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_托克维尔回忆录

外交问题

至此，我一直没有中断对于我们内部的苦难的叙述，转而去讨论我们在外部遇到的、我比任何人都负有重任的外交难题。现在，我想换个方向，叙述这个问题中与我有关的部分 【62】 。

我初到外交部视事，看到外交事务的现况时，我对面临的困难之多和之大感到惊讶，但最使我不安的问题，是我本身的能力问题。

当然，我对做好工作很有信心。我在七月王朝的最后议会中的相当可悲的9年经历，大大增强我不爱政治的性格，尽管二月革命的经验使我得到的教训，稍稍加强我此次出任外长的信心，但在这样的时候接受如此的重任，还是很犹豫的。我是怀着很大的担心出任的。

不久以后，我就注意到一些表面上使我放心，而实际上使我完全不能放心的现象。我首先发现，一些事情根本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却经常变成非常重大的事情，后来这种事情经常出现，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事情的复杂性并不与它的重要性同步。往往是表面上非常简单的事情，其结果却可能影响非常广泛和令人十分害怕。此外，凡是以自己的意志影响全体人民的人，手下总是有一批能够为他出主意，辅助他，替他承担一些日常事务的人。这些人是为了使他振作起来和保卫他而说的，在一些次要的工作和低层干部中见不到这种人的身影。最后，所要追求的目的崇高，也能使人振奋其全部精力：即使任务稍有困难也不怕，因为还有许多优秀的工作人员 【63】 。

在我面对小小的责任时，就感到气馁和不安而困惑 【64】 。摆在我面前的是重大责任时，我会感到心中平静，有一种奇妙的安定感。我从来不给自己的意志加热。当我感到事情非常重大时，我便立即全身投入，坚持到底。对失败的思想，我一直觉得难以容忍；而对我也参加的这出世界大戏的可悲前景，我并不局促不安。我的神情泰然，感到很自豪，而不是羞怯 【65】 。不久以后我就发现，在政治上，也像在其他大多数事情上一样，也许像在所有的事情上一样，印象的鲜明性并非来自产生印象的事实的重要性，而是来自事实的或大或小的重复频率。一个人在处理小事的时候，即使这件事只是他偶然负责处理的，他也要慌乱和激动；而他要遇见大事的时候，这件大事即使每天都发生，他也会泰然处之，因为这件事的出现频率太高，已使他对此事麻木了。我曾说过，因为我不同那些在任何方面都不值得我注意的人套近乎，使他们觉得我高傲而讨厌我，以致过去由此树立很多敌人。我十分担心，在我计划进行的重大工作中，还会遇到这样的暗礁。但我很快发现，傲慢在某些人身上是随着地位的上升而成正比地加重的，而我则完全不同，我在这样的条件下会更容易接近群众，甚至在我感到自己无比优秀时，也会在群众当中表现得更为殷勤近人。但在当了部长以后，我不再特意去找人支持，也不怕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支持过部长的那些人却需要接近占有部长地位的人，以使自己可以相当容易使一些不重要的话具有重要意义。还由于当了部长，我在办事时不再单纯考虑那些蠢人的想法，而是考虑他们关心的事情。这些事情经常容易成为我们谈话的话题。

因此我发现，我应当担心的不是我不适于我拟完成的任务，而这个经验不仅使我敢于面对现在，而且对我今后的人生也起了鼓舞作用。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如此混乱、障碍重重、短促得你刚开始一项工作就草草收场的外交部工作中有什么收获时，我会回答说我得到了巨大的收益，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收益，即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在国外事务方面也同国内事务一样，我们的最大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外交问题方面的困难，而是来自同我一起办理外交问题的人。我一开始就发觉了这个问题。在王朝时代培养起来的我手下的外交官，大部分对他们现在服务的政府，在内心深处怀有极大的嫌恶感，而且以民主的和共和的法国的名义叫嚷恢复昔日的贵族政体，偷偷地努力在全欧重建君主专制政体。此外，不得不在二月革命带来的黑暗中生活的这些外交官，为了反对政府而与同法国政府斗争的蛊惑群众的党派携起手来。但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弱点是胆小怕事。我们的大部分驻外使节，害怕同驻在国的任何政治团体接触，甚至不敢向本国政府反映不久以后可能受到谴责的观点。他们以在报告中写上一大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在外交当中，驻外人员喜欢在没有什么要写的时候，或在没有什么想说的时候，也要写报告）来掩盖自己的无所事事，把自己包装得好好的。他们既不在报告中反映他们对所报告的事件的观点，也不提出我们应当对此作出什么结论的意见。

我们大部分外交官身上确实存在的这种沾沾自喜的无所作为的恶习，只是他们的本性的天衣无缝的表现。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多半任用新人来代替他们。

我本以为可以使多数派领袖放弃这种恶习，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只能同他们和睦相处，而且在不受他们的影响下力求使他们高兴。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我战胜了困难，因为我在内阁中虽然在政治上最反对他们，但又是唯一能够使他们接受的人。在不理睬他们的意见的同时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这至少应当说是我的秘诀。

我在小事方面，也做到像在大事方面那样十分精心。我发现，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可以达成最有利的交易，因为你给对方一小点儿实惠，往往会使他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还给你最大的实惠。 【66】 不错，为了有利地利用对方的虚荣心，就要把自己的虚荣心完全置之度外，而且只能使自己的计划成功。这是一种非常难的交易。我在这种环境下做得还非常顺利，获得很大的收益。至今从事过外交工作，并自信有权制定法国的外交政策的，有3个人。他们是布罗伊先生、莫莱先生和梯也尔先生。对这3位先生我全尊重。我常请他们到我家做客，有时我也到他们那里去请教，不断地谦虚问这问那，请他们提出建议，但他们的建议几乎从来没有被我采纳。 【67】 这自然要使这几位大人物非常不满。我更多的是叫他们喜欢我请教他们，但未必执行他们的建议。如果认为无法执行，我就不再请教他们。特别是对梯也尔先生，我的这种做法非常有效。为人谦逊，由衷地希望内阁持久，在25年的政治生涯中十分了解梯也尔先生的一切缺点的雷米萨，有一天对我说：“大家不太了解梯也尔先生，他的虚荣心比他的野心大得多。他要求人们对他的尊重甚于对他的服从，注重权力的外表甚于权力本身。你可以多多向他请教，然后他就会喜欢你。他最在意的是你对他的敬意，而不是你的行动。”我照他的提示做了，取得很大成功。我在担任外长期间有两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一个是皮埃蒙特问题，另一个是土耳其问题。我采取的方针与梯也尔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我们一直把相当良好的友谊保持到最后。

至于总统，特别是在处理对外问题时，总是暴露出他对偶然的命运使他担负起来的重大使命还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不久我就发现，这位在一切行动上傲气十足的先生，还不善于采取什么措施来应付行将发生的事情。因此，我每天都要向他分析所有的外交文件，并当他的面作出处理的决定。至今，他只是依靠汇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除了外交部长想叫他知道的事情以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在他的精神活动中，总是缺乏事实的坚实基础，而容易被他满怀的一切幻想所支配。

我有时发现他的想法空洞、虚幻、不够慎重和混乱，而大为吃惊。不错，当我向他说明事态的真实情况时 【68】 ，也容易使他理解事态将要造成的困难，因为他不善于争辩。他沉默不语，但这不表明他完全信服。他的一个梦想是：同德意志中的一个或两个国家结成同盟，以便在这个同盟的帮助下改写欧洲的地图，取消1815年条约给法国划定的国界。他看到我认为找不到这个或那个国家来缔结这样的同盟和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后，便决定亲自出马与这样的国家的驻法大使进行试探。其中一个国家的大使，有一天来访，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贵国总统问我，如果以某种平等的条件与代价，你们是否同意让萨沃依归属法国。另一件事情是，总统想把他早已选好的一个人，作为特使派往德意志诸国去直接探听对方的意见。他选的是佩尔西尼 【69】 ，令我给他签发委派书。我照办了，但我心里明白，这样的谈判不会有任何成就。我认为佩尔西尼负有双重任务： 1849年8月11日，拉莫里西埃在密电里给我写道：“沙皇在这天早晨对我说，将军，请你相信，贵国的王党派有可能联合激进派推翻不喜欢他们的王朝而使自己取而代之。我是相信有这种可能的。特别是贵国的正统王朝派没有不这样认为的。长期以来，我就认为，正是这些正统王朝派使得波旁王朝长期以来未能复兴。这是我承认贵国的共和政体的理由之一，而且也是我认为贵国的国民具有德国人所没有的良知的理由。”皇帝过了一会儿又向他说：“我的表兄弟，普鲁士国王，我与他虽有亲密的亲属关系，但他一点也不听我的忠告。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十分冷漠，以致影响了我们的亲属关系。”

“请看他的行动不是在领导那些梦想要统一德国的狂人吗！在他与法兰克福的议会发生争吵的现在，他不是开始感到自己必须同他所扶植的石勒苏益格公国和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军队开战吗？他能不想干这种最无耻的事情吗？现在，谁知道，他要把他的宪法草案引向何处呢？”这位皇帝又补充说：“请不要认为因为我在匈牙利的问题上进行了干预，我就想承认奥地利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是由奥地利的一些最严重的错误和一些最大的蠢行日益积累而形成的，最后在一些颠覆学说的推动下使国家遭到入侵，奥地利政府落到秩序破坏者的手里。我不能对此置之不理。”在谈到意大利的问题时，这位皇帝说：“我们，还有希腊人，丝毫也不想利用传教士在罗马执行教皇的世俗权，不过我们也允许这些传教士去工作，只要他们能做一些工作，而你们能够建立起可以维持下去的权力即可。”拉莫里西埃被这种好像有点强制，又似乎是教皇在下令的轻松口气所刺伤，于是认为必须捍卫天主教的制度，以致这位皇帝最后说：“好了，好了！法国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当天主教国家，但是要小心革新派 【72】 的肆无忌惮的理论和激情。”

在行使权力时严肃而坚定的沙皇，在日常生活方面简朴，差不多像个平民。他只保卫他的至上权力的实质，从不以此显示豪华和匮乏。7月17日，法国的驻圣彼得堡外交使者从华沙写信告诉我：“12日皇帝就来到这里。他是为了参加日前举行的皇后生日盛典，没有带一个随从，乘驿站马车（他自己的马车在离华沙大约240公里处坏了）突然来到的。他以非常快的速度，两天半就走完这段路程。他明天 【73】 就要离开这里。看到这位君主把12万大兵投入战场后，便像一个驿站信使风尘仆仆赶来及时参加妻子的生日庆典，使人不能不为他的朴素与权力的鲜明对照所感动。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符合斯拉夫民族精神的了，由此可以说文明的基本要素就是家族精神。”

实际上，如果认为沙皇的无限权力只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那是非常错误的。他的无限权力主要是建立在俄国人的意志和强烈的共同感情之上的，主权在民的原则应当是所有政府的基础，而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而在自由较少的制度下，这个原则只能暂时隐身。 【74】 俄国的贵族接受了欧洲的原则，特别是它的恶习；而俄国的人民并没有接触过我们西方的东西和使西方有了活力的新精神。他们不仅说皇帝为正统的君主，而且把皇帝视为神的使者，几乎就是神本身。

在我方才所描述的这个欧洲的中部，法国的处境是不利的和软弱的。法国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未能建立起正规而巩固的自由。一切旧的权力，正在革命所造成的废墟之上恢复起来，但不是 【75】 以它们被打倒时的形式，而是以与其非常相似的形式恢复的。我们未能帮助它们巩固起来，保证它们胜利，因为它们建立的制度令人讨厌，我不仅说二月革命建立的制度，而且说我们的新习俗中的最持久的和最顽强的观念的实质也令人讨厌。此外，它们躲避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此，在欧洲重建普遍适用的秩序的重任没有由我们法国承担 【76】 。这项任务已由另一个国家担负起来。这个国家当然是俄国了。只把次要的任务留给了法国。让法国的革新派来领导这项工作，这在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其原因有二： 【2】 　1849年4月末，托克维尔得到机会休养，携妻子到莱茵河对岸旅游。在法兰克福，他目睹了当地国民议会的垂死挣扎（见《附录》Ⅳ）。他不在国内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他反对的事：向罗马出兵和选举立法议会。

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于1849年3月23日在诺瓦拉的惨败，给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致命的打击，但也是这个半岛即将出现强烈的反抗的信号。人们焦急地看到已经占领波河谷地的奥地利人，即将进军罗马，推翻1849年2月9日宣布成立的共和国，迎接为躲避革命者的暴力而去那不勒斯王国境内的加埃塔避难的教皇庇护回罗马。但是，法国不能容忍奥地利人占领罗马，于是出兵干涉。1849年4月25日，一支法国小部队在乌迪诺将军的指挥下在奇维塔韦基亚登陆。这次远征的目的是什么呢？各派都以自己的观点为这一行动辩解。其中，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是：要赶走奥地利的占领军，成为这一严重纠纷的理由，并被各派所接受。但是，右派还是希望恢复教皇在这个国家的世俗权力，而左派则不愿意支持法兰西共和国对姊妹共和国的干涉。

就在这时候，1849年5月13日举行了准备代替制宪议会的立法议会的选举。一年之间，局势就完全变了。曾是1848年4月的胜利者的右翼共和派，在1849年5月成了败北者。他们当选的代表还不到80人，极“左”的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获得出乎一切人意料的成功，共得150个席位。山岳派、天主教保守派和秩序党联合起来控制了普瓦提埃地区选举委员会，获得将近500个席位。

在这次使保守派获得绝对优势的选举之后，乌迪诺将军的举措便清晰地表现他反对罗马的革命政府。最初在4月30日大败于罗马城下的法国，6月初又开始采取军事行动。6月3日，法国军队围攻罗马，激战1个月后，罗马于7月2日被占领。

【3】 　不是因为我的观点

【4】 　托克维尔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民主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候选人名单上。他得票最多，在94500张票中得票82500张，总投票人数中有将近一半弃权，超过保守派的总投票人数。见Ch. H. 普达斯，前引书 【48】 　［他曾担任卡芬雅克内阁的内政部长。有几个必须被免职的工作人员又被他录用或至少保留了原职。他的虚荣心使他保护了这些人，而这些人的诽谤者使他产生疑心，又足以使他下决心抵制这些诽谤者的叫骂，他也抵制了这些叫骂。他不久就使自己成了他们这些人攻击的目标，他们不敢在讲坛上同他斗，因为在讲坛上他是辩论的高手。但他们背地里在走廊的阴暗角落不断攻击他。而我不久也发现，一场攻击他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49】 　独身生活

【50】 　栏外旁注：这一段太长了，准备对这一段的后半部分另行处理。

【51】 　异文 ：他年青时期勤奋努力，思想内向，几乎有点孤僻。尽管他后来学到如何理解群众的理智。但仍然是孤僻的、拘板的，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人。［他参加政治活动后，稍微改变了他的习惯。他不仅同各种阴谋活动离得远远的，而且不与政党接触。他勤于工作，但不愿意与人往来。他厌恶议会活动，害怕议会的讲坛，但这个讲坛是他发挥作用的唯一地方。他有自己的野心，但能被控制而且平平凡凡。他认为与其说是管理政治，不如说是控制政治。他40岁时，与一位长相并不漂亮但他喜欢的女人结婚（我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女人），这个女人是值得他敬重和爱恋的。这桩婚姻只是给他的孤僻带来新的形式。于是，他留在家里，不再孤独生活，但也时常离开家里。］带方括号部分被圈起来，预定删掉。

【52】 　维克多·卡斯特拉内伯爵（1788—1862），复辟时期为旅长，七月王朝时期为少将和贵族，第二帝国时期为法国元帅和贵族院议员。

【53】 　1848年7月1日，欧仁·布里索·瓦尔维尔出任办公室主任。

【54】 　［但是，他们对于不是他们推举的和拒绝作他们的工具的部长们的工作表示不满。］：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55】 　最好只请他们做他的监护人

【56】 　［他们在责任内阁旁边成立一个秘密内阁。］：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57】 　栏外旁注：绝对有必要着重指出，我们的担心因总统需要钱而更加有根据了。在做梦都想弄钱的激情的驱动下，他走上冒险的道路，而且这种激情也使他喜欢过舒适而物质享受丰富的生活。他想充实他的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

【58】 　［但我认为，这不等于完全没有下文，因为我不久发现他有双重人格。第一个人格是他昔日的阴谋家、相信命运的梦想家的人格，认为命中注定他要成为法国的主人并因此再成为欧洲的主人。第二个人格是享乐主义的人格，这使他除了从容不迫地享受由现有的地位轻易得到的新的安乐生活之外，还不断梦想有朝一日高升。这两种人格在他身上轮流地交换，但每一次时间都不太长。］：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59】 　有必要说一说博蒙的逸事。他是我所说的急公好义的典型，也为我所作的叙述提供过证据。或许应当放弃这个主意。

【60】 　这里关于博蒙的段落在书报检查时被删去。

【61】 　法国军队进入罗马后，便着手回复罗马教廷的权力，但一开始便遇到困难。庇护九世不听人们一再向他提出的建议，不同意进行他在巴黎答应的自由主义改革。路易·拿破仑对于用法国部队去复辟意大利的反动政权的想法十分反感。这个对于担任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来说十分重大而复杂的罗马问题，为路易·拿破仑接近议会中的保守派多数提供了机会。因此，路易·拿破仑也发现部长们不太顺从他的意志。最后，他要求内阁集体辞职。1849年10月31日，内阁向他提出辞呈。关于托克维尔与罗马问题，请参看：外交部图书馆的保守分子莫理斯·德格罗的《回忆录》中的《托克维尔及其与罗马问题》一节（1859—1959百年纪念丛书，巴黎，1960年）；A. B. 迪夫和M. 德格罗的《外国人占领下的罗马和教廷国》中的《致加利耶上校的信》（1849年7月—1850年3月），巴黎，Imp. Nat., 1950年；《托克维尔全集》第9卷中托克维尔与戈比诺的通信。关于内阁的倒台，可参看奥迪龙·巴罗的《遗著回忆录》第3卷。

【62】 　现在，我回过头来，叙述这个问题中与我有关的部分。

【63】 　能干的工作人员

【64】 　就感到着急和混乱而困惑

【65】 　我的精神的弱点不是羞怯而是自豪

我的精神的弱点是羞怯之心大大少于自豪心。［我害怕平凡甚于毁灭。］：括号内的一句被圈起来，预定删掉。

【66】 　［由于他们的野心或贪欲，自然要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67】 　栏外旁注：我在这里需要声明，希望大家知道我并没有有系统地 请教他们，我只是采纳了一些我认为好的建议，但我以为有义务拒绝更多的在我看来是从党派利益出发或由懦弱的人提出的建议。例如，在1840年执行过蛮干政策，以后就只想按照自己的习惯执行政策的梯也尔先生，出于无限宽容精神对我说……（我去努力回想这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

【68】 　在我向他说明事态的真实情况的细节时

【69】 　维克多·菲亚兰·德·佩尔西尼（1808—1872），路易·拿破仑年轻时代的伙伴，1848年成为拿破仑派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当选为立法议会的代表，曾暂时出使德意志（1849），188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70】 　栏外旁注：对于德意志的整体情况，我在法兰克福旅游期间自然作了仔细观察。

【71】 　夏尔·菲兰杰里（1786—1867），那不勒斯的将军，写过关于1848年和1849年西西里岛叛乱的著作。

【72】 　无政府主义者

【73】 　21日

【74】 　人们把这个原则当做政治制度的基础，或用它装饰政治制度，但它总是存在于某个地方。

【75】 　实际上不是

【76】 　我们法国未能承担

【77】 　［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们将被拖入一些道德原则的战争，为了避免征服，我们不得不腾出手来制服革命的狂暴。在两个极端的政党之间，既没有想要共同行动的伟大设想，又没有即时行动的伟大联盟。］：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78】 　下面的一长段，是托克维尔准备删去的，因为他写道，“这一大段，会破坏行文”：

在对我所述的一切进行深思熟虑以后，我选定了两个行动准则。它们在我担任外长期间对我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我认为以后对负责指导我们现在的法国外交工作的人也将有很大作用。

第一个行动准则是：毫无保留地与国外的革命党断绝关系，因为我们不能采用黎塞留的那种在法国打击新教而在德国帮助新教复兴的政策。但同时他又决定不能随便否定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和宽恕的诸项原则，鼓励恢复秩序，不激励旧政权时期的激情，而且他认为这种激情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在法国，当人们都在为革命而战斗的时候，作为人民的精神风貌特点的自由风气是不会消失的。当然，法国的自由风气本身不会使法国将来被人征服，因为只有放肆才能使共和政府失去人心，而自由风气至少会对共和政体有用，直到它可能使人们害怕共和政体之前会使共和政体受到尊重。

第二个行动准则是：不做显然超出我们的能力的事，不做我们做不了的事，绝不逞强支持我们支持不了的事，绝不进行我们无力进行的威胁。一句话，保持好我们现在所能占据的地位，而不要指望将来。我们在世界中的现实地位不再让我们居于前排，但我们能够坚守在前排。在人们议论我们的地位时，我们也要不顾一切地坚持在前排。如果总统和议会认为我碍事，可以马上把我辞掉。我在初次接见外国大使时，我对他们说：“我不是职业外交家，我想向诸位说的，从头至尾都不离开主题。我知道，法国已不能再控制欧洲了，也不想预测欧洲未来会出现什么事件。因此，我们对欧洲没有任何企图。请大家记住，我们完全听任你们在我们国门以外的事务上自由行动，甚至不想在这方面有所动作以显示我们的重要性和我们要参加竞争。但对我们周围的邻国和与我们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我们有权施加不仅重大的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绝不参与欧洲的其他部分以及一些公国、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问题。但在比利时、瑞士和皮埃蒙特，我警告你们不要进行任何与我们的意见不同和引起我们争执的活动。对于我们不仅根据有关的协定而且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可行使我们的权力的国外土地，我们要冒一切风险加以保护。我不想掩盖，在这时候进行对外战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和十分危险的，而且会引起社会秩序大乱，使我们的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损失。但请你们注意，即使在我方才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走上战争的道路。你们至少应当相信，如果总统和议会不让我像现在这样走下去，我将辞职。”

我对派往各国的我国外交官，总是以这样的话来叮嘱他们。

【79】 　这个注里的第二段，曾被托克维尔删去，并说“至少对于读者来说，或许应当删去”。但在第一版时，又被编者加了进来。

再也没有比这些革命家的行为更卑鄙的了。在暴乱开始的时候驱逐了或杀死了他们的长官的工兵，而见到普鲁士军队就逃跑了。带头闹事的人，不去指挥防卫战，只是互相指责和非难，并在掠夺公有财产和国家的钱财之后逃往瑞士去了。

在斗争进行期间，我们坚持不让暴乱者从法国得到任何援助的方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渡过莱茵河，来到我国避难，但我们把他们解除武装监禁起来。正像可以不难预想的那样，胜利者马上实行了胜利后的暴行。被抓进监狱里的人大多数被处死，一切自由被无限期地禁止，刚刚重建的政府也被置于严格的监护之下。我不久发现，法国驻大公国的代表不仅不去制止这种暴行，而且认为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好事。我立即致函对他说：“先生，我听说有许多人被军队处死，还有许多人被宣判死刑，我不理解这些事情为何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你为何不设法阻止，即使没有接到我的指示，你也可以加以阻止。我们应当在尽力不参与斗争的范围内协助平息暴乱。我们尤其希望，有我们协助的胜利，不要被法国一向谴责的和总是认为恶劣的、不策略的强暴行为所玷辱。有一个我们十分关心，而你或许不像我们这样关心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关于大公国的政治制度问题。请不要忘记，共和国政府的目的是帮助这个国家清除无政府状态，但又不助长它破坏自由。我们绝不能帮助它恢复违反自由的制度。立宪君主国需要我们在法国的周围建立或维持一批自由国家。共和政体更需要我们负起这项责任。政府要求在那里的每个外交官，必须忠实地按照我们的紧急需要与政府保持步调一致。请去晋见大公，让他理解法国的想法。绝不允许在邻近我们的边界建立一个由普鲁士控制的州，也不允许以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去代替独立的立宪的君主国。”

不久以后，停止了屠杀和处决。大公声称他接受和决心维护立宪体制。这时，凡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因为统治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普鲁士人成了真正的主人。］：括号内的文字被圈起来，预定删掉。

【80】 　［往往不了解对手的甚至自己的真实状况。］：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81】 　如果他曾经敢于

【82】 　冯·普弗尔滕（1811—1880），巴伐利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

【83】 　托克维尔注：1849年9月7日电报。

【84】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0日博蒙发自维也纳的个人书简。——1849年7月23日勒费布尔先生发自慕尼黑的电报。

【85】 　在这个注里，还有第三段，后来被托克维尔删去。他写道：“我想删掉，或加注说明，因为它切断了我的思路。”在《回忆录》的第一版中，编者曾把删去的第三段加在注里。

我一开始就曾预见，奥地利和普鲁士不久就将回到旧的道路上去，相继受到俄国的影响。我在方才叙述的事件发生之前很久，即7月24日发给我们的一位途经德意志的大使的训令中，就已提到这个预见。也像我发出的其他许多电报一样，这个训令是我亲笔写的。其内容如下：

“我知道，这种折磨着整个欧洲旧社会的疾病是不可救药的，它的病征可能有所不同，但它的本质到处是一样的；欧洲的所有旧政权，都将或早或晚地受到政变或破坏的威胁。但我不愿意放弃下述想法：最近发生的事件不会使全欧洲的权威加强。在共同防卫的利益的压力下，在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影响下，俄国并非不可能不愿意和不能协助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和解，不愿意和不能使奥地利与普鲁士接近，而整个强大运动依然在推进以牺牲二流政府和公民的自由为条件的三个君主国在原则问题上的新同盟。请您根据这个观点来考察形势，并汇报考察的结果。”?

【86】 　托克维尔注：1849年7月4日致布瓦斯勒孔德的电报。

栏外旁注：我认为需要注出电报的内容：

“奥地利皇帝陛下政府给皮埃蒙特规定的各项条件，无疑是严酷的，但并没有威胁这个王国的领土完整和它的荣誉。这些条件既未剥夺王国应当保存的力量，又未剥夺它对欧洲的一般政局和特别是对意大利的政局应当发生的正当作用。奥地利要求它签署的协定，无疑使它感到不痛快，但它又不是灾难性的，而且在战争状态宣布结束以后，它就不会遇到因害怕而自然产生的一切问题了。

“法国过去和现在都不遗余力地去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今后，法国将坚持主张奥地利政府进行它认为不仅符合皮埃蒙特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永远和容易保持全面和平的改革；法国还期望利用外交可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取得这样的结果，但它的期望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法国并不认为，把问题提出来，皮埃蒙特的利益得到保证，就万事大吉了。由于法国持有这种坚定而成熟的看法，所以它要毫不迟疑地向他们解释这一看法。要使他们默默地相信一些紧急的决定不会使他们上当受骗；要暗示他们，不要指望得不到法令支持的行动能通过命令而实行或直接推行。简而言之，不要这样做，不要自己作出担保，不要担保而后又不承认和不想承认。这就是一个政府能够单独实行的我认为是慎重而适中的工作方法。

“先生，您可能记得，在我蒙总统先生的信任而出任此职时，共和国政府并没有受到这样的谴责。它除了自己准备实行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没有宣布；它除了自己决定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没有承诺。这样，它既可以自豪地事先宣布它不想做什么，又可以迅速而有力地执行它宣布要实行的事情。”

“希望您向阿泽利奥先生详述这封电报的内容。”

马西莫·塔帕雷利·阿泽利奥侯爵（1798—1866），皮埃蒙特王国1849年议会主席。

【87】 　拉德茨基伯爵（1766—1858），奥地利的陆军元帅，在意大利的北部建立起奥地利的统治，在诺瓦拉战役中击败皮埃蒙特军队（1849年3月23日）。

【88】 　托克维尔注：1849年7月25日致布瓦斯勒孔德的信。

布瓦斯勒孔德生于1799年，起初在军队中工作，1848年2月出任拉马丁内阁秘书长，3月被任命驻都灵大使，后转任驻那不勒斯大使，1849年10月为驻华盛顿大使。

【89】 　亚历山大·冯·休伯纳男爵（1811—1892），1849年在巴黎负责奥地利的外交事务，同年9月被任命为驻法大使。

【90】 　以粗暴而激烈的措辞

【91】 　双方几乎要缔结和约

【92】 　施瓦岑贝格公爵（1800—1852），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出任首相后把革命镇压下去，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权威。他制服了匈牙利的造反，抵制了普鲁士的要求，使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原有优势得到恢复。

【93】 　爱德华·德鲁安·德·吕（1805—1881），外交家，七月王朝时期众议院的自由反对派议员，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曾任第一次巴罗内阁（1848年12月20日—1849年6月2日）的外长，后来出任驻伦敦大使。

【94】 　托克维尔注：1849年7月25日和26日电报。

【95】 　显示它的良好作风和它所论述的良好理论

【96】 　恭维它的精神好于给予它以利益

【97】 　托克维尔注：似乎应当加注。

【98】 　亨利·德姆宾斯基（1791—1864），波兰将军，1849年任匈牙利起义军司令。

拉约什·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爱国者，1848年人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逃往土耳其，被监禁到1851年。

【99】 　托克维尔注：8月22日和24日来信。

【100】 　穆斯塔法·雷希德巴夏（1802—1858），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外交大臣，在1846年和1856年间多次出任首相。

【101】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1日和25日来信。

【102】 　约瑟夫·贝姆（1795—1850），波兰将军，在1849年匈牙利人民起义期间因帮助匈牙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和俄国而出名。

【103】 　列昂·拉齐维尔亲王（1808—1885），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副官。

【104】 　阿卜杜勒·梅迪德（1823—1861），1839—1861年土耳其苏丹。

福阿德·穆罕默德巴夏，即福阿德·埃芬迪（1815—1869），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49年以特使身份赴俄。

【105】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日的私人信件。

【106】 　这次，英国政府没有犹豫。正像它自己说的，问题不只是关系到苏丹。

【107】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2日德鲁安·德·吕先生的私人来信。

【108】 　使我不知所措

【109】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5日和9日致拉莫里西埃和博蒙的私人信件。

【110】 　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1797—1863），诺曼比第一侯爵，1846—1852年英国驻巴黎大使。著有一部关于1848年革命的轶史《革命的一年》，于1858年出版，后被译为法语，因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而知名。

【111】 　霍华德小姐（1822—1865），路易·拿破仑的情妇，曾为路易·拿破仑的政变筹款。参看安德烈·莫洛亚《霍华德女士：一位造就了一个皇帝的女人》（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

【112】 　在采取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步骤之前

【113】 　因为教育和生活习惯使他养成了城府很深和玩弄手段的习性，而天性又使他轻率而诡计多端。

【114】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1日法卢来信。

【115】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2日致法卢的信。

【116】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5日和9日致拉莫里西埃和博蒙的私人信件。

【117】 　一从君士坦丁堡得到消息

【118】 　托克维尔注：拉莫里西埃1849年10月19日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