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观察者的眼里,苏格拉底的一生就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雄大的间歇:人们根本听不到他讲话,四周沉寂无声,直至门徒的一辈,学派纷呈,百家争鸣,打破了这种沉静,个个试图回溯到这个隐蔽、神秘的源头。历史叙述的河流到了苏格拉底那里恰如瓜达尔克维维尔河[1]一般,一度冲入地下,以便以新的力量汹涌而出。他就像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破折号;由于缺乏对他进行直接观察的机会,人们对他所知甚少,但是这种无知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避而不谈,其实毋宁说,这种无知邀请我们借助理念把他唤出,使之以理想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换言之,在世界上,他的生存的意义在于思考;在历史上,他生存中的独特之处象征性地标志着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对他的生平的无知促使我们意识到这种思考,意识到世界精神发展中的这个环节。正如他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既在世界历史之中又不在世界历史之中一样,他在世界精神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是既在又不在,或者说既不在又在:他是无,可一切必须以这个无为起点。他不在,因为他不是直接把握的对象,在精神意义上与此相应的是对实质性的直接性的否定;他在,因为他是可以被思考的,在精神世界与此相应的是理念的显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所显现的是其抽象形式,是其无限否定性。因此,他在历史上的生存形式并不是对他在精神上的重要性的一个完全恰当的形象表达。在本论文的negationis)以求把握苏格拉底,在这最后一章里,我将走理想之路 (via eminentiae[2])来把握他。当然,此处我无意把苏格拉底从他的历史环境中隔离出来,恰恰相反,重要的是把他置于历史环境之中以对他进行正确的观察;我也无意声称苏格拉底是超凡入圣,以至不能在尘世立足——成年了的历史学家用不上这种人,正如成年的印度姑娘用不上那样的恋人一样。[1]一位智人曾说:“苏格拉底并不是像一棵菌子一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同他的时代有着一定的联系。”[3]尽管苏格拉底和他的时代有着这样的联系,我们必须牢记,只从他的先辈出发,是绝对无法对他作出充分解释的,如果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他看做由先辈的前提所引出的结论,那么他作为结论要比前提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要真正地成为一个转折点,原初的东西(Ursprüngliche)是很必要的。柏拉图曾多次讲苏格拉底是神赐的礼物,就是这个意思。在《申辩》篇30d 中,苏格拉底自己也说:“我此刻的申辩远不是为我自己,如有人之所想,乃是为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赐的礼物”。[4]31a:“我的确是神赐予此邦的礼物,等等。”[5]“苏格拉底是神赐的礼物”这种说法是极为贴切的,因为它既指出他是与其时代相配的——神怎么会不给好礼物呢?——同时又提醒我们,他高于时代自己所你给予自己的。
既然苏格拉底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考察他之前和他之后的时代就是很必要的。
在这里对雅典城邦的衰落进行历史性的阐述,在我看来,是相当多余的。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可谓是一种精神上的病症,与其说是喜剧性的,毋宁说是悲剧性的;可许多年轻学者似乎也患了此病。任何一个还没有染上这种病症的人想必都会同意我的意见,也认为再重复一遍雅典的衰落史是没有必要的。正因为这段故事是个历史上的转折点,黑格尔不厌其烦地谈到它,时而旨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而用它作为例证。每个稍微读过一点黑格尔的书的人必定对他这方面的观点了如指掌,我无意重复他的话,招人讨厌,他的话他自己比谁说得都好。可谓是奇才的伯里克利在世时力挽狂澜,他被罢黜之后,雅典逐日衰落;若有读者希望阅读对此段历史典雅而又翔实的阐述,综观城邦的各个侧面,深入剖析衰落的内在规律,请看罗且的著作,从 不可否认,在反思领域之内所建立的命题“一切皆真”在下一个时刻会转变出其反面:无物是真;不过,对于智者来说,这下一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原因便是他们永远生活在此时此刻之中。智术之所以能安居于此时此刻,是因为它缺乏全面博大的意识,缺乏需要对整体作出解释的永恒的刹那。由于反思动摇了一切,智术就出面解决一时的困难。这样,在智术里,反思初露锋芒便被阻止,无时无刻不被钳制;不过,约束它的固定者是单独的主体。看起来,智术似乎能够镇住它自己所唤出的魂灵(Geist)。在风雨飘摇之时,能够拯救一切的固定者会是什么呢?要么是共相(好比说,善),要么是有限的主体,他的意愿、兴趣等等。智者们走的是后一条出路。如果反思不被随意阻止,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示着自由思想的存在;可在智术里这种自由思想却过着奴隶的生活,每当它抬起头来,想自由地四处张望的时候,就马上被个体为此时此刻的利益起见捆绑了起来。可以说,智者抽了它的筋,以防它逃跑;反思现在和泥做砖盖房子,做种种奴隶的工作[11],在三十僭主[12](智者们)的枷锁下受压迫、受奴役。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 [4] 《普罗塔哥拉》篇的序言对几个智者的表演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5] 智者们的这个命题很有趣地展示了名句在其漫长坎坷的生活路途上的命运。有的名句就像典型的喜剧人物,只有附带性地随便提到他们的存在,人们马上就知道说的是谁。从杂志、报纸、书籍序跋、书店广告中汲取其智慧的人会获得许多可被称作街头相识的东西。关于街头相识,我们一般是只认识其外表,而对他的出身、生平、处境等等均一无所知。——智者们的这个命题便是当今文学名句世界里的一个典型人物。黑格尔曾径自对此作出解释,讲的它的意思是:人是万物所追求的目标;这的确是肆意歪曲,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原谅黑格尔,因为他自己也曾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这句话在智者们嘴里的涵义。许多黑格尔主义者却不然,由于不能与善为伍,他们便宁愿与恶为伍,把这种假币投入了流通。在丹麦语里“Maal”这个字的双重涵义(即“尺度”和“目标”——译注)诱惑了不少不知这是智者们的命题的人;因此,我决定引用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a中的希腊文原文。
[6] 不愿被称作智者的高尔吉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比苏格拉底更具有肯定性,尽管他的辩证法把智者派的怀疑论更推进了一步。他在其谈论自然的著作里提出了三个命题,这三个著名的命题的确包含着怀疑论,这种怀疑论不仅仅着力证明存在物的相对性,或者说它并非自在自为的存在、它是为他者的存在,而且还钻研存在物的种种规定;但是,与无限绝对的否定性相比,他理解存在物的方式仍沾染着一种肯定性。关于高尔吉亚辩证法,黑格尔总结说:“这种辩证法,对于那种断言(感性)存在物为实在的人,无疑是不可克服的(第41页)。”(汉译第38页,原文为德文。——译注)我所说的智者们都具有的肯定性在这里无疑获得了某种不同的涵义,不过我们不得忘记,高尔吉亚在智者派里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不能否认他具有某些科学性;尽管如此,比起苏格拉底,他还是肯定性的,正因为他有一个前提,与此不同,无限的否定性是赋予主观性韧性的压力,而韧性是理念肯定性的条件。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由高尔吉亚、坡罗斯、卡里克勒斯“一个比一个无耻地”提出的命题与苏格拉底相比也是肯定性的,这种肯定性属于我所讲的智者们普遍具有的肯定性。与蕴藏着善的内在无穷性的否定性相比,“正义即强者所欲求的东西”这个命题是肯定性的。与神圣的天意安眠于其中的否定性相比,“作不正义之事强于遭受不正义之事”这个命题是肯定性的。
[7] 智者们的健谈和滔滔不绝的讲演可以说是他们所具有的肯定性的标志。
[8] 苏格拉底初看起来似乎是个反思的个体性;在有的人眼里,他的外表表明他有种古怪可疑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似乎意味着他并非一直就是他那样子,而是变成了他那样子。不过,我们说不定可以把这与他的丑陋相貌相类比;他曾以极大的反讽描绘自己的相貌。众所周知,左皮鲁斯曾给苏格拉底观相。所有观相术的真理都是建立在下面这个命题之上的:本质仅仅存在于外表之中,或者说,外表是本质的真理,本质是外表的真理。本质固然是对外表的否定,但不是对它的绝对否定,因为这样的话,本质实际上也消失了。反讽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这样的。它否定现象,但不是为了通过这种否定确立某种东西,而是对现象进行全面否定;它逃回,而不是走出;它不是居于现象之中;它力求和现象一起进行欺骗活动;它不利用现象来揭示本质,而是利用现象掩盖本质。我们不得忘记,在希腊,本质和现象是统一的,这是直接的自然规定;所以,这种和谐一旦消逝,本质和现象之间就产生了一条鸿沟,二者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统一。在这种意义上,苏格拉底极有可能对他的本质和他的外表之间的对立进行了反讽的理解。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别若天渊,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即使我们强调他具有否定所有这些自然舛误的道德自由,外表和内心的这种不相称总还留在那里,因为他的道德追求永远不能使他获得另一个外表。由于这个缘故,对于观相师来说,苏格拉底实在是一道大难题;如果人们强调自我规定的环节,那么令人头疼的是,苏格拉底的外表还是不能被彻底改变;如果人们强调遗传的作用,那么苏格拉底就成了整个观相术的绊脚石(Mehring 强调自我规定的环节,但没有强调接踵而来的问题。参看Mehring :deen zur wissenschaftlichen Begründung der Physiognomik 《论观相术的科学基础》,见Immanuel Hartmann Fichte编,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pektive Theologie《哲学及思辨神学杂志》II,2,1840,第244页)。苏格拉底对他天生成那个样子,以至没人能看透他感到一种反讽的兴奋;如果我们注目于他的这种反讽的兴奋,那么我就没必要去考虑那些观相术的高深道理了。
[9] 正因为这种对时代的要求在世界历史中具有真理性,所以苏格拉底的反讽是世界历史的全权代表,它没有后代的反讽所具有的病态和自私;在后代,理想性已充分发展,应有尽有,反讽所要求的是其不切实际的升华物。
[10] 柏拉图有句话美妙而诚挚地表达了他和苏格拉底的关系:他说他需要感谢神灵的有四件事,即他是人而非动物,是男人而非女人,是希腊人而非野蛮人,但最主要的是,他是雅典公民和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
[11] 参看Ch.J.Brandis, Grundlinien der Lehre des Socrates(《苏格拉底学说概论》),见于Rheinisches Mus?um (指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Jurisprudenz,Philologie,Geschichte,und griechische Philosophie ——译注),Bonn,1827,第119页:“古代没有一个哲学家像苏格拉底那样为自己以及为追求真理赢得了那么多的才子;没有人像他那样发起了那么多家学派,这些学派各有特色,学说以及教学方法迥异,惟一联系着他们的纽带是他们都坚信自己的主要思想原则来自苏格拉底。有人说有九个,有人说有十个伦理即苏格拉底学派;在这些哲学学派中,除了伊壁鸠鲁派,大概没有一个辜负了这个称号。”(原文为德文。——译注)(学园派、麦加拉派、埃雷特里亚派、埃勒亚派、逍遥派、居勒尼派、犬儒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
[12] 黑格尔在第124页似乎也持这个观点,但他并不始终如一:“苏格拉底本人并没有超出下面这个范围:他把自身思维的单纯本质、善宣示为一般的意识,并且研究了善的各个特殊概念,研究这些概念是否充分表达出了它们所应表达的善的本质,是否在事实上规定了善的内容实质。他把善当作行动着的人的目的。因此他便听任整个表象世界、整个客观本质自为地存在着,而不去寻求从善、从被意识到的东西的本质到事物的过渡,不去认识那作为事物本质的本质。”(汉译第111页。原文为德文。——译注)
[13] 请参考黑格尔对这三个学派的原则的阐述,第128及28页。(汉译第113—115页。——译注)
[14] 参看本文第二章的结论:对于整个世界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同时代意识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不可名状、类属不明,他属于另外一个历史层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