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种理解的现实化_论反讽概念

苏格拉底的守护神

读者马上就能看到，我现在已经踏入另一个领域了。这里的问题不再是柏拉图或色诺芬的看法，除非我们不分青红皂白，认为一切皆为柏拉图和色诺芬凭空捏造。苏格拉底曾信奉守护神，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通过与此有关的言论[1]，尽力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使之与我们的整个观点谐调起来。苏格拉底的这个守护神一直是令语文学家们大伤脑筋的事［1］，但这个难题与其说能把人吓倒，毋宁说很能吸引人，其神秘魅力颇能迷惑人心。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谈论此事（因为“还有什么比这种奇闻怪事更让人爱听呢？”［2］）但一般地也不过说说罢了，由神秘性引起的好奇心很容易满足，只要道破机密就行了。要是有人一本正经地说：“有什么好说呢？”那可就再深沉不过了。倘若有读者有意求教这方面的完美无瑕的杰作——一个如此浑然一体以至完全绕过了事物关键的杰作——那么我很愿意推荐冯克实用词典中的一篇文章[2]，此文结尾和开头一样透彻，中间也不逊于开头和结尾。一个志趣相似的丹麦人，布罗克博士先生，在其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译文前言中也抵抗不住对此不凡现象作出解释的诱惑。他认为，苏格拉底自己相信他有这么一个守护神，而“这种感觉是预感，或者说一种幻想，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敏感的神经系统”。[3]［3］

首先需要把事实摆出来。色诺芬和柏拉图均提及这一异乎寻常的现象。阿斯特正确地指出（ 我们现在离开上面提及的滤出了蠓虫却吞下了骆驼的法利赛学者［11］，转向最近学术研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一个本质性的区别扑面而来，那就是后者深入问题中心，不求解释它，只求透彻理解它。只要我们还是孤立地看待苏格拉底的守护神这一问题，只要我们还是从外表来观察它，那么它就仍然是令人费解的，无论有多少猜测推敲的好手都不管用；倘若我们从内部来观察它，那么本来好像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证明其实是一个必要的边界，这个边界阻止眼睛及思想迅步逃脱，迫使眼睛从外围回到中心，迫使它进行透彻理解。黑格尔[7]有一个论点很概括地、然而又极为深刻地表达了什么是“理解这个守护神”：“苏格拉底把识见和确信作为人类行事的决定者，认为主体能够作最后的决定，同城邦和风俗想对立。于是，他使自己成为了希腊意义上的神谕。他说他自身内有一个保护神，忠告他何去何从，并向他揭示什么有益于他的朋友。”依黑格尔，罗且（necessitas［58］）使这个情景更为滑稽。若两个事物之间毫无任何关系可言，而有人却欲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是很滑稽的；然而，如果别人告诉他，你要是找不到一种联系，你就得送命，那就更滑稽了。苏格拉底的生活是完全孤立的，与任何城邦的规定都势不两立。因此，苏格拉底借以建立个人与城邦关系的思维程序以及辩证法也证明是极端的对立。城邦判他有罪。现在的问题是该判处什么刑罚。可是，因为苏格拉底感到他的生活根本得不到城邦的理解，很显然，说他值得奖励也未尝不可。苏格拉底建议，城邦应请他免费在公共食堂进餐。[37]由于城邦大抵不会感到自己有义务以这种方式来奖励他，所以他愿意将就，并考虑他应得什么惩罚。迈雷托士是要求处他死刑的。为避免死刑，他可在罚款和流放之间作出选择。可他却决定不了选择哪一个。有什么动因迫使他选择其中之一呢？对死的惧怕吗？这不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死是吉是凶。他似乎自己认为，死是最恰当的惩罚，正因为没人知道死是否是坏事，也就是说，这个惩罚，就和前边所谈的罚款一样，这里自己抵消了自己。至于罚款和流放，他两者均不能选择。要是选择罚款，他就必须坐牢，因为他没有足够家产来付罚款；流放也不行，因为他认识到，比起雅典，他更不适于在其他城邦生活，所以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被从那个城邦中驱逐出去，等等。看来，他既不能选择罚款，也不能选择流放。为什么呢？因为这会给他带来痛苦，而痛苦他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是他应得的，恰如他自己所说：“此外，我也不惯于设想自己应受任何损害。”［59］总而言之，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来问他应得什么惩罚，他的回答是：不是惩罚的惩罚，即要么是死刑，因为无人知道死是吉是凶，要么是罚款——如果法庭满足于他能缴纳得起的数量的话——因为钱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如果谈到特殊意义上的惩罚，一种他感觉得到的惩罚，那么他认为任何这样的惩罚都是不适当的。

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如何对城邦采取了消极的立场，他如何与之势不两立；在他因其所作所为而被控告，最可能意识到他和城邦的不相称的那一刻，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在千钧一发之时，他一如</a>既往地贯彻他的立场。不过，他的演说并非热血沸腾的激情，他的行为并非人格绝对的尊严，他的漠然并非充足内心的恬适安乐。所有这一切均不存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彻头彻尾的反讽，它使城邦的客观权力在反讽的坚不可摧的消极性上撞得粉碎。城邦客观的权力、它对个人行动的要求、法律，法庭——所有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绝对的有效性，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当作不完善的形式抛开，他越来越轻地上升，反讽地鸟瞰世界，万物逐渐消失，他自己盘旋于上空，反讽地超然自得，而维持着这种状态的是他内在的坚定不移的、无穷的消极。这样，对于他所属于的世界（无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个世界），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同时代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不可名状、类属不明，他属于另外一个历史层系。支撑着他的是消极性，是仍未生育任何积极性的消极性。由此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甚至生和死对他也失去了绝对的有效性。然而，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反讽的现实的而绝非似是而非的高峰，因为苏格拉底首先到达了善、美、真的理念这一边界，也就是说，到达了理念无穷性这一可能性。世世代代之后，这些理念得到了其现实性，人格得到了其绝对的充足，当主观性有意再次孤立自己的时候，当无穷的消极性有意再次张开其无底深渊以吞噬这种精神的现实性的时候，反讽就会以更为可疑的面目出现。［60］

注释

［1］“使语文学家们大伤脑筋的事”原文为拉丁语 crux philologorum。

［2］原文“hvad hoerer man vel heller end slige eventyr?”是丹麦作家Adam Oehlensceger的一句诗。

［3］参见 Sokratiske Merkvaerdigheder，(《回忆苏格拉底》，由Jens Bloch从希腊原文译出)，哥本哈根，1792， ［6］见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31d, 参见汉译本， ［38］此篇不出自柏拉图之笔，但传统上被认为是柏拉图的作品。

［39］《亚尔西巴德之二》143a。

［40］这句话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

［41］指 Peter Wilhelm Forchhammer, Die Athener und Sokrates·Die Gesetzlichen und der Revolutionaer(《雅典人和苏格拉底：国家法律和革命家》),Berlin 1837。

［42］参见Heinsius, Sokrates nach dem Grade seiner Schuld zum Schutz gegen neuere Verunglimpfung， [21] 在《申辩》篇中他甚至自卖自夸，强调说他一生事业卓著，只是不能以城邦的尺度来衡量（这后半句话当然是针对城邦说的，不乏挑衅性质；因为他以深不可测的反讽把一切混在一起，所以初看有些令人迷惑）。他讲他从来不曾费心赚钱，不曾照管家务，不曾觅求武职；他不追求荣誉、官职（这从城邦的立场来看并非值得颂扬），不参与党派之争，不搞阴谋（这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不参与党派之争、不搞阴谋活动对城邦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他随随便便地把真正的公民义务与阴谋暴动、聚党结派混淆起来，其反讽极为惹眼）；与此不同，他力求私下为单个的人谋求最大的益处，这显然是说，他与个体只有私人关系。参见《申辩》篇36b—c。《申辩》篇里还有另外一个混淆黑白之处，那里他慷慨激昂地讲每个人都应坚守岗位，无论此岗位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受公家委派。可他所称道的自作主张从城邦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应该受到很大的限制的。之后他又提到他少数几次为城邦服务时曾坚守岗位，当他就此长篇大论之时，事情就更变得乱七八糟了：对他坚守岗位城邦当然是赞赏的，但他自作主张选择岗位却是不可接受的。

[22] 西塞罗曾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进了房舍（参见Cicero, Tuae Disputationes5,4,10——译注）；其实，毋宁说他把人们从房舍中拉出来，从他们所居住的阴间拉上来。在此他尽管是个行家，可不免有时会出些差错，止步不前，即使在与各色人等攀谈时也不免会丧失反讽，忘却反讽的主线，顿时略微陷入陈词滥调之中。请参阅前边对色诺芬看法的论述。

[23] 因此，斐德若（在同名的谈话录里）很惊讶苏格拉底竟对周围环境一无所知，以致他必须像领个生人似的领着他，他简直好像从来没有出过城门似的。苏格拉底回答说：“请不要怪我，我的好朋友！我很想学习，风景呀、树木呀可真是什么也教不了我，而城里的人却能教我不少东西。”（《斐德若》篇230d，原文为希腊文。——译注）

[24] 他采用的方法是：“劝你们各个对己应注意德与智之求全先于身外之物，对国当求立国之本先于谋国之利。”（《苏格拉底的申辩》36c,汉译 [27] 色诺芬：《申辩》 [29] 参看黑格尔，以上所引著作，第109页。（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98页。——译注）

[30] 我这里谈到一直只是苏格拉底和他想教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至于他的教导可能具有的有害作用，根本没有谈到。就此可以说的前面也已经详细地说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苏格拉底自作主张，以老师自居，是未被授权的。他声称他所具有的神的委托从城邦的立场来看也不应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为他独断独行，是未受城邦许可的。

[31] 阿里斯托芬持不同意见，他的苏格拉底授课不仅收钱，甚至还接收了一袋面粉。

[32] 不过，苏格拉底讲这番话，主要是为了应付人家指责他给门徒们自己讲一种话，有人在场时讲另一种话。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愿意承认，苏格拉底是表里如一的；但他的这番话却表明了他和青年的关系是多么松散，因为这种关系是由偶然的认知上的接触而形成的，没有任何根基。

[33] 参看佛西哈默，第42页以下。

[34] 谁要是不能从精神上理解这一问题，请参看Johann Matthias Gesner的Socrates sanctus Paederasta (《苏格拉底，神圣的童爱者》)，见于Commentarii societatis regiae scientiarum Gottingensis，第二卷，1752年。

[35] 历史上有记载的还有另一种苏格拉底与他人所建立的关系，即他与赞提普的关系。苏格拉底大抵不曾是个模范丈夫，这种感觉谁都是有的。自从色诺芬以来，大家对苏格拉底夫妻关系的一般理解是，这个泼妇对他的作用，就像野马对骑手的作用一样，即使之学会了驯服的本领。对于他来说，对付她在控制人方面是个很好的练习；如果能把她对付了，那么对付别的人就会不费吹灰之力。这种理解，在我看来，与夫妻之爱没有很大的关联，其实倒是蕴涵着不少的反讽。参看佛西哈默，第49页及注解第43。

[36] 参看黑格尔，上引著作第113页起。（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01页起。——译注）

[37] 由于他的生活本身和城邦观念互不相通，所以他既不应得惩罚，也不应得奖励。因此，谈到免费进餐，他辅助性地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即他是个穷人，急需安定、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