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哲学_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是指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随着这个观念在不断更新的自然科学中、在奠基于大量严格认识上的自然科学中逐步得到实现，自然主义也一再地得到扩展。与此完全相似，在此之后，作为“历史的发现”和不断更新的精神科学之建立的结果现象，历史主义也得以形成。与流行的理解习惯相符，自然科学家趋向于将一切都看作是自然，精神科学家将一切都看作是精神，看作是历史构成物，并且据此来错误地解释那些不能被如此看待的东西。因此，就我们这里尤其所要关注的自然主义者而言，他所看到的只是自然并且首先是物理的自然。一切存在的东西，或者本身是物理的，隶属于物理自然的统一联系，或者虽是心理因素，但却只是依赖于物理因素而发生变化的东西，至多是一种派生的“平行的伴随性事实”。所有存在者都具有心理物理的自然，这是根据确定的规律而被明确规定了的。即使是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无论这是一种依据于受到自然主义解释的康德的实证主义，还是一种对休谟进行改造和贯彻的实证主义），物理的自然以感觉主义的方式消融在感觉复合之中，消融在颜色、声音、压迫等等之中，而且与此相同，即使所谓心理因素也消融在同样的或其他的“感觉”之补充复合之中，以上所说的这种观点也不会发生一种对我们来说根本性的变化。

所有形式的极端而彻底的自然主义，从通俗的唯物主义到最新的感觉主义和唯能主义，它们的特征都在于，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包括将所有意向一内在的意识被给予性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并因此而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

就后一方面而言，自然主义将会不知不觉地扬弃自身。如果我们以形式逻辑为所有观念性的范例标志，那么，如所周知，形式逻辑的原则被解释为所谓思维规律，即被自然主义解释为思维的自然规律。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详细地证明 [1] ，这种解释本身带有那种为所有确切意义上的怀疑理论所特有的背谬。人们也可以对自然主义的价值学、实践论，包括伦理学，进行类似的彻底批判，同样可以对自然主义的实践进行这种批判。因为在理论背谬性的后面不可避免地会跟随着在现时的理论的、评价的、伦理的行为中的背谬性（明见的不一致性）。总而言之，自然主义者在其行为中是观念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他满怀着这样一种追求，即：以科学的方式，也就是以对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真、真正的美和善，应当如何根据普遍的本质来规定它，可以根据哪一种方法在个别的情况中获得它。自然主义者相信，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而大致地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带着由这种意识所引发的兴奋之情，他现在是作为教师和实践改革者来倡导这种“自然科学的”真、善、美。但他是一个提出理论并误以为论证着理论的观念主义者，而这些理论恰恰否定了他在观念主义行为中所预设的东西，无论这种行为是对理论的构建，还是同时对作为最美的和最好的价值或实践规范的论证与推荐。即是说，只要他进行理论活动，只要他客观地提出评价所应遵循的价值，并且只要他同样提出每个人的意愿与行动所应遵循的实践规则，那么他便在进行着预设。自然主义者在教诲，在布道，在训导、在改造 [2] 。但他否认那些为每一个布道、每一个要求本身按其意义所预设的东西。他只是并不会像古代的怀疑论那样用明确的语词（expressis verbis）来进行布道：唯一理性的事情就是否认理性——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他甚至会让自己远离这类说</a>法。在他那里，背谬是不公开的；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这个背谬就在于他将理性自然化。

就这方面来看，争论实质上已经决出，即使实证主义的洪水以及在相对主义方面超出它的实用主义的洪水还在继续上涨。当然，这个状况恰恰表明，从结论中所得论据的实践有效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成见使人盲目，谁要是只看见经验事实，在内心只承认经验科学的有效性，他就并不感到自己会受到那些背谬结论的干扰，这些结论不能在经验中被证明为是与自然事实相悖的矛盾。他会将这些结论当作“经院哲学”而弃之不顾。但是，从结论中得出的论据在另一方面，即在那些能感受到其冲击力的人那里，却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影响。由于自然主义想将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并且想将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构建起来，而它看起来又显得完全不可信，因此，它的方法目的本身也就显得不可信；而且，另一方面有一种倾向蔓延开来，即认为严格的科学只能是实证科学，并且科学的哲学只能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而这时，自然主义的这个方法目的就尤其显得不可信。然而这也只是一种成见而已，而为此便想要偏离严格科学的路线，这种意图是根本错误的。自然主义竭其精力而试图在自然和精神的所有领域中、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严格科学的原则，它竭其精力而追求对哲学的存在问题和价值问题作出科学的——在它看来是“精确科学的”——解决，而自然主义的这些精力也恰恰就是它的功绩所在，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它的主要力量所在。也许在整个近代生活中都没有任何观念比科学的观念更强大地、更不可阻挡地向前挺进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凯旋。事实上，就其合理的目的而论，它是无所不包的。如果设想它得到了理想的完善，那么它也就是理性本身，在它之外、在它之上也就不再可能有其他的权威。因而在这个严格科学的领域中肯定也包含着所有那些理论的、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想；在对这些理想进行经验的重新阐释的同时，自然主义也歪曲了这些理想。

然而，一般的信念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它们得不到论证的话，对一门科学的希望也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通向其目的地的道路无法被认清的话。即是说，如果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观念不应对这里所标识的问题以及其他本质相关的问题始终束手无策，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实现这个观念的可能性，通过对问题的澄清、对其纯粹意义的深入，必定会有这样一些方法以完全明晰的方式涌现给我们，这些方法是上述问题的特殊本质所要求的，因而适用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必须与此一致地获得对科学的生动—活动的（lebendig-t?tig）信任，并且同时获得科学的真实开端。在这方面，只是从结论出发而对自然主义进行这种虽然有用而必要的反驳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完全相反，我们还必须对自然主义的基础、它的方法、它的成就进行必要的积极的批判，而且始终是原则性的批判。由于这种批判在进行着区分和澄清，由于它迫使我们去追究那些大都含糊而多义地作为问题而被表述出来的哲学动机之本真意义，因而这种批判可以唤醒我们对更好的目的和道路的想象，并且积极地推动我们的意图。带着这个目的，我们要更详尽地来讨论这门被反驳的哲学所具有的、在上面已经得到特别强调的特征，即：将意识自然化。它与已涉及到的怀疑结论所具有的更为深入的联系将会在下面自行显现出来，同样，我们所提出和论证的 [7] 我在这里的表述带有某种确定性。实际上，对目前这个时期来说，现象学至多只是一些专门性研究工作的标题，只是在自身观察领域中一些完全有用的细微工作的标题而已，而不是系统的哲学基础科学，不是进入真正的自然、精神、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入口；而我在这里的表述之所以带有那种确定性，是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始终是一些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研究。自1901年以来，我的哥廷根哲学讲座便建立在这些不断进展的研究的成果之基础上。鉴于所有现象学的层次以及所有那些与它们相关的研究在功能方面都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鉴于对纯粹方法的发展本身带有极大的困难，我不认为发表这些分散的和仍带有问题的成果是有益的。我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将这些在此期间已得到全面确立和达到广泛系统统一的现象学研究和现象学的理性批判交付给更多的公众。

[8] 这些虚假的哲学文献之所以得到鼓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心理学——不言而喻是指“精确的心理学”——是科学的哲学之基础，这种看法至少已经在哲学学科的自然科学群组那里成为坚定的公理，而这些群组屈服于自然科学家的压力，现在正在十分热心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教席交付给这样一些研究者，这些研究者或许在其各自的领域中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但他们对哲学的内心感受并不会比例如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更多。

[9] 在我写作这篇论文时，我偶然得到慕尼黑盖格博士（Dr.M.Geiger）的出色报告“同感的本质与意义”（Ueber das wesen und die Bedeutung der Einfühlung），刊载于“因斯布鲁克第4届实验心理学大会文献”（莱比锡，1911年）。作者以一种富于教益的方式力求对真正的心理学问题进行区分，这些问题在迄今为止关于同感的描述和理论之尝试中有些是明确的，有些则相互混淆。而且他还讨论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解决的尝试和得到的成果。可以从这份文献（同上书，第66页）中看出，在会议讨论中他并未受到与会者的认可。马汀（Martin）小姐的讲话获得众人的喝彩：“我来这儿希望听到在同感领域中的实验。可是我实际上听到的是什么呢？完全是一些过时的、非常过时的理论。这里丝毫没有提到这个领域的实验。这不是哲学学会。在我看来，希望介绍这种理论的人现在应该说明：这种理论是否已经被实验所证实。在美学领域中已经在进行这种实验。例如，施特拉顿（Stratton）关于眼运动的美学意义的实验，而我本人也进行了关于这种内感知理论的研究。”此外，在这份文件中还可以读到，马伯（Marbe）“认为同感学说的意义在于推动人们进行实验研究，而这种研究也已经在这个领域中得到进行。同感学说的倡导者所运用的方法与实验心理学方法的关系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前苏格拉底学派的方法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关系”。我对这些事实无须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