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论_法国革命论

兼论伦敦某些团体有关该事件的行动，一封原意系致巴黎一位先生的信

可能不是没有必要告知读者，本论文的缘起是作者本人与巴黎一位很年轻的先生之间的通信 (1) ，这位先生使得作者有幸被咨询对于在当时以及此后是如此之牵动了所有的人那么多注意力的那件大事 (2) 的意见。复信写于1789年10月份内的某个时候；但此信由于慎重考虑的缘故而被搁置了下来。 (3) 在以下开头的几页中就引述了那封信。随后，那封信送给了收信人。延迟发信的原因，在致那位先生的一封短札中也提到了。这使他产生一种新的迫切了解作者看法的要求。

作者于是便开始对这一题目进行更充分的 你们的国民议会 (9) 似乎抱有我对这个可怜的慈善俱乐部的大致相同的意见。作为一个民族，你们对“革命协会”保留有你们所储存的全部溢于言表的感激之忱；当时他们在“宪法协会”的同伙们公平地享有某种同样的地位。既然你们已经选择了“革命协会”作为你们民族感激与颂扬的伟大目标，你们将会认为，我以它最近的行为作为我的观察的主题便情有可原。法国的国民议会已经由于采纳这些先生们而赋予他们以重要的意义；他们也就以一个在英国传播国民议会的原则的委员会而行动，来回报这种好意。从此以后，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一种特权人物，当作是在外交团体中并非无足轻重的成员。这就是赋给了默默无闻以荣耀并赋给了人所未识的优点以显赫声名的那些革命之一。直到最近，我还想不起我曾听人说过这个俱乐部。我十分肯定，它从未片刻占据过我的思想；并且我相信，它也不曾占据过他们行列中的任何人。我经过调查，发现在1688年革命周年纪念日，有一伙不顺从国教者——但我不知道是属于哪个教派的——长期都有在他们的一个教堂里听布道的习惯，然后就像别的俱乐部一样在酒馆里兴高采烈地度过这一天。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公共措施或政治体制，更不用说任何外国宪法的优点，曾经是他们节日正式日程的主题；直到出乎我无法表达的意外，我发现他们以一种公共的资格通过祝贺的词句而赋予了法国国民议会以一种权威性的认可。

在这个俱乐部的古老的原则和行为中，至少就其所宣称的而论，我看不出有任何我可以认为是例外的东西。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为了某种目的，新的成员已经进入到他们中间来了；而且某些真正的基督教政治家——这些人喜欢分配救济金，却小心翼翼地隐蔽起那只正在分配救济金的手来——可能已经使他们成为了这些人的宗教计划的工具。无论我可以有什么样的理由怀疑有什么秘密的做法，我所要谈的都不是作为一种确凿性的东西，而只是公开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应该很抱歉被人认为是直接或间接与他们的行动有关。我肯定地要承担我的全部责任，与其余的世人一道，以我个人和私人的资格，思考在社会舞台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古代或近代的任何地方，在罗马的共和国或巴黎的共和国；但是我既没有一般的使徒式的使命而只不过是某一个国家中的一个公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得不受该国的公共意志所左右；因此我应该认为，要公布与一个外国的现行政府的一份正式的公开通信而并没有得到我所生活于其下的那个政府的正式授权，那对于我至少是不适当的和不正常的。

我应该更加不情愿以任何有似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叙述来参与那种通信，那对于许多不熟悉我们习惯做法的人来说，可能使得我所参加的这种言论看来像是某些人以集体的资格采取的一项行动，他们被本王国的法律所承认并且得到授权可以谈论其中某些部分的意义。有鉴于一般未经授权的叙述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并且有鉴于在它们之下（而非根据单纯的正式程序）所可能进行的欺骗，下院就要以署名的方式拒绝对最琐碎的对象的那种最鬼祟的请求，而你们却对那种署名方式敞开了你们厅堂的关闭着的大门，你们曾以那么多的礼节和仪式并且以那样的大声欢呼把它迎进了你们的国民议会，就仿佛你们是受到了整个英格兰国家的整个代议制的威严的访问。假如这个社会认为适宜于送出去的东西乃是一份论证，那么它是谁的论证就意义不大了。它不会由于它是来自何方，就更加令人信服或更加令人不信服。但这却仅只是一纸投票和决议。它全然依据于权威；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单纯是某些个人的权威，但个人则并不出现。他们的署名，在我看来，就应该被合并于他们的文件之中。那时候，世界就会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多少人，他们都是谁，而且根据他们个人的能力、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验或他们在这个国家中的领导和权威而知道他们的意见可能有什么价值。对于我——一个只不过是平凡的人——来说，这个行动看来是有点太精致和太巧妙了；它有着太多的政治谋略的味道，是用来在一种唱高调的名称之下以便赋予这个俱乐部的公开宣言以一种重要意义，而当人们仔细检查这个问题时，它并非完全值得人们去这样做。它是夹杂着太多的阴谋诡计的一种谋略。

我要自诩我爱一种高尚的、有道德、有规矩的自由，正如我爱那个社会里的任何一位先生，不管他是谁；而且或许我在自己全部的公共生涯中，对我自己之忠诚于那项事业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证明。我认为我也像他们一样几乎不妒忌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但是我不能站出来颂扬或者谴责任何关系到人类行为和人类牵挂的事情，单纯就事论事</a>，把它看作是被剥掉了一切联系，完全处于形而上学的抽象作用那种赤裸裸的孤立状态之中。各种形势（有些先生是把它们不当作一回事的）事实上都在赋予每一种政治原则以其突出的色彩和独特的效应。各种形势都使得每一项社会的和政治的规划成为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东西。抽象地说，政府——也和自由一样——是好东西；然而，在常识上，我十年前能够祝贺法国享有一个政府（因为她当时是有一个政府）而不去问那个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或者它治理得怎么样吗？我现在能够庆祝同一个法国享有着自由吗？是不是因为抽象的自由可以列为人类的福祉，我就可以认真地对一个疯子逃出了他那监禁室的防护性的约束和保护性的黑暗，而祝贺他恢复了享受光明和自由呢？我是不是要庆祝一个逃出了监狱的强盗和杀人犯恢复了他的天赋权利呢？这就会重行演出被罚作船奴的罪犯们以及他们那位英雄的解放者（那位面容忧伤的形而上学的骑士）的场面了。 (10)

当我看到自由精神在行动时，我就看到有一种强烈的原则在起作用，而这一点暂时就是我所可能知道有关它的一切。这种狂野的瓦斯、这种固定的气体 (11) 干脆都被释放了出来：但是我们却应该停止我们的判断直到最初的激荡略微平静下来，等到溶液澄清，直到我们看到了某种要比表面浑浊的泡沫动荡更深一层的东西。在我斗胆公开祝贺别人的幸福，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幸福之前，我必须有说得过去的把握。阿谀奉承既腐蚀了听话的人，也腐蚀了说话的人；而逢迎谄媚对于人民比起对于国王来</a>，也没有更多的用处。因此，我应该中止我对于法国的新的自由的祝贺，直到我获悉了它是怎样与政府相结合在一起的，与公共力量、与军队的纪律和服从、与一种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与道德和宗教、与财产的稳定、与和平的秩序、与政治和社会的风尚相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以它们的方式）也都是好东西；而且没有它们，就是有了自由，也不是什么好事，并且大概是不会长久的。自由对个人的作用是，他们可以去做他们高兴做的事；但在我们冒险去祝贺以前，我们却应该看看究竟什么是他们高兴要做的，否则祝贺可能马上就转化为抱怨。就分散的、隔绝的私人而言，审慎就可以决定这一点了；但是当人们集体行动时，则自由便是权力 。深思熟虑的人们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前，将要观察权力 是怎样加以运用的；而尤其是要考察新 人手中的新 权力这样一种东西，对于这些新人的原则、脾气和好恶，他们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经验；此外还有种种形势——而其中显得最能激动人心的那些人，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推动者。

然而，所有这些考虑都不在“革命协会”那种超验的尊严的眼里。虽然我一直是在这个国家里——我有幸从这里写信给您——我对他们的议事录也只有一种不完备的观念。我一到城里来，就要了一份他们的会议记录，那是由他们的当局出版发行的，包括普赖斯博士的一篇讲道并附有罗什富科公爵和艾克斯大主教的信件和其他几份文件。 (12) 全部的那份出版物及其要把法国的事物与英国的事物联系起来的明显意图、要引导我们去模仿国民议会的做法，给了我很大程度的不安。那种做法对于法国的权力、信誉、繁荣和安宁的效应，已变得日益明显了。要加以确定的宪法形式，对于其未来的政策，已变得更加清楚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要以说得过去的确切性来识别被抬出来要我们去模仿的那种对象的真正的性质。假如说保留审慎和得体的态度，要求人们在某些境遇之下缄默；那么在另一些境遇之下，更高一级的审慎就有理由使我们要谈出自己的思想。在我们英国这里，混乱的苗头在目前还是十分微弱的；但是在你们那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它的襁褓状态，尽管还很微弱，却时时刻刻都在增强其力量而成为崇山峻岭并且要向天公本身作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邻居的住宅起了火，救火车把水多少洒到我们自己的住宅上就不会有错。由于过分警惕而遭受轻蔑，要比过分信赖一种安全感而被毁灭好得多。

我主要是担心我自己的国家的和平，并且决不是不关怀你们的国家；我更多地是希望交谈首先只是使您私人感到满意的事物。我将仍然注视着你们的事情，并继续亲自给您写信。我自己沉浸于书信往还的自由之中，请允许我发泄我的思想，表达我的感情，就正如它们在我心中所呈现的那样，而并不顾及正式的方法。我从评论“革命协会”的那些行动出发，但我将不限于它们。我这样做是可能的吗？在我看来，仿佛是我陷入了一场危机，不只是在有关法国的事情上，而且是在有关全欧洲，或者不仅是全欧洲的事情上。把一切境况都合在一起，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最可惊异的事件，在许多事例中都以最荒谬和最荒唐的手段并以最为荒唐的方式发生了，而且显然地是用了最为可鄙的办法。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在了一起。在观察这场邪恶的悲喜剧的场面时，极其相反的各种感情必然地一一相继而来，并且有时候是在心灵之中互相搀和在一起；它们交替呈现为鄙夷和愤怒，交替呈现为欢笑和眼泪，交替呈现为蔑视和恐惧。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奇怪的场面对某些人却全然呈现为另一种观点。那对他们所激起的情操不是别的，而只是兴高采烈、大喜过望。在法国的所做所为之中，他们只看到了一种对自由的坚定而稳健的运用：那在整体上是与道德、与虔诚如此之融合一致，乃至使它不仅应该得到那些大胆的马基雅维里 (13) 式的政客们的世俗性的欢呼，而且也使之成为了适宜于抒发宗教雄辩的虔敬之情的主题。

在上一个11月4日的上午，理查德·普赖斯博士这位赫赫有名的非国教牧师在老犹太（Old Jewry）的非国教聚会堂里向他的俱乐部或者说社团做了一篇异常之驳杂的讲道；其中有一些良好道德与宗教的观点，讲得还是不错的，搀和在一种各式各样政治见解和思考的稀粥里；不过法国革命则是那口大锅里的主要配料。我认为由“革命协会”通过斯坦厄普伯爵转交给国民议会的那篇演说，就出自这次讲道的原则并且是从其中所得出的推论。它被那篇演说的宣讲者所提出。它被浑身散发着这次讲道的气味，而又不加以任何公开的或暗含的责难或者制约的那些人所通过。然而，假如这些先生们中有任何一位想要把这次讲道和这项决议分开，那么他们就懂得怎样承认其中的一个而否定其中的另一个。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我却不能。

就我而言，我把那篇讲道看作是一个与文学界的阴谋家和诡计多端的哲学家、与国内外的政客神学家和神学政客紧密勾结的人的公开宣言。我懂得他们要把他树立为一位传神谕者；因为他怀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自然而然地要腓力普化 (14) ，与他们的谋划紧密配合而唱出他那首预言式的歌曲。

那篇讲道我相信是本王国自1648年以来得到宽容或受到鼓励的任何一个神坛上所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种调子。那一年普赖斯博士的一位先驱休·彼得斯牧师 (15) 以圣徒的荣誉和特权，在圣詹姆斯广场建造了那位国王 (16) 自己的教堂的穹隆，那些圣徒们“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 。” (17) 除了在你们的法国联盟的日子 (18) 或我们的英国庄严联盟和盟约的日子 (19) 而外，很少有什么神坛上发出来的夸夸其谈，比起这篇老犹太聚会堂的演说是更少带有节制精神的味道的了。然而，假设在这篇政治的讲道中可以看到有某种像是节制之类的东西的话，政治和神坛仍然是毫无一致之处的两个词。在教堂里除了基督仁爱的救苦救难的声调而外，就不应该听到有任何别的声音。由于这种对责任的混淆，公民自由和公民政府的事业就和宗教事业一样地毫无所获。脱离了自己本然的性质去认定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那些人，绝大部分都对他们所离弃的本性和他们所认定的本性茫然无知。他们完全不认识他们所那么喜欢加以干预的世界，他们对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毫无经验，却以那么大的信心在论断它们；他们一点都没有政治，而只有他们所激起的感情。确实，如果对人类的纷争和敌对应该容许有休战一天的地方，那就是教堂了。

这种布道坛的风格，在如此漫长的中断期之后又复活了起来，对我来说就有着一种新颖的气氛——那却是一种并非全然没有危险的新颖性。我并不把这种危险性同等地都归咎于这篇论文的每一部分。对一位高贵可敬的在俗神职人员——他被认为在我们的一所大学</a>里担任要职 (20) ——和其他“有地位 、有文化”的在俗神职人员所做的这一提示，可能是恰当的而又及时的，尽管是有点新奇。如果高贵的“寻求派们” (21) 在国家教堂的旧货堆中或者在不同教派的宗教聚会的各类井井有条的货仓里找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他们虔诚的幻想，那么普赖斯博士就建议他们去改善非国教；并且他们之中的每一派都要根据自己的特殊原则建立起一个单独的聚会所。 (22) 多少引人瞩目的是，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竟然如此之真诚地要建立一些新的教堂，并且对于在那里面可以教导的学说竟是如此之全然漠不关心。他的热忱有着一种奇特的性质。它不是为了要传播他本人的见解，而是要传播任何一种见解。它不是为了要传布真理，而是为了要散布矛盾。只要能让高贵的教师们互持异议，不管是谁发出的或者是为了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一重要之点一旦确立，他们的宗教就理所当然地是合理的和高尚的。我怀疑宗教究竟会不会收获到那位锱铢必较的神职人员 (23) 根据这种“伟大的布道者的伟大团体”所计算出来的一切好处。对于目前正在美化非国教的hortus sus［植物标本］的已知各个阶级和各色人等的充裕的收集来说，它肯定会是一种难于归类的而又有价值的补充。一位高贵的公爵，或一位高贵的侯爵，或一位高贵的伯爵或勇敢的男爵的一篇讲道，肯定会增加这个城市的娱乐并使之多样化的，它已开始变得对它那各种乏味消遣的千篇一律感到餍足了。我应该只规定，这些穿长袍、戴头冠的新“牧约翰们”（Mess-Johns） (24) 应该在人们所期望于他们那些被授权的布道坛上的民主和平等的原则之内保持某种限度。我敢说，这种新的传教意志是令期待着他们的人们失望的。他们在实际上以及在象征上，都将不会成为进行论辩的神职人员，也无意于这样来培训他们的会众，从而他们可以像在以往美好的时代 (25) 里那样，向龙骑兵队和步兵与炮兵团宣讲他们的学说。这类安排，无论对强制性的世俗的和宗教的自由事业是多么有利，对国家的安宁却不会是同样有益的。我希望这些很少的限制不会成其为不宽容的某些巨大延伸，也不会成其为专制主义的某些非常狂暴的运用。

但是我可以说我们的宣道者，“Utinam nugis tota i dedisset tempora saevitiae”［但愿他把用于暴力的时间，都花在烦琐无聊的事情上］ (26) ——他这种大喊大叫的荒唐言论里面的一切东西并不都是属于那么无害的一种倾向的。他的学说影响了我们宪法中最关重要的部分。他在这篇政治讲道中告诉“革命协会”说，他的陛下“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国王，因为他是唯一 由于自己人民的选择 而取得王冠的”。 (27) 至于世界上 的一切国王，他们（除了一个以外）便都被这位人权 的大祭司以12世纪的教皇 (28) 那种日丽中天、炙手可热的废黜大权而淋漓尽致地并且过分勇敢地扣上了一句足以横扫一切的破门与诅咒的词句而在全球的经度与纬度的范围之内宣布为篡位者；他们应该考虑的是，他们怎么会容许这些使徒传教士们到他们的领土上来向他们的臣民宣告他们并不是合法的国王。这是他们所关注的。而作为一种暂时的国内关怀，我们的关注则是要认真考虑这项唯一 原则的有效性，根据这项原则这些先生们承认大不列颠的国王有资格得到他们的效忠。

这一学说应用到现今英国在位的君主身上，不是毫无意义（因此就既不真也不假），就是肯定了一种最没有根据的、最危险的、最非法的和最违宪的立场。按照这种政治上的精神科医生的说法，假如国王陛下的王冠并非出于人民的选择，他就不是合法的国王 。而现在，没有什么要比说这个王国的王冠乃是国王陛下所这样地在保持着的，更加不真实的了。因此，假如你追随他们的准则，那么大不列颠的国王——他肯定并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人民选举而得到他的高位的——就不论在哪方面都不比其余那帮篡位者更好——那帮篡位者统治着（或者不如说掠夺着）我们整个这个可怜的世界的表面而并没有任何一种权利或资格得到自己人民的效忠。这种普遍学说的政策，这样加以定性之后，就再也明白不过了。这种政治福音的宣扬者们希望他们的抽象原则——他们的原则是：人民的选举对于主权者的政权的合法存在乃是必要的——将会为人所忽视，而大不列颠的国王则是不受它的影响的。同时，他们会众的那许多双耳朵会逐渐习惯于此，就仿佛它是毫无争议而为人所公认的一条根本原则似的。在目前，它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在运作，以布道坛上的防腐汁加以腌制而保存起来以待未来之用。Condo etpono quae mox depromere possim［我在收集和积累，从而我可以使用它们］ (29) 。由于这种政策，当我们的政府为了偏爱自己的（而自己又并不要求的）一种保留而感到慰藉时，它和所有的政府所共有的那种安全（就舆论就是安全而论）便被取消了。

于是，当这些政治家的学说不大为人注意时，他们就继续前进；但是当他们的话的真实意义以及他们学说的直接倾向受到人们检验时，那时候就出现了含混其词和捉摸不定的语言结构。当他们说国王的王冠得自人民的选择，因而便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主权者时，他们或许是在告诉我们，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在说，国王的某些前人是由于某种选择而应召登基的；因此其王冠就是得自人民的选择。于是，他们就以一种可悲的借口而希望由于使他们的命题变得繁琐无味而得以安然无恙。他们若是在他们所寻找的庇护所里去进行攻击是会受到欢迎的，因为他们是躲在自己的愚蠢之中。因为，假如你承认这种解释的话，他们的选举观念和我们的继承观念又怎样相区别呢？从詹姆斯一世传下来的不伦瑞克 (30) 这一支的王位继承（而非任何邻国的那种），又是怎样使我们的君主国合法化的呢？的确是有某一个或另一个时候，各个王朝的创立者们都是被召请他们来进行统治的那些人所选出来的。这种见解是有充分理由的，即所有欧洲的王国在某个遥远的时期都是选举制的，对选择对象则有或多或少不同的限制。但是不管在这里或那里，一千年以前的国王可能是怎样的，不管英国的或法国的统治王朝可能是以怎样的方式开始的；但是今天大不列颠的国王却是按照自己国家的法律、根据固定的继承法则而成为国王的；并且当他履行了主权合同的法定条件时（正如它们确实被履行了的那样），他就拥有他的王冠，并对“革命协会”的选择不屑于一顾，“革命协会”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对他们的国王没有投过任何一票；尽管我并不怀疑，他们不久就会成立一个选举团体的，假如事情成熟得能使他们的要求得以实现的话。国王陛下的后裔和继承者们将一一顺序地按时继承王冠，而对于他们的选择则不屑于一顾，正如国王陛下对于继承他所佩戴的各种东西一样。

不管在回避解说事实 的严重错误方面——即假设国王陛下的王冠（尽管他拥有它，是符合人们愿望的）是得自人民的选择——他们可以是怎样地成功，却丝毫不能回避他们对人民有选择之权这一原理的充分明确的宣言；这一权利是直截了当地受人拥护并得到支持的。有关选举的全部转弯抹角的影射都奠基于这一命题，并可以归结于这一命题。为了使国王独一无二的合法资格的基础不致于被当作那种阿谀奉承的自由的一番空话，政治神学家就要武断地声称， (31) 根据革命的原则，英国人民已经获得了三项基本权利，他认为这三项构成一个体系，并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我们获得了：

1、“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

2、“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

3、“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府”

的权利。这种新的、闻所未闻的权利法案尽管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表的，却仅只属于这些先生和他们的派别。英国人的整体，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根本不承认它。他们要以他们的身家性命来反抗对它的实际肯定。他们是由于他们国家的法律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而那法律又正是在那个滥用革命名义的团体所声称为维护那种虚构的权利而求助于那场革命的时期所制订的。

这些“老犹太”的先生们在他们对1688年革命的全部推论中，有着一场大约40年前在英国发生的革命和这场新近发生的法国革命，那些是如此之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以致于他们经常把所有以上这三者混为一谈。我们有必要把他们所混淆了的东西区分开来。我们必须记得他们对于我们所尊敬的革命行动 的错误幻念，以便发现它那真正的原则 是什么。如果1688年革命的原则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的话，那就是在被称作“权利宣言”的条文之中。在那份由伟大的法律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们——而不是由热情而没有经验的狂热者们——所制订的最睿智的、最严肃的而又最深思熟虑的宣言之中，并没有说过一个字，也没有提出过一项建议是有关“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 ；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 政府”的普遍权利的。

《权利宣言》（威廉和玛丽的(32) 是我们宪法的奠基石，它已经得到了巩固、解释和改进，并且在它那基本原则之上永远地被确定了下来。它被称为是“一项宣布臣民的权利与自由和确定 王位继承 的法案”。您可以看到，这些权利和这种继承是合为一体而加以宣布的，并且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时期过后几年，又有 在威廉国王的法案中，两院并不感谢上帝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肯定他们有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之权，更不用说使选举成为获得王位的唯一合法的 资格了。他们已经处于一种尽可能地要避免它的出现的状态——这一点被他们看作是一种天赐的逃避。他们对每一种倾向于削弱这些权利的局势，都加上一层精心织就的政治幕幔，那是他们想要以改良了的继承顺序加以延续的；否则的话，那就可以为任何未来背离他们当时所已经永远确定下来了的东西提供一个先例了。从而他们就可以不必松弛他们君主制的神经，并且他们就可以与他们祖先的办法保持着紧密的一致，正如在玛丽女王 (39) 和伊丽莎白女王 (40) 所公告的法令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在Charta） (66) 那场改革。您将看到，从我们法律的那位伟大的先驱者爱德华·柯克爵士 (67) （以及确实继他之后的所有伟大的人物）下迄布莱克斯通 (68) ， (69) 都在孜孜以求地要证明我们自由的渊源。他们力图证明约翰王的大宪章这份古老的宪章是与另一份出自亨利一世 (70) 的成文宪章有联系的，而且这两份文件都只不过是重申这个王国更加古老的现成法律而已。就事实而论，这些作家看来大部分都是对的，虽说或许并非总是对的；但是假如说法学家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错了的话，那就更加强而有力地证明了我的立场；因为它指明了我们的全体法学家们和立法者们以及他们所希望影响的全体人民，一直都充满着对于往古那种极其强烈的关怀的心灵，还有这个王国把他们最神圣的权利和公民权当作是一种遗产 的那种稳定的政策。

在查理一世的被称之为《权利请愿书》 这种政策在我看来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者不如说是顺其自然的幸福结果——自然乃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 (74) 创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的气质和局限的眼光的结果。凡是从不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子孙后代。此外，英格兰的人民很懂得世袭的观念提供了一条确凿的保守原则和一条确凿的传递原则，而又一点也不排除一条改进的原则。它不管获得，但是它却保障所获得的东西。一个国家按照这些准则行事，无论会得到什么好处，都会像是在一种家庭协议中那样地牢靠，像是在一种永久产业中那样地有把握。根据一项按照自然的模式而运作的宪法政策，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掌握了，我们就传递了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特权，其方式正如我们享受并传递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生命一样。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财富、上天的赐与，都被留下给了我们，并且由我们以同样的历程和秩序留传下去。我们的政治体系是被置于与世界秩序、并与一个由各个短暂部分组成的永恒体所注定的生存方式恰好相符合并且相对称的状态；在这里，由于一种巨大智慧的安排，人类的伟大神秘的结合一旦铸成为一个整体，它便永远既无老年，也无中年或青年，而是处于一种不变的永恒状态，经历着永远的衰落、沦亡、新生与进步的不同进程而在前进着。因而，在国家的行为中，在我们所改进的事物中，由于保持着自然的方法，我们就永远都不是全新的；在我们所保存的事物之中，我们永远也不会过时。由于坚持这种态度和我们祖先们的这些原则，引导我们的就不是崇古的迷信而是一种哲学类比的精神。在这种对遗产的选择中，我们就赋给了我们的政策结构以一种血缘的形象，用我们最亲密的家庭纽带约束我国的宪法，把我们的基本法律纳入我们家庭亲情的怀抱之中，保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室、我们的茔墓和我们的祭坛，使之不可分离，并受到它们相互结合并相互作用的仁爱的鼓舞。

通过我们人为的制度中与自然相符合一致的同样规划，并且由于召唤了自然之永不错误的和强大有力的本能的帮助来加强我们理性之易于失误而又软弱的策划，于是我们便从一种遗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自由而得到了其他某些不小的好处。自由的精神其本身虽则导致误用和过分，却经常仿佛是在圣徒化了的祖先们的面前以一种令人畏惧的严厉方式而在受到锻炼。自由的后裔这一观念，就以一种习惯性的、天然的尊严鼓舞了我们，它防止了那些最先获得任何名气的人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的那种使人丢脸的暴发户式的倨傲。就靠了这种办法，我们的自由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自由。它带有一种堂皇动人的面貌。它有一部家谱和显赫的祖先们。它有它的支柱以及它的徽符。它有它的肖像画廊、它的纪念铭文、它的记载、物证和勋衔。我们是根据自然在教导我们要尊敬个人这一原则而学习到对我们的公民基本原则的尊敬的，而且是着眼于它们的时代并着眼于把它们遗传了下来的那些人们的。我们选择了我们的天性而不是我们的思辨、我们的胸襟而不是我们的发明，来作为我们的权利和特权的伟大培养室和贮存库；所有你们的辩士们都做不出任何东西能比我们所采取的途径更好地适应于维护一种合理的而有气概的自由。

假如你们高兴，你们也可以受益于我们的先例，并赋给你们所恢复了的自由以一种相应的尊严。你们的特权虽则中断了，但并没有被忘怀。你们的宪法，在你们并未能享有的时候，确实是遭到了浪费和败坏；但是你们却享有一个高贵而又可敬的堡垒的部分墙壁和整体基础。你们可能已经修复了这些墙壁；你们可能已经在这些古老的基础之上重新进行了修建。你们的宪法在它得以完成之前就被中断了，但是你们已经有了一部宪法，其成分已经非常之接近于所能够希望的那样美好。在你们古老的三级会议里，你们有着各个部分，与你们的社会有幸所由以组成的各个行业相对应；你们有过一切的那种结合和一切的那种利益对立，你们有着那种作用和反作用——它们在自然的和政治的世界里，从各种不调和的权力的相互斗争中，得出了宇宙的和谐。这些互相对立和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是你们认为在你们的旧宪法和在我们目前的宪法之中成为了如此之巨大的污点的，却对一切鲁莽的决策设置下了一道有益的障碍。它们使得深思熟虑成为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它们使得一切变化都成为一种妥协 的课题，那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节制；它们形成了种种气质 可以防止粗暴的、鲁莽的、无法无天的改革，并可以使得少数人或者许多人的所有的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地运用权力永远成为行不通的事。通过各个成员与各种利益的那种分歧性，普遍自由所具有的安全性就正如几个不同等级中所有的各种不同观点是一样之多；而由于一个真正的君主的分量压倒了全体，各个部分就会受到阻碍而不会歪曲，并且会从它们所规定的地位出发。

你们在你们古老的等级中已经有了所有的这些优点；但是你们选择的行为却仿佛你们从不曾被纳入过公民社会，而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你们开始得很糟糕，因为你们是以鄙视属于你们的一切事物而开始的。你们是在做着没有本钱的生意。如果你们国家的最近几代人在你们的眼里显得没有多少光彩的话，你们可以把他们忽略过去并且从更早的祖先群那里得到你们的要求。在对这些祖先们的一种虔诚的爱戴之下，你们的想像力就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为超乎当前的流俗做法之上的一种道德的和智慧的标准；你们就会随着你们所热望仿效的范例而升高。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敬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定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卑膝的可怜虫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为了以你们的荣誉为代价而为你们的某些穷凶极恶行为的辩护士们提供一个借口，你们就不会满足于被说成是一伙逃亡黑奴 (75) ，突然之间从囚牢里跑了出来；因此就要宽恕你们滥用（你们所并不熟悉而又很不适应的）自由。我的可敬的朋友们，把你们想成——我就是一个总在这样想你们的——是一个节亮慷慨的民族，却长期被你们对忠实、荣誉和忠诚的高尚而浪漫的情操错误地导向了你们的不幸；事态已经不利于你们了，但是你们并没有被任何不自由的或奴性的气质所奴役；你们在最热诚的驯服之中是被一种公共精神的原则所驱使的；在你们国王的身上，你们所崇拜的是你们自己的国家——这样想岂不是更为明智吗？你们是不是已经使人了解到，在这种可爱的错误的幻觉之中，你们已经比你们聪明的祖先们走得更远，你们已经决心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同时你们却保留着你们古老的和你们最近时代的忠诚和荣誉的精神；或者说假如你们缺乏自信，不能清晰地分辨你们祖先的几乎已经被忘却了的宪法，你们却观看到了你们在这个国土 (76) 上的邻人，他们还活生生地保留着欧洲古习惯法的古老原则和典范，只是加以改善以适应于现在的状态而已——你们遵循着明智的范例，就会向全世界做出新的智慧的范例的。你们就会使得自由的事业在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可尊敬的心目之中成为尊贵的东西。由于表明了自由不仅能与法律相调协，而且当其规范得良好时还是有助于法律的，你们就会耻于大地之上的专制主义了。你们就会享有一种非压迫性的、而是一种生产性的税收。你们就会享有一种繁荣的商业来培育它。你们就会享有一部自由的宪法；有一个强大的君主制；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有一个改革了的和受人敬重的教士阶级；有一种心平气和而精力充沛的贵族来领导（而不是来扼杀）你们的德行；你们就会有一个自由的平民阶层来竞相模仿并充实那种贵族；你们就会有一族受到保护的、心满意足的、勤劳而驯服的人民，他们被教导着去寻求并且承认德行在一切条件之下所能发现的幸福；人类真正的道德平等就在于此，而不在于那种怪诞的神话，那种神话向注定了要跋涉艰苦生涯的、捉摸不定的旅程的人们，激发了种种虚假的观念和空洞的希望，而其作用只不过是加重了和恶化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永远不能消除的；而且，公民生活的秩序之所以要确立这一点，是为了它使之必须留在卑贱状态之中的那些人的利益，正如也是为了它能够使之上升到一种更光彩的（但并非更幸福的）地位的那些人的利益一样。你们有一桩顺利而轻松的福祉与光荣的事业在向你们敞开着，那是超乎世界历史上所曾记载过的任何东西的；但是你们也已经表明了，困难对于人类乃是有益的。

计算一下你们的收获吧：看一看引导你们的领袖们去鄙视所有他们的前人和所有他们的同时代人以及甚至于鄙视他们自己（直迄他们变得真正可鄙的那个时刻为止）的那些妄自尊大的思维得出的是什么东西。由于追随这些虚伪的光明，法兰西竟以比任何民族所曾购买过的最确凿无疑的赐福都更为高昂的代价，买下来的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法兰西用罪行买来了贫困！法兰西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德行，而是她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以便她可以出卖自己的德行。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是以从根本上创立、或者是以更大的严谨性在推行宗教的这些或那些仪式而开始组建新政府或改造旧政府。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已经以更严肃的风尚奠定了公民自由的基础以及一种更严峻、更有阳刚之气的道德体系。法兰西，当其放松了王权权威时，却对风尚的放纵恣睢和对意见与实践的肆无忌惮的亵渎神明加倍地予以纵容；并且那漫延到了各色人等，就仿佛她正向通常成其为财富和权力的疾病的一切不幸的腐败现象接通某种特权或暴露某种隐蔽的利益似的。这就是法兰西的新的平等原则之一。

法兰西，由于领袖们的背叛，已经全然玷污了王公们内阁里的宽厚的会议声调，并且解除了它那最强劲的论据的武装。她已经神化了暴政那种缺乏信心的黑暗而又可疑的准则，并且教导了国王们在道德政治家们之（今后人们将称为）虚妄的花言巧语面前发抖。君主们要考虑一下这些人，他们劝告君主们要对于作为自己王位的颠覆者、作为意图推翻自己的叛逆者的人寄予无限的信心，办法是在华而不实的借口之下引导他们轻易善良的天性，容许把勇敢而不忠的人们结合进来参预自己的权力。仅仅这一点（假如再没有其他的话），就对你们并对全人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灾难了。请记住，你们在巴黎的国会告诉了你们的国王，在召集三级会议时，除了他们十分慷慨地过度热衷于向王位提供支持而外，他用不着有什么可害怕的。确实，这些人应该把头藏起来。确实，在他们的劝告引致了他们的君主和他们的国家的倾覆之际，他们应该承担他们自己的那一份。如此之乐观的宣言就有助于对权威进行催眠；鼓励它鲁莽地对未经考验的政策进行危险的冒险；忽视使仁爱有别于愚蠢的那些做法、安排和防范措施；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人能对政府、对自由的任何抽象计划的有益作用负责。因为缺少了这些，他们就看到了对国家的良药会腐化变质成为对国家的毒药。他们看到了法国对于一位温和的合法的君主造反，那要比人们所曾知道有过任何民族起来反抗最非法的篡权者或最血腥的暴君，都带有更多的激愤、狂暴和侮辱。他们的抗拒是针对着忍让的；他们的反叛是由于保护而来的，他们打击的是一只提供了恩惠、爱护和保护的手。

这一点是不自然的。其余的则都秩序井然。他们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发现了对自己的惩罚。法律被推翻了，法庭被颠覆了，工业毫无生机，商业奄奄待毙；已经不纳税，但是人民却贫困了；教堂遭到洗劫，国家得不到休息；政治的和军事的无政府状态成了王国中的宪法；一切人间的和神明的事物都为着公共声誉这个偶像而被牺牲了，其后果则是国家破产；而一切之中登峰造极的则是新的、不稳定的、摇摇欲坠的权力这份纸债券，即那种穷极无聊的欺诈和乞丐式的掠夺之信誉扫地的纸债券，那是为了支撑一个帝国而发行的通货，以代替两大公认的通货 (77) ——而那两大公认的通货是代表人类持久的、传统的信贷的。但是当财产的原则——它们就是它的产儿和代表——有系统地被颠覆时，它们就从它们所来自的那个大地之上消失了并隐匿了起来。

这一切可憎恨的事情都是必要的吗？它们真是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们，被迫不得不涉历鲜血和混乱以抵达平安和繁荣的、自由宁静的彼岸而进行殊死斗争之无可避免的结果吗？不是的，一点都不是那样！法兰西的新鲜的废墟只要我们放眼望去，就会震撼我们的感情的，它们决不是内战的蹂躏；它们乃是深远的和平时期的粗暴无知的谋划之可悲的但却富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纪念碑。它们是轻率而狂妄的——因为没有人抗拒而且也不可抗拒——权威的表演。那些在这样以自己的罪行挥霍掉了宝贵的财富的人们、那些造就了公共灾祸（那份为国家的最终得救而保留的最后赌注 (78) ）的这群肆无忌惮的奢侈浪费的人们，在他们的前进之中竟没有遇到什么——或者不如说就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反对。他们的整个进程比一场战争的进程更像是一次凯旋。他们的先驱者们 (79) 已经走在了他们的前面，摧毁了一切，把一切都拉平在他们的脚下。他们为了被他们所毁灭的国家，不曾流过自己的 一滴血。除了他们的鞋带子而外，他们对他们更伟大的结果的各种计划并不曾做出过任何牺牲，而他们却囚禁他们的国王，杀害他们的同胞公民，把千千万万可尊敬的人和可尊敬的家庭投入穷愁悲苦之中，以泪洗面。他们的残酷甚至于不是恐惧心的怯懦的结果。那乃是他们在他们饱受折磨的大地上因批准了叛国、抢劫、强奸、暗杀、屠戮和焚烧而享有十足的安全感的结果。但是，这一切的原因从一开始就都是明显的。

这种不受约束的抉择、这种对罪恶的多情选择，假如我们不考虑到国民议会的组成的话，看起来就是无法交代的；我不是指它的正式体制（那就其现状而言，是十分例外的），而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所由以构成的材料，那比全世界上所有的手续都要有着上万倍更为重大的后果。如果我们除了根据它的名称和职能而外，就对这个议会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色彩可以向我们描绘出任何更为可敬的东西了。就这方面来看，一个研究者的头脑当其被好像是整个民族的德行与智慧都集中到一个焦点之上的那样一种可畏的形象所屈服时，就会停顿下来的，哪怕是对事物最恶劣的方面也会迟疑不决而不敢加以谴责。它们看来倒不是可谴责的，而只是神秘莫测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名义、权力、职能、人为的制度，都不能把任何权威体系所由以组成的那些人们，造就成为并不是上帝和自然和教育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所造就成他们的那种样子。人民并没有超出这些之外的能力。德行和智慧可以是他们选择的目标；但是他们的选择既没有把德行也没有把智慧赋予他们所选定的那些人们。对于任何这类的权力，他们都没有任何自然方面的保证 (80) ，他们也没有任何宗教启示方面的许诺。

在我读过了被选入Tiers état［(104) 。不可能有任何规定是反对这些权利的；没有任何协定对这些权利是有约束力的；这些权利是不承认任何节制和任何妥协的；任何扼制他们的充分要求的东西，都充满了大量的狡诈和不正义。他们的人权是不容许任何政府以其延续的悠久性或以其行政措施的正义性和宽大性来寻求安全而反对这些权利的。这些思辨家的反对意见——假如它的形式和他们的理论不一致的话——在反对这样一种古老的和仁慈的政府时，是和反对最凶残的暴政或最积极活动的篡夺同样地有效。他们总是与政府在争论，不是在滥用权力的问题上，而是在资格的问题上、在名义的问题上。我对他们那种政治形而上学的尴尬的微妙性，不想说什么。让他们成为他们学校里的趣闻吧。——“I se jactet in a-Aeolus, et uso ventorum carcere re.”［“在那座殿堂里，让伊奥鲁斯去咆哮吧，当他对大风关闭了地牢时，就让他在那里面统治吧。”］ (105) ——但是别让他们捣毁监狱像是一场黎凡特风 (106) 那样地爆发，以它们的飓风横扫大地并爆出深处的泉水而把我们淹没。

我远远不是在理论上要否定（完全有如我内心里远远不是要在实践上阻止——假如我有能力去做或者去阻止的话）真正的 人权。在否定他们虚假的权利要求时，我并不想要损害那些真正的权利，那些是他们所号称的权利要全盘加以摧毁的。假如说公民社会是为了人类的好处而建立的，那么它所为之而建立的那一切好处就成为了人的权利。它是一种慈爱的制度；而法律本身则是唯一按规矩实行的慈爱。人们有权按照那种规矩而生活；他们有权行事公正，正如在他们的同胞中间那样，无论他们的同胞是担任公职还是从事平凡的行业。他们有权得到他们的劳动果实，有权得到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丰硕的各种手段。他们有权得到他们父辈的所有，有权哺育和改进他们的后裔，有权生时受到教育、死时得享安慰。凡是每一个人不侵犯他人而能独立做到的事，他就有权为自己做出；而且他还有权公正地得到全体中间的一部分，那是社会以其技术和力量的全部结合可以为他的利益而做到的。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并不是都获得同等的东西。一个在合伙中只有五先令的人对它所享有的权利，正如一个有五百磅的人对他那更大的股份所享有的权利一样。但是他在合股的收益之中，却无权享有同样之多的股息；至于每一个个人在管理国家事务上所应享有的权力、权威和方针的份额，则我决不承认它是人在公民社会中的直接的原始权利；因为我考虑的是公民社会的人，而不是别的什么。那是一桩要由约定来加以安排的东西。

如果公民社会是约定的产儿，那种约定就必须是它的法律。那种约定就必须限制和规范所有的宪法条文——它们全都是在那种约定之下形成的。每种立法的、司法的或行政的权力，都是它的产物。在任何其他的事物状态之下，它们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公民社会的种种约定之下，声称享有甚至还并没有设定其存在的那些权利呢？享有那些与之绝不相容的权利呢？公民社会的原始主旨（first motive）之一——而且那还成为了它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没有人应该是其自身案件的审判官 。由于这一点，每个人立刻就剥夺了自己作为一个未经订约的人的原始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他可以审判自己并判定自己的案件。他放弃了要作自己的统治者的一切权利。他在很大程度上断然放弃了自我辩护的权利，那是自然界的(126) 包围着；而这支军队，如果他们居然下令解散的话，就立刻会把他们解散的。在一伙刺客们已经驱除了好几百名成员之后，他们还坐在那里；而那些以更大的忍耐力或更美好的希望而抱有同样温和的原则的人们，则每天都继续面临着狂暴的侮辱和被谋害的威胁。在那里有一个多数——有时是真正的，有时则是号称的——其本身也是俘虏，却强迫一个被俘虏的国王以(160) 为证据给我们带来了种种轶闻逸事。我们最近也有过乔治·戈登勋爵在纽盖特的事； (161) 而且无论他是成为一个公开的改宗犹太教者，还是他在热忱地反对天主教神甫和各种各样的教士时曾鼓动过一群暴民（请原谅我用这个字样，它在这里还是可用的）拆毁我们所有的监狱，都是给他自己保留了一份自由，但他却并未以一种有德的使用自由而使自己配得上那种自由。我们重建了纽盖特监狱，并租赁了那幢建筑。对于那些敢于诽谤法国王后的人，我们有着几乎像巴士底狱一样坚固的监狱。在这座精神的隐蔽所里，就让高贵的诽谤者呆下去。让他在这里面默念他的塔尔穆德经， (162) 直到他学会了和他的出身与身分更为相称的举止而不致再那么玷污他所宣称已经改宗的那种古老的宗教，或者是直到你们海水那边的某些人为了讨好你们新的希伯来的兄弟们而赎出他为止。那时候他可以有能力用犹太会堂的老地方和30个银币的长期复利的一小部分款项（普赖斯博士已经向我们表明， (163) 在1790年之中复利将会成就什么样的奇迹）购买下最近才被人发现是被高卢教会 (164) 所篡夺了的土地。请派遣给我们你们教皇的巴黎大主教吧，我们也将派遣给你们我们的新教拉比。 (165) 我们将这样对待你们交换派来给我们的人，就像他是一个绅士和忠实的人那样；但是请让他随身带来他的待客、奖赏和施舍的基金并依靠它；我们决不会没收那项荣誉而虔诚的基金之中的一个先令，并且也不会想到要靠掠夺教堂济贫募捐箱来充实国库的。

我亲爱的阁下，老实向您说，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荣誉多少是涉及这个老犹太会和伦敦酒店的行为的反对者的。我没有任何人的委托书。当我反对的时候，我只代表我自己发言，正如我以全部可能的诚挚、以和那场胜利的演员们及其崇拜者们的全部交流所做出的那样。当我论述任何其他与英格兰人民有关的事物时，我是根据观察而不是根据权威发言的；但是我发言根据的是与这个王国的各色人等十分广泛而多样的交往以及我从早年开始并持续了将近40年的长期仔细的观察而得到的经验。考虑到我们和你们只不过是小小24英里的一水 (166) 之隔，而且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最近是非常之多的，所以我往往要惊讶，看来你们懂得我们是何其之少。我怀疑这是由于你们是从某些出版物上形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判断的，它们确实是极其错误地——假如说毕竟是——表现了在英格兰普遍流行的各种见解和心性。几个小小的阴谋家企图在喧嚣吵闹、大吹大擂和彼此相互喊价之中掩饰起他们全部重大的要求，他们的虚荣、不安和阴谋诡计的精神，就使得你们猜想，我们之轻蔑地忽视了他们的能力，就是普遍地默认他们的意见的一个标志。我向您保证，事情绝不是这样。因为虽有半打蚱蜢在蕨类植物里面以它们扰人的声音形成了一个野生圈，但几千头大牲畜却在英国橡树的绿荫底下休息，悄然无声地在反刍；就请你们不要猜想，发出喧哗的那些东西就是田野上唯一的居留者；当然，他们的数目是很多的，而且他们毕竟也不同于小小的、枯干的、细微的、跳跃着的——虽则是高声叫喊的而又讨厌的——生命短促的昆虫。

我几乎胆敢肯定，我们一百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参与了“革命协会”的“凯旋”。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由于战争的机缘落到了我们手中，那么即使是在最浓厚的仇恨下（但愿这种假设的事件不会发生，但愿没有这种仇恨），他们也会受到另一种凯旋进入伦敦的对待。从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曾有过一位法国国王； (167) 你们看到了战场上的胜利者是如何对待他的；他以后又是以何种方式在英国受到接待的。四百年过去了，但我相信自从那时候以来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多亏了我们对变革的坚韧抗拒，多亏了我们冷峻持重的国民性，我们还保留着我们祖先的特征。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丢掉十四世纪思想的大度和尊严，也没有把我们自己变成野蛮人。我们不是卢梭的信徒，也不是伏尔泰的门生； (168) 爱尔维修 (169) 在我们中间也无所作为。无神论者不是我们的传道师；狂人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知道我们 没有发明什么；我们也不认为在道德方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发明出来。许多关于政府的伟大原则、许多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为人所理解了；而这一切，在墓地埋葬了我们的妄自尊大之后，在沉默的坟墓将它的法则强加到我们粗暴的饶舌上以后，也都不能有任何发现。在英国，我们还没有完全抛弃我们天赋的心肠；我们在内心中还能体验到、并且我们珍视与培育那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操，那是我们的责任感的最可靠的保卫者，最活跃的监视者，也是一切自由的、男子汉的精神的真正支柱。我们并没有被挖空，被在里面塞上些毫无价值的关于人权的肮脏的废纸，就像博物馆里填充了谷壳和破布的那些鸟类标本一样。我们保留着我们所有的、仍然是原来的和完整的、没有被夸夸其谈和对上帝的不敬所炮制成的情感。我们的胸膛里跳动着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心。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满怀畏惧地仰望着国王；满怀深情地仰望着议会；满怀责任感地仰望着行政官；我们满怀尊崇地仰望着教士；我们满怀敬意地仰望着贵族。 (170) 为什么？因为当这些观念出现在我们心目之前时，我们自然而然地 会喜爱它们；因为其他的情感都是虚假的、欺骗的，企图腐蚀我们的思想，败坏我们原始的道德，使我4们无法适合理性的自由；它们通过向我们灌输奴性而又放肆无节制的傲慢而使我们得意忘形于一时，使我们终生适合于只作理所当然的奴隶。

先生，您看，在这个启蒙的时代我十足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乃是具有天然的情感的人们；我们不是抛弃我们所有的那些旧的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我们便越发珍视它们。我们怕的是每个人单只是依靠自己个人的理性储存而生活与交流，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每个个人的储存是微少的，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总的库存和资产的话，他们就会做得更好。我们的许多思想家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偏见，而是运用他们的智巧要发现贯彻其中的潜存的智慧。如果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事实上他们也很少失败），他们就会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还是让这些偏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一起留传下去，而不是抛掉偏见的外衣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理性；因为偏见及其理性有一种使那种理性运行起来的动力和使之持续下去的热情。偏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得以运用， (171) 它事先就把我们的思想纳入一种智慧和道德的稳定行程之中而不让人在决定的关头犹豫不决、困惑、疑虑以及茫然失措。偏见使一个人的美德成为习惯，而不致成为一系列毫无联系的行为。正是通过偏见，一个人的责任才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

你们的那些文人和政客，以及我们之中所有那些摆脱了偏见的人们，在这些方面是与我们根本不同的。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智慧；他们以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取代了这种尊重。对于他们，一种事物的规格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至于匆促建立起来的新规格，他们也丝毫不关心它的持续；因为对那些很少或者根本就不考虑以前时代所做过的一切的人，对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新发现上的人们，持续性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颇有体系地相信，一切具有永久性的东西都是祸害，因此他们与一切既有的成就都处于不可调和的战争状态。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像服装的式样似地经常变换而不会有什么恶果；他们认为除非着眼于目前的方便而外，就无须坚持任何一种国家的组织原则。他们讲起话来总是似乎以为在他们与执政者之间有着一种独特的约定；这一约定只是约束执政者一方，双方并没有任何相互的关系；人民的威权，只要它愿意，无须任何理由便有权解除这一约定。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依附，仅仅是在国家赞同他们某些流变不定的规划时方才存在；那是随着政治体制之符合他们暂时的见解而告开始和终结的。

这些学说，或者不如说这些情绪，似乎在你们那些新政治家们当中很流行。但它们与我们在这个国家［英国］中所一直奉行的是完全不同的。

我听说在法国有人提出，你们那里所做的事情是仿效英国的榜样的。请允许我申明，几乎你们那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来源于我们英国人的实践中的或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无论是在法案中还是在行动的精神中。请允许我补充说，正像我们不想从法国那里学习这些东西一样，我们也肯定从没有教给那个国家这些东西。我们这里和你们进行联系的阴谋分子至今还只是一小撮人。如果说不幸由于他们的诡计、他们的煽动、他们的出版物以及由于一种源于一个期待中得到法国的建议和力量的联盟的自信，他们就可以吸引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他们的派系的话，并且因此他们认真要在这里试图模仿一些你们所作所为的任何事情的话，那么我就胆敢预言，情形将是：他们随着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一些麻烦，很快地就会自取灭亡的。这个民族在遥远的过去时代没有由于对教皇的一贯正确无误的尊重而改变自己的法律； (172) 而他们现在也不会出于对哲学家们的教义的内心虔敬的信心而改变它；尽管前者以革除教门和十字军为武器，而后者则以诽谤和路灯杆来行事。

以前，你们的事情只关系着你们自己。我们只是作为人感受到它们；但我们毕竟是置身于它们之外，因为我们不是法国公民。但当我们看到有人向我们提出以法国为榜样时，我们就必须作为英国人来感受，并且还感到我们必须是英国人。不管我们怎样，你们的事务已形成了我们的利益的一部分；至少在回避你们的万灵药方或者你们的瘟疫时是如此。如果它是万灵药方，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知道那种不必要的药方的种种效果。如果它是一场瘟疫，那么它就是我们要做出最严格的检疫加以预防的一场瘟疫。

我从各方面都听说有一个自称是哲学家 (173) 的阴谋集团，在最近法国发生的许多事件中博得了荣誉；他们的见解和体系成为所有这些事件的真正的指导精神。我没有听说过英国在任何时代有任何党派团体，不论是文学的还是政治的，是以这种名声而著称的。在你们那里，它难道不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吗？不是由这些以其粗鄙流气的风格通常被人称为是无神论者或不敬神者的庸俗人们所组成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承认，在过去我们也有过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们也都在当时喧嚣过一阵。但现在他们已永远默默无闻了。在最近40年内出生的人，有谁读过柯林斯、托兰德、廷德尔、查布、摩尔根以及所有那些自称是自由思想家们的一个字呢？现在有谁还看博林布鲁克的东西呢？有谁通读过他的作品呢？请问问伦敦的书商们，所有这些世界之光的名人现在都怎样了？ (174) 用不了几年，他们少数的后继者也将走入“全体凯普莱特家人”的家族墓穴中去的。 (175) 但是在我们这里，不论他们过去和现在是怎样，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些完全不相关联的个人。在我们这里，他们保持着他们同类的共性，却从不合群。他们从不以团体的形式进行活动，从不在国家中以一个派别著称，他们从不以一个派别的名义或资格，或者为了这个派别自己的目的而试图影响我们的任何公共事务。至于他们是否应该这样存在，是否应该被允许这样活动，则是另一个问题了。正因为这样的阴谋团体从未曾在英国存在过，因此他们的精神也就既不曾对我们宪法的原始结构的确立、也不曾对我们宪法所经历的几次修订和改善中的任何一次产生过任何影响。这一切都是在宗教和信仰的指导之下完成，并且是由宗教的法令所认可的。这一切都来自我们民族特点的纯朴性，都来自悟性之一种天生的坦诚和直率。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历代当权者的特性。这种品性现在仍然被保持着，至少是在人民的伟大主体之中。

我们知道，而且更妙的是，我们在内心中感觉到宗教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的善和一切慰藉的源泉。 (176) 在英国我们对此是如此之坚信不疑，以致于在岁月的长河中不论是迷信的锈蚀，还是人类心灵中所积聚起来的谬误都无法遮掩它，以致于英国99％的人都不肯选择对上帝的不虔敬。我们决不会愚蠢到要招请一个敌人来除去任何一种制度中的腐败，去纠正它的缺点或去完善它的结构。如果我们宗教的教诫曾经需要做进一步的阐释的话，我们也决不会邀请无神论者来解释他们。我们不会以那种亵渎神明的火光来照亮我们的神庙，它将以其他的光辉来照亮。这里氤氲着的将是其他的香料，而不是那些伪劣的形而上学的贩子们所贩运的有害的废料。如果我们教会的收入需要调整，那么不论于公于私，我们都不会以贪得无厌的态度去处理宗教献祭收入的审计、收取及其使用。我们并不激烈地谴责希腊的教会，也不谴责亚美尼亚的教会 (177) ，甚至当我们的激情平静下来之后，我们也不会再谴责罗马的宗教体系，但我们选择了新教；并非因为我们认为其中更少有基督教，而是因为按我们的判断，它有着更多的基督教。我们不是出于冷漠，而是出于热忱，才成为了新教徒的。

我们知道，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动物，能知道这一点乃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知道无神论不仅违反我们的理性，而且也违反我们的本能；因而就不可能长久流传。但是如果在一个动乱的时刻，在由地狱的蒸馏器——它在法国现在正如此剧烈地沸腾着——所产生的热酒精而导致的迷醉狂乱之中，我们抛弃了这迄今为止一直成为我们的自豪和安慰、成为我们的文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文明的伟大源泉的基督教，从而赤裸裸暴露了自己，那么我们就要担心（由于充分觉察到人的心灵是无法承受真空</a>的）某种粗鄙的、有害的、堕落的迷信将会取代它的地位。

为了这个原因，在我们剥夺我们现存的体制赖以维持他人尊敬的自然的、人文的手段，并使它为人轻蔑（正如你们所做的、并且为此理应受到惩罚的那样）之前，我们希望能向我们提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了。

根据这些思想，我们就不像有些人那样来与现存的社会体制进行争论——这些人对这些体制的敌意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而是对它们甚为依恋。我们决心要维护一个现有的教会、一种现有的君主制、一种现有的贵族制和一种现有的民主制，每一种都处于它现有的阶段而并不再多。我马上就要向你们表明，我们拥有的其中每一种各有多少。

这个时代的不幸（而不是像那些绅士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光荣）就是，每件事情都要加以讨论，就好像我们国家的体制一直都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而并非一种共享欢欣的题材。由于这个原因，并为了满足你们之中希望看到其例子的那些人（如果你们之中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不揣冒昧地用一点有关每一种这类体制的想法来打搅你们。我并不认为古罗马时代的人是不明智的；当他们想要创新他们的法制时，便派出使节去考察他们所能抵达的那种组织得最好的共和国。 (178)

首先，请允许我谈谈我们的教会体制，它是我们偏见的(279) 这种狂热的精神又伴随着改宗的精神。他们有各种团体在国内外进行阴谋联系，宣传他们的信条。伯尔尼共和国，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繁荣、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便是他们准备摧毁的重大目标之一。我听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地在那里播下了不满的种子。他们在整个德国也在忙碌着。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并非没有尝试过。他们那恶意的仁爱之无所不包的计划，也没有漏掉英国；而在英国，我们看到有些人向他们伸出了双臂，这些人不止在一个讲坛上推荐他们的范例，不止在一个定期集会中公开呼应他们，向他们欢呼，把他们吹捧成我们效仿的对象；这些人从他们那里接受过来在他们的仪式和神秘活动中间所供奉的团体标志和旗帜； (280) 这些人就在我们的宪法已授予政府以全权维护这个王国的能力而政府也认为该向他们作战的时候，还在建议与他们结成永久友好的联盟。

我所担心的并非是我们教会的财产也会根据法国的先例被没收，尽管我认为那是一大罪过。我最大的关怀是，有朝一日在英国也会把为寻求财源而没收任何财物看成是一项国策；或者公民中的任何一个阶层会被引向把其他阶层看作是自己当然的猎物。 (281) 各个国家都越来越深地涉足于无边无际的债务海洋之中。公债在一开始是对政府的一种安全保障，因为它使大多数人关心国家的安宁；但在它过度了之后，也很容易变成政府倾覆的原因。政府如果通过征收重税来偿还这些债务，就会变得受人民憎恶而垮台。如果它不去偿还这些债务，它将会在所有党派中最危险的那一个的努力之下而被推翻——我指的是虽受到伤害但未被摧毁的、广泛不满的金融利益。构成为这种利益的人们首先是向政府的忠诚尽职来寻求自己的安全，其次则指望政府的权力。如果他们发现旧政府软弱无能、精疲力尽、缺乏活力，从而没有足够的生气可以满足他们的目的，他们就会寻求一个具有更充沛的精力的新政府；而这种精力并不是来自获得新的力量，而是来自对正义的鄙视。革命是偏袒没收财产的，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以后的没收会以什么可憎的名义得到批准。我肯定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原则会蔓延到所有国家的很多的人、许多阶层的人——这些人把自己无害的怠惰认为就是自己的安全。产业主的这种幼稚可以说成是无用，而无用又可以说成是不适于保护自己的地产。目前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处于公开的混乱。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地下已发出了隐隐的呻吟；一场动荡已经为人感到了，它在预示着政治界的一场大地震。在有些国家中正在形成一些性质极其反常的联盟和联系。 (282)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警惕。在一切大变动中（如果这些大变动必将来临的话），最能够削磨它们的灾难的锋芒的并促进其中可能具有的美好的东西的条件，便是我们在这些大变动中具有对正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财产权的照顾。

但有些人可能争辩说，法国这种大规模的没收，不应使其他国家惊恐。他们说那不是由于野蛮的贪婪而产生的；那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重大措施，采用它是要铲除一种广泛的、根深蒂固的、迷信的祸害。我要把政策与正义分开来是极其困难的。正义本身便是公民社会的重大的、经常性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对正义的任何背离，都会使人怀疑根本就没有政策。

当人们受到现行法律的鼓励而接受某种生活方式，并在那种方式中像在一种合法的职业中受到保护时；当他们已经使自己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习惯都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时；当法律长时期以来已经使得他们之遵守这种方式的规则成为了一种荣誉的理由，而背离它们则是一种耻辱、甚至于是受惩罚的理由时——这时我敢肯定地说，一种通过专横的条款使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遭受突然的粗暴行动的立法就是非正义的；这种用暴力贬低他们的地位和条件，用丑行和羞耻来诬蔑他们已往认为是自己的幸福与荣誉所系的性格和习惯的立法就是非正义的。如果在这上面再加上把人们从自己的住宅驱逐出去，并且没收他们一切的财物，那么我实在不够聪明，看不出这种由人们的感情、良心、偏见和财产权所制造的专制游戏与最恶毒的暴君政治怎么能够区别开来。

如果说在法国目前所遵循的方针，其非正义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有关这项措施的政策，即人们期望由此获得公共福祉的政策，至少应该是同样明显并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对于一个其行动不受任何情绪影响而且他在计划中没有别的念头只有公共利益的人，下面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巨大差别马上就会打动他的：一种是这些体制的最初设立所要求的政策；另一种则是彻底废除它们的问题所要求的政策。它们都早已广泛而深入地扎下了根，由于长期的习惯，其中许多比它们自身更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如此之适应了它们而呈现为与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形态，以致于人们很难摧毁其中的一个而不明显地损害到另一个。假如情形真的像那些诡辩者们在他们的辩论中以其猥琐的风格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很为难了。但是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大多数国家问题上一样，总有一条中间道路的。在绝对毁灭与不加改造而存在这种单纯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外，也还有其他的某种东西。Spartam nactus es; hanc exorna.［你的命运在斯巴达注定了，好好信任它吧。］ (283) 在我看来，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个准则，应该永远为一个诚实的改革家牢记在心。我无法想像一个人怎么会使自己狂妄到那种不分黑白的程度，把自己的国家视若无物，只不过当一张他可以在那上面任意涂抹的carte nche［白纸］。一个富于热情与思考的好心人，可能希望他那社会并不像他所看到的那样子组织起来的；但是一个好的爱国者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总是在思考他将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他的国家的现实物质状况。保护现存事物的意向再加上改进它的能力，这就是我对一个政治家提出的标准。此外的一切，在理论上都是庸俗的，在实践上都是危险的。

在国家的命运中有些时刻有某些特殊的人物会受到召唤，要以巨大的精神努力来做出改善。在这些时刻，尽管他们看起来得到了他们的君王和国家的信任，并被授予全权，他们却并不是总有合适的工具。一个在做大事业的政治家，就要寻求一种权力，即工匠们称之为滑轮和杠杆 （purchase）的东西；如果他在政治中也像在机械中一样，得到了这种权力，他运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我以为在修道院的体制中就可以发现有一种体现政治仁爱的机制的伟大权力 。那里有一种受社会监督的财政收入；那里有很多人全身心致力于公共的目的并且除了公共的联系和公共的原则而外再没有其他的联系和原则，这些人不可能把集体的财产转化为私人的财富；这些人摒弃了个人利益，他们的贪心都是为了集体的；这些人的个人的贫穷乃是一种荣誉，而绝对的服从则代替了自由的地位。人们指望在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把它们制造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是枉然的。风随着意思吹。 (284) 这些体制是热心肠的产物，它们是智慧的工具。智慧本身并不能创造出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自然或运气给我们的礼物；智慧的骄傲就在于能加以使用。这些团体及其财富的长年存在对于一个有远见的人、对于思考着各种需要时间去形成、并且在实现了之后就可以持久维持的计划的人来说，是特别适宜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对诸如存在于这种团体（像那些被你们粗暴地摧毁了的团体）的财富、纪律和习惯之中的力量的支配权和指导权，却无法把它转化为自己国家的伟大而长远的利益，那他就不配有很高的地位，或者说甚至不配在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中被人提到。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看到了这种力量，就会想到有千百种用途。在道德世界中要摧残由人类精神的旺盛的创造力之中所蓬勃生长起来的任何力量，就几乎等于在物质世界中摧毁人体中显然是最积极的品质一样。 (285) 这就好像是试图摧毁（假如我们有能力摧毁的话）硝石之中不挥发气体的膨胀力，或者是摧毁蒸汽、电和磁的力量一样。这些能量在自然界中是永存的，它们也总是可以辨识的。但它们似乎有些是无法利用的，有些是有害的，有些只能供儿童玩耍用；直到有一天，思想的能力加上实践的技术驯服了它们的野性，使它们听用，并使它们立刻成为听命于人类的伟大目标和规划的最强有力和最驯服的工具。难道你们可以指挥其脑力和体力的那五万人和那既无懒惰又无迷信色彩的每年好几十万的收入，看来好像是太大，使你们无法加以使用了吗？难道你们除了把教士转变为受国家津贴者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使用这些人了吗？难道你们除了只顾眼前挥霍浪费的拍卖而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使岁入带来利益了吗？如果你们的智力竟是如此之贫乏，那么事情就只好是任其自然了。你们的政治家并不懂得自己的行业，因而他们就把自己的工具都卖掉了。

但是他们原则的本身就带有迷信的味道，而它们也在通过永远不断的影响在培育着这种迷信。这一点我并不想进行争辩；但是这一点不应该妨碍你们从迷信本身之中汲取可以提供公共利益的任何资源。在道德的眼光下，人心中有许多品性和情绪是带有和迷信本身同样可疑的色彩的，你们却从中汲取了好处。你们的任务是纠正和缓解这种情绪中一切有害的东西，正如在一切情绪中一样。但是迷信是不是一切可能的罪过之中最大的一种呢？在它有可能过度的时候，我以为它就变成了一桩大罪过。然而这是一个道德的题材，当然也就可以容许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各种不同的表现。迷信是精神脆弱的人的宗教；你得宽容他们是处于一种迷信的大杂烩之中，有些是琐碎的、有些是狂热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否则你就将剥夺这些弱者心灵的一种对最强者来说也是必要的力量了。肯定地说，一切真正宗教的主体都在于服从世界主宰者的意愿；信仰他的教诲和仿效他的完美。其余的事，就都是我们自己的了。它们可能对伟大的目的有损害，也可以对它有裨益。明智的人之作为明智的人，并不是崇拜者 （至少不是Munera Terrae［大地的礼物］ (286) 的崇拜者），他对这些事物既不狂烈地执著，也不狂烈地憎恨。智慧并不是愚蠢的最严厉的改正者。只有那些彼此相争的蠢人，才会互相发动一场如此无情的战争，才会对自己的优势加以如此残酷的运用，以致于在他们的争执中竟把毫无节制的粗鄙都投到了这一边或那一边。审慎会是中立的；但假如我们处于一场对一些其性质本不值得如此之大动肝火的事物一方坚决拥护、另一方激烈反对的争端之中时，一个谨慎的人也要被迫做出选择，究竟哪种错误和狂热过度是他应该谴责的或应该容忍的；这时他或许会认为建设性的迷信要比破坏性的迷信更加可以容忍：那种美化一个国家的要比那种丑化它的，那种赐与的要比那种掠夺的，那种有利于错误的善行的要比那种激励真正的不义的，那种引导一个人摒绝自己安全合法的享乐的要比抢夺别人自我禁欲的那很可怜一点的生活资料的，都更加可以容忍。我以为，这样就很接近于我们的问题——亦即在修士们的迷信的远古创立者和今天自命为哲学家的人的迷信这二者之间的那个问题——的状况了。

目前我对人们之扬言出售［教产］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一点暂不作任何考虑，尽管我认为那纯粹是欺骗。我这里仅仅把它看作是财产权的一种转移。就这种转移政策，我要谈一些看法打搅您。

在一切繁荣的社会中，生产者所生产的东西总是比维持他当前生活之所需的更多。这剩余的部分就构成了土地资本家的收入。它将被一个并不从事劳动的地产主所花费。但是这种闲逸的本身乃是劳动的发条，这里面有着对生产的鞭促。国家唯一的关怀就是，由地租所取得的资本应该重新回到它所来自的生产中去，以及这种花费应该尽可能地不损害花费它的那些人的道德以及作为它所返还的对象的那些人。

一个严肃的立法者，总会就收入、支出和个人职务的全盘观点来对人们向他提出驱逐一个所有者并建议以另一个陌生者取而代之的两个人之间仔细进行比较的。通过大规模的没收而进行的所有权的一切剧烈的革命，必定 会导致种种困难；在此之前，我们就应该有合理的保证，使购买被没收的产业的人比起旧的所有者来——无论叫这些所有者是主教、司铎、受奖方丈或僧侣或者无论你高兴叫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将更勤奋、更有德、更严谨、更不想从劳动者的收获中榨取不合理的一份，或者是他们自身要耗费超出比一个个人正常所需的更多的份额；他们应该有资格以一种更稳定和更平等的方式支配剩余部分，从而符合政治消费的目的。僧侣们是懒惰的。假如是这样。假设他们除了在唱诗班中歌唱之外就没别的用处。他们至少也和那些既不歌唱又不说话的人是同样地有用。甚至于和那些在舞台上歌唱的人是同样地有用。他们的有用体现在似乎他们从早到晚都在从事那无数的奴隶般的、堕落的、不体面的、不人道的、往往是最不健康的、疫疠般的职业——由于社会经济的缘故许多可怜的人无可避免地沦于其中。如果打乱事物的自然过程，或在任何程度上妨碍由这些不幸的人被奇怪地加以指导的劳动在推动着的巨大的流转之轮的运动，一般说来并不是有害的话，那么我就更加无限地大力倾向于把他们从他们那可悲的劳顿之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去粗暴地打扰修道院中宁静的安谧。人道精神，也许还有政策，可能会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另一方面更好地证明我的正确。这是一个我经常思考的题目，而每次思考都从不能对它不带感情。我确信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考虑可以论证应该容忍这类职业和用人的正当性，除非是有必要屈从于奢侈的枷锁之下或者是荒唐的专制主义之下——那他们就会按其自身的专横方式去分配土地的剩余产品了。但是，就这种分配的目的而言，在我看来，僧侣们的无用的消费和世俗的懒汉们的无用的消费，其导向是完全同样的好。

如果那种所有制的优点和人们的计划的优点是相等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要去变动了。但在目前的例子中，二者并不相等：其间的差异是有利于那种所有制的。在我看来，你们要加以驱逐的那些人，其花费事实上并不是采取一条比你们现正闯入他们家门的那些宠儿们的花费更直接、更普遍地通向腐化、堕落并使他们所践踏的人变得更可悲的道路。一个大地产的消费是对土地剩余产品的一种分散，当它采取的途径是积蓄起来大量书籍（那是人类精神的力量和弱点的历史），是大量收集古代的记录、奖章和钱币（它们印证和解释了法律和习俗），是绘画和雕塑（它们由于模仿自然，仿佛是延伸了造化的极限），是为死者建造的宏伟纪念碑（它超越坟墓而继续在关怀着和联系着生命），是收集自然界的标本（它成为世界上一切品类和种属的代表团，那由于人们的嗜好而促进了、并由于我们的好奇心而开辟了通往科学的大道）——为什么这对你们或对我就是不可容忍的呢？如果所有这些花销的对象在巨大的常设机构中得到了更好的保证，使之可以免于不稳定的个人任性或个人挥霍浪费的胡作非为，难道它们比起这些同样的情趣之风行于分散的个人之间就更糟了吗？难道瓦匠们和木匠们在劳作中分担农民们的汗水，在建造和维修庄严宏伟的宗教建筑时流下的汗水，不正像他们在建造和维修那些邪恶而奢侈的画阁和肮脏的暖室时流下的汗水是同样的愉快而健康吗？他们在修复那些因年代久远变得破败了的神圣作品时流下的汗水，不正像他们在建造满足一时的淫乐的那些临时的厅堂所流下的汗水是同样的光荣、同样的有益的吗？在歌剧院和在妓院和在赌场和在俱乐部或马尔斯大道 (287) 的尖顶纪念碑，不都是同样的吗？橄榄和葡萄的剩余产品用来维持那些由于虔诚想像的神话而上升到为上帝服务的尊贵地位的人们的那种节俭生活的必需品，难道要比供养那大批数不胜数的、因为屈服于人类的骄横而沦为无用的家奴的人就更糟了吗？难道装饰寺院比起勋章绶带、饰带、帽徽、小别墅 (288) 、精致的夜宵 (289) 和其他一切耗尽财富的数不清的纨绔行为和蠢事来，就更加配不上一个聪明智慧的人了吗？

我们即使宽容了这些，也不是因为喜欢它们，而是因为担心更糟的东西。我们宽容它们，因为财产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有这种宽容。但是为什么要禁止那另一种而且在各个方面看来肯定都是更加值得称道的对地产的使用呢？为什么要通过对一切财产的破坏和对每一项自由原则的侵犯，强行把它们从较好的推向更坏的呢？

这种对新的分散的个人和旧的集体的比较，是建立在后者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这种假设之上的。但是在改革问题上，我一向认为无论一个单独的还是包含有许多个的团体，在其财产的使用方面以及在对其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管理方面，都比分散的公民个人所能做到或也许所应该做到的，要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公共指导；而且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那些从事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事业的人而言，都是一种相当现实的考虑。对修道院的产业，已经谈得够多了。

至于主教、司铎和受奖方丈的产业，我不能发现为了什么理由，除了继承而外他们就不能以其他的方式拥有某些地产。对于拥有一部分、而且还是很大一部分地产——这些地产是由一些人继承下来的，他们对地产的头衔永远在理论上、并且往往也在事实上，乃是他们在虔诚、道德和知识等方面的出类拔萃的程度——有哪一个哲学的掠夺者 (290) 能够论证它是一件绝对的或相对的坏事？这种以所有者的优点为根据的财产权，反过来以其鹄的给了最高贵的家族以新生和支持，也给了最卑贱者以尊严和提高的手段。这种财产权的取得是以履行某些责任为前提的（不管你们可以选择何种价值加之于那种责任），并要求所有者的人品至少外表上有礼貌和举止庄重；他们要体现出既慷慨又有节制的好客精神；他收入的一部分要被当作慈善基金。他们即使是辜负了对自己的信任，即使他们滑到了自己的品格之外而蜕化为一个单纯普通的世俗贵族或绅士，但在任何方面与那些要接收他们被剥夺了的财产的人相比较，难道就会更坏吗？难道地产由那些毫无责任感的人所拥有，就比由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所拥有更好一些吗？由那些在其财富的用度上，除了自己的意愿和嗜欲之外就没有任何规则和方向可循的人所拥有，就比由那些在品格和生活目标方面都趋向于德行的人所拥有，更好一些吗？何况［教会的］地产整个说来也并不具备人们认定的永久性产权 (291) 本身所应具备的一切特征和弊病。他们的转手流通要比任何其他的都快得多。任何过分都不是件好事；因此过大的一份地产尽管可以是终身正式拥有，然而如果存在某些不是只要事先交钱而是以另外的办法也可以获得的产业，我觉得似乎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实质性的损害。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 (292) 虽说就这个题目的无限内涵而言，它确实是很短的。有许多其他的附带问题时时从这个题目涌进我的脑海。我把我的闲暇时间用于观察，在国民议会的措施中我能否找出可以改变或修正我某些最初感想的理由——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一切事情都更加强有力地证实了我最初的见解。我原来的目的本是要观察国民议会对重大根本机构的原则，以及在你们用以代替你们所摧毁的旧东西的全部新东西与我们英国体制中的某些成分双方之间做一个比较。但现在这个计划的范围比我最初估计的要大得多；而我又发现您不大想要听取什么事例。目前我必须使自己满足于对你们的体制做一些评论，而留待另外的时间再讨论有关我们英国实际上所存在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精神。

我已经观察了法国现政权所做的一切。我肯定是自由地在谈论它的。那些其原则在于蔑视人类古老的、永久的观念，并把对社会的规划建立在新原则之上的人，肯定会认为，我们这些认为全人类的判断更优越于他们的判断的人，会认为他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设计都要经过检验。他们必定会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我们更愿意倾听他们的理由，而一点也不是倾听他们的权威。对人类有巨大影Ⅱ向的偏见中，没有一个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宣称自己敌视公众舆论。他们当然决不能指望得到这种影响以及其他一切从其审判的座位上被他们所推翻了的权威的任何支持。

我从不认为这个［国民］议会除了是一个利用时势攫取了国家权力的人们的一种自愿联合而外，还能是什么别的。他们并不具有他们最初集会时的那种资格和权威。他们已经具备了另一种极其不同的性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和颠倒了他们原来所处于其中的全部关系。他们并不具备他们在任何国家的宪法之下所可以运用的权威。他们已经背离了派遣出他们的人民的指示；而当［国民］议会不再依任何古老的惯例和成文法行事时，这些指示乃是他们权威的唯一来源。他们最重要的议案都不是由绝大多数所通过的；在这种只能代表整体的推定权威的微弱多数中，局外人就要考虑其原因及其决议了。

如果这些人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实验性的政府，是作为被驱除了的暴政的一种必要的替代品，那么人类就会预期这种处理的时间会通过长期的惯例影响而成熟成为合法性的政府，虽则在其开始时，这种政府是暴力的。凡是具有要维护社会秩序的感情的人，都会承认这种由那些无可争辩的便利原则所诞生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即使它还在摇篮里；而一切正当的政府即产生于它，并根据它来论证它们自身延续的正当性。但是一个政权若不是由法律和必要性而诞生的，而是来源于往往是扰乱、有时候是毁灭社会的结合的那些邪恶和有害的做法，那么他们对这个政权的运作就会迟迟不肯给予任何一种支持。这个［国民］议会几乎为期还不到一年。我们听到他们自己声称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场革命。进行一场革命是一件prima fronte［表面上］需要有一种辩解的事。进行一场革命就是要颠覆我们国家的古老状态；任何普通的理由都无法拿来论证如此之暴烈的一场行动的正当性。人类的情理就授权我们要考查获得新政权的方式并批评由它所形成的运作，而不像通常对一个已成定局的并被公认的权威那样地带有敬畏之情。

这个［国民］议会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行动所依据的原则，与看来似乎在指导他们运用这种权力的原则是极其相反的。对这种差别的观察，使我们能深入到他们行动的真正精神里面去。他们为夺取和保持政权所做的或继续在做的一切，都用的是最普通的手法。他们的所做所为恰如他们野心勃勃的祖先在他们之前所做过的一样。追踪一下他们全部的阴谋、欺骗和暴力，你就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一点新东西。他们以一个讼棍那种一丝不差的精确性在仿效着他们的前人及前例。他们从未有半点偏离暴政和篡权的真正公式。但在一切有关公益的管理方面，他们的精神则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在这里，他们把一切都委之于那些未经检验的思辨脚下；他们把公众最可贵的利益委诸于那些信口开河的理论——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决定把自己最微不足道的私人利益交付给这些理论的。他们造成了这种差别，是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愿望彻头彻尾都是认真的；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要在前人铺好的路上前进了。至于公众利益，因为他们对那些并不真心关心，所以就完全委之于运气；我说是运气，因为他们的计划在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来证实他们的意愿良好。

对那些在涉及人类幸福的问题上自己感到畏缩和犹豫的人所犯的错误，我们必须永远以带有几分尊重的怜悯加以看待。但是在［国民议会］那些先生的身上，一丝一毫也没有那种惟恐为了作实验而伤害婴儿的慈父般的焦虑。在他们漫无边际的许诺和他们的预言之狂妄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任何江湖医生的海口。他们那种大言不惭的霸道，就以某种方式激发并挑起了我们要去调研一下他们的根据。

我深信，在国民议会中受人欢迎的领袖中是颇有一些人才的。其中有些人在他们的演说和写作中显示出辩才。而这不可能是没有出色的和有教养的才华的。但也有可能只有雄辩，却没有相应的智慧程度。所以当我谈到能力的时候，我必须进行区分。他们对支持自己的制度所做的一切事，就显示出他们是非凡的人。这个制度的本身，被当作一个创立起来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繁荣和安全并促进国家的强大的共和国的蓝图，我承认自己无法从中找到任何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例子——可以表现出是那种有理解力的并有决断力的头脑的作品，或者甚至是那种具有庸俗的谨慎的头脑的作品。他们的目的看来始终是要躲避和绕开困难 。在一切艺术中，大师们的光荣就是要面对困难并克服困难；他们克服了 这些领袖们教导人民要把一切封建性都作为暴政的野蛮主义去憎恨和排斥，而后来又告诉他们要以耐心来容忍那种野蛮的暴政到什么地步。由于他们对于苦处大肆渲染，所以人民发现他们对于矫治却是极其吝惜的。他们知道，不只是你们准许他们赎取（但却没有提供任何用于赎取的钱）的某些免役税和个人税，对于那些你们根本就未作规定的负担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知道，几乎地产的整个体系在其起源上都是封建性的；它是由一个野蛮的征服者把原来的所有者的财产分配给他的野蛮的工具们；而且这种征服的最苦难的后果就是，每一种地租毫无疑问地仍然像它们原来的那样。

农民们极有可能是这些古代的产权所有者古罗马人或高卢人的后代。但是倘若他们以根据古文物学家和律师的原则而确定的资格在任何程度上遭到了失败，他们就退回到人权的堡垒里去。在那里他们发现人是平等的；而大地这位所有人的仁慈而平等的母亲，不应当被垄断而助长任何人的傲慢和奢侈——这些人的天性并不优于他们自己，并且如果他们不为他们的面包而劳动的话，还要更糟。他们发现，依照自然的法则，土地的占有者和开垦者才是真正的所有者；并不存在有任何违反自然的规定；而且在奴隶制时代与地主所达成的协定（在有任何这种协定的地方），都只是胁迫和强制的结果；并且当人们重新进入人权领域时，那些协定就和别的在旧的封建制和贵族制暴政盛行之下所确立的一切东西一样化为乌有了。他们将告诉你们，他们看不出一个戴着帽子和国民徽章的懒汉与一个戴着头布穿着法衣的懒汉之间有什么不同。 (363) 如果你们把收取地租的资格置于继承和由长期占有而获得的权益的基础之上，他们就会告诉你们，根据国民议会为了使他们了解信息而出版的加缪先生 (364) 的讲演，开端恶劣的事物是不能享有因长期占有而获得的权益的；这些领主的资格在其根源上是邪恶的；而且那种强力至少和欺骗是一样的恶劣。至于由继承而来的资格，他们会告诉你们，是那些耕种土地的人的继承，而不是破烂的羊皮纸文件和愚蠢的替代品，才是财产的真正来源；那些领主们已经享用他们的僭取太久了；而且如果他们允许给这些世俗的僧侣们任何慈善性的年金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对真正的所有者（对于对他的物品的假冒的要求者，他是如此之慷慨大度）的施与感激不已。

当农民们把刻有你们的肖像和铭文那种诡辩理性的硬币还给你们时，你们当作伪币而拒收它，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将来会向法国自卫军和龙骑兵、轻骑兵付出代价的。为惩罚他们，你们抬出国王的(365) ，以至于我们不再认识他们了。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他们甚至于不以我们古老的领主的名义行事。从肉体上说，他们可能是同样的人；虽则按照你们关于人的身分的新哲学来说，我们对此并不能太确定。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是完全改变了。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你们具有取消他们的一切荣誉、头衔和优遇那样，也有权拒绝向他们缴纳地租。这一点我们从没有授权你们去做，而且这确实是你们冒用未经委托的权力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我们看到巴黎的市民们，通过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暴民和他们的国民自卫队，随意地在指挥你们，并且作为法律给了你们那些在你们的权威之下作为法律而传达给了我们的东西。通过你们，这些市民们支配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生命和财产。为什么你们就不应该像关怀这些横暴的市民们涉及荣誉的优待和头衔（这些对他们和对我们都全无关系）的要求那样，来关怀涉及我们地租（它会以最严重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劳苦农民的愿望呢？但是我们发现，你们对他们的幻想比对我们的必需更加关切。向与自己平等的人交纳贡赋，难道这属于人权吗？在你们的这种措施面前，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并不是完全地平等的。我们可能会怀有某些旧的、习惯性的、无意义的偏袒那些领主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是我们不能设想除非是摧毁对他们的全部尊敬而外，你们能以什么观点来制订贬斥他们的法律。你们曾禁止我们以任何旧有的尊敬礼节来对待他们，而现在你们又派部队用军刀和刺刀逼着我们屈服于恐惧和强力——你们不让我们屈从于温和的舆论权威。

对于所有理性的耳朵来说，这些论据中的某些项，其理由是可怕而荒谬的；但是对于那些开办了诡辩学校并确立了无政府状态的形而上学的政客来说，这一点却是确凿的。明显的是，如果单纯考虑权利，［国民］议会的领袖们对于把地租与头衔和家族徽帜一并废除，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那只不过是贯彻他们推理的原则和完成他们行动的类推而已。但是他们自己新近拥有了一大笔没收来的地产。他们把这种商品放到市场；而且假如他们允许农民以他们如此自由地使自己陶醉过的那些想法进行叛乱的话，市场就会全部毁灭了。任何一种财产所享有的唯一保障，乃是出自他们对于别的某种东西的贪婪的兴趣。他们没有别的什么，仅凭自己恣意任性来决定什么样的财产权要受到保护，什么样的财产权要被推翻。

他们也没有保留任何原则可以使他们的任何市镇不得不服从；或者甚而是在良心上有义务不从整体中分离出去而闹独立，或者是使自己与某个别的国家相联合。似乎里昂的人民近来已经拒绝纳税。他们为什么不呢？还保留有什么合法的权威来向他们征收呢？国王征收了它们中的一些。由各等级所程式化了的旧三级会议确定了更为古老的税种。他们可以对［国民］议会说，你们既不是我们的国王，又不是我们所选出来的三级会议，也不是根据我们所据以选举你们的原则而开会的，你们是谁呢？当我们看到你们所曾命令要交纳的［盐税］被完全拒绝，当我们看到不服从的行为随后却被你们自己认可时，我们又是谁呢？我们不去判断我们应不应该交纳哪种税，而且不去使我们自己运用你们在其他事情上赞同其有效性的那种同样的权力，我们又是谁呢？对这一点的回答就是，“我们”要派军队。国王们的最后一条理由，永远是你们［国民］议会的 (40) 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1558—1603在位。——译注

(41) 按，标题通常印成红色，作为崇敬的象征，故泛指任何已经明白确定了的事物。——译注

(42) “贵族们以及平民们”指国会上院及下院的议员们。——译注

(43) “对国王的限制”指英国国王仅限于是英国国教徒，而不得是天主教徒。——译注

(44) 按，此处作者对萨默斯的理解并不确切，因为萨默斯有一部专著《对全体王国和国家的评判》，书中扉页即标有“英国人民与国会有权反抗并剥夺他们国王的坏政府。”——译注

(45) 按，此处抽象权能与道德权能之分，作者也曾用之于考察美国革命。“抽象”一词带有贬义，因为政治家所要处理的乃是在实际上可行的，而不是在理想上完美无瑕的。——译注

(46) 革命时期指1642—1660年的清教革命，复辟时期指1660—1688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译注

(47) “古代组成的等级”原文为ancient organized states，此处states系指estates，即国会。——译注

(48) “有机的分子”指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国王、贵族、绅士、教士、商人、官吏等等。——译注

(49) “征服”指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译注

(50) 作者此处系借用罗马法的术语。按罗马法，继承可以按人计（per capita），即由所有的后裔按人头均等地继承先人的财产，也可以按支计（per stirpes），即由各支（或各房）各继承一部分。——译注

(51) 语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年）《农事诗》（Georgics）， (64) “阿拉贡的执法官”（Justica of Arragon），按，阿拉贡为西班牙中世纪的一个独立国，执法官的地位有似英国的大法官，由国会（Cortes）授权，中世纪阿拉贡国王须将其与贵族的分歧交给执法官仲裁。——译注

(65) 语出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64/前59—公元17），《罗马史》 (66) “大宪章”（Magna Charta或Magna Carta），1215年英国失土王约翰（John Ld，1167—1216，1199—1216在位）与贵族所签订的文件，在税收、人身自由等方面对王权有所限制。——译注

(67) 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曾任英国大法官，在国王特权问题上与詹姆斯一世有争执而被免职。作为国会中反对派的领袖之一，他曾参与起草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译注

(68) 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ckstone，1723—1780），英国最高法院出庭律师，以《英格兰法律诠释》一书闻名。——译注

(69) 参见布莱克斯通的《大宪章》，牛津版，1759年。——原注

(70) 亨利一世（1069—1135，1100—1135在位），诺曼王朝英国国王。——译注

(71) 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英国法学家，在政治上拥护国会。——译注

(72) 西哀士神父（Abbé Sieyès，1748—183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以其《什么是 (119) 按，法国大革命时，全国人口总数在两千万至三千万之间。——译注

(120) 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有另一位是目睹了巴黎最近所展现的某些景象的，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一位国王被他那征服者的臣民们押进了低头认罪的凯旋行列之中 ，那是人世事务的场景中罕见的宏伟景象之一，而且终我的有生之年我都将以惊奇和感激之情想到它。”这些先生们在他们的感情上是出奇地一致的。——原注

(121) 见 (131) 1789年10月6日。——原注（按，这一天巴黎民众进军凡尔赛，王室被迫返回巴黎。——译注）

(132) “国家这艘船”等为法国革命领袖之一米拉波（Mirabeau，1749—1791）语。——译注

(133) 为法国革命绞死无辜者Foullon和Berthier时，法国革命演说家巴纳夫（Barnave，1761—1793）语。——译注

(134) 1790年1月3日法国国民议会致国王和王后的新年贺信中表示了如是的愿望。——译注

(135) “那位最屈辱的生物”指当时被囚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译注

(136) 按，此卫士的名字是de Miomandre，他没有死，只是受了伤，后来康复了。——译注

(137) 指凡尔赛宫，在巴黎西南远郊。——译注

(138) 这两个人是Huttes和Varicourt。——译注

(139) 指杜伊勒利（Tuileries）宫。——译注

(140) 底比斯（Thebes）为古希腊一个城邦，与传说中俄底浦斯悲剧有关；色雷斯（Thrace）在古希腊是个野蛮的国家。——译注

(141) 艾奥·培安（Io Paean）为希腊神话中的少女、宙斯的情人，经历过许多挫折，曾四处游荡。——译注

(142) Tous les Evêques ànterne.“把所有的主教都吊死在路灯杆上。”——原注

(143) “ (154) 可参考贝利和孔多塞两个人的命运，此处特别想要提及他们。请把审讯的情况及前者的被处决与这一预言比较一下。——原注［按，贝利（Bailly，1736—1793）和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两人均为法国科学家与大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后均遭革命政权的迫害而死。——译注］

(155) 语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伊奈德（Aeneid）》， (156) 指亚里士多德《诗学》（ (157) 加里克（David Garrick，1717—1779）为英国著名的戏剧表演家，系作者友人。西登斯夫人（Sarah Siddons，1755—1831）为英国著名戏剧表演家，有“悲剧女王”之誉。——译注

(158) 作者此处可能是指建立各地方的议会。——译注

(159) 尼禄（Nero，37—68），罗马皇帝（54—68在位），为有名的暴君；阿格丽品娜（Agrippina，15—59）是尼禄的母亲，曾教唆尼禄犯下种种罪行，后被尼禄杀害；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在位），以残酷和狡诈闻名；查理九世（1550—1574），法国国王（1560—1574在位），发动了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迫害新教徒；帕特库尔（Patkul，1660—1707）为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外交家，因反对瑞典国王查理十二（1682—1718，1697—1718在位）而促使北方大战的爆发，后被瑞典军队杀害；克里斯蒂娜（Christina，1626—1689），为瑞典女王（1632—1654在位），后逊位去罗马从事科学与艺术研究，莫纳尔代斯基（Monaldeschi）原系她的宠信，后因公布了她的阴谋而被杀害。——译注

(160) 指当时法国一些朝臣佩带着百合花形纹章（flower-de-luce，fleur-de-lis）的王家标志逃亡到英国，曾大谈王后的丑闻。——译注

(161) 乔治·戈登勋爵（George Gordon，1751—1793）于1787年6月以诽谤法国王后罪被判刑，潜逃至欧陆，不久返英国，声称自己已改宗犹太教。12月他以藐视法庭罪被捕入纽盖特（Newgate）监狱。他曾于1780年涉及煽动暴民事件。——译注

(162) 塔尔穆德经（Thalmud，或Talmud）为犹太教的经解和经说。——译注

(163) 指普赖斯博士的一篇数理经济的论文。按，30个银币为犹大出卖耶稣基督的代价。——译注

(164) 高卢教会即法国天主教会。法国地方古称高卢。——译注

(165) 按，拉比（Rabbin，或Rabbi）为犹太教教士。——译注

(166) 指英吉利海峡，由英国多佛（Dover）至法国加来（Gis）距离24英里。——译注

(167) 1356年9月19日英国“黑王子”在普瓦捷（Poitiers）战役中俘虏了法国国王约翰二世。——译注

(168) 可参见柏克的另一段话：“有其师必有其徒。谁曾渴望伏尔泰和卢梭成为立法者？前者有写美文的天分；没有人能如此和谐地将渎神和诲淫结合在一起。至于后者，我几乎敢肯定他有很严重的智力障碍。但他用大胆的和非常规的眼光来观察事物，而且十分雄辩。”柏克致无名氏，1790.1，《书信集》 (230) 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1678—1751）子爵，安（Anne）女王在位时曾任托利党的首相，亦以作家和修辞学家闻名。——译注

(231) 达赫玛斯·库里·汗（Taehmas Kouli Khan，亦即Tahmasp Quli Khan），后被称为纳迪尔·沙阿 Nadir Shah）（1688—1747），伊朗的统治者和征服者（1736—1747在位），原为土匪头子。——译注

(232) 财政区是法国旧制度下管理财政的地方单位。每个财政区设有一个监督。——译注

(233) 里格：league［英］，lieue［法］，旧时长度单位，约为3英里或4.8公里。——译注

(234) 按法国面积为1.23亿英亩（acre），其中有1700万英亩为不毛之地。——译注

(235) 参见《论法国的财政管理》，内克著， (239) 此处所说的大路大多为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时建造。——译注

(240) 法国 (285) 可参见柏克《新辉格党人对旧辉格党人的呼吁》（1791）一书中关于“真正的、自然的贵族”的一段话（《柏克选集》第3卷，第85—87页）。——译注

(286) 按，“大地的礼物”指物质事物而言，是会消失的；系与上天的永恒礼物相对而言。语出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歌集》第2卷，第14节。——译注

(287) 马尔斯大道：举行革命的纪念性集会的场地。——译注

(288) 小别墅（petits maisons）：法国革命前，上层社会的时尚之一是在巴黎郊区拥有一幢小别墅以供私人享乐。——译注

(289) 夜宵，即“小晚餐”（petit soupers），当时往往极为昂贵。——译注

(290) 指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理论家。——译注

(291) 永久性产权（mortmain），即由一个团体所拥有的不可让渡的所有权。——译注

(292) 按，本书第一部分写完后，作者曾有几个月的时间参与国会活动，其后又开始第二部分的写作。——译注

(293) “保卫者和立法者”此处指上帝。——译注

(294) 语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农事诗》第1卷。——译注

(295) ［国民］议会的一位领导成员，即德·圣艾蒂安先生（M. Rabaud de St. Etienne）② ，曾经再清楚不过地解释了他们一切行动的原则：“Tous les établissements en France couronnent le malheur du peuple: pour le rendre heureux il faut le renouveler; changer ses idées; changer ses loix; changer ses moertrs; … changer les hommes; changer les choses; changer les mots… tout détruire; oui, tout détruire; puisque tout est à recreer. ”［“法国的一切现存制度都加剧了人民的苦难 。要使人民幸福 ，就必须改革这些制度 ：改变其思想 ；改变其法律 ；改变其道德 ；……改造人 ；改造事物 ；改造文字 ；……摧毁一切 ；对 ，摧毁一切 ，因为一切都要重新创造 。”］选出这位先生做主席的议会，并不坐落在三百号或小房子里，③ 它是由那些貌似有理性的人组成的；但是他的思想、语言和行动都与那些在［国民］议会内外管理着目前正在法国运转的那架机器的人们的讲演、见解和行动毫无二致。——原注

②让—保罗·拉博·圣艾蒂安（Jean-Paul Rabaud St. Etienne，1743—1793），新教牧师，后为吉伦特党的一员。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③“三百号”是巴黎一座古老的盲人医院，“小房子”是一座疯人院，坐落在塞夫勒街。——译注

(296) 　指个别地考察事物。——译注

(297) 　指整体地考察事物。——译注

(298) 　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译注

(299) 原文为quadrimanous（quadrumanous），意谓猴子似的。——译注

(300)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95—前46），罗马政治家及斯多葛派哲学家。——译注

(301) 语出贺拉斯《书札》Ⅰ，xix.12—14。原诗</a>意谓，如果有人外形凶猛，赤足褴衫，四处游荡，以使自己与加图相像，他就真的有了加图的仁义和德行吗？——译注

(302) 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卢梭于1766—1767年在英国时，曾得到休谟的帮助，后二人发生争吵。——译注

(303)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0—前430），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四种最基本的元素（地、火、水、空气）以不同比例构成，受爱与恨两大动力的作用而轮流作主，循环不已。——译注

(304) 布丰（Buffon，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对动物界按种、属进行了归类。——译注

(305) 旧时，寡妇在法律上应得到其丈夫所遗地产的1/3。——译注

(306) 语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年，英国诗人）《道德论》，Ⅳ.1290——译注

(307) 议会在执行他们委员会的计划时，作了某些改动。他们从这些分级之中剔除了一项，这就消除了一部分反对意见。但是主要的反对意见——即初级的选民投票者和代表制立法者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仍然保持着其全部的力量。还有其他的变动，有些可能是更好，有些则肯定会更坏。但是对于作者来说，在规划本身根本就是邪恶荒诞的地方，这些微小变动的得失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原注

(308) 马克（Mark），欧洲旧时称量金、银的重量单位，约合8盎司。——译注

(309) 即古希腊政治学家所说的寡头制或富豪政体。——译注

(310)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公元前578—前534）为古罗马的第6个王，他把罗马划为30个族，把人民由贫至富分为5个阶级；出身低贱者富有之后也可在国家中享有权力。——译注

(311) 指贵族性。——译注

(312) 语出古罗马铭辞作家马提雅尔（Martial，约38/41—104）《格言集》。——译注

(313) 如当时的美国、瑞士和荷兰。但这几国的政府都是在反抗外来的专制暴政之中建立的。——译注

(314) 公元前196年罗马征服希腊各邦后，宣布它们是自由的，后于公元前148年将它们并入罗马的马其顿省。——译注

(315) 塔西佗（Tacitus，约56—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316) Non, ut olim, univer? legiones deducebantur cum tribunis, et centurionibus, et Sui cujusque ordinis militibus, ut consensu et caritate rempublicam afficerent, sed ignoti inter se, diversis manipulis, sine rectore, sine affectibus mutuis, quasi ex alio genere mortalium, repente in unum collecti, numerus magis quam colonia.［整个军团——护民官、百夫长、士兵都在他们所属的百人队内——被移来以他们的一致同意和他们的同志关系创建一个小共同体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定居者们现在成了陌生人中的陌生人，成了来自不同步兵中队的人，群龙无首，互相淡漠；突然间，似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成为群体地在一个地方组成一个聚合体而非殖民地的战士之外，便什么都不是。］塔西佗《编年史》，Ⅰ，14，第270所有这些会更加适合于这一荒谬无稽的宪法中的毫无联系、循环更迭、两年一度的国民议会。——原注

(317)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5世纪时的希腊名医，他对濒死者的面容特征作过经典性的描述。——译注

(318)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国启蒙思想家。——译注

(319) Qualitas［质量］、Rtio［关系］、Actio［主动］、Passio［被动］、Ubi［姿态］、Quando［时间］、Situs［地点］、Habitus［具有］。——原注（以上8个范畴以及“实体”和“数量”两个范畴都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译注）

(320) 有人认为作者在这里预见了后来拿破仑的专制。——译注

(321) 见《论法兰西国家》，第363页。——原注

(322) 炼狱，英语为limbo，介于地狱与天堂之间，为未受洗而死亡的婴儿或耶稣降临以前的善良人们的栖身之处。——译注

(323) 此处系指那些还没有把长刷子伸进烟囱、自己就先爬进去清洗的孩子们。显然这样是无法进行清洗的。——译注

(324) 按，德洛斯（Delos）为古希腊传说中一个漂浮的岛屿，宙斯将其固定下来以便拉托娜（Latona，即勒托Leto）在此分娩她的两个子女（即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译注

(325) 语出维吉尔《埃涅伊特》，Ⅲ，75。作者此处意谓法国国民议会不仅未使地产稳定下来，反而使它处于流转变动之中。——译注

(326) 指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当时法国欧坦（Autun）的地方主教，他拥护革命，被教皇革除教门，后成为法国著名的外交家。——译注

(327) 语出西塞罗《论老年》，Ⅷ，25。——译注

(328) 卡尔都西派（Carthusy）为圣布鲁诺（St. Bruno）于1084年在法国加尔都西山谷所创立的一个教派，故名。隶属于本笃会，以纪律严明、生活艰苦闻名。——译注

(329) 为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语，他写一个高利贷者称颂田园生活的美好，但不久就发现自己更爱钱而非爱田园生活。——译注

(330) 语出贺拉斯《诗集》，Ⅲ。——译注

(331) 分别指法国和英国在18世纪早期发生的财政破产事件。——译注

(332) 按，圣德尼（St. Denise）为巴黎的一区。正如柏克所预料的，1792年以后巴黎陷入了供应储备不足的危机。其征兆是他在此处指出的：1789年8月3日圣德尼区助理区长被暗杀，同年10月21日在巴黎对面包商的屠杀；这一切均与饥民不满有关。——译注

(333) 塞波尼斯大沼泽（Serbonian bog），位于古埃及北部，传说曾吞没过大军。见弥尔顿《失乐园》第2部，第592—594行。——译注

(334) 正如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柏克在这里将中央集权及巴黎在法国社会各方面的支配地位当成了大革命的产物。但事实上，这一进程在旧制度下已经基本完成。在大革命之前，巴黎已经是法国真正的“中心’’了，大革命只是加剧了这一倾向而已。参见托克维尔（1805—1859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译注

(335)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前560），古希腊时雅典著名的立法家。努玛（Numa，活动期约公元前700），古罗马的第二个王，被认为是古罗马国家的创制者。——译注

(336) 马萨林（Mazarin，1602—1661），路易十四时期的权臣。——译注

(337) 卢伏瓦（Louvois，1641—1691），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译注

(338) 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国政治家，演说家，为柏克写作此书时任英国首相的小皮特之父。——译注

(339) 1789年10月5日和6日，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宫，强迫王室迁至巴黎。——译注

(340) 把地方的共和建制计算在内，事实上是3套。——原注

(341) 德·蒙莫兰（de Montmorin，1745—1792年），曾任法国外交大臣。——译注

(342) 语出朱文纳尔《讽刺诗》，Ⅹ，284。此处意味内克正因其受到普遍拥戴而遭难。——译注

(343) 此处“最高法院”原文为parliament，法文为parlement，系指法国大革命前兼具行政与管理职能的司法机构。——译注

(344) 阿雷奥帕古斯（Areopagus），古希腊雅典城边的一座山，为元老院的聚会地。——译注。

(345) 路易十四的大法官莫普（Maupéou，1714—1792）于1771年解散了最高法院。——译注

(346) 沙特莱（Chatelet）法庭：攻占巴士底狱后，国民议会决定将某些王权主义者由巴黎的沙特莱法庭以叛国罪进行审判。——译注

(347) 大篡位（theGreat Usurpation）时期，指17世纪英国革命后克伦威尔统治的共和国时期。——译注

(348) 调查委员会（theCommittee of Research），法国国民议会中专司调查叛国阴谋的委员会。——译注

(349) 对于所有这些司法机构和调查委员会的论题的进一步说明，请参看德·卡洛纳先生的著作。——原注

(350) 杜班（M. de Tour du Pin，1727—1794），当时主管国民议会的军事委员会。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351) conuces一词源</a>于拉丁文itiaitia为古罗马选举官员和通过法律的会议。——译注

(352) 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时，监狱长洛奈（Launey）被民众杀害，1790年4月马赛要塞被国民自卫军攻占时，要塞长官博赛（Bausset）被害。——译注

(353)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和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71），均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译注

(354) Comme sa Majesté y a reconnu, non une systême d''associations particulières, mais une réumon de volontés de tous les Franedil;ois pour liberté et prosperitémunes, ainsi pour le maintien de l''ordre publique; il a pensé qu''il convenoit que cbaque regiment prit part à ces fêtes civiques pour multiplier les rapports, et reserrer les liens d''union entre les citoyens et les troupes.［既然国王陛下这里所承认的并不是一套特殊的组织，而是所有法国人为了共同的自由和繁荣以及为了维持公共秩序的一种志愿的结合，所以他认为每一个团队都应参与这些公民的节日庆祝，以便在公民和部队之间增进和加强这种团结的联系。］——我引了批准部队与民间组织共享盛宴的这些话，否则我就不会被人信任了。——原注

(355) 跳班生，原文pounder，指英国大学中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不通过正常的程序而获得学位的人。——译注

(356) 大关口，原文为grand climacteric，指63岁，旧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很关键的年龄。——译注

(357) 这位军事大臣至此就退了学并辞了职。——原注

(358) 语出西塞罗《论老年》，ⅩⅩⅢ，83。——译注

(359) 这段话常被认为是对后来拿破仑崛起的预言。——译注

(360) 指国民自卫队。——译注

(361) 拉斐特（Marquis de Lafayette 1757—1834），法国革命中著名的政治家，曾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时任法国国民自卫队司令。——译注

(362) Courier FranCois［《法国通讯》］，1790年7月30日。Assemblée Nationale［《国民议会》］，第210期。

(363) 指法国革命时的革命派与中世纪天主教的主教和修道士的不同。——译注

(364) 加缪（Camus，1740—1804），制宪议会成员，曾起草“教士公民法”。——译注

(365) 按柏拉图的定义，人是有两条腿而无毛的动物。——译注

(366) 从内克先生的报告中我看到，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得到了公共财政中的大约14.5万英镑——超出在他们自己本城中所征收的金额。这究竟是他们9个月的存在的实际开支，还是他们年度费用的估计数，我没有看明白。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肯定可以随意支取而无论多少。——原注

(367) 原文为Systasis of Crete，系古希腊克里特各城邦所组成的防御同盟。——译注

(368) 波兰在历史上长期是许多独立、半独立的封建诸侯的松散联盟。——译注

(369) 韦尼耶（M. Vernier，1731—1818），是当时国民议会中主要的财政专家。——译注

(370) 语出西塞罗《论老年》，Ⅵ.20。——译注

(371) 约翰·多伊（John Doe）与理查德·罗伊（Richard Roe）在司法中常用以代表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名字。——译注

(372) 圣西门公爵（Duke of St. Simon, Louis de Rouvoy 1675—1755），路易十四时期的廷臣和外交家，为后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伯祖父，其《回忆录》中大量描述了当时的宫廷生活。——译注

(373) 指指券。——译注

(374) 交易所（Change）指伦敦股票交易所，威斯敏斯特厅（Westminster Hall）为当时英国最高法庭。——译注

(375) 读者将注意到，我只是稍微触及到（我的计划并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与对它们的需求有关的法国财政状况而已。如果我另有所图，我手头的材料对于这样一桩任务并不十分完备。对于这一论题，我请读者参看德·卡洛纳先生的著作以及他对于由无知与无能的胆大妄为的良好意图在公共财产和法国一切事务中造成的灾难和毁灭所做的大量展示。那些原因总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以相当严格的眼光并且或许是过于严厉地来看待那份报告，删除可以置之于一个退职的财政家——他的敌人可能认为他渴望最大程度地成就他的事业——的报告中的一切东西；我相信将会发现，针对革新家们的大胆精神，有一种比由法国的代价所提供的更为有益的有关审慎的教训，那是在任何时候都未曾向人类提供过的。——原注

(376) “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为中世纪炼丹术家所追求的能点石成金</a>的石头。——译注

(377) 此处“木乃伊”系取其药物学的意义。——译注

(378) 此段文字系模仿莫里哀的喜剧《幻想病》（La Mde Imaginaire），剧中一个学生在被问及如何治疗不同病症时，都回答以同样的答案“先灌肠，后放血，最后吃泻药”。柏克以此讽刺法国国民议会以指券来应付一切危局的做法。该处拉丁文系不合文法的蹩脚拉丁文（dogtin）。assignare影射指券。——译注

(379) 此处系对塔列朗（见前注）的嘲讽。——译注

(380) 波舒哀笔下的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 of Bossuet）。——原注

拉布吕耶尔（Jean de Bruyère，1645—1696），法国杂文和格言作家。波舒哀（Jacques-Bénigue Bossuet，1627—1704），法国莫（Meaux）地方的主教、作家、政论</a>家。——译注

(381) 此处“被他们征服的国度”系指教会。——译注

(382) "Ce n''est point à l''assemblée entière que je m''adresse ici; je ne parle qu''à ceux qui l''égarent, en lui cachant sous des gazes séduisantes le but où ils l''entrainent. C''est à eux que je dis: votre objet, vous n''en disconviendrez pas, c''est d''? ter tout espoir au clergé, et de consommer sa ruine; c''est-là, en ne vous soupConnant d''aucunebinaison de cupidité, d''aucun regard sur le jeu des effets publics, c''est-là ce qu''on doit croire que vous avez en vue dans terrible opération que vous proposez; c''est ce qui doit en être le fruit. Mais le peuple que vous y intéressez, quel avantage peut-il y trouver? En vous servant sans cesse de lui, que faites vous pour lui? Rien, absolument rien; et, au contraire, vous faites ce qui ne conduit qu''à l''abler de nouvelles charges. Vous avez rejeté, à son préjudice, une offre de 400 millions, dont l''eptation pouvoit devenir un moyen de sogement en sa faveur; et à cette ressource, aussi profitable que légitime, vous avez substitué une injustice rulneuse. qui, de votre propre aveu. charge le trésor public, et par conséquent le peuple, d''un surcro?t de dépense annuelle de 50 millions au moins et d''un remboursement de 150 millions.

"Malheureux peuple! voilà ce que vous vaut en dernier résultat l''expropriation de l''Eglise, et dureté des décrets taxateurs du traitement des ministres d''une religion bienfaisante; et désormais ils seront à votre charge: leurs charités sogeoient les pauvres; et vous allez être imposés pour subvenir à leur entretien!"

［在这里，我决不是向整个议会发难，我只是想对那样一些人讲话，他们把议会引入歧途，向议会伪装掩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我要向这些人说：你们并不讳言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剥夺教士的一切希望，造成他们的毁灭；正是在这里，人们应该相信你们提出的可怕的办法中所具有的东西，而无需猜测其中任何的贪婪成分以及哗众取宠的手法；这就是它所应有的结果。但是你们所关怀的人民，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你们不断地利用他们，你们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绝对什么也没有做；相反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你们出于对他们的偏见而拒绝了一笔4亿的捐款，而接受它的话是可以有助于他们的喘息的；你们用一种毁灭性的不公正取代了那种合法又有利的财源。它正如你们自己所承认的，会给国库、因而也就是给人民增加每年至少5000万的支出以及1亿5000万需要偿还的债务。

“可怜的人民！这就是对教会的掠夺以及对待这样一个仁慈宗教的神职人员的征税法令的残酷性所给你们带来的最终结果了；从此，他们的一切就都要由你们来负担了：他们的仁慈抚慰了穷人们；而你们却为了维持他们而承当了负担！”］——《论法国的国家》，第81页。又见第92页及以下。——原注

(383) 此时南锡（Nancy）主教为亨利·德·拉法尔（Henri de Fare，1752—1829）。——译注

(384) 指邓迪（Dundee，为英国城市，位于苏格兰东部的一个海港）的“自由之友”（Friends of Liberty）俱乐部。——译注

(385) 指1790年。——译注

(386) 此句系由贺拉斯《讽刺诗集》Ⅰ.v.100中“让犹太人阿培拉去相信吧，我才不会呢”一句转化而来，此处意谓犹太人是不会相信现金与指券是等值的。——译注

(387) 劳（John Law，1671—1729）系密西西比投机破产事件中主事的法国财政官员。——译注

(388) 语出弥尔顿《失乐园》Ⅹ.293。化石锤子（petrific mace）为死神所用的工具，可将动植物化为石头。——译注

(389) 通蒂式养老保险金（tontine），由意大利银行家通蒂（Lorenzo Tonti，1630？—1695？）所首倡的一种保险制度，参加者共享一笔或多笔养老金，死者所享份额由生者分享。——译注

(390) 卢卡（Marcus Annaeus Lucanus，39—65），古罗马诗人；高乃依（Pierre Cornedle，1606—1684），法国剧作家。——译注

(391) 此处“它”指上文中“将来的某种形式”。——译注

(392) 指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诗人，散文作家。引文出自他的悲剧《卡图》第5场，第1幕。——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