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_托克维尔回忆录

本书 五

关于我将要写的《回忆录》部分内容的提要（1851年4月，在归国途中）

1849年5月

我在德意志旅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已经辞职而议会即将结束前我在法兰克福的停留。

我的印象：德意志深深地感染了革命精神，旧社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各邦君主获得当前的胜利。

我获悉选举的结果和“红色党”的意外成功。我急忙启程回国。新的议会定于5月28日或29日召开。国内的局势：继过度自信之后而出现过度恐怖。人人心中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即将不可避免地到来的危机；一个是需要一个能够团结稳健的共和派、有能力战胜危机和孤立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党的内阁。人人都把目光投向迪福尔和他的朋友，认为他们是内阁所需的人物。

巴罗一再试图拉我们同他一起入阁，而我们只希望平稳地掌握政权，我尤其如此。我一直认为前途不是十分光明，国内正经受危机，对罗马问题应负的责任，从总统方面和政党的领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坚强的支持。他们任何一方在求我们帮助摆脱困境时，就暗中决定：一俟灾难过去就把我们抛弃。我们的胜利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的失败。我们建立秩序后反而成为无用的存在，变成障碍。

总之，我们在政权中代表着稳健而合理的共和国的理想，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要这样的共和国，每个人想要的是高于或低于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甚至是其他别样的政权。

我的看法就是这些。但我的内心又想入阁。野心和救国于危难的愿望混在一起。

内阁成立

各种困难。我在内阁中孤军奋战（无论是在迪福尔的内阁中，还是在加入卡芬雅克内阁时）。总统无论如何要保法卢入阁（法卢得到总统的信任，为拉拢王朝正统派也确实需要他，而没有王朝正统派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但我在当时对这一点却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人们当时确信…… 【19】 在十分危急的时候，要办好什么事都是不可能的。

在制宪议会作出决议的3天前，就发出进攻罗马的命令。这项消息开始传播。巴黎革命骚动。新议会在原众议院的会议厅开会。山岳派不久便采取好战的和非立宪 的态度，他们为在选举中意外获得成功而发疯，在罗马问题上找到良好的革命题目（原文如此）。它要求弹劾几位部长。我的处境十分困难：我不想对罗马问题的过去负责（我在入阁前就向巴罗言明这一点），但我又不想推掉这个问题。我以问题被夸张、情报错误和赖德律—洛兰在议会的讲台上发动进攻为由实行主动出击，猛烈地抨击了赖德律—洛兰。多数派对我狂热支持，我从今天起在多数派中建立了威信。虽然出现过一些不快，但我一直是最受多数派欢迎的内阁部长。

坊间都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一种革命的行动显然在准备之中。来自各省的报告，巴黎警察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有些夸张。我从这种夸张中看到各省政府的真实情况之外的虚伪情况，最后还能依靠全面的认识作出比依靠虚伪而夸张的细节的了解更为准确的判断。尽管警察报告上来的危险极其大于我自己根据情况所作的判断，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且我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陷入难以摆脱的不安。

6月13日事件 【20】 。这一天的特点是：一年前是军队没有参谋部，而这次是参谋部没有军队。梯也尔的紧张；对造反和霍乱表示的恐怖。梯也尔躺在议会的议长圆椅子里，抚摸着自己的肚皮，在政府还没有提出要求的条件下怒气冲冲地下令在巴黎实施戒严。议会也有同样的焦急态度。我到内政部去拜访迪福尔，请他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3点钟的时候，他来到议会。巴黎实行戒严。造反者溃散，几名领导人物被捕。我们实际上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只是从6月13日才开始。

我对自己本身和对新工作的工作能力的几点自评 【21】 。我觉得自己做大事比做小事更能成功，负大责任比负小责任更坚定。地位和事业的重大，使我产生某种坚持力，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产生绝望的心理 【22】 。我还发现，政治工作的难度并不与它的重要性成正比，看起来难办的事情，而实际做起来并不困难。我愿意以一句名言自况，这句名言是：平时韬光养晦，而后一鸣惊人 【23】 。

法国的国内问题，我在法国所遇到的问题，欧洲的情况，在废墟中再建起来的一切旧政权，在任何方面也没有建成合理而巩固的自由的二月革命，到处疯狂的革命家，法国的政治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法国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各国旧政权对法国保持警惕，仍然信奉与我们的新思想和新制度对立的原则。更有甚者，我们在保卫新思想和新制度方面永远不可能发挥主要作用，这项作用属于俄国了。这些政权的敌对党派，怪诞荒谬的革命者不可能进行支持，因为：1）人们不能相信他们能指导行动，不能以理喻人；2）他们的激情和过激行动很快就将使法国自垮。

另一方面，也不能使法国对国外实施重大的举措。国外的所有重大运动，在国内的破坏中几乎肯定都存在机会。政府当前除了煽动群众的党，再也得不到其他党的支持，而且，力量的平衡变得对法国不利。总之，外交部长就是在可悲的背景和可悲的处境下处理国家的对外事务，而国家有影响力的思想不可能再有了，国家没有力量可以自负，因而它希望它的政府总以大声发言，但人民对政府却非常不满，政府则剑拔弩张地对付人民 【24】 。

我过去一直是从远处旁观这一切的，而现在是亲临其境观察其详情的。这使我感到，我们过去在对外问题上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攻击是过火的。（尽管这个政府实际上没有廉耻和缺乏国民的感情，但它面临的困难也确实是巨大的。）

我认为这个政府没有任何远大的企求，只等待事件的自然发展，努力使权力保持自由而稳健的性质；从不积极行动，而停留在尽量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在一切方面给人以讨好的印象，决不饶舌，但还坚持高傲的态度；只说法国应当说的话，也要对方只说他们应当说的话，如果对方不同意，也冒险做一两件使对方不满的事，而遭到对方反对，便退缩回来，不使对方因此而受辱。

在这些普遍困难中的一个特殊纠纷产生于罗马问题 【25】 。因这个问题而产生国内困难；我立即决定使其他一切问题服从这个问题。

欧洲给我造成的一些麻烦，而国内出现的麻烦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真想把煽动民众的党派打倒，使法律和政府恢复活力，我们就能同多数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良好的理性关系（我所以说较长的一段时间，是因为多数派实际上希望时间更长一些，他们要在这个期间恢复地位、权力，真正回到王朝时期）。但是，这样做一开始就使我们的地位处于险境，何况6月13日以后，看到各党派的领袖们的令人讨厌的贪心，就不再为他们等待掌握政府和进行排他性统治而苦恼了。但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但不会成为他们的手下人。由此产生一场小小的连续不断的明争暗斗 【26】 。不间断的阴谋，为使总统控制政府而作的不断努力。他们利用这种方法与总统合谋推翻共和国，而王朝正统派阻止这样做。

王朝正统派不可能使他们完全喜欢，而迪福尔的粗暴而冷漠的做法又激怒他们 【27】 。我完全采取另一种方法，我认为我这样做很对。我在各方面都对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自尊心而显示影响的做法表示让步，同时我又执意保持自己的实权。在小事方面，以及关于人事问题，只要我能做到，我就做到使他们尽量满意。

特别是我常请他们提意见，并仔细地聆听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到他们家里去交换意见，或经常请他们到我处来交谈。说来也真奇妙，我虽然在大事上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提议办，但却没有失去他们对我的好感，特别是与梯也尔的关系。在皮埃蒙特问题上，在匈牙利流亡者问题上，部分地在罗马问题上，我的做法都与他的想法完全相反，但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

内阁的内部障碍与困难

除了法卢，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同道。他们之间信念一致，现实的情感一致，互相尊重。（而且，据昔日的一些内阁部长说，在过去的任何一届内阁中，都没见过这样的现象。）法卢是一个例外。法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主要代表教会，而不代表某一个政党。我知道，在我入阁之前他与巴罗之间有过一些争吵，但他对迪福尔和梯也尔有天生的反感，只是没有立即破坏内阁而已。迪福尔与法卢的关系 【28】 ，使他们难于在一起工作，只有我能担负起使双方互相爱慕和尊重的任务。我的努力。

最后，所有困难中的最大困难是总统。我对总统的评价是：对他的支持者所要求的事情来说，他是最无能的人；从他赢得反对者对他的信赖来说，他是最有能力的高手，甚至那些为了利用他而提名他当总统但最后放弃提名他的人，也信赖他。我对他的基本看法，为了不让他去追求非法的未来，就要给他一个合法 的未来，因为屈就临时总统的职位绝不是他的所愿。我一再向我的内阁友人提出这个看法。我甚至当总统的面表述同样的看法。我经常对他说：“我不会帮助你推翻共和国，但我愿意帮助你在共和国获得稳定的最高位置。”我的做法很快就使我同他建立良好关系，除了法卢以外，我同他的关系比其他任何阁僚都好。但是，我又必须反对他作出的某些决定，因为他不断提出一些坏主意。但是，我以正当的理由反对他，并在事情有可能办理的时候以真诚的愿望 【29】 使他感到快乐。

他的周围是一些骗子和坏蛋，据尚加尼埃说，这些人总是对内阁怀有极大的敌意，经常背叛多数派的领袖。他们心中的最大不满，是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官位交给他们。

总统的一些老朋友或在选举时结交的朋友。

迪福尔当面顶撞他。帕西的不当态度和爱戏弄人的粗野。

?事实的进展。

在内政方面，由于迪福尔态度生硬和录用多数派所反对的人，致使多数派内部反对我们的声浪高涨。他不可能使他们满意，但手段要在形式上 和次要问题上却采取让步的手段，以缓解他们的敌对情绪 【30】 。

外交问题

重读有关的文件之后，再专门叙述所有的外交问题 【31】 ，并以罗马问题结束。这个问题使内阁诞生，也使内阁垮了台。从头叙述到尾，直到我们退出这个事件的经纬，并附带一段简短的结束语。在结束语里，将告诉人们我们被推翻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出活力，同时不仅对罗马，而且对整个意大利，我们都作了让步。

如果我一开始不做这样长篇的叙述，而能够在叙述当中加上一些想法，比如把迪福尔与法卢的争吵加进去，也许会更自然和更有趣 【32】 。

六

1851年5月15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回国后与他首次见面）

5月13日，我接到总统府副官的便函，通知我总统要在后天1点接见我。我按时去了。寒暄之后，总统立即问我对政局的看法。

我——请允许我对您直言不讳。

总统——当然啦！

我——那好吧！我认为局势恶化多了，对全世界、对法国、对您来说，都恶化多了。

我们暂时各自想如何说下去。随后，我决定自己先说：

“必须紧扣着问题说。既然你问到我，我就当面谈一谈局势。你有三种方法从现有的政体下摆脱出来：依靠议会，依靠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即行政权赋予你的力量。对于最后一种方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求助这种方法，你不仅要把国家推向巨大的灾难，而且会使你自己陷进真能使你灭顶的危险。

“至于依靠议会的支持来摆脱现有的政体，则需要有使事情能够成功的时机。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你应当放弃这个希望，也不要相信已经高喊要修改宪法的多数派会跟着你一起去按照你的利益破坏宪法。那些劝你以撤掉某些部长并改任其他人来使你达到这个目的的人，完全错了。”（我认为确实如此，并真诚地向他表示，我跟他谈话的目的不是求他赐予部长的位置。）

他表示同意。

“只剩下依靠人民的支持来摆脱现在的政体的办法了。据我的理解，这就是不顾宪法的规定而去再次竞选总统，于是政变的责任就由人民自身来负。这是最没有暴力、最不违法的解决办法。我还认为它是可能的。但要采取的行动与你的不同…… 【33】

……“（1）您的国内行政是令人讨厌的、挑拨性的和暴力的，是为某种野心和某种地方的怨恨服务的。所有的错误在福谢的领导下将会更加严重。这样的统治方式不仅使您不断地离开朋友，而且将中间色彩的人推向红色一边，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可能引起革命的选举。

“（2）您的政府看来过于支持神职人员，投入到极端的天主教派和神甫的怀抱。这不仅对您是危险的，而且对宗教也是危险的，还会使一切中立派自愿地靠近红色一边。”

谈话又从另一侧面转向5月31日法令 【34】 。我当时就说：“我认为这项法律是巨大的灾难，几近犯罪。它剥夺了我们在今天的社会还享有的唯一权利即普选的道义力量，但并没有消除普选所带来的危险。它把一大群民众推到我们面前，但这一群民众并没有享有权利 。”总统跟我一样，也敌视5月31日法令。他说：“但是，也不能否认这项法律产生了一些良好的效果。而我也不像福谢和巴罗什 【35】 那样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修改这项法律，但要在选举稍前进行。你认为我以600万张选票当选之后就喜欢仅以400万张选票就能使我当选的选举制度吗？”

谈了45分钟后，我们就分别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谈话会如此诚恳；他向我致谢，并热情地约我常去他那里小坐。

没有任何困难透过这个人的不动声色的面容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谈话也不能不给你留下印象 。

我的印象是：

【32】 　栏外旁注：一些可以自立一项的轶事，比如，我对诺曼比爵士的态度、向俄国派遣拉莫里西埃、侵犯通信秘密等，我不知道放在何处叙述为好。私拆信件这种卑鄙手段是无用的。密探。总统的反对派害了自己。

【33】 　在这里原稿缺一页，没有找到。

【34】 　1850年5月31日选举法。这项法律歪曲了普选制度，它规定的选民资格是：在当地居住3年以上，有证据证明是当地的纳税人。因此，这样的选举资格规定，使工人占多数的300万选民失去了选举资格。

【35】 　朱尔·巴罗什（1802—1870），福谢内阁（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的外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