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道德_政治中的人性

在前几章里，我论证说，政治学的效能，也就是预测各种政治原因的结果的力量，很可能会增强。我用两个事实作为我的论证的基础。 本章从该观点论述新倾向对政治道德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使用政治道德这个名词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些出于政治动机而做的事情是道德的，出于其他动机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而是要强调说明，有些道德问题只能密切联系政治学予以研究。当然，有些品格是各行各业共通的，比方我们人人都必须做到仁爱、诚实和勤劳，我们巴望伦理老师们帮我们这样做。但是每一个行业也有它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首先由它自己的研究者阐明，然后才能由伦理学家来处理。

在政治中，这些特殊品格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乃是政治家据以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与他影响他人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一百年甚或五十年前，那些为一个他们对之尚无经验的民主政体工作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感到忧虑。他们不是把推理视为一个艰难而不确定的过程，而是看作当一个人遇到影响其利益的问题时头脑的必然和自动的运转。因此，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公民在使用选票时必定受理智的引导；使别人最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结论以及结论所根据的理由的政治家是最成功的；如果选民有充分机会听取自由而真诚的讨论，好政府就有了保障。

今天，一个刚离开课堂踏上讲坛的候选人几乎肯定会从同样的想当然开始。

他在准备讲稿时心中坚信，选举的结果将取决于他所说明的政治原因与政治结果之间的关系。他的 在政治中，把理智同感情对立起来加以宣传确实特别无用，因为人类的感情不仅为政治思想提供动机，而且还确定政治判断中必须使用的价值尺度。在试图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也许因为从通行的语言中得不到什么帮助，只好求助于柏拉图爱用的“艺术”的比喻。在音乐中，好的和差的作曲家的区别不是一个诉诸听众的理智而另一个诉诸听众的感情。两者都必须诉诸感情，因此两者都必须深刻地体会听众的感情，并强烈地激发自己的感情。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所系的条件决定于我们心灵中一些他们所无法改变的东西。不过，一个用廉价的技巧只打动听众的一部分心灵，而另一个则打动听众的全部心灵，要求那些听他演奏的人的理智暂时沉浸在强化和净化了的感情中。

但是，除了单纯宣传之外，如何才能在政治动机中推广这种理智与感情、思想与冲动和谐一致的概念呢？人们想到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但是，研究者要把理智行为概念从实验室推广到群众大会必须具备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却是不常有的。如果把科学教育的一部分用来如此这般研究科学家的生平，既揭示他们的发明，又说明他们的心理经历，如果年轻的生物学家认真阅读达尔文与莱尔 [13] 之间的通信（当莱尔为了一个尚未澄清的真理打算放弃他的巨大名声所依赖的结论，并中止他最强烈的宗教信仰时），那么，这种想象力就可能较多地存在。

但是，绝大多数学生如果要学习理智行为概念所依靠的事实，就必须更直接地学。我个人认为，关于心理学一些已有定论的事实的极简单的课程，如果耐心地教的话，任何稍许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十三四岁儿童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威廉·詹姆斯先生的《心理学原理》中论</a>习惯的一章，只要文字稍加简化，完全能够被他们掌握。再有，城市里的儿童如今生活在层出不穷的广告的心理艺术中，能够很容易地使他懂得，为什么当大人打发他去买一块肥皂时，他会倾向于买广告做得最大最多的那种，这种倾向同那种极可能导致买高级肥皂的心理作用有什么关系。理智任务概念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可以在学校里通过学习有关更深刻的心理经历的纯文学进一步扩大。十二岁的儿童能理解卡莱尔的《彭斯论》，只要认真地在课堂里读，六年级的学生则可以从沃兹沃斯的《序曲》学到不少东西。

不过，精心教授人天性中感情的和理智的东西以使人把理智和感情的协调想象为一个道德理想，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观察。例如，性的本能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正在日益成为认真思考的题目。在性的领域里，以考虑后果为基础的行为正要求对纯粹冲动采取愈益增强的克制。但是，没有人能保证说，他已经想出办法在青春期前或青春期内讲授有关性本能的赤裸裸的事实而不过早地刺激性本能本身。

再者，医生们越来越认识到营养不仅仅依靠食物的化学成分，而且还依靠食欲，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食欲，并在某种程度上用意志加以控制和引导。不久前，威廉·麦克文爵士在《英国医药杂志》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好好地消化吃进去的食物，就必须轻松愉快地从享受角度对食物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要通过教学来创造威廉·麦克文爵士所暗示的那种理智和冲动的协调却非易事。如果你告诉一个孩子说，食物之所以有益健康，是因为我们喜欢它，因此我们有责任喜欢那种我们天性的其他因素使之既有益健康又讨人喜欢的食物，你会发现自己除了使他觉得好笑以外，一无所获。

所以，就政治感情而言，说教师必须首先使学生意识到那些感情的存在，然后增强它们的力量，最后使它们受对政治行为结果的慎重推理的控制，是极其容易的，但是在学校的实际教学条件下实际做起来却难到极点。艾克兰先生1893年任教育大臣时曾在夜校章程中加进了一个“公民生活与义务”教学大纲。它详细说明收税员、警察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每一部分都穿插一个教训，如“光为个人利益服务是不够的”、“好政府需要热心公益精神和智慧”、“投票选举需要诚实”、“投票既是权利又是信任”。几乎每个学校出版社都赶印出一本关于这个题目的教科书，许多教育委员会都鼓励它的推广；可是这个实验经过慎重试验后却公认失败了。新的教科书（所有这些书当时都由我审阅）恐怕是曾经在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书当中最无价值的，含有各种教导和训诲的课文没有引起学生丝毫兴趣。如果要使我们的少男少女像苏格拉底的学生一样深深地被国家这个概念所打动，教师和教科书的编著者们显然必须以类似苏格拉底对真理的热爱以及他的辩证法的严格精神对待他们的工作。

还有，如果儿童在幼年仍然要在学校里学习威尔斯先生称为的“祖国意识”，那么，我们通过回忆雅典可以获得成功所系条件的暗示。儿童在心里记住伦敦的百万人口以及臭水沟的长度，是不会学会热爱伦敦的。如果要用文字激发他们的爱，这种文字必须像《俄狄浦斯·科隆诺斯》中称颂雅典的合唱词一样优美。但是这种文字只能出于对他们所写的东西有切身体会的伟大诗人之手，在我们能有一位爱伦敦犹如索福克勒斯 [14] 爱雅典的诗人之前，恐怕必须使伦敦本身变得更美些。

不过，最容易激发儿童感情的不是文字，而是景物和音响。因此，要使儿童爱祖国，就必须要么让他们欣赏祖国最壮丽的景物，要么让那些景物在他们心头呈现。一个公共建筑物或一次仪式要使儿童无畏的眼睛留下难忘的印象，必须像伊普尔或布鲁日 [15] 的建筑物或日本的仪式一样真正令人难忘。幸亏社会生活的美好方面不只是体现在建筑物和仪式中的，没有一个温切斯特儿童在兰特波特贫民窟访问多林神父归来后会无动于衷，尽管儿童的眼睛看个人动机中真正的东西比看华丽外表中真正的东西更敏锐。

成年政治家在有意识地强化自己政治感情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更为微妙。一个在伦敦教育委员会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告诉我说，当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当报告里的文字变成仅仅是文字，统计表上的数字仅仅是数字的时候，他总是动身到一个学校里去，细细观看一个个班级里学童的脸，直到工作又来劲儿为止。但是，对于一个准备做这种试验的人来说，甚至“感情”这个词也是危险的。开足马力干活的工人向往的是宁静和平和的而不是猛烈和骚乱的冲动，他的干劲的感情刺激一旦形成以后，也许在极大程度上应该处于完全自觉的水平以下。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被一长排病床的景象和声音所刺激，如果只看到少数几个病人送到他房里来，工作会提不起劲。但是他在工作时间唯一意识到的就是治病救人这个宗旨，大脑、眼睛和手的半无意识冲动都和谐地集中在这个宗旨上。

多数成年政治家意识到新的罪恶可能比意识到新的美德得益更大。例如，有一天，“舆论”这个词本身可能被公认为最危险的政治罪恶的代名词。人们可能借助习惯和联想教会自己去怀疑那些在他们不动脑筋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钻进他们头脑里的倾向和信念，而这些倾向和信念只要其来源未被追究，任何一个被雇用来制造的聪明的组织者都能制造。世界上最容易统治的国家乃是居住着一批不信奉国教的商人的国家，他们在生活中从来不进行政治推理，一发现自己头脑里有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念，就宣称那是个“良心”问题，因此不在怀疑或考虑的范畴之内。

但是，可能有人会问，认为柏拉图的“灵魂和谐”概念——感情与理智两者因自觉协调而强化——能成为现代国家总政治理想的一部分，岂不是空想吗？在日俄战争之前，恐怕多数人会回答是。现在多数人会回答不是。日本人在某些方面的理智道德概念显然比例如法国人差。例如，我们听到过不少事情，证明在日本大学里，思想自由并不总是获得重视。但是，在备战年代以及战争年代中，日本人的兼感情和理智而有之的态度中有一种在欧洲人看来是崭新的东西。拿破仑坚决反对那些把事物看作他们希望是的事物的“空想家”，在他本人屈服于他自己的幻想以前，将他们化为了齑粉。但是我们把拿破仑的洞察力归之于自私。在日本这个国家里，每个士兵在战争中都超过拿破仑，都比拿破仑更加决心不是看到伟大的原则或突出的传统，而是看到铁的事实；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却比甘必大 [16] 还炽烈。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日本人遗传的组织性，但更可能是他们的心理环境的影响。他们对科学概念表示由衷的欢迎，这个概念是首先在欧洲得到详尽阐述的，目前依然在同一些旧的观念作斗争。对日本人来说，科学是同天理联合而且确实是融为一体的，自从他们通过中国从印度学会天理以来，天理永远是他们的各种宗教的基础。因此，他们养成了一种宿命论的而非听天由命的人生观，使绝对服从造化与不懈地思考和行动结合起来。

人们希望，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感情传统和哲学传统与科学所引进的新的理智任务观念之间能发生同样的融合。这种融合将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是眼下这种希望尚难实现。在整个基督教界，旧信仰与新知识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恐怕不仅在宗教的结论与科学的结论之间，而且还在宗教的心理习惯与科学的心理习惯之间产生了分歧。今天的科学家不再梦想从一位英国主教那里学会一条规律（就像他们的前辈从巴特勒主教那里学会行为盖然性学说）——信仰决不可固定，必须永远向新证据的最小征象开放，在必须行动的时候，要坚决按照不完善的知识（如果那是可以获得的最好的知识）行动，就像按照最完善的论证行动一样。最新的一道梵蒂冈通谕的方针不会让更多的修道院院长像门德尔 [17] 修道院院长那样在多年耐心观察中为机体进化得出一个新的生物基础。在政治中，心理习惯的作用远比接受或拒不接受教条或证据来得重要。当一个英国教士坐在早餐桌前阅读《泰晤士报》或《邮报》时，他对当天新闻的看法不是取决于他相信或不相信就不抵抗和贫穷发出某些训诫的人是上帝本人，而是取决于他所受的留心自己见解的起因的训练程度。事实上，詹姆森博士关于约翰内斯堡袭击的声明像号角一样激动了多数教士，而关于最近的一位社会党议员不是正人君子的暗示则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种真正厌恶和失望的情绪。

因此，新的理智行为理想可能要等从许多方面涉及我们生活的心理态度发生更大变化后才能在政治中产生有效影响。总有一天，理智和感情协调一致的概念将会在我们道德意识的最深处取代目前可憎的混乱和无益的争斗。当那一天来临后，政治中许多现在不可能的事情都将变为可能。政治家不仅能够控制和引导自身的冲动，对其性质了解得更充分，而且还能使听众理解他的目的。那时，大臣和议员们将会从日本最好的官方报纸那种我们听来非常奇怪的质朴的语言中找到最有力的表达方式，而公民将学会像日本军队期望他们的将军那样期望他们的议员殚思极虑，只有那样，人类才既成为自然的仆人又成为自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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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林布鲁克（1678—1751）：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

[2]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译者

[3]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

[4] 伦道夫·丘吉尔（1849—1895）：英国政治家，英国保守党内有影响的人物。——译者

[5] 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译者

[6] 英国议会记录（行业纠纷议案，上院，1906年12月4日），第703页。

[7] 据报道，潘克赫斯特夫人曾在1908年7月26日出版的《观察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被称为妇女参政主义者的妇女是些什么样的人，她们至少懂得如何同公众取得联系。她们掌握了时代精神，学会了广告的艺术。”

[8] 钱德拉·帕尔（1858—1932）：印度1905年民族运动领导人。——译者

[9] 引于1907年6月3日《泰晤士报》。

[10] 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著有时事评论集《异教徒》，反映他在南非战争中坚决袒护布尔人的观点。——译者

[11] 《异教徒》，1905年版，第136页。

[12] 樱草会：为纪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迪斯累里而成立的一个组织。——译者

[13] 莱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译者

[14]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 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今存世之作有《俄狄浦斯·科隆诺斯》等七部悲剧。——译者

[15] 伊普尔和布鲁日均为比利时的著名风景胜地。——译者

[16] 甘必大（1838—1882）：法国总理，第三共和国奠基人之一。——译者

[17] 门德尔（1822—1884）：植物学家，修道院院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