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在此奉献给英国读者的这本书被E.G.布朗描述为一部最有价值和趣味的波斯文散文著作。它由被尊称为尼扎姆·莫尔克(Nizām al-Mulk)的徒思(Tūs)人哈桑·伊本·阿里(Hasan ibn''Alī)所著,在30年的生涯中,作者先后在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ān)及其子马立克沙(Malikshāh)手下担任宰相,掌管着大塞尔柱(Saljūqid)帝国的行政。这些塞尔柱人是出自中亚草原上一支野蛮的突厥族游牧部落的统治家族。他们曾请求加兹纳城(Ghazna)苏丹马合木(Sultān Mahmūd)允许他们渡过阿姆河,在呼罗珊(Khurāsān)为他们的羊群寻找新鲜的牧草。他们后来兴旺起来,不久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从伽色尼王朝人手中夺走呼罗珊。尼扎姆·莫尔克的一生恰逢塞尔柱人掌权和权力上升时期。据两位权威人士考证,他可能生于回历408年(1018年,见Mujmal-i Fasībī )或回历410年(1019—1020年,见Tārāīkh-i Baihaq )。他死于回历485年(1092年),他是被在该书中受到严厉谴责的一位伊斯玛仪派刺客暗杀的。他生前鞠躬尽瘁,直到两鬓花白。在他死之后,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塞尔柱帝国因他的去世而步入衰落。
他早年的生活鲜为人知,他的父亲是拜哈克(Baihaq)人,拜哈克是沙勃兹瓦尔镇(Sabzvār)及其地区的旧称。他来到徒思,以收税员身份在伽色尼王朝效力。在一部记录神秘主义者谢赫</a>阿布·赛德·伊本·阿比尔·哈尔(Shaikh Abū Sa‘īd ibn A bi’l-Khair)的轶事汇编《阿斯拉尔-阿尔-塔乌希德》(Asrār at-Tauhīd )中,保留了有关他少年时代生活的一些片断:谢赫在两次与他见面时都曾预言他将成为世界之宰相(the khwāja of the world),一次在徒思,当时哈桑还是一个小男孩;另一次是哈桑在去莫夫(Merv)深造的途中,他在马哈纳(Maihana)停留并拜访了谢赫。他对谢赫坚信不疑,终身是他名义上的信徒,他常常谈</a>到自己的所有成就应该归功于谢赫。虽然他本人并不倾向于神秘主义,但是,他晚年为苏菲派成员建立了几个济贫院,并不断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他促进了正统派的教育;他在几个城市创建了马德拉沙(madrasa),或者称高等学术学院;这些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尼扎姆”(Nizāmiyya),其中最著名者是巴格达(Baghdad)和尼沙普尔(Nishāpūr)的学院。
当呼罗珊随着苏丹马苏德于431/1040(即回历431年,公元1040年,下同)年的失败而落入塞尔柱人手中之时,哈桑的父亲带着儿子到了加兹纳。哈桑可能在伽色尼王朝政府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几年之后他离开那里回到呼罗珊,为塞尔柱人服务。此时,塞尔柱托格利尔·贝格(Tughril Beg)和查基尔·贝格(Chaghri Beg)两兄弟已经瓜分了领土:托格利尔得到西半部,其驻地在巴格达;查基尔留在东部,总部在莫夫。查基尔在452/1060年去世之后,托格利尔成为最高统治者。查基尔之子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n)继承父亲权力,成为呼罗珊统治者。阿尔普·阿尔斯兰曾以其父副将的身份统治着呼罗珊东部,此时,尼扎姆·莫尔克以顾问身份为他服务过几年。后来,阿尔普·阿尔斯兰一直视之为得力助手,让他负责管理整个呼罗珊,直到455/1063年托格利尔去世。正是在此期间,尼扎姆与托格利尔的宰相阿米德·穆尔克·昆都里(‘Amīd al-Mulk al-Kundurī)之间产生了敌对。托格利尔没有男性继承人,昆都里劝他立查基尔较年幼的儿子苏莱曼(Simān)为继承人,昆都里很清楚,如果查基尔较为年长的儿子成为大苏丹,那么,成为“世界之宰相”的人将是尼扎姆·莫尔克而不是他。最终,阿尔普·阿尔斯兰得以安全继位,昆都里被流放,稍后被处决,无疑是尼扎姆·莫尔克的命令。
在阿尔普·阿尔斯兰(455—465/1063—1073年)及其子马立克沙(Malikshāh)统治期间,塞尔柱人的势力达到鼎盛,尼扎姆·莫尔克的职业生涯也达到了顶峰。帝国疆域覆盖了从阿富汗边境到地中海海岸的广大地区,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尼扎姆·莫尔克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威望。马立克沙在继位之时只有18岁,最初,他对宰相的依赖性很大。因此,尼扎姆·莫尔克在许多年内都独断专行,无疑,他熟练而有效地处理了政务。然而,他的态度傲慢,他对亲朋好友委以高官的做法开始引起愤恨,他的反对者赢得了苏丹的赞同。随着成长,苏丹极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力,有时候,他还与他的宰相关系不和。也许正是在这种时刻,即对王国内的事态不满和考虑除掉宰相的时候,苏丹命令尼扎姆·莫尔克及另外几位大臣撰写治国谋略的条文。其他人撰写的著作(如果有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幸存下来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伟大伊朗政治家的业绩。
塔巴里兹的那赫基法尼(Nakhjivānī )手稿
直到该手稿的发现,我们才知道该书原稿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这样的(或者说现存的)手稿有十多本,然而,没有一个版本令人满意。它们不仅含有使人对全书真实性产生疑点的不相协调的材料,而且还有抄写员犯下的添写、篡改、遗漏等各种错误。只有对许多如此的版本进行比较,才能产生一个可读本。那赫基法尼手稿抄于673年/公元1274年,与其他手稿相比,它不仅年代早,而且正确性也远远超过它们,这一可读性版本就是用那赫基法尼手稿编辑的,它于1968年由皇家翻译出版学院发行,此后不久重新发行了它的修订本,该书是这一可读性版本的英译本。该书的可信性和真实性等优点部分地可以归结于以下事实,即从字迹和错误的性质判断,几乎可以肯定抄写员没有受过教育,出现字母混淆、标点遗漏和错置等现象。但是,该手稿绝对没有像其他手稿那样大量充斥着无根据的变更和篡改,遗漏的错误很少,遗漏也不长,一般可以归属于字母的脱漏。古体字和格式,不熟悉的地名都保留下来,它们没有被后来的抄写员残忍地现代化了或改变了,注释中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但是,该手稿突出的特征是在以往版本中,如下章节( 关于书名
自查尔斯·斯切弗出版的波斯文本(1891年)和法译本(1893年)问世以来,这本书在欧洲普遍被名为“Siyāsat-nāma ”,因此,该译本仍采用“治国策”(The Book of Government )一名。然而,所有手稿都名为“Siyar al-Mulūk ”(字面意思是“王治之道”)。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该书以此名在伊朗流传,以此名被波斯文献引用。在较早的参考资料中,它无疑是《塔巴里斯坦史》(Tārīkh-i Tabarīstān )一书的参考书,它是伽扎里(Ghazzālī)的《国王必读》(Nasīhat al-Mulūk,Counsel for Kings ,70—71)一书的参考书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国王必读》一书中,伽扎里引用了本书Guzīda ,72)和《杰瓦米·阿尔·赫卡亚特》(Jawāmi‘al-Hikāyāt )两本书中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Siyar al-Mulūk ”都被列为这两本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对该书名称的暗示来自[1] 在此我们发现了“dar in kitāb-i siyar ”一词。关于名字包含“Siyāsat ”一词的唯一证据在一篇结语中发现了(本书采用的手稿中没有),在此结语中,一些手稿写成“in ast kitāb-i Siyāsat ”。的确,尼扎姆·莫尔克似乎已经有自己的固定风格(他以Kitāb at-Tāj fi Akhlāq al-Mulūk ,即Le livre de couronne 书名为榜样),借用波斯著作《国王宝鉴》(Mirrors for Princes )取名的风格,紧接着采用这种风格的作者是伽扎里,在他之后层出不穷。
关于篇目
所有手稿正文部分的章目都是混乱的,这一问题通过参考本书首页的目录可以解决。当抄写员抄到该章中的新标题时,错误就出现了(如 伟大的11/17世纪突厥书志学家哈吉·卡里法(Hajjī Khalīfa)对一些细节上存在错误的此书作过一些描述,在他的“Kashf az-Zunūn ”一书中,他写道:
徒思的尼扎姆·莫尔克·哈桑·伊本·阿里宰相(死于回历485年)的波斯语著作“王治之道”编辑于回历469年在任塞尔柱王朝马立克沙的宰相期间,共39章,后来阿尔·亚米尼(al-Yamīnī)把它改编成51章,与原作者不同,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排列了所有的章目。
哈吉·卡里法手头可能只有一些次等的手稿,我们不能够接受他那些违反那赫基法尼手稿的数据。
实际上可以肯定,马立克沙从来没有见过 写作时间
根据后来抄写的一组有关手稿,该书编辑于1091年,不过,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撰写该书的命令发布于1091年。在我们的手稿中,序言是以尼扎姆·莫尔克本人的名字写成,这一点已经被最近的一本手稿(不是马吉里斯图书馆的那本)所证实。尼扎姆·莫尔克说,苏丹马立克沙在479/1086年邀请他和另外几个人撰写一本书。这并不意味着该书,即它的[2] —1089年的那场战役(从历史上看,这是最有可能的),那么,Sabbāh)于是年从埃及回来,占领了阿剌穆特(mut),并开始他在波斯的活动,这件事可能导致了他强烈呼吁反对异教徒,特别是伊斯玛仪派。
尼扎姆·莫尔克和苏丹马立克沙于485/1092年去世以后,国家因别尔克·亚努齐(Berk-yaruq)和穆罕默德之间的权力之争而陷入混乱之中。当图书管理员说在混乱持续期间,他一直不敢公开此书之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当穆罕默德于498/1105年无可争议地成为苏丹之时,局势重新稳定下来,可以肯定,这位图书管理员在书的注释中提到的苏丹就是穆罕默德。伽扎里在505/1112年以前已经编辑了《国王必读》(Nasīhat al-Mulūk )一书,由于当时他手头可能有《治国策》这本书,我们可以说《治国策》这本书出版于498/1105到505/1112年间,应该记住,当时书籍的发行量是有限的。
材料来源
本书好像是由收集于各种资料的、长短不一的零星材料拼凑而成,这些材料可以归类如下:
建议:)。可能由于作者在他之前没有样板可模仿,因此,这些建议常常显得粗糙和表达模糊;在只有几行字构成的一些短章中尤其如此。在一些章节中,即在批评王室君主或提出不受欢迎的建议的章节中,对含糊其辞作另一种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们可以想象有分寸的词句和模棱两可的语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语录、传说和名言:该类材料是由《古兰经》语录、先知及其伙伴的传记、名人名言构成的大文集,一般篇幅只有几行,它们被阿拉伯作家和波斯伦理论文自如地运用。无疑,作者们常常从前辈著作中选用这些资料,而不是从原始资料中去寻找,伽扎里把《治国策》一书(尤其是 奇闻轶事:该类包括许多简短的故事,其篇幅大约有1—2页,其内容涉及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或大臣。这些资料来源于作家首创故事的那些较早的书籍和《故事集》(见Gūr]的故事,在《国王宝鉴》Barāmika )一书的最初几页,只是把主要人物的名字由巴尔马克改为贾法尔(Ja‘far)。可能在尼扎姆写作之前,《巴拉米卡史》一书当时已经成为长篇故事写作的范本。该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奇闻轶事集,其中一些故事相当幽默;与尼扎姆的故事一样,它们包括了许多谈话,尽管这些谈话的部分虚构给人以真实生活的印象;然而人们不可能想象雅库比·依·拉斯(Ya‘qūb-i Laith)或马兹达克(Mazdak)的话(正如尼扎姆详细记载的那样)与纯粹虚构有什么不同。在尼扎姆的故事中,虚构成分更多;与其偶像相比,他更甚一筹。
下面是这类长篇故事:
伊斯迈尔·伊本·阿赫默德(Isma‘il ibn Ahmad)和萨法尔王朝(Saffārids) 巴赫拉姆·古尔(Bahrām Gūr)和拉斯特·拉维斯(Rāst-ravishn) “正义之王”努细尔汪(Nushīvān) 突厥埃米尔和阿尔·穆塔希姆(al-Mu‘tasim) 库茨·巴伦支(Kuch Baluch)的强盗 阿杜德·阿德·道剌(‘Adud ad-Da)和不公正的法官 苏丹马合木(Mahmūd)和不公正的法官 阿尔普特勤(Alptigin)和赛布克特勤(Sabuktigin) 苏丹马合木及其称号 法克尔德·道剌(Fakhr ad-Da) 苏莱曼·伊本·阿布杜拉·马立克(Siman ibn ‘Abd al-Malik)和贾法尔·伊本·巴尔马克(Ja‘far ibn Barmak) 马兹达克的叛乱 纳斯尔·伊本·阿赫默德(Nasr ibn Ahmad)和卡尔马特派(Qarmatīs) 与当代事件有关的故事:在本书中,只有5个故事涉及当代人或事,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统治时期;它们是:
1. Sigzī)就情报员的谈话。
2. 3. 4. ar-Rahmā Khāl)试图使阿尔普·阿尔斯兰相信某位名人(肯定是阿卜杜·阿拉·安萨里[Abd-Allāh Ansārī])是偶像崇拜者的故事。
5. 历史的叙述:这类材料在《治国策》 除了我们已经归入另一类的纳斯尔·伊本·阿赫默德的故事外,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明显虚构成分的真实记述,它们似乎或多或少地直接引自尼扎姆·莫尔克作为资料使用的那些书;在本书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它们是:
1. 《伊斯法罕史》(Tārīkh-i Isfahān )。虽然马法鲁肯(Māfarrūkhī)原创的阿拉伯文版Mahāsin Isfahān 一书可能已经被尼扎姆·莫尔克利用过,但是,布朗对波斯文版(伊斯法罕史珍贵的手稿)内容的审视表明,它不可能是尼扎姆声称的主要的资料来源,尼扎姆·莫尔克曾在[3] 和 2. 《塔巴里史》(Tārīkh-i Tabarī ),在 3. 《阿拔斯哈里法史》(Tārīkh-i Khfā-yi Banī‘Abbās ),在al-Aurāq 。
4. 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雅·雅齐的《先知的诡计》(Makhārīq al-Anbiyā ,Hiyal al-Mutanabbiyīn ),在 评论与议论:故事不论长短都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在故事正文中没有插入作者的评论,除非这些评论是以演说的方式通过人物的嘴说出来的。在一则故事或一章的末尾仅仅对前面所叙述的内容给予3—4行的简短评论。
学说:像写这类书(给君主借鉴之书)的其他作者一样,尼扎姆·莫尔克在本书的前两章,以及as-Sudūr )一书īs(Shī‘iyān);在阿拉伯字母中这两个字的形状相似,很容易混淆。作者警告说,不可相信任何人都是忠诚的或诚实的,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命令的实施,应该建立一个精密的情报系统,以便获得高、低级官员行为的秘密报告。同时,国王应与他的好友们一起运动、开舞会、维持庞大的王室。在他周围应该有各种荣华富贵;他的宫廷应该有大批侍者和奴隶部队;他的热情与慷慨应达到奢侈的地步;塞尔柱人不能为没有足够重视仪式或外交礼节而受到责备。但是,国王不应该发布太多的书面([4] 有对苏丹的批评,但是,批评是委婉而有礼貌的。
dīvān)的权威。他的极度担忧是由伊斯玛仪派教义的传播而引起的。担忧的直接原因是哈桑·沙巴赫(Hasan-i S,abbāh)于483/1090年从埃及返回伊朗,被任命为戴拉姆王朝(Damites)的主要宣传者,他占据了阿剌穆特堡,从此地开始反对塞尔柱人和实施暗杀活动。 译法及其他
附加符号在本书全文中一律省略,在注释中也没有严</a>格应用。所有名字在书目和索引中都充分标出。音译一般采用皇家亚洲协会认可的系统;然而,在注释中(在此简要说明对该手稿的正确看法是很重要的),该系统为了避免两个字发一个音的现象而做了一些修改:如thus’=alif,θ=th,c=ch,x=kh,δ=dh,z=zh,=sh,γ=gh;而在标明b,p,t,θ,n,y这些字母的形状时,没有区分的标点。
圆括号内的词是最初波斯文本中的,对于英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
方括号内的词波斯文本中没有,是为了引申或解释而补充的。
在注释中,在波斯词被引用的地方未加评论,其目的有时候是为了校正1968年版的波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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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作者此处误写为1058年,应该是1088年。——译者
[3] [4] []内为译者加的主语,以下同。——译者
[5] 凶眼,具有目视他人而使之遭殃的能力的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