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沙利?路易?孟德斯鸠_罗马盛衰原因论

巴士金

孟德斯鸠是杰出的法国活动家。他是十八世纪法国早期启蒙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思想上准备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在法国文学史上，孟德斯鸠也占有了一个牢固的地位。他的名作《波斯人信札》是散文艺术的光辉典范，几乎可以同方斯华?拉伯雷不朽的讽刺性的长篇小说《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这样的文学杰作并驾齐驱。孟德斯鸠在社会学方面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虽然像所有的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但是他比其他许多启蒙学派更深刻地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力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坚决地进行了保卫和平，主张民族合作的斗争。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在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中还经常引证他在这方面的卓越的言论。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定，1955年广泛地开展了纪念孟德斯鸠逝世两百周年的活动。

孟德斯鸠是一个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许多哲学问题上以渊博的学识著称；他是屈指可数的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学的专家。孟德斯鸠深刻地研究了当代的自然科学，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论重力》、《论海水的来潮和退潮》、《论相对运动》等等。因此，把恩格斯评论文艺复兴时代活动家的话放在孟德斯鸠这位有全面修养的典型思想家身上是毫不夸大的。恩格斯说：“给近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什么人都有，惟没有受资产阶级局限的人。” [1]

沙利?路易?孟德斯鸠诞生在1689年1月18日，即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前的一百年。他死在1755年。孟德斯鸠的家庭出身是地方上的贵族。他的父亲在波尔多附近有一笔地产；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主要城市。他的伯父是一个富有的贵族，承袭了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孟德斯鸠后来自己也得到了这个主要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位。但是他更加注意科学活动，曾经当选过波尔多科学院的院士。

孟德斯鸠虽然属于特权等级，但他在早年就发表过对国王政权的不满言论。这些言论部分地说明了地方贵族反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传统斗争。孟德斯鸠的家庭一向就是王朝当局的反对派。但是沙利?孟德斯鸠懂得：不应该从仅仅热中于地方分权的国家制度的贵族立场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而应该在当时更加先进的阶级的旗帜下，即在年轻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旗帜下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十八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国共有二千四百万人口，其中僧侣和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的人数不过四十五万。孟德斯鸠坚决不参加对法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的微不足道的一小帮人的阵营，宁愿站在无权的 在同一节中，孟德斯鸠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批判批评了奥古斯丁的定命论；根据这种学说的说法，上帝早就注定了谁应当是正直的人，谁应当是作恶的人。孟德斯鸠作了一个深刻的评语说：定命论使人们消极无为，它是“灵魂懒惰”的产物。

在“论灵魂转世”的一节中，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灵魂不死的基督教信条同印度人关于灵魂转世的学说作了一番比较。孟德斯鸠对待基督教的宗教信条和印度人的宗教信条，本质上都是毫无区别的。这两种宗教的信条都没有经过理性法庭的任何批判。在回答两种信条中哪一种对国家比较有利的问题时，他得出结论说，印度人的观点有许多胜过基督教的地方。

孟德斯鸠不承认宗教世界观是客观真理，他作出结论说，在宗教问题上绝对不准许强迫命令的作风。他教导说，人类的法律以理智为基础，所以法律在逻辑上应当是可靠的，并且带有强制性。宗教制定的法律就不一样。那些法律不是以理性为根据，而是以心灵为根据，因此它们只起训诫和劝告的作用。

孟德斯鸠同主张宗教和道德不能并存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同，他承认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意义。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保留：并不是任何宗教都会产生道德。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肯定地认为，宗教信条甚至能够鼓励像淫荡这样的不道德行为。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很注意宗教的起源问题。他和一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一样根据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断言说，宗教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于立法者的活动的影响，宗教直接依赖于这种或那种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深信，天主教最适合于君主政体，新教最适合于共和政体。至于伊斯兰教，他认为那是专制政体的直接结果。孟德斯鸠根据这点推论说，教会没有权利觊觎世俗政权。如果宗教不违犯国家法律，不妨碍公民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一切宗教都可以容许存在。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有权否定任何宗教信条，国家政权不应当因为人们的世界观而惩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孟德斯鸠表现出他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是要求信教自由的启蒙运动者。

孟德斯鸠在“宗教自由”一节中申明说，他不是以神学家的身份，而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要求信教自由。孟德斯鸠不愿意同天主教彻底破裂，甚至情愿承认原则上的优先地位是属于天主教的。但是他又常常强调：即使天主教是“真正的宗教”，也不应当用火和剑来巩固它。孟德斯鸠教导说，强迫命令和暴力威胁最后只会造成损失，绝不会使任何人信服什么。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写道：狂信的波斯伊斯兰教徒对拜火教徒进行迫害，使他们不得不成群结队地离开波斯，结果波斯国丧失了许多热爱劳动的农民。由此可见，宗教狂信使国家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孟德斯鸠叙述说：波斯王手下的某些大臣企图强迫波斯境内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或者信奉伊斯兰教，或者离开波斯。如果这个野蛮的决定被接受了，那么按照《波斯人信札》作者的意见，波斯的伟大就会被断送。

天主教徒的狂信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它使得某些天主教国家把许多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驱逐出境。孟德斯鸠暗示说，某些信奉路德主义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收容了从宗教裁判的魔掌下逃脱出来的那些流亡分子。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这些国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

在《论法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反对教会干涉家庭和婚姻问题的专门议论。他论证说，基督教一方面谈论婚姻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把独身生活标榜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因此它就抬举了天主教神甫和僧侣那些伪善的洁白君子。于是，教会视为神圣的不幸的婚姻数目不断增加，儿童出生率不断下降，形成着一大帮一大帮把独身生活当作谋生之道的集团。

孟德斯鸠通过伊斯兰教徒的口批评了基督教徒，他说：

“我觉得他们的神学博士，显然自相矛盾：他们说婚姻是神圣的，而与此相对立的独身，更其神圣，且不说按照教条和教则，好的事情必定是绝对地好。”

“故意实行独身生活的人，为数奇多。往昔父亲们将子女从摇篮时代起就断送于独身生活；今天，子女们自己从十四岁起，献身此道；其结果几乎一样。”

“这禁欲的职业，摧残了许多人，即使瘟疫和最惨烈的战争，也从来不至于如此。” [5]

孟德斯鸠把不容许有独身的僧侣的新教同天主教对立起来，他断言，在这个意义上，同天主教徒比较起来，新教给予新教徒一个极大的优点。孟德斯鸠不像伏尔泰那样对待盛行于法国的天主教教会，他没有提出像“消灭败类”之类的口号，但是他同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梵蒂冈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不过作为一个批判一切宗教迷信的真正的启蒙运动者，孟德斯鸠绝对没有奉承新教。他认为，新教徒们可以顺利地进行贸易，发展手工业，然而他们的教义也同天主教一样地违反科学和启蒙的利益。

孟德斯鸠把宗教留给“心灵”，留给“道德”，使它同科学对立起来，并且认为科学是正确认识世界的强大工具。他像机械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一样，把按照机械规律运动着的物质宣布为真正科学的对象。孟德斯鸠有时也说运动是变化，但是他所谓的变化永远是逐渐地、没有飞跃地、永远是在某种质的范围内发生的。

孟德斯鸠写道：“……世界绝不是万古长存的，就连天体本身，亦非永远不坏。天体变化，天文学家是目睹的证人；而这些变化，是宇宙中物质运动之极自然的结果。”

“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受运动规律支配……‘自然’的作用，总是很缓慢的，并且可以说是很节约的。‘自然’的动作从不是暴烈的；甚至在生产方面，‘自然’要求节制；它总是按照规矩和分寸行事的；人如强迫‘自然’，使它加速进行，它不久就会落入衰弱不振的境地；它用全部剩余的力量保全自己，同时完全丧失了它的生产机能和生殖力量。” [6]

孟德斯鸠认为科学的基本任务在于研究物质现实界的客观因果联系。他承认经验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证明了，没有理性，没有对感性知识的理性改造，就不可能认识现实界。他批评经院哲学家，责备他们主要有两个基本缺点：轻视经验和轻视健全的思想。

谈到当代诗人的时候，孟德斯鸠用讽刺的口吻称呼他们，说他们的职业在于阻碍健全的思想，以及用各式各样的装饰来压制理性，就像当年人们将妇女掩埋在各式各样的浓妆重饰之下一样。

孟德斯鸠特别坚决地反对把神学也叫做科学。任何学者都清楚地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神学家研究上帝，但对上帝毫无所知，他所研究的不过是强加在上帝身上的人类自己固有的特性罢了。

孟德斯鸠写道：“最明达的哲人，关于上帝的性质加以思考之后，说上帝是至高无上地完善；但是他们极度滥用了这一意念，因为他们列举人间一切可能的和意想得到的完善之点，加在‘神’这个观念上，却没有想到这些特点，常常互相抵触，并且它们不能存在于同一对象上而不互相破坏。” [7]

从这里显然可以得出一条结论：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该研究任何“超自然的东西”；所谓认识只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

但是孟德斯鸠不可能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加以发挥。他同洛克一样认为认识有两种来源，一种来自外部世界，一种来自人的内心活动。在他的著作《谈谈欣赏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经验》中，孟德斯鸠的基本思想是心灵有双重的能力：既可以反映在人以外存在的对象，又可以反映仅仅在人类“大我”本身中存在的观念。孟德斯鸠不懂得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说，他不懂得：自然界、物质世界是[8] 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比重商主义者把黄金看作财富的唯一体现者的传统观点是有一定的进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试图阐明货币流通的历史。他特别指出，古代雅典人并没有使用金属货币，他们当作货币的是公牛，而罗马人则用绵羊作货币。孟德斯鸠认为文明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地增加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因此他赞扬英国的贸易精神，并且指出，英国的全部政策最后是由它的对外贸易的利益决定的。孟德斯鸠说过，英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加会做生意，它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孟德斯鸠在鼓吹对外贸易的作用的时候，认为这种贸易是联系各个民族的最强大的因素。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宣称，贸易往来自然而然使人们向往和平，因为两个民族互相进行贸易就会产生相互的依赖性、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友谊。

孟德斯鸠像其他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把商品货币关系奉为神圣，并且进而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要是有钱人不挥霍的话，穷人便要饿死。” [9] 孟德斯鸠就用这种道理替统治阶级的寄生生活辩护。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不仅说明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时还说明他接受了中世纪贵族的观点的影响。

在承认商业作用的同时，孟德斯鸠也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他对许多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发明都有兴趣。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奖励工业的方式。他建议把奖金发给有出色的劳动成绩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孟德斯鸠认为这些措施适合于任何国家。

通过对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和工业家的收入的比较，孟德斯鸠力图证明工业有一些特殊的优点。他写道：“你必须十分注意工业的收入能有多大。一笔资金每年只能给它的主人产生原数二十分之一的利息；可是，用一个比斯多尔的颜色，画家画一幅图画，可以值五十比斯多尔。金银首饰匠、毛织工匠、丝织工匠以及各种各类的手工艺匠人，可以说情况都与此相同。” [10] 但是，为了表示尊敬重商主义，孟德斯鸠错误地认定商业比工业重要。

不论孟德斯鸠的经济学观点多么褊狭，这些观点毕竟打击了封建的闭关自守思想，它们的目的在于发展工商业。

在他的社会学著作中，孟德斯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法律学问题上。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是独具一格的法学百科全书。在这本书里，孟德斯鸠表现出启蒙学派的特征，即相信进步法制的万能。爱尔维修当时曾写道：“法律创造一切。” [11] 像爱尔维修及其他资产阶级启蒙学派领袖一样，孟德斯鸠充满了对法律的迷信。他错误地认为经济基础依赖于国家制度。但是那种以为理想的法律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则是十分进步的，它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当时的情况是要废除封建的国家和法律，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律。

为了论证年轻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孟德斯鸠认为必须全面地考察国家制度的各种形式，说明各种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历史。在这方面，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全部文献中是无可伦比的。

孟德斯鸠跟霍布斯不同，霍布斯主要是根据不顾历史事实的逻辑前提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学说的，孟德斯鸠则企图走另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力求根据那些历史事实作出理论性的结论和概括。尽管孟德斯鸠的概括往往总不正确，但是希望从本质上分析法律问题，研究过去的和现在的事实真相，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论家的空洞纲领研究应该是什么，这样一种意图本身，就揭开了先进社会学思想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孟德斯鸠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很快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他的思想成了进步的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宗教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斗争的一面旗帜。

孟德斯鸠在他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中提出了哪些一般理论问题呢？

首先使他感到兴趣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历史是不是一团混乱的、偶然的个别事件，换句话说，人类社会中有没有既不以上帝为转移，也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作用。

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主要功绩就在于肯定了社会生活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同时社会规律不是从外部强迫社会接受的，而是作为许多个别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存在于社会自身中。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深刻地阐明了作为事物本性固有的必然关系的规律的客观基础。但是，同其他的启蒙运动者一样，孟德斯鸠也认为社会规律是立法者任意活动的产物。他把作为法律学范畴的法规同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社会规律混为一谈。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关于规律的说法。比方在《论法的精神》[12]

由此可见，虽然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的客观规律问题，但是他同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者一样，不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社会规律在他看来时而是客观的，时而是主观的，并且一到考察具体事件的时候，主观主义是照例压倒客观主义的。

孟德斯鸠在强调社会发展若干根本规律的客观性的时候，实质上是把这些规律看作经常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他是社会发展的地理论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地理环境是产生和存在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和法制的根本原因。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以“人怎样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为题的一节专论中，孟德斯鸠企图根据一些事例来证明：“人民的精神”是许多自然因素所派生的，因之任何明智的立法者的活动归根到底是和周围的自然环境一致的。孟德斯鸠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在寒带的气候里，人们比较坚强些，有道德些，沉着些。热带各国的那些民族都偏重感性；他们追求尽情的享受。在热带的气候里，人体觉得受到压抑，从而产生一种沮丧的心理。因此南方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们没有好奇心，既不能做出怎样高尚的举动，也不会有什么宽大的胸怀。他的一切性情都具有消极的性质。南方的居民宁愿忍受惩罚，而不能强制自己从事心灵的活动，同时在他们看来，奴隶制度比自治所必需的心智的勤劳更加方便些。孟德斯鸠深信，气候温和的各国情形是根本不同的。孟德斯鸠千方百计地把英国君主政体理想化，他根据不列颠群岛的气候来说明它有许多优点。

但是孟德斯鸠的观点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的所谓“理论”截然是两回事；这些社会学者根据种族主义的精神硬说生活在南方各国的民族似乎没有能力发展文化。

孟德斯鸠绝没有想证明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优越。他引证气候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只是想要证明历史进程并不依赖于上帝的意志，而是依赖于纯粹自然的原因，因此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才可能揭示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所以，不应当把孟德斯鸠的地理理论同帝国主义时代反动的地理说混为一谈。

但是，不能不指出孟德斯鸠关于气候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原因的论断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气候、土壤、地形，总之，一切属于地理环境的东西虽然也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虽然也影响到社会的生活，却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存在着极不相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地理环境的发展比社会生活的发展慢得多。我们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事实上是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半殖民地，而现在人民民主的中国则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气候条件相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同国民党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是根本对立的。气候没有变化，然而取得胜利的人民革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通过具有革命意义的土地改革以及大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此可见，事实显然说明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是错误的。然而甚至从错误地引证地理环境中，孟德斯鸠力图作出在当时是进步的结论。例如他肯定说，在许多国家里，共和制度是必然的产物，因此谁也没有权利怀疑共和制度的合法性。

孟德斯鸠几乎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感情，他的这些值得赞同的言论今天还严重地打击着企图玷污一切民族的现代资产阶级种族主义社会学者的言行。

孟德斯鸠把地理环境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企图回答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国家起源的各种具体原因的问题。在这里，他完全根据自然权利理论的精神（荷兰的格劳修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证明，人们最初生活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中，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出现了组织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孟德斯鸠是这样一派自然权利的拥护者之一，他不像霍布斯那样认为过着原始生活的人群是普遍敌对的和互相屠杀的，在他看来，原始生活是一种友好和和平的状态。把原始人理想化对孟德斯鸠说来是批评当代封建文化的一种形式。

孟德斯鸠证明说，原始人群没有互相攻夺的必要。相反，他们同和平共处是休戚相关的。他们也不可能产生统治另一群人的愿望，因为这种愿望是由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因此，孟德斯鸠断定，要和平不要战争，这就是人类的 孟德斯鸠把君主立宪制度或共和制度同封建专制制度对立起来。他像洛克一样发挥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妥协理论。孟德斯鸠深信，如果君主不干涉司法事务，立法机关只颁布法律，不管理国家，那么封建社会的一切主要等级都会满意，特别是资产阶级就不再是贵族的敌人了。和洛克一样，孟德斯鸠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想是英国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政权之间的阶级妥协。孟德斯鸠幻想在法国实行同样的妥协。

孟德斯鸠企图从原则上划分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也是一种保守的和妥协的看法。孟德斯鸠坚信，共和国中盛行的原则是德行，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制度的特殊原则就是恐怖。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一篇通讯中尖锐地批评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论法。马克思写道：“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竭力在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找区别，力图逃出困境；但是这一切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说法，它们至多只能指出在同一原则下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 [15]

孟德斯鸠保卫君主制原则的时候和卢梭不同，他是从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出发的。他自己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公开写道，如果没有少数特权分子，没有富商和大企业主，没有世袭贵族，就无法设想君主政体的存在。但是，即使孟德斯鸠有许多阶级局限性，在这个问题上毕竟比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高出万万倍。他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且要求君主政权以应有的尊敬对待人民。孟德斯鸠断言，只要国家的重要职位被不受人民尊敬的大臣们所窃占，只要卑鄙的小人认为向国王效忠高于向自己的祖国效忠，君主制的原则就会瓦解。君主制度应当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君主没有权利使自己的臣民受到侮辱，没有权利破坏法律。如果君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他就要变成暴君。

孟德斯鸠在叙述对政治自由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的时候指出，有些人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可以推翻他们曾授以暴政的那个人和有权选举他们应该服从的那些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们从孟德斯鸠的这些话里找到了推翻法国国王的暴政的思想基础。

孟德斯鸠的国家学说是同他关于战争的学说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孟德斯鸠喜欢用生物学的观点说明历史，但是他同那些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规律”的社会学者不同。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无疑要比霍布斯强。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是在有了国家的存在以后才产生了战争。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国家想征服另一些国家。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合理的思想，即战争的性质取决于各个交战国家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特别有力地揭露专制国家的侵略性，并且强调指出，敌视本国人民的专制者不可能用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待别国的人民。

孟德斯鸠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正是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彼此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年代，这些战争带来了灾害，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非正义的封建战争，热中于国际贸易，亟亟于寻求自己商品的国外销售市场的资产阶级也受到了损失。所以，孟德斯鸠坚决地进行了保卫和平和争取民族合作的斗争。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详细地说明了各种战争的具体原因，并且表示出对那样一些战争的愤慨情绪：这些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别国的财富，霸占他人的领土，奴役被征服的民族等等。有时，君主们由于个人的争吵而开启战端。孟德斯鸠愤怒地宣称：如果这样，这些君主就应当处以死刑。他写道：“只有两类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为了抗拒敌人的侵袭而进行的战争；另一类，为了援救被侵袭的同盟者。” [16]

孟德斯鸠详细地谈到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态度。他公开地宣称，凡是杀害战败者或者把他们变为奴隶的人，自己最后也会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孟德斯鸠根据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法国人粗暴地对待妇女，曾经几次被赶出意大利。他写道，被傲慢的胜利者所压迫的人民，不可能忍受他们恣意放纵和暴虐无耻的行为，不可能忍受他们的无穷的侮辱。孟德斯鸠证明了人民群众憎恨干涉者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一支能够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他具有关于爱好和平的“穴居者”的原始民族的有趣空想，这种民族尽管没有军事经验，却善于沉重地打击侵犯他们的掠夺者。“穴居者”的力量在于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于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妻室不受残暴的敌人的侵害的坚强决心。孟德斯鸠把“穴居者”同掠夺者的战争称做善良和非正义之间的战争。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在保卫和平思想的时候，绝没有站到和平主义的道路上。这位伟大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教导说，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民应当受到高度的赞扬。

孟德斯鸠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非常重视军事技术问题。他称赞火药的发现，认为这是使人不受强盗们攻击的有力的防卫工具；同时他也指出，火药的使用本身也包藏着严重的危险。在发明火药以后，就不再有非正义和暴力攻克不下的防身洞了。因此必须设法不让火药落在罪犯手里。孟德斯鸠问道，如果人们发明出更加残酷的杀人工具，结果会怎样呢？这样的发明不会给人们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吗？他立刻声明说：“不然。这样万恶的发明一朝出现，它将迅速遭受人权的禁止，由于全国一致同意，这发明将被埋葬。” [17]

这位十八世纪先进的法国思想家的这个声明在我们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着争取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斗争。资本主义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民族属性和政治信念，正在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准备新战争的犯罪政策的斗争。对于从思想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说来，孟德斯鸠的进步观点，正如过去许多其他先进活动家的观点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特别注意孟德斯鸠试图揭露形形色色的觊觎世界霸权的人。他特别谈到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远征，并且指出，这些远征照例带有冒险的性质，因为它们违反了历史的客观规律。瑞典人对俄罗斯国家的进攻是特别轻率的，因为俄国的潜力比瑞典国王的力量大得不可比拟。孟德斯鸠否认查理的失败是由于偶然的情况。他肯定说：不是波尔塔瓦断送了查理，瑞典统帅必然要败亡，如果不在这里，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命运的偶然性可以改变，这不困难，但是不可能保证使自己避开事物的内在本性经常引起的事件。与其说卡尔的主要敌人是自然条件或时运不济，不如说是他自己。孟德斯鸠证明，人们不应当凭一时之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要使自己的活动符合事物的现状。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妨碍了孟德斯鸠正确地理解像“事物的本性”、“事物的现状”这样的概念。但是关于统帅们的活动不能改变历史事件的方向和进程的这一思想则是有卓著成果的，它严重地打击了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孟德斯鸠是那些硬说上帝创造历史的人的死敌，他也是那些认为国王或天才统帅的侵略活动可以决定社会生活的人的死敌。他对封建制度的教会辩护者和世俗辩护者也抱着同样的敌视态度。

为了同封建思想体系进行斗争，孟德斯鸠非常注意文化问题。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孟德斯鸠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风尚、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对公民义务的履行以及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利用。孟德斯鸠断言，人们的风尚一方面决定于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依赖于现存的政治制度。在这两种场合下，他都驳斥了宗教的定命论。人们的风尚归根到底是从周围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概念在他那里等于政治制度的概念和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概念。

孟德斯鸠在断定风尚的区别决定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区别时忽视了阶级的区别。不了解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在这方面，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远远落后于像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企图揭示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学者；另一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像法国的梯也里、米涅和基佐这样一些企图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用政治原则的斗争代替了社会阶级的斗争。他宁愿说明贵族制度原则 的崩溃，而不是说明贵族制度的崩溃，他宁愿批判专制制度的思想 ，而不是批判专制制度。但是就是在这里，孟德斯鸠也不能不承认，在“思想”和“原则”的斗争后面隐藏着实在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在指出民主制的原则不同于贵族政体的原则以后，他立即提出了问题：民主制的原则以人民为后盾，贵族政体的原则以一小撮奴役人民的人为后盾。

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一节叫做“贵族如何倾向于拥护王室”。这一节里面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即王权可以得到贵族的支持；英国贵族和查理一世共同被埋葬在王室的废墟下。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虽然和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把支配社会的现实关系和阶级斗争归结为思想斗争，但是同时在若干场合下，他天才地猜测到生活本身必然产生出思想。他承认，在各种思想背后隐藏着特定等级的利益，把这种猜测运用于法国，孟德斯鸠理解到，这就是说无权的[20]

孟德斯鸠宣布了爱国主义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联系起来，同时他也反对唆使一些民族侵犯另一些民族的反动行为。孟德斯鸠指出中国人、印度人、非洲各个民族的功绩，对他们的评价并不低于对英国人、法国人和西欧其他国家的人民。孟德斯鸠教导说，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出身怎样，都应当受到重视和尊敬。

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人道主义尽管有许多阶级局限性，却是一封反对主要把人看作剥削对象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起诉书。过着寄生生活的现代资产阶级对待劳动人民并不是采取仁慈的态度的。它的唯一的生活动力就是追逐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作为刚要建立政权的年轻阶级利益的代表，孟德斯鸠忠诚地相信他所保卫的是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弗?依?列宁关于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写道：“法国1789年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相信它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协调一致，不担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21]

在腐朽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帝国主义者执行着反人民和反民族的政策。他们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帜，把民族主权的原则宣布为过时的东西。

孟德斯鸠的社会学是他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理论导言，这个纲领主张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

《论法的精神》的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就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言论。

孟德斯鸠断言，民事奴隶制按其本性是不道德的。它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害，它不仅摧残奴隶，而且也不利于奴隶主。政治奴隶制剥夺人民基本的人权。孟德斯鸠反对允许欠债的人卖身为奴隶的罗马民法。孟德斯鸠从形式的法律观点出发，机智地指出：好像自由人可以卖身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出卖以支付为前提。但是既然被购买的奴隶连同自己的财产一起变成自己主人的所有物，那就是说，主人没有付出任何东西，奴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孟德斯鸠同样坚决地反对父亲有权把自己的子女出卖为奴隶。他宣称，如果一个人无权出卖自己，他就更加不能把自己的后代出卖为奴隶。

保卫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人们是这样证明这些制度的“慈善”性质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有义务养活靠他为生的人们。孟德斯鸠批评这个论据，并且机智地宣称：如果这样，奴隶制或农奴制就只能适用于没有劳动力的人。但是，无论奴隶主和农奴主都只关心有劳动力的奴隶。由此可见，替奴隶制作辩护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孟德斯鸠驳斥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