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详细讨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之前,我不得不重拾 以前我把它当作恐惧的同义词使用,这就说明二者确有亲缘关系。实际上二者皆为之于危险的情绪性反应,都伴随着生理感觉,如颤抖、出汗、急剧的心跳等,这些生理感觉可能非常强烈,突发、强烈的恐惧因而可能置人于死地。尽管如此,焦虑和恐惧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差别。
当一个母亲</a>只是因为丘疹或小感冒就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夭折,我们认为这是焦虑;但如果她的孩子患有严</a>重的疾病,我们则认为她的这种反应叫恐惧。若一个人害怕站在高处,或者害怕讨论他所熟悉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焦虑;若一个人在暴风雨中迷路于大山深处,他的这种害怕就是恐惧。因此我们对此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的正当反应,而焦虑是对于危险的不适当反应,或者说是之于假想的危险的反应[1]。
但这种区分存在一个瑕疵,即为了这个反应是否正当,需要结合具体文化中的普通常识。但即使脱离这些文化常识,神经症患者也不难为他们的反应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若你告诉一个患者,他害怕受到精神病人的攻击是一种神经症性的焦虑,你们也许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他会说他的恐惧是现实的,并举出相应的例证。你若说原始人对于现实危险的恐惧反应是不恰当的,他们也会抱有同样的执拗态度。例如,一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有着不能食用某种动物的禁忌,当他无意间食用了这种动物的肉时,便会极度惊恐。作为局外人,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反应,或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但了解了原始部落关于禁食某些肉类的信仰之后,你就会明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能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诸如猎食场地被破坏、感染某种疾病等。
不管怎样,原始人的焦虑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焦虑仍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神经症焦虑的内容与普遍观念并不一致。然而,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我们就会打消不正当反应这个观念。譬如,总有一些人,他们对死亡抱有无休止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种种苦难而感到生不如死。之于死亡的各种恐惧,加上种种相关的主观想象,使他们极度忧惧危难临头。了解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无法不将他们对于死亡的焦虑视为正当反应。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些人在濒临悬崖峭壁,或靠近高窗,或站在一座高桥上时,会变得极其恐慌。从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也是不恰当的反应。但是,这种情境给他们带来了冲突,或者说是唤起了冲突——一种求生与寻找从高处跳下去的理由之间的冲突。引发焦虑的正是这种冲突。
这就意味着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正当反应,但恐惧指向的危险是清晰且客观的,而焦虑指向的危险则是隐蔽且主观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所暗含的个人意义相称的,这也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焦虑的原因所在。
恐惧和焦虑此种差异的现实意义是:企图通过辩论(一种说服方法)的方式让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徒劳的。他的焦虑与现实中真实的情境无关,而与他感受到的情境有关。因此,治疗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体情境对于他的特殊意义。
描述完焦虑的含义,我们将讨论焦虑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大都不了解焦虑之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通常,他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焦虑,或者一个或几个焦虑的旧梦,或者只在日常生活以外的情境中极度担忧过,诸如与位高权重的人进行重要谈话之前、参加重要的考试之前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差异巨大。有些神经症患者完全清楚自己为焦虑所困。其表现也是各式各样:可能以焦虑发作的形式表现为弥散性焦虑;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活动紧密相关,如高处、街道、公众表演等;也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内容,如担心自己发疯,或害怕得了癌症,或吞了钉子等。还有一些神经症患者偶尔会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不一定知道焦虑的原因,但并不引以为重。还有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只觉察得到抑郁、缺失感、性生活失调之类,但对是否焦虑浑然不觉。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往往都证明了他们最初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分析这些患者,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潜在的焦虑即使不比 [2]这里只是阐述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因素重要性的基本发现的一个方面。
[3]参见桑德尔·雷多的《一个过度焦虑的母亲》。
[4]弗洛伊德总是通过强调症状的消失并非治愈的充分迹象来突出这点。
[5]舒茨·汉克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曾特别强调“空隙”的至关重要性,即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差距和神经症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