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给人格造成的无限伤害,真正消除它们的需要就显得越迫切。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明白的,由于这既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决策来完成,也不可能通过逃避,更不可能通过运用意志力,那又怎么可能实现呢?唯有一条路:冲突只能通过改变形成冲突的人格条件来消除。
这是一种激进的方法,也是一种困难的方法。鉴于改变我们内心的任何东西都会遇到困难,我们会四处搜寻捷径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也许,这也是为何病人和其他人总是会问: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不就够了吗?答案很明显,还不够。
即使分析师在非常早期只是辨别出他有多分裂,并能帮助他意识到这种分裂,这种见解也不会即刻奏效。它可能带来一些舒缓,因为病人开始看到自己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而非只是迷失在神秘不可知的阴霾中,但他无法将其运用于生活。感知到自己相异的部分如何运作与彼此干扰能使他不再那么分裂。他听到这些事实就像听到一条陌生的消息,看似有理有据,但他不知道这对于他的含义。他一定会通过各种无意识的保留态度来使它无效。在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师在夸大冲突的规模;如果不是因为外部环境,他一定会安然无恙;爱或成功能使他摆脱自己的不幸;只要远离人群,他就能逃避冲突;尽管平凡人的确不可能一人侍二主,但他靠自己无限的意志力与智慧可以设法做到。或者,他可能无意识地觉得,分析师是个庸医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笨蛋,佯装职业性的乐观;分析师应该知道病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这意味着病人以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由于这种内心的保留态度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病人要么依附自己特定的解决途径——这些对于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真实,要么他对痊愈根本不抱希望,所以在可以有利地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修通所有尝试途径与所有尝试后果。
寻找更易行的路引发了另一个疑问,弗洛伊德对于起源的强调使这个疑问更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些冲突驱力,就与它们的根源和在童年期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这不就够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理由。即使巨细靡遗地回忆早期经历,也无非只是使他对自己更仁慈、更纵容。
虽然,全面了解早期环境影响与其对儿童的人格影响并没有直接的治疗价值,但对我们询查神经症冲突所产生的环境有影响。[1]毕竟,最初引起冲突的是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的改变。我在之前的著作中描述过这种发展,[2]也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描写过。简而言之,一个小孩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某个环境中,这个环境威胁到他的自由、自发性、安全感、自信心——简而言之,他心理存在的核心。他感到孤立无助,所以他 [3]约翰·麦克姆雷,见前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