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明种别的一些性状的性质和价值——这一点对人的种族研究的应用——赞成与反对把人的一些所谓种族列为不同人种的一些论点——亚种——人种一元论者与多元论者——性格的殊途同归——明显不同的各个种族之间在身心两方面的相似之点很多——人类最初向全球散布的状态——每一个种族并不是只从一对祖宗传下来的——一些种族的灭绝——种族的形成——种族与种族交婚的影响——生活条件直接作用的影响不大——自然选择的影响很小,或不发生影响——性选择。
在这一章里,我不准备把人的若干所谓种族(races)分别叙述一番,那不是我的用意。我只准备探讨一下,用分类学的观点看问题,它们之间的种种差别有些什么意义或价值,而这些差别又是怎样起源的。在决定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亲族关系的生物形态应该不应该列为不同的种(species),或只是同一个种下面的一些不同的变种(variety),自然学家们在实际行动中是受到下面的一些考虑的指导的,就是,它们之间的差别的总的分量究竟有多大,这些所牵涉到身体结构之处的项目是多还是少,这些差别有没有生理上的重要性。但考虑得特别多的一点是,这些差别是不是经久维持不变。自然学家们所重视而热心于寻求的主要是性状的经常性,而不是别的。只要能指出来,或言之成理地说出来,有关的生物形态长期以来就是这模样,而有别于其他的形态,这就成为一个很有分量的论据,有利于把它作为一个种来处理。两种生物形态初次交配,即表现艰于孕育,或它们的子女有此表现,即便表现的程度比较轻微,这一般也被认为是双方在种性上有所不同的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而如果在同一地区之内,双方持久地不相混合,这就通常被接受下来,认为足够证明:要么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的不孕性,要么,单就动物而论,双方相互之间对交配都怀有某种反感,而彼此不易接近,二者必居其一。
与不交配而不相混合相近而又不相干的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充分调查过的地区之内,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关系很近密的种,而在任何两个种之间却找不到任何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变种,这在一切种别的标准之中,大概是最为重要的了,说明这两个种是毫不含糊的真正的种;而这和上面所说的仅仅是性状的经常不变这一点似乎并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两种生物形态都可能是变异性很大的生物形态,却还是彼此截然不同,从不产生居间状态的变种来。人们也往往不自觉地,有时候也自觉地,运用地理分布所提供的资料。在两个分隔得很远的地面上,人们分别看到了绝大多数的生物形态是在种性上各自分明的,因此,他们在看到两地所共有的某一批相类似的形态时,通常要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种看待。但这是有问题的,说实在话,在把地理族类(geographical races)和所谓良好或真正的种区分开来的时候,这一层考虑提供不了什么帮助。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一般所承认的原理适用到人的所谓种族上来,我们将用一个自然学者看待其他任何动物的精神来看待他们。说到人的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分量大小方面,对于长期以来由于观察人类自己而取得的那种劈肌分理似地寻找差别的精细的习惯,我们先得有所谅解。在印度,像埃耳芬斯东(甲222)所说的那样,尽管一个新到的欧洲人开始无法辨别当地的许多各式各样的族类,不久以后,他们在他的眼光里,却又会见得极度地各不相似, [1] 而印度人对各个欧洲的民族国家的人,一开始也看不出任何不同来。即便在最相殊异的人的族类之间,在形态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实际上要比我们起初意料所及的多得多。在这一点上,某一些黑人部落固然必须除外,而同时,另一些黑人部落,据柔耳弗斯(甲557)博士写信告诉我,而我自己也看到过,在面貌上,却有些像高加索人。这种族类与族类之间的一般的相似性,我们可以从巴黎博物馆人类学部分所藏的法国的相片(“法国的相片”,原文为“French photographs”,殊费解,若说指法国人所收集的相片,殊无甚意义,或指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法国范围以内的各族类的人的相片,然亦无法肯定——译者)里很清楚地看出来,这些相片中的人虽属于各个不同的族类,其中半数以上可以充作欧洲人,我时常向人出示这些印出来的相片,其中许多人都有同感。尽管如此,这些相片中的本人,如果被当面看到的话,会显得很不相同,这说明我们的判断力显然受到不过是皮肤与毛发的颜色、面貌上的一些轻微的差别,以及表情等的很大影响了。
但各个所谓种族,如果我们把他们仔细地比较和测量一下,彼此之间也无疑地表现很多的差别,——例如,发的结构、身体各部分的相对的比例、 [2] 肺的容量、颅骨的形态和容量乃至脑子的脑回。 [3] 但体格方面的差别太多了,要一一加以列举,将是一个无休无止的工作。各个所谓的种族,在素质上,在适应气候或水土的能力上,以及对各种疾病的感受性上,也各不一样。他们的心理特征也很有不同,主要的不同看来似乎是在一些情绪能力方面,而在理智能力方面也有一部分的差异。每一个有机会作过比较的人,对于南美洲的土著居民 [1] 和黑人之间的对比,前者沉默寡言,以至于阴沉,后者无忧无虑而说话没有个完,不会没有深刻的印象。马来人和巴布亚人[4]2 生活在同样的一些地理与物质条件之下,彼此相隔只海隅的一衣带水,而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与上面所说的几乎是同样的对比情况。
首先我们考虑有可能提出的,赞成或有利于把人的各个族类列为几个种的那些论据,然后再谈反对的一面。如果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黑人、霍登脱特人 [3] 、澳大利亚人,或蒙古利亚人的人,一旦突然遇到他们而要加以比较,他的[20] 的时候,当地土著居民在衣食两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他们已种植马铃薯、玉蜀黍和其他农作物,并且用它们来换取英国输入的工业品和烟草。
从帕特森(甲515)主教的传记 [42] 中的许多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培养当地的传教士,新黑勃里提斯群岛(New Hebrides——在南太平洋,斐济岛群之西——译者)和邻近其他群岛的梅兰尼西亚人(Mnesians)被送到新西兰、诺福克岛 [21] 和其他适合于卫生的地方之后,健康却大大地恶化,一批批地死亡下去。
散德威奇诸岛土著人口的减少是和新西兰的一样地远近驰名的。一些最有能力作出判断的人曾经粗略地估计过,当库克(甲161)在1779年发现这些岛屿的时候,岛民共有约三十万人。根据1823年的一次不细密的普查,总数是十四万三千零五十人。从1832年起,官方举办了几次不太定期的准确的普查,但我仅能查访到如下表所列的一些数字:
我们在这里看到,前后四十年之内,1832到1872年,人口总数减少了不下于百分之六十八!大多数的作家把这一情况归因于妇女的淫滥,于以前多次血腥的战争,于殖民者所强加于被镇压的部落
的严酷的劳役,于新传入的各种疾病,这后者确乎有好几次给了人口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疑问,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原因有高度破坏的效能,而可以用来说明1832至1836年间的那一段极不寻常的锐减,但一切原因之中最为有力的原因似乎还是生育力的下降。据1835至1837年间访问这个群岛的美国海军医官茹申贝尔格尔(甲566)博士说,在夏威夷主岛的某一个地区,在一千一百三十四个成年男子中,只二十五个各有一个三个孩子的家庭,而在另一个地区里,六百三十七个之中,只十个有这样的家庭。八十个已婚妇女之中,只有三十九个曾经生过孩子;而“官方的报告所提供的是,全岛之上,每一对婚配的男女平均只有半个孩子”。这和牡蛎湾的塔斯马尼亚人所提供的平均子女数几乎恰恰是一样。贾尔弗斯(甲351)于1843年发表他所写的夏威夷诸岛史,说,“凡有到三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豁免一切赋税;而有到三个以上的可以得到土地和其他奖励的东西”。当地政府这样一个空前而独创的章程正好说明土著的民族在当时已经变得如何地艰于生育了。在1839年,比肖普(甲63)牧师在夏威夷的《旁观者》(丙138)上发表文章说,夭殇的例子在儿童总数中要占一个很大的比例,而斯泰雷(甲620)主教告诉我,至今情况还是如此,像在新西兰一样。有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妇女的不负责任,失于保育,但更大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儿童内在的素质太差,而这是和父母的生育力的下降有联系的一件事。再者,夏威夷还有和新西兰相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出生的婴儿之中,男的要比女的多得多:1872年的统计数字是,男子31,650人,女子25,247人,包括一切年龄在内,用比例数来说,就是每100个女子,便有125.36个男子,而同时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却都是女子多于男子。妇女的淫滥无疑地对她们生育力的所以小提供了部分的解释;但她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无论男女,怕是造成生育困难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而这原因同时也可以用来说明死亡率之所以高,尤其是儿童死亡率。库克于1779年访问这个群岛,而温哥华(Vancouver)则于1794年,从此以后,时常有捕鲸船来此停泊。1819年,首批传教士到达的时候,发现国王已把原有的偶像崇拜废除,并已完成其他的一些改革。在这个时期以后,土著居民,在几乎一切的生活习惯上,都起了很迅速的变化,而他们很快地变为“太平洋上一切岛民中最为文明的人”。向我提供资料的人中有一位寇恩(甲155)先生,是个这些岛上出生的人,说,土著居民在五十年之内所经历的生活习惯上的变化要比英国人在一千年之内所经历的还大。根据从斯泰雷主教那里收到的资料来看,一些穷苦的阶层在饮食方面的改变似乎一直不太大,尽管好几种新的水果早经传入,而蔗糖已经普遍地成为日用的东西,他们的变化还是不多。但由于他们渴爱模仿欧洲人,他们很早就改变了衣着的方式,而酒精饮料的用途也早就变得很普遍。尽管这些变化像是无关紧要,根据我所知道的关于一些动物的情况,我有理由相信,它们对土著居民的生育力,已经足够产生一些下降的影响。 [43]
最后,麦克纳马腊(甲429)先生说 [44] ,孟加拉湾东部安达曼诸岛(Andaman Inds)上的低贱而堕落了的居民“特别容易感受气候转变的影响。说实在话,只要一离开他们的岛上的家,他们就几乎肯定要死亡,而这种死亡和饮食的习惯或其他外来的物质影响全不相干”。他又说,夏季酷热的尼泊尔河谷里的居民,以及印度的山区各部落,一到平原上来,就容易闹痢疾和热病;而如果他们试图在平原地区住上一年,就要死在那里。
由此可见,人的粗野一些的种族,在和改变了的生活条件或生活习惯打交道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受到疾病的折磨,而并不只限于被转徙到新地方,接触到了新的水土与气候,才会如此。只要习惯有所改变,而这些习惯本身又看不出来有什么害处,似乎也可以产生这种不良的后果;而在有些例子里,儿童们特别容易受到折磨。正如麦克纳马腊先生说的那样,人们常说,人能够抵抗千变万化的气候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改变,而不虞什么后患,但这只是对文明的一些种族而言,才是正确的,一概而论,就不对了。在野蛮状态下的人,在这方面似乎是和他的最近的近亲,即各种类人猿,几乎同样地敏于感受或感染,各种类人猿被转送而离开它们的乡土之后,是从来没有存活得太久的。
由于生活条件改变而产生的生育力的下降,有如见于塔斯马尼亚人、麦奥利人、散德威奇岛民,以及,至少从表面看去,也见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间的种种例子,比起他们的容易感受疾病和容易死亡来,似乎意义更为严重。因为,即便在程度上很轻微的难于生育,在和其他那些倾向于限制人口增殖的一般性的制约力量的合作之下,迟早总不免于导致一批有关人口的灭绝。至于生育力之所以下降或缩减,在有些例子里,也许可以用妇女性生活的淫乱来解释(不久以前的塔希提人就有过这种情况),但芬屯先生曾经指出,就新西兰的麦奥利人说,这解释是很不够的,而就塔斯马尼亚人说,也解释不了。
在上文已经征引过的一篇文章里,麦克纳马腊先生提出了一些理由来支持他的一个看法,就是,凡是受制于疟疾的一些地带的居民倾向于不育,但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对其中的若干个是无法适用的。 [22] 有些作家又提出过这样一个意见,认为岛居种族之所以艰于生育与体弱多病是由于长期持续的交相繁殖(inter-breeding——从这里的前后文看,此词意似指族内繁殖,即同种繁殖或血族交配,而今英语多作“inbreeding”;今“inter-breeding”一词在遗传育种学中常用于指“混合交配”或“品种间杂交繁殖”,但就此词的一般含义而言,凡有两性之别的种的种内繁殖都可以称为“inter-breeding”,这里译作“交相繁殖”——译者);但再就上面的例子而论,他们的艰于生育的开始,不先不后,几乎恰恰和欧洲人的来临同时发生,这就使我们难于接受这个解释了。何况,目前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认为人对于交相繁殖的不良影响有什么了不起的敏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地方面积之大如新西兰,以社会地位的形形色色、高下不齐如散德威奇群岛的居民,其间究竟发生过多大程度的交相繁殖,也还是个问题。而反过来,我们却知道,今天诺福克岛的岛民几乎全部是不同程度的表亲关系或其他近亲关系,印度的托达人(Todas)和苏格兰迤西的西部群岛中若干岛屿上的居民,也是这样;然而他们在生育力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害处。 [45]
和低于人的动物的情况类比一下之后,倒可以提出一个更接近于实际得多的看法。我们有方法指出,生殖系统对改变了的生活条件的感受力是非常强烈的,或者说,它的易感性是极大的(至于何以如此,我们不知道),而这种易感性所导致的结果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在这题目上我在《家养动植物的变异》,[23] 它们却往往能生育,在那里,母的驯象被容许在森林里在一定范围以内漫步往来,因而所处的环境与生活状态比较自然。各种美洲猴子的情况是比此更为恰当的一个例子,这些猴子都是雌雄并畜多年,而且并不离开它们的乡土之国,然而一般都极难得生育,有的根本不生育。我说这是一个更为恰当而可资比较的例子,因为它们和人在亲族关系上比大象更为密切。在被人捉住的野生动物中间,只要在生活条件上小小地有所改变,便往往足以引起不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而在我们联想到家养动物的情况之后,就不免觉得更奇怪了,因为一切家养动物,在家养的条件之下,比起在自然状态里,反而变得更能生育,而有些竟能在抵抗极不合乎自然的条件的情况之下始终维持它们的生育能量。 [46] 禁闭生活所引起的这方面的影响也因不同的物群而有所不同,有的所受的影响大些,有的小些;而一般说来,同一物群里的一切物种所受的影响大小却是一致的。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个物群之中只有单一的某一个种变得不生育,而其余则否;而反之,也有只有单一的某一个种能维持生育,而其余的绝大多数则不复生育。有些物种的雌雄两性,在禁闭的情况下,或不甚禁闭而被容许在自己的乡土之国里面多少可以自由活动而不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就从此不再交配;有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时常进行交配,而却不生子息;有的也生,但生得比在自然状态里少,而因其和上面所举的一些人的例子有些相似、有必要加以指出的一点是,这些子息往往是软弱多病,或有些畸形异态,而趋向于夭折。
既然看到生殖系统对改变了的生活条件有其特殊的易感性的这一条法则,又看到它也适用到我们最近的近亲,四手类动物,我也就很难怀疑,它也未尝不能适用到原始状态中的人了。因此,如果任何族类的野蛮人受到突然的引诱或胁迫,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变得不能生育,或所生的子女也是虚弱多病,而其所表现的方式,和所由造成的原因,是和上面所说的印度的大象和狩猎用的豹(hunting-leopard)、许多种的美洲猴子,以及一大批的一切种类的动物在违离它们的自然条件之后的情况一般无二的。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长期居住在远洋岛屿之上而不得不一直和几乎千百年如一日的生活条件打交道的土著居民,一旦碰上任何习惯的改变,会特别地受到影响;事理上应该如此,而实际的情况也似乎确是如此。各个文明的种族肯定地能够抵抗各式各样的条件变化,不能与野蛮人同日而语。在这一方面他们和家养动物相像,因为,尽管后者,即家养动物,有时候在健康上也受些影响(例如,欧洲的狗到了印度),却难得变得不能生育,不生育的例子是有些的,也见于记录, [47] 但只是个别的。文明种族和家养动物对许多改变了的条件之所以能有抵抗力,大概是由于他们对各式各样而变化多端的环境条件,比起大多数的野生动物来,要接触得多,因而也就变得习惯得多;也由于他们以前有过从外地转徙而来或从这一地区被输送到那一地区的经验;也由于不同的家族之间,或更大一些、亚族之间曾经有过杂交繁殖。看来只要一度和文明种族进行交配与生殖,一个原始而土著的种族便立刻可以取得一些抵抗力,来应付条件改变的不良后果。例如塔希提人和英国人所生的杂种子女,在移植到匹特开恩岛 [24] 之后,增加得非常之快,以致不久以后岛上就有人满之患,而于1856年6月,不得不再转移到诺福克岛。当时这一批人包括六十个已婚的男女和一百三十四个孩子,共一百九十四口。在诺福克岛上,他们增加得也快,尽管其中有十六个人于1859年又返回匹特开恩岛,其余,到1868年1月,增加到了三百人;男女恰好各占一半。试想,这和塔斯马尼亚人的例子相形之下,是何等的一个对照呀:诺福克岛上由杂交而来的岛民,在短短的十二年半之中,从一百九十四人增加到了三百人;而塔斯马尼亚人,在十五年之间,从一百二十人减少到了四十六人,而四十六人之中,只有十个是孩子。 [48]
再如在1866年和1872年的两次普查之间的期限之内,散德威奇诸岛上的纯血统的土著居民减少了八千零八十一人,而在同一期限之内,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混血人口却增加了八百四十七人。但我不知道所谓混血人口包括不包括[31] ,有一件事对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证据,就是,一些德国队伍穿上了美国为美国士兵所制的现成的军服之后,全不配身,一切尺寸都长得太多,弄得十分可笑。在美国,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说明在南方诸洲,在家庭里供役的 附录——皇家学会会员赫胥黎教授著:论人与猿猴的脑在结构与发育上的异同。
关于人与猿猴的脑的差别,性质如何,程度多大,论战开始于十五年以前,至今还没有结束,但到了现在,争议所用的题材已经和从前的完全不同了。原先有人说了再说,并且以少见的纠缠不清的执拗态度说个不停:所有的猿猴的脑,即便是最高级的,都和人的不一样:人的大脑的两个半球各有一个后叶(posterior lobe),而猿猴连这样显著的一些结构都有不起,同时猿猴也没有后叶所包容的侧脑室teral ventricle)的后角(posterior cornu)和禽距(hippocampus minor),而这两个结构,在人脑里也是再清楚没有的。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猿猴的脑里,刚才说的三个结构和人脑的一样地发达,甚至更为发达;而实际上它们是一切灵长类(如果我们把各种狐猴除外的话)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富有标志性在现在已经是十分肯定的一点,其基础的稳固和比较解剖学里所提出并得到肯定的任何论点不相上下。再者,近年以来,长长的一大串解剖学家都对人和猿猴的大脑半球上面一些复杂的脑回(gyrus)和脑沟(sulcus)的安排部署下过一些特别的工夫,而每一个人都承认,在人也罢,在猿猴也罢,它们所遵循的格局只有一个,更没有 [46] 关于这方面的例证,见《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111。
[47] 《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16。
[48] 这些详细的资料系采自贝耳奇尔爵士夫人(参上注[43]——译者),《“丰盛号”(“Bounty”)船上的哗变者》,1870年版;又采自1863年5月20日议会下院所令编印的《匹特开恩岛》一书。正文下文关于散德威奇岛民的一些话则采自《火奴鲁鲁报》(丙65)和得诸寇恩先生。(火奴鲁鲁为夏威夷主岛首府,亦即檀香山的首府。——译者)
[49] 见所著文,《关于人类学》,英译本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8年1月,页38。
[50] 见所著书,《孟加拉乡村纪事》,1868年版,页134。
[51] 《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95。
[52] 见论文,载《圣彼得堡学院院刊》(丙4),1780年卷,第二篇,页69。随后接踵而起的一个人是茹道耳斐(甲564),见所著《对人类学的几点贡献》(Beytr?ge zur Anthropologie ),1812年版。高德戎曾就这方面的证据作过一个总括的介绍,见所著《人种论》(De l’Espèce ),1859年版,第二卷,页246等。
[53] 出斯米思爵士,见引于诺克斯,《人的若干种类》,1850年版,页473。
[54] 关于这一层,见戛特尔法宜文,载《科学之路评论》(丙127),1868年10月17日,页731。
[55] 利芬斯东,《南非洲的旅行和研究》,1857年版,页338、339。道尔比涅的话,见引于高德戎,《人种论》,第二卷,页266。
[56] 见所著论文,1813年在皇家学会会席上宣读,1818年又辑入他的论文集中。我又曾把威耳斯博士的一些见解作过一个总的介绍,纳入我的《物种起源》篇首的“历史概述”中(该书罗马数字页16)。肤发颜色和身体素质上的一些特点也有一些相关之处,我也曾举过种种例子,见《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227、335。
[57] 此方面可参看的文献不一,例如诺特与格利登,《人类的几个类型》(已一度见上注[5]——译者),页68。
[58] 见特洛克(甲660)少校的一篇论文,初于1840年4月20日宣读于统计学会;后载《学艺》(丙28),1840年卷,页353。
[59] 《人类的多而不一性》,英译本,1864年版,页60 。
[60] 戛特尔法宜,《人种的统一论》(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版,页205。伐伊兹,《人类学引论》,英译本,第一卷,1863年版,页124。利芬斯东在他的《南非洲的旅行与研究》里也举了一些类似的例子。
[61] 1862年春,我取得陆军军医总处主管人员的许可把一份空白表格散发给在国外服役的各部队的军医官,表格上附有如下的说明;我虽没有能收到什么回答,现在还是把这段说明转录在这里:“在我们的家养动物里,既已有若干见于记录的、标志鲜明的例子,说明皮毛之类之颜色和身体素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而在人的各个种族的肤色与各自所在的地区气候之间又众口一词地认为存在着某种有限程度的关系,下面提出的调查似乎是值得大家考虑的。要查明的是,就欧洲人说,在他们的发色和对热带地区的各种疾病的感受性之间,究竟存在不存在任何关系。驻扎在一些不卫生的热带地区的部队的各位医官先生们如果能惠予相助,首先,为了比较要有个标准,把病人所从来的各个部队里的各种发色的人点点数,深色的多少人,浅色的多少人,不深不浅或颜色难于判别的又多少人;又,各位军官先生们如果平时能记一笔账,把一切患有各种疟疾、黄热病或痢疾的人,一一记录下来;这样,不久以后,积累上数以千计的病例,列成表格,我们就可以看出,发色与身体素质上对种种热带病的易感性之间究竟有无关系了。这样调查的结果也许发现不存在这种关系,那说明调查也还是有了结果,值得进行的。如果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则将来在为了某几种特定的兵役而选派士兵的工作中,还可以有些实际的用途。而从理论方面来说,这种结果会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指证了从远古以来生活在不卫生的热带气候里的人的一个种族,在一长串的世代之间,通过一些发色与肤色特深的个体的更好地被保存下来,而整个的变成了深色或黑色;演变的途径当然不止一条,而这就是一条了。”
[62] 见文,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6年1月,罗马数字页21。夏尔普医师也曾就在印度所见到的情况说(《特地创造出来的人》,1873年版,页118),“有些军医官注意到,发色浅淡而肤色红润的欧洲人,比起发色灰黑而肤色苍白的来,在热带地区的各种疾病面前,吃到的苦头要少些。而根据我的见闻所及,这样一个说法似乎是有良好的根据的”。而在另一方面,多年在赛拉利盎(Sierra Leone)经商的黑德尔(甲310)先生由于在他的公司里,因西非海岸的气候恶劣,“死于疾病的职员比任何别的公司为多”(见瑞德,《非洲拊掌录</a>》,第二卷,页522),则所持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柏尔屯(甲124)上尉的见解也正好与此相反。(此末句原注未详出处——译者)
[63] 同上注[62]引书,页119。
[64] 《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336、337。
[65] 这方面的资料不一而足,例如,戛特尔法宜(文载《科学之路评论》,丙127,1868年10月10日,页724 )说到白人定居在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译者)和阿拉伯后所得到的影响和其他一些可以类比的例子。又如饶勒博士(《人,他的由来……》,Der Mensch,seine Abstammung,1865年版,页99),根据哈尼科夫(甲364)的资料,说,在北美佐治亚州定居下来的一些德国人的家族,一半以上,在两代之内,取得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珠。又如,福尔勃斯博士告诉我,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奇楚亚人(Quichuas——印第安人的一个族——译者)在肤色上有很大的变异,视所居的山谷的地势高下而定。
[66] 见哈尔兰(甲298),《医学研究从录》,页532(原注未详出版年份——译者)。戛特尔法宜在这方面也收集了不少证据,见《人种的统一论》,1861年版,页128。
[67] 见夏弗哈乌森教授文,英译本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8年10月,页429。
[68] 喀特林(甲140)先生说(《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第三版,1842年,第一卷,页49),在整个部落里,不论男女老少,大约十个或十二个成员中间必有鲜明的银灰色的头发,而这特点是遗传的。这种头发很粗硬,像马鬣一般,而其他颜色的头发则又细又柔。
[69] 关于皮肤的气味,见高德戎,《人种论》(Sur l’Espèce), 第二卷,页217。关于皮肤上的细孔,见菲耳肯斯博士,《畜牧经济的若干问题》(Die Aufgaben der Landwirth. Zootechnik ),1869年版,页7。
[70] 《人的大脑上的沟回》(Die 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 ),载《巴音(Bayern,英语作Bavaria——巴伐里亚)皇家学院文刊》(丙1),第十卷,1868年。
[71] 《器官解剖学观点下的人的大脑的脑回》,1866年版,页12。
[72] 《关于黑猩猩的脑的一些札记,尤其是关于一些搭桥性脑回的情况》,载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丙121),1865—1866年卷。
[73] 弗劳沃尔,《关于绵猴(乙774)的解剖学》,载《动物学会会刊》(丙122),1862年卷。
[74] 《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页102。
[75] 见文,载《动物学会会报》(丙151),第五卷,1862年。
[76] “在所有的猿猴里,大脑表面后半部的各个皱襞是首先发展出来的,而前半部的皱襞则比较晚;而因此,在猿猴的胎儿身上,后脑部分的脊椎和头颅的顶侧骨也同时相对地长得很大。至于人的胎儿,前半部的一些皱襞却呈现为一个特殊的例外,它们首先露出苗头,而额叶一般的发展,单单从体积大小的关系来看,则所遵循的法则是和各种猿猴一样的。”见格腊休雷,《关于人和一般灵长类的大脑皱襞的报告》,页39,图片第四,图3。
[77] 格腊休雷自己的话是(同上注[76]引书、页):“在当前讨论中的猿猴胎,大脑后部的一些皱襞是已经相当发达的,而同时,额叶上的那些却还几乎没有什么苗头。”但问题是,如图(图片第四,图3)所示,中央沟和前脑叶上一些脑沟中的一条是够清晰可观的。然而,阿利(甲8)先生在他的《关于格腊休雷的人类学研究工作的评介》(载巴黎《人类学会报告》,丙96,1868年,页32)里写出了如下的话:“格腊休雷所掌握的是一具长臂猿的胎猿的脑,而长臂猿在各种猿猴里是很高级的,高得和猩猩极为相近,而被老资格的自然学家们列为类人猿的一种。赫胥黎先生在这一点上就是很坚决的一个例子。好吧,如今,当脑额叶上的一些皱襞还没有存在之前 格腊休雷便已看到了蝶形的颞叶 (此叶部位在颅骨和颞骨与蝶骨两片骨片之下,故西文亦称 temporo-sphenoidel lobe——译者)上的一些皱襞 的那具胎期中的脑子正好不是别的,而是长臂猿的。因此,我们有良好的根据来说,在人,一些脑回的先后出现是从α到ω,而在各种猿猴,是从ω到α。”(α、ω是希腊字母中首尾二字母,故二语意为从头至尾与从尾至头。——译者)
[78] 《关于人与猿猴的大脑半球上脑沟与脑回的典型的安排》,载《人类学文库》(丙24),第三卷,1868年。
[79] 《试论胎儿大脑半球上脑沟与脑回的发育史》,载《人类学文库》(丙24),第三卷,1868年。
[80] 例如,勒孔特(Lte)神父先生在他那本骇人听闻的法文小册子,《达尔文主义与人的起源》(1873年)里所说的一些话。
译注
1. 即各族印第安人。
2. Papuans,新几内亚岛东部之土著居民,西与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的马来人为邻。
3. Hottentot,南非洲黑人的一个族类。
4. 指印第安人。按此语说得不确切,说今天,说满全境,皆与事实不符,即在距今约百年达尔文著书之日,在欧洲殖民者的掠夺屠杀下,北美印第安人已走向灭绝,而南美印第安人各族类,灭绝的而外,剩余的多半已成为混血种。
5. Chiloe,智利省区名。
6. Tasmanians,澳洲以南的塔斯马尼亚岛岛民,亦黑人族类之一,已为英国殖民者所灭绝,其最后一个人死于1876年,即达尔文此书初版问世后5年,而第二版,即本书所译版,问世后两年。
7. 这里所说的特点之一是脂肪臀(steatopygy)。达尔文生在英国的所谓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资产阶级虽一般地过着淫侈的生活,但对正常的男女性关系以及与此种关系有牵连的事物却讳莫如深,在语言文字上专搞假撇清(prudery),在人面前连一个“腿”字都下敢说,改用“肢”字!达尔文在这里也有意识地回避了“臀”字;“腿”已不雅,何况“臀”呢?下文中此类情况不一而足,这是初见之例,不妨略加说明如上。
8. Falnd,Inds,在南大西洋。
9. Pampao,南美洲中部。
10. Les Eyzies,法国西南部一个洞穴所在的地名。
11. 按即克茹乌浓(Cromagnon)人,以这洞穴之名为名。
12. Terai,地区名,意为“潮湿之地”,跨印度与尼泊尔境。
13. 按岛在加拿大西南境,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的两个族,一是努特卡人(Nootka),又一是夸克迂特尔人(Kwakiutl)。
14. 指古希腊及罗马之类。
15. 在塔斯马尼亚岛东北隅。
16. 最后一个老妇人死于1876年。
17. Van Dieman’s Land,即塔斯马尼亚岛,1642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初发现此岛后所拟名,其后英殖民主义者又改今名。
18. Queennd,澳大利亚东北境地区名。
19. Shark’s Bay,与牟尔怯森河均在澳大利亚西境。
20. Bay of Inds,在新西兰北岛北部的东海岸线上。
21. 新黑勃里提斯群岛(New Hebrides),在南太平洋,斐济岛群之西。诺福克岛(Norfolk Ind),在南太平洋,澳大利亚迤东。
22. 疟疾对新移入一个疟疾地区的人群有增加死亡率的影响,而无减少生育力的影响,其对于当地居住已久的人群或种族,则在死亡率方面亦无大影响,因此,就当地人而言,疟疾就成为一种所谓地方病(endemic disease):我国南方各兄弟民族的发展以及汉族向长江以南移徙的历史经验都说明了这一层。长江下游的皖南、苏南,历史上亦曾是瘴乡,当地人一生之中难免不患一次间歇热性的疟疾,俗谓之“胎疟”,意在形容它的不可避免性,仿佛是从胎中带出来的那样;然而一般不导致死亡,至于对生育力的影响,则未有所闻,至少长期的历史经验是反证了这一点的。达尔文对此有异词,是对的。
23. Ava,用这个名称的地方不一而足,此当是缅甸古都阿瓦城。
24. Pitcairn Ind,在南太平洋。
25. 指同属印欧语系。
26. 按印第安人,作为蒙古利亚族的一支,从亚洲东北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年代,近年来的估计是在一万五千年至两万年之间,据此,则黑人的服习于热带水土,其年代的悠远,更应在此之上。
27. 应是指阿拉伯人,虽系土著,却于公元第七世纪起始从东方移来,言其“土著”,盖所以别于近百余年来移入的欧洲人。
28. Antigua,小岛名,在加勒比海内。
29. 达尔文所“判断不来”的这一点,百年以来,似乎已经得到较好的判断。太阳所发出的光线中有一部分对动物身体有害;动物皮肤细胞中的色素细胞(pigment cells),可以吸收这种有害的光线,使不能射进身体内部;色素细胞越发达,这种保护能力就越强。除了少数天老之外,人的皮肤里都有这种细胞,但多少不等,一般说黑人各族最多,蒙古利亚各族的人次之,高加索各族的人最少;然无论哪一个种族,个别的变异性都相当大。和强烈的阳光打交道,日子一久,有的人会通身变得黑些(当然指暴露在外的部分而言),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发展的潜力;有的只会产生片片块块的棕色皮肤,有如达尔文在文中所举某医师的例子,有人只会生些雀斑;如果连雀斑都生不出,那就得起泡,用体内的水分勉强招架一下,否则就简直可以晒死,英语说是死于“日射病”(sunstroke)。
30. 主要指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
31. 指南北战争。
32. 此处原文,1887年和1913年的第二版印本均作“posterior lobster”,而“lobster”一字文义全不相属,明显地是“lobes”的刊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