就会取得愈来愈大的意义。诗人越是离开这个直接立场，他也就越有必要具有一种对世界的总观，以便在他的个人生存中成为反讽的主人，他也就越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哲学家。如果情形如此，那么单独的文学创作与诗人也就不仅仅具有外在的关系，他将在个别的诗作中看到他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在此，歌德的诗人生存是如此博大，以至他得以使他的诗人生存与他的现实协调起来。这再次需要反讽，但应该强调的是，这是被掌握了的反讽。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个别的作品要么是一个他爱不释手的玩偶，他自己也解释不了他是怎么可能赋予了它生命的，要么是一个令他厌倦的对象。当然，两者都是不真的。其实，单个的作品是一个环节。在歌德那里，反讽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一个被掌握的环节，他是一个为诗人服务的精魂。一方面，单个的诗作通过反讽而构成一个圆浑的整体；另一方面，单个的作品证明是环节，而整个诗人生存通过反讽而构成一个完满的整体。作为诗人，海波格教授也站在他同一立场上，几乎他所写的每一个对话都是 剧作中反讽的内在动态结构的例证，而同时也有一种有意识的追求贯穿他的所有剧作，这种追求表明每一个单独作品在整体中具有其特定的位置。这里，反讽被掌握了，它被降低为环节；本质与现象无异，现象与本质无异；可能性并非唐突莽撞，以至不愿跨入任何现实，其实现实就是可能性。歌德一向是信奉这个观点的，不管是作为争斗者，还是作为胜利者，他自始至终以一种惊人的热情阐明了这个观点。
适用于诗人生存的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亦即诗人不是因为创作了某个文学作品而诗意地生活着，如果作品与他个人之间没有有意识的、内在的关系，那么在他的生活中就没有内在的无限性，而内在无限性是诗意地生活的绝对条件（因此，我们也发现诗常常通过不幸的个体性发泄出来，诗人痛苦的毁灭甚至是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位置、适应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只有当他在他所属于的现实中是积极自由的，他才诗意地生活着。这样，诗意地生活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达到的。然而，能够对诗意地经历的东西加以诗意的塑造、使之成为文学作品，这却是一种少见的才能、一种神赐的好运，这种才能和好运当然是少数人令人羡慕的运气。
反讽曾在狂妄的无限性中四下奔突，耗尽了精力。掌握反讽、阻止它在无限性中肆无忌惮地奔腾绝不意味着它将丧失其重大意义、或者将被全盘抛弃。与此相反，只有当个体采取正确的态度之时——这不是别的，乃是对反讽予以限制——反讽才获得其确当的意义、其真正的效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曾对怀疑对科学的重大意义侃侃而谈；反讽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可与怀疑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相比拟。恰如科学家们声称，没有怀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我们可以同样声称，没有反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生。只有当反讽被掌握了，它才会扭转未被掌握的反讽所倡导的生活。反讽分辨是非、确定目标、限制行动范围，从而给予真理、现实、内容；它责打、惩罚，从而给予沉着的举止和牢固的性格。反讽是个严师，只有不认识他的人才害怕他，而认识他的人热爱他。谁要是压根儿不懂得反讽、听不见它的轻声低语，他当然也就缺乏可称作是个人生活的绝对起点的东西，他缺乏时而对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他缺乏令人精神振奋、令人变得年轻的沐浴，他缺乏反讽的净化人心的洗礼，这个洗礼把灵魂从尘世生活中拯救出来，尽管它在其中生机勃勃地活着。当空气过于沉闷之时，人若走出家门、跳入反讽的大海，当然不是为了留在那里，而是为了健康地、快乐地、轻易地再次穿上衣服，人的精神就会焕然一新，人的体魄就会顿感强壮，可不懂得反讽的人根本体验不到这种精神之焕然一新、这种体魄之顿感强壮。
我们不时听到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地讲反讽在其无限的追求中脱缰奔逃、肆无忌惮，我们固然可以赞成这种说法，但只要他看不到在反讽之中搏动着的无限性，那么他就不是居于反讽之上，而是居于反讽之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人只要忽视生活的辩证法，就会产生同样的情形。绝望向人表示同情，建议他诀别生者的行列，不屈服于绝望的这个精明的建议是需要勇气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随便一个天天大鱼大肉、吃得肥胖滚圆的肉贩子比屈服于绝望的人更有勇气。当忧伤使一个人神志恍惚，当忧伤教人把所有欢乐转变为忧郁、把所有向往转变为悼念、把任何希望都转变为回忆之时，要想快乐是需要勇气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随便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年幼儿，脸上带着令人恶心的微笑、瞪着洋溢着快乐的双眼，比一个忧伤得直不起腰来、忘记了微笑的人更有勇气。反讽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警告人们提防反讽，就像我们警告人们提防引诱者一样，但我们也必须把它当作引路人予以赞颂。恰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需要赞颂它。例如，在我们的时代，科学渐渐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果，以至它几乎与科学挂不上钩了；不仅仅是对人类秘密的见解，而且对神灵秘密的见解也在市场上廉价贩卖，令人不得不起疑心。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结果兴高采烈，忘记了倘若不是苦苦争取来的，结果没有丝毫的价值。谁要是受不了反讽来算清这笔账，啊，那他就太不幸了！作为消极的东西，反讽是道路；它不是真理，而是道路［121］。每一个只有结果的人，并不占有它，因为他没有道路。反讽一旦出现，它就会带来道路，但是自以为有结果在手中的人并不能通过这条道路来占有它；不，在这条道路上，结果将离开他。除此之外，我们时代最迫切的任务大概是，把科学的成果置于个人生活之中，即个人地来吸收这些成果。如果说科学教导我们，现实具有绝对的有效性，那么真正至关重要的是科学获得有效性。不可否认，下述情形会是极为可笑的：一个人年轻时听说、而且说不定也曾教导别人说现实具有绝对的有效性，他慢慢老了、死了，可一生一世现实没有任何别的有效性，它惟一的有效性乃是此人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一直宣告“现实具有有效性”这一智慧。倘若科学中介所有对立，那么重要的是这个丰足的现实真正地出现在眼前。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惊人的热情，但很奇怪的是，激发热情的东西似乎极少极少。这里，反讽将会是大有裨益的。在耕种之前就想收获，这种急躁只需要让反讽来教训。在每一个个人生活中都有那么多亟待摒弃的东西、那么多亟待铲除的野草：这里也是反讽大显身手的地方；如上所述，反讽一旦被掌握，它的运作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以便个人生活能够获得健康和真理。
反讽作为被掌握的环节正是通过学习使现实现实化、通过轻重适宜地强调现实而展示其真谛的。但这绝不是说，它将像圣西门主义者［122］那样神化现实，或者否认每个人心中都有、或至少每一个心中应有一种对更高的和更完满的事物的向往。然而，这种向往不能侵蚀现实，与此相反，生活的内容应该成为更高现实中的一个真正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环节，而灵魂所渴求的是这种更高现实的丰足。现实由此获得其有效性。现实不是一个炼狱，因为精炼灵魂的方式不是让它赤裸裸地跑出生活之外。现实是历史，在这个历史里，意识一步一步地得以充分的发展，而极乐不在于遗忘这一切，极乐恰恰显现于意识的逐步发展之中。因此，现实不得遭鄙夷，而向往应是一种健康的爱，不应是骄气、疲软的遁世。因此，浪漫主义向往更高的境界未尝没有真理的成分；然而，恰如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123］，神分开的，人也不可配合，浪漫主义的那种病态的向往恰恰是一种想提前得到完美境界的企图。因此，现实是通过行动而获得其有效性的。不过，行动不得蜕化为某种愚蠢的不知倦怠的勤奋，它必须蕴含这一种先验性，以便不至于在毫无内容的无限性中迷失。
这是在实践方面说。在理论方面，本质必须展现为现象。反讽一旦被掌握，它就不再像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聪明人那样相信背后一定总是暗藏着什么东西；但它也防止把现象当作偶像来崇拜，由于它教人重视静观，它也就把人们从以下这种无稽之谈之中解救出来：为了叙述世界历史，我们需要与世界在它的整个历史中所度过的时间同样长的时间。
最后，谈到反讽的“永恒有效性”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步入幽默的领域，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幽默蕴含这一种比反讽远为深沉的疑虑，因为这里最关键的不是有限性，而是罪孽；蕴含于幽默的疑虑与蕴含于反讽的疑虑之间的关系恰似无知与以下这句老话之间的关系：credo quia absurdum （我相信，因为这是荒诞的）；可幽默也蕴含着一种远为深刻的肯定性，因为它不是在人的规定而是在神人的［124］规定之中运行，它不止步于使人成为人，而是止步于使人成为神—人。不过，这一切已经超越了本论文的界限，倘若有人需要引人深思的读物，我推荐马滕森教授对海波格的《新诗》的评论。［125］
注释
［1］参看《新约·约翰福音》1，14。
［2］“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见于《新约·哥林多后书》5，17。
［3］“因次”(Potents)为数学术语，一般叫乘方，此处指主观性的更高层次、环节。
［4］August Wilhelm 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teratur，Band 1—3，Heidelberg 1809—1811.
［5］参看 Hegel,“Solgers nachg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 (1828)”,见于新版《黑格尔全集》Werke 11,Berliner Schriften 1818—183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 ［9］指Franz Baader, Revision der Philosopheme der Hegelschen Schule bezueglich auf das Christentum.Nebst zehn Thesen aus einer religioesen Philosophie(《从基督教立场对黑格尔学派的哲学命题的修正。附宗教哲学的十个论题》),Stuttgart 1839。
［10］此处引用《新约·约翰福音》16，33：“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11］此处引用《新约·以弗所书》2，19：“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
［12］参看柏拉图，《智者》篇263e。
［13］出自贺拉斯，见于Horats,Epistrum1,18,71.
［14］暗指《新约·哥林多前书》1，27：“神却择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15］依据1685年的Kirke-Ritual for Danmark og Norge(《丹麦、挪威教堂仪式》)，牧师有责任连续三个星期天告知公众谁将与谁成婚。
［16］即Peder Erik Madsen, 为丹麦作家Holberg的喜剧 Den Stundesl&osh;se (《大忙人》)中的人物，克尔凯郭尔此处暗指此剧中求婚的场景。
［17］1808年8月12日颁布的丹麦等级规章把官员明确分成九个等级。
［18］“夜间的贼”：典出《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2 及彼德后书3，10。
［19］卢基安（Lucian，或Lukian，公元前120—前80)为希腊讽刺作家，他以喜剧性的形式描写了希腊神话故事。
［20］法国主教及政治家 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 (1754—1838)的原话是：“La parole a été donnée a l’homme pour deguiser sa pensée”。
［21］Gotthilf Heinrich von Schubert在他的 Die Symbolik des Traumes （《梦的象征》）中提到锡兰（即今日的斯里兰卡）岛上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听起来很远，其实近在身边，听起来像哭诉，其实是一个欢乐的小步舞曲。
［22］参见《旧约·传道书》1，2。
［23］参看《新约·马太福音》11，15。
［24］此处原文为“…Ironien gaar igen og sp&osh;ger (dette sidste ord taget aldeles tvetydigt)”。丹麦语里“sp&osh;ger”这个字有双重涵义，即“鬼魂作祟”和“开玩笑”，作者在括号内明确地讲“这个词应从它的双重涵义上来理解”。译者把这个词的双重涵义一并译出，删去了括号内的这句话。
［25］作者此处引用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后65)的一句话：Ducunt volentem fata, nolentem trahunt.
［26］《新约·使徒行传》5，9。
［27］此处影射《新约·约翰福音》2，17：“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
［28］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曾深入探讨了“神圣的疯狂”这个概念。
［29］铁木尔，约1336—1405，蒙古将军，以残酷著称。
［30］引用《新约·马太福音》24，2。
［31］汉译der kleinen Wilhelmine”(“小威尔海米娜的特征”)。
［85］此段引文依作者自己的丹麦文翻译译出。
［86］原文为德文。下同。
［87］据说，希腊数学家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理，于是跳出浴盆，跑到希拉库斯的大街上，高喊“我发现了”！“我发现了！”
［88］关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参看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上卷。
［89］在欧洲古代神话里，密涅瓦（希腊语：雅典娜）是战争、艺术及学术女神。主神朱庇特（希腊语：宙斯）头疼得厉害，就请铁匠之神锤开头颅，于是密涅瓦满身盔甲，从中跳出。
［90］“Lehrjahre de M?nnlichbkeit”,《卢琴德》里的一章。
［91］原文为德文。
［92］指莫扎特歌剧《唐璜》的终场。
［93］“化体”：Transsubstantiation,基督教神学术语，指圣餐仪式中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
［94］此处是克尔凯郭尔所加的括号，括号内的一句话原为丹麦文，而引文原</a>为德文。
［95］“风趣”原文为Aandrighed,有别于Aandelighed (精神性)。作者此处强调卢琴德所具有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96］黑格尔对蒂克的评论见于“Solgers nachg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 (1828)”,新版《黑格尔全集》 Werke 11,Berliner Schriften 1818—183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第216—232页; Vorlesungen über die ?thetik(《美学讲演录》)，新版《黑格尔全集》 Werke 13，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第99页；Werke 15,第497页。 （引文原为德文。——译注）
［97］此处是引用 Baron von Münchhausens vidunderlige Reiser，Felttog og H?ndelser，fortalt af ham selv (《蒙西豪森男爵稀奇古怪的旅行、战役和经历，由他自己叙述》)，A.C. Hanson 编，Roskilde 1834，第27页。
［98］“浪漫主义学派”，den romantiske skole, 此处系引用海涅的书名“Die romantische Schule”。
［99］“中国式的乐观主义”，指基于因循守旧的乐观主义。
［100］17世纪下半期产生于英国的基督教教派，重视“内在的光”，不顾世俗常规。
［101］参看海涅的“Die romantische Schule”(《浪漫主义学派》)，见于 Heine, S?mtliche Schriften，Bd. 3, München 1978, 第376页。
［102］典出《新约·约翰福音》4，14。
［103］丹麦儿歌，只有韵律，毫无内容。此儿歌的全文为： Ulen, dulen, doff, /Fingen, Fangen Foff/Foff for alle Maerkepande,/E.B.ba,buff./Kaalvippen,kaalvappen,/Der p En. 见于 J.M.Thiele, Danske Folkesagn(《丹麦民间传说》)，2.del, Koebenhavn 1820, 第140页。
［104］新版《黑格尔全集》 （Werke ) 11,Berliner Schriften 1818—1831,第254页。原文为德文。
［105］“Vorlesungen über die ?sthetik”(《美学讲演录》), 新版黑格尔全集 Werke 13，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第98页，原文为德文。
［106］指 Hotho, Vorstudien für Leben und Kunst。
［107］指丹麦作家Johann Hermann Wessel 的诗“Abelone”。这首诗诙谐地以诗句内的停顿为主题。见于 Wessel, Samlede Digte，Koebenhavn 1832,第323页。
［108］原文为德文。
［109］原文为德文。
［110］参看Solger, Nachg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第一卷，第604页。
［111］同上，第605页。
［112］同上，第511页。
［113］同上。
［114］原文为德文。
［115］影射《旧约·创世记》32，27。
［116］原文为德文。下同。
［117］参看新版《黑格尔全集》（Werke ) 11,Berliner Schriften 1818—183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第237页以下。
［118］裴拉吉，（Pgius,约360—431），英国修道士。他否认原罪，认为人不仅能通过上帝慈悲得救，而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得救。
［119］参看新版黑格尔全集 Werke 11, 第238页。原文为德文。
［120］原文为德文。下同。
［121］参看《新约·约翰福音》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22］指追随圣西门 (Saint-Simon, ude Henri de Rouvroy)的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
［123］见于《新约·马太福音》19，6。
［124］“神人的”（theanthropiske）, 系作者依希腊语规则生造的词。
［125］“海波格的《新诗》”，参看Heiberg, Nye Digte，benhavn 1841; 马滕森的书评见于报纸 F?drndet（《祖国》）1841年元月10—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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