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类和低等动物在心理能力方面的比较_人类的由来

在心理能力上，最高等的猿类与最低等的野蛮人之间的差别异常巨大——两者之间某些共同的本能——各种情绪——好奇心——模仿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推理力——逐渐的进步——动物所使用的工具和武器——抽象能力、自我意识——语言——审美的感觉——对上帝、鬼神与其他神秘力量的信仰。

我们在上面两章里已经看到，人在身体结构方面保持着他从某种低级类型传代而来的一些清楚的痕迹，但也许有人会提出意见，认为人在心理能力方面既然和其他一切动物有偌大的差别，这样一个结论一定有它的错误的地方。不错，心理方面的差别是极其巨大的。一个最低等的野蛮人连表达高于四的数目的字眼都没有，又几乎没有任何抽象的名词来表达一些普通的事物或日常的感情， [1] 即便拿他来和在有机组织上最高级的猿类相比，这差别还是十分巨大的。再退一步说，即便这样一只高等的类人猿受到一些改进，或接受一些“文明化”，所接受的分量大致相当于一只狗所有别于它的祖先形态（parent-form），即狼或胡狼（jackal）的那个分量，它和最低等野蛮人之间的差距还是无疑地非常巨大。南美洲极南端的火地人（Fuegian）是在最低等的半开化的人之列的，但我想起我在英皇陛下船“比格尔号”（H.M.S.“Beagle”）上遇见三个这个族的人，他们曾经在英国住过几年，能说一些英语，从和他们的接触之中，我发现他们在一般性情和大多数的心理性能上同我们如此近似，使我不断地发生惊奇。如果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才备有任何心理能力，或者，如果人的心理能力在性质上完全和低等动物不一样的话，我们将永远不能理解，或无法说服自己，我们的这些高度的能力是逐步逐步发展出来的。但我们可以指出，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理，在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更不必说只是我们有心理能力，而其他动物完全没有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就这种能力的差距而论，存在于一种最低的鱼，有如八目鳗mprey）或蛞蝓鱼ncelet）和一种猿类之间的，比存在于一种猿类和人之间的，要大得多，而无论差距大小，中间都存在着无数的由浅入深的层次。

在人的道德性格方面，差距也不见得小，一端是一个半开化的残忍得像老航海家拜伦（甲131）所描述到的那个人，为了孩子把一筐子海胆（sea-urchin）掉落在海里，竟把他向石头上一摔，摔死了，另一端是文明人的仁慈，像一个霍沃尔德（甲330）或一个克拉尔克森（甲153）那样。 [1] 在理智方面也是如此，一端是几乎不会使用任何抽象名词的野蛮人，另一端是一个牛顿或一个莎士比亚。最高族类的最高成员和最低的野蛮人的这种差别并不是截然两码事，而是由一系列差别极为微小的高低的层次联系起来的。因此，它们，即每一个极端和层次不是固定不移的，而是可以发展而过渡到，或退回到其他层次的。

我在本章中的目的是要说明，人和其他高等哺乳动物之间，在各种心理才能上，是没有根本的差别的。这个题目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扩充而成为一篇单一的论文，但在这里，我们只能合起来作一番概括的处理。关于各种心理能力，目前既然还没有大家所公认的分类，我准备把我的话，按照最便利于我的目的的要求，排个先后，逐段地说出来；同时列举对我最有深刻印象的一些事例，我料想，对我既如此，对读者也大概会产生一些印象。

在本书下文讨论性选择的时候，我准备再多举一些关于在进化阶梯上一些很低的动物的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各种心理能力比我们所可能意料到的要高得多。 同一物种中的各个成员所表现的每一种性能并不一律，而有很大的变异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之点，我在这里要略举几个例子。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用不着说到太多的细节，因为我曾经多方探问，发现凡属长期从事于观察或饲养各种动物的人，包括注意于鸟类的人在内，一致认为同种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每一个心理特点上都有它们的差别。至于各种心理能力，在最低等的有机体身上，最初是怎样发展出来的问题，那就像生命本身是怎样起源的问题一样，一时是没有找到答案的任何希望的。这一类的问题，如果人有能力加以解决的话，也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眼下只好搁过一边。

人所具备的几种感觉既然和低等动物的相同，则他的基本的直觉能力一定也是和它们一样的。人也有和它们相共同的少数几个本能，如，自我保全、两性之爱、母亲对新生子女之爱、母亲喂乳的欲望，等等。但人所具备的本能，比在进化系列中仅次于他的一些动物来，似乎已经少了一些。东方诸岛屿上的猩猩、非洲的黑猩猩都会构造平台供睡眠之用；两种不同的猩猩既有此同样的习性，我们不妨提出论点，认为这是出乎同一种本能的，但对这一论点，我们也感觉到有些拿不准，因为我们也可以想到，两种猩猩有着同样的需要，又具备着同样的推理能力，来满足这个需要，而平台就是所得的结果了。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类人猿，也会回避热带的许多种有毒的果实，而人却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家畜，当它们被转移到一个陌生的外国地区，而到了春天初次被放到野外去生活的时候，它们往往会吃到有毒的植物，这后来它们虽知有所回避，但当初是中过毒的；因此我们就想到，猿类之所以不食有毒的果实，安知不是由于自己的经验教训，或它们父母的经验教训，而因为有过这种教训，才知有所选择的呢？不过我们在下面就要看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猿类对各种蛇，乃至可能对其他有危害性的动物，有着出乎本能的畏惧心理。

高等动物的本能之少，和少数本能的性质单纯，和低等动物在这方面的情况相形之下，颇成对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居维耶（甲175）有一个主张，认为本能和理智是彼此对立的，此消彼长，成反比例；而有些作家认为高等动物的各种理智性能便是从它们的各种本能逐渐发展出来的。但布谢（甲532），在一篇有趣的论文里， [2] 指出这种反比例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说，他所观察到的备有种种最奇妙不过的本能的各种昆虫肯定也是最有智慧的几种昆虫。在脊椎动物的系列里，最缺乏智慧的一些成员，如各种鱼类和两栖类，并不具备任何复杂的本能；而在哺乳动物中间，由于它的各种本能而最引人注目的一类，海狸（beaver），却有着高度的智慧，凡是读过摩尔根（甲473）先生的出色的著作的人谁都会承认的。 [3]

理智的最早的一线曙光——尽管有如斯宾塞尔先生所说的那样， [4] 是通过反射活动的增繁和协调而发展出来的，也尽管这些反射活动是从许多简单的本能逐步转变而成，并且彼此十分相像，很难辨别，例如正在哺乳中的一些小动物所表现的那样——一些比较复杂的本能的所由兴起，却似乎和理智是截然的两件事，各不相涉。但是，我一面虽远没有这种意思，想否认一些本能活动有可能丢失它们的固定与不教而能的性格，并由依靠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其他一些活动所代替；一面却也认为，有些发乎理智的活动，在进行了若干世代之后，也未尝不可以转变为一些本能而成为遗传的一部分，海洋中孤岛上的鸟类终于懂得躲开人，似乎就是由习惯成为本能的一个例子。这一类的活动不妨说是从此在性质上降了级，因为它们的进行是可以不再通过理智，或不再根据经验了的。但更大一部分的比较复杂的本能之所以取得，看来不是这样，而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对一些比较简单的本能活动所发生的变异所进行的取舍的作用。这些变异所由兴起的原因，看来不是别的，也就是平时在身体的其他部分诱发出种种轻微变异或个体差异，而至今还是属于未知之数的那些原因，只是，在这里，它们是在大脑神经的组织上起了作用而已；而所有这一类的变异，由于我们的无知，往往被说成是自发的变异。当我们深深地思考到自己不能生育的工蚁和工蜂所表现的种种奇妙的本能，想到它们由于不能生育而无法把一些经验的效果和变化了的习性遗传下去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本能的来源，除了上面所说的结论之外，怕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结论。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昆虫和海狸的例子里，看到了一种高度的理智肯定可以和一些复杂的本能同时并存，而没有什么不相和谐之处，也看到了起初原是有意识而学习到的一些动作，不久之后通过习惯和熟练，可以和一种反射活动进行得同样的快当和同样的准确——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不是不可能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自由理智的发展与本能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分量的相互干扰——而这种干扰在后来势必牵涉到脑子方面的某种遗传的变化。关于脑子的功能，我们现在还知道得很少，但我们可以看到，当理智能力变得高度发展之际，脑子的各个部分一定要由很曲折复杂的一些渠道联系起来，以保证彼此之间的毫无约束的交通；而这一来的结果是，每一个原先各有职掌的部分也许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于应答一些特定的感觉或联想的要求，即应答得恰如其分，合乎原有的、遗传已久的——也就是合乎本能的——那一个方式。甚至在一个低级的理智和正在趋向于固定而还不到足以遗传的程度的一些习惯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关系；因为正如一位见识过人的医师对我说的那样，某些智力低下而接近于白痴的人在一举一动上都倾向于停留在一成不变或例行的方式之上，而如果有人鼓励他们这样做，他们会表示十分高兴。

我的话是说得岔开了，但这段岔路是值得走的，因为，当我们把人与高等动物建立在对过去事物的记忆之上，建立在远见、推理与想象力之上的一些活动，和低等动物依据本能而进行的恰恰是同样的一些动作相比较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容易把人和高等动物的种种心理能力，特别是人的这些能力，看低看轻了；在低等动物方面，进行这些活动的能力是通过各个心理器官的变异性和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一步一步地取得的，而在取得之际，有关的动物，在每一个连续的世代中，是无所用心于其中的，即用不着任何自觉的理智方面的努力的。不错，像阿·尔·沃勒斯先生所曾提出的论点那样， [5] 人所做的种种牵涉到智力的工作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于模仿，而不是由于推理。不过，在人的一些动作和低等动物所进行的许多动作之间，有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分别，就是，人在他 人所以进行一种动作，是由于本能，抑或是由于推理，抑或只是由于一些意念的联合，我们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境来加以推断，而意念的联合这一原理是和推理有着密切联系而难于划分的。缪比乌斯（甲467）教授举过关于一条梭子鱼（pike）的例子， [23] 取一只养鱼器，用玻璃片隔成两格，一格里放这一条鱼，只有它一条，另一格里养满了多种其他的鱼；梭子鱼为了捉食其他的鱼，时常向玻璃片猛力冲去，有时候简直是把自己完全冲得发呆。如是者凡三个月。但它终于学到了乖，不再干了。到此，做试验的人把玻璃撤了，尽管它从此和原先分格而居的别的几种鱼混在一起，却不再向它们进行攻击，而后来另外放进养鱼器的别种鱼它却照样吞食。这条鱼的行径之所以前后不同，显然是由于，在它还不发达的心理状态中，它把撞得头昏脑涨和吞食邻居的尝试两种事强有力地联系了起来，因而有所惩戒。如今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大玻璃窗的野蛮人，遇上一个相类似的情境，只要撞过一次，就会好久地把撞脑袋和窗格子两事联系在一起；这是和鱼相同的，但有一点很不相同，他大概会对障碍物的性质进行一些思索，而在前途再遇到相类似的情境时，会更小心一些，不至于再撞[65] 高等猿猴之所以不能用它们的发音器官来说话，无疑是由于它们的智力还没有进展到足够的程度。它们有的是适当的器官，尽管一直没有用来说话，但若有长期持续的练习，说话或许还是可能的。这一情况很可以和许多鸟类的一种情况相提并论，这些鸟类虽从来不歌唱，却未尝不具备一副适合于歌唱的器官。例如，夜莺（nightingale）和乌鸦的发音器官在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而前者能用来唱出婉转繁变的歌声，而后者只能发哑哑的噪声。 [66] 但如果有人问，为什么猿猴的智力没有能发展得同人的程度一样，我们在答复里只能提到一些一般的原因，要指望比一般原因更为具体的任何东西，那是不太合理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毕竟有限，我们对于每一种生物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连续的阶段实在还是无知得很。

各种语言的形成和不同物种的演变而出，以及两者的发展都经历过一个渐进过程的种种证据，都有许多奇特的并行的地方。 [67] 但就语言而论，我们可以往前追溯得更远一些，我们可以把许多字眼的形成，像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的那样，追溯到对各种自然的声音奉为天籁的模拟上去，这些字眼实际上就是从模仿中兴起的。我们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之中，既可以发现由于共同的来源或祖系的原因而产生的同原的东西，也可以找到由于相同的形成过程而产生的可以类比的地方。在语言方面，由于一些字母或读音的改变而引起的其他字母或读音的变迁是和物种方面的身体部门的相关生长很相像的。两方面也都有种种部分或部门的重叠，都有长期持续使用的影响，等等。比这些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方面所时常出现的各种残留。英语am一字中的字母m就已经是“我”的意思，因此，I am（我是）这句话里就保存着一个多余而无用的残留。在一些字的拼法里，也往往有一些字母，在这些字的古老的读音中有用，现在却不再读出，成为残留了。各种语言，像有机的生物一样，也可以加以分类或归类，大类下有若干小类，若干大类又可以合并而成为更大的大类；这些类别可以推本寻源地划分，成为一些自然的类别，也可以根据其他的特征来分，成为人为的类别。占优势的语言或方言传播得很广泛，导致了其他语言或方言的逐渐被取代而至于灭绝。赖伊耳爵士说得对，一种语言，像一个物种一样，一旦消灭，就再也不会重新出现。同一种语言也从未有过两个出生的地方。不止一种的语言有可能交流而发生混合。 [68] 我们在任何语言或方言中，都可以看到变异性，看到新字眼不断地冒出来；不过，由于我们的记忆力有个限度，记不了那么多，一些单字，像整个的一种语言一样，也会逐渐趋于灭绝。姆·缪勒尔说得好， [69] 在每一种语言的字汇和语法中间，一场生存竞争不断地在进行着。好些的、短些的、容易些的经常会占上风，而它们的所以胜利是由于它们自己的、内在的长处。某些字的所以得以长期生存，缪勒尔所说的这些原因是重要的，但此外还不妨添上一两个次要的原因，就是单纯的新奇和时髦；因为，人在心理上有一种强烈的爱好，就是喜欢在一切事物上看到一些轻微的变化。某些受人爱好的字眼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或保全下来也就是自然选择。

许多半开化的民族的语言在结构上是有十分完密的规则的，也是复杂得出奇的。时常有人把这一情况抬出来作为证据，不是证明这些语言一定有它们的神圣的来源，就是证明这些民族的创建人当初一定有过一个艺术和文明发展得很高的时代。例如，弗·希雷格耳（甲582）写道：“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在一些属于最低级的文化的民族里，我们往往观察到，在语言的语法结构方面，却有着高度而细致的艺术。巴斯克语（Basque）、拉普语（Lapponian） [8] 和许多种美洲印 [36] 见文，载《动物学会会刊》（丙122），1864年卷，页186。

[37] 赛费奇（甲573）与瓦伊曼合著文，载《波士顿自然史刊》（丙34）， [52] 鹦鹉确有这种能力，我收到的好几笔详细的记录都能加以证明。海军司令塞利文（甲636）爵士是我所熟悉的一位细心的观察家，他确凿地告诉我，他父亲家里养了很久的一只来自非洲的鹦鹉，对家里的某几个人，以及对某些来访的客人，总是用名字相呼，一次也不例外。早餐时相见，他对每个人都要说声“早安”，而夜晚分别，当每个人离开坐憩间的时候，他也都要说一声“明儿见”，早晚两次相见相别的口头礼数，他一次也没有颠倒过。对塞利文爵士的父亲，每晨除了说声“早安”之外，还要添上一句短短的话，而自从父亲死后，这句话他一次也没有再说过。有一次，一只陌生的狗从窗子里跳进他所在的屋子，他狠狠地把它骂了一顿；另一只鹦鹉从笼子里跑了出来，偷吃了厨房桌子上的苹果，他又破口相骂，说“你这顽皮的泊利”（pol1y，英语对鹦鹉的亲昵之称。——译者）。乌珠也曾叙说到鹦鹉的这一类的情况，见同上注[32]所引书、卷，页309，也可以参看。莫希考乌（甲480）博士告诉我，他知道一只欧椋鸟（starling）能用德语对每一个来客说声“早安”，而对每一个离开的人说声“老朋友，再见”，一次都没有错过。我还可以补充好几个这一类的例子，但没有必要了。

[53] 在这一方面惠特尼（甲705）教授说过一些值得参考的话，见所著《东方学与语言学研究论丛》，1873年，页354。他说，人要和别的人通情愫、打交道的愿望是一种活的动力；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活动一半是自觉的，一半是不自觉的；就当时当地所要达成的目的而言，是自觉的，就这一动物的更进一步的后果而言，是不自觉的。”

[54] 见文，载《哲学会会报》（丙149），1773年卷，页262。又，德迂茹文，载《自然科学纪事刊》（丙9），Phys.et de Parole ），1865年版，页190，亦可参考。歇赖赫尔教授在这题目上的著作已经由比克尔斯（甲59）博士译成英文，英译本的书名是《达尔丈主义经受了语言科学的考验》，1869年版。

[56] 见福赫特，《关于头小畸形白痴的报告》，1867年，页169。关于下文所说的野蛮人在这方面的强烈倾向，我曾在《“比格尔号”航程中的研究日志》（1845年，页206）中举过一些事实。

[57] 关于这一点，本书上文所已屡次援引的勃瑞姆与仑格尔所著的两种作品中都列有一些确凿的例证，我在此不再作具体的征引。

[58] 在这一点上，乌珠曾就他的观察所及，提出了一段很奇特的记载，见同上注[32]中所引书、卷，页348。

[59] 参看毛兹雷博士，《心理的生理学与病理学》， [68] 法腊尔牧师在这方面说过一些意思相同的话，见所著以《语言学与达尔文主义》为题的一篇有趣的论文，载《自然界》（丙102），1870年3月24日，页528。

[69] 见文，载《自然界》，1870年1月6日，页257。

[70] 见引于威克（甲675），《关于人的几章》，1868年版，页101。

[71] 见伍·勃克兰德（甲116），《梁河论文集》，页411。

[72] 关于语言的简化，勒博克爵士说过一些很好的话，见《文明的起源》，1870年，页278。

[73] 见文，载《旁观者》（丙138），1869年12月4日，页1430。

[74] 关于这个题目，参看法腊尔牧师的一篇出色的文章，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4年8月，罗马数字页217。如要求更多的例证，可阅勒博克爵士，《史前时代》， [75] 见所著文，《动植物崇拜》，载《双周评论》（丙60），1869年10月1日，页422。

[76] 泰伊勒尔著，《人类初期史》，1865年版，页6。参看勒博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中论</a>宗教的发展的那突出的三章。又斯宾塞尔先生也有类似的议论，见他写得很巧妙的一篇论文，载《双周评论》（丙60，1870年5月1日，页535）；他也把全世界宗教信仰的最早的一些形态归结到梦境、影子和其他原因上面，他认为，人通过这些，把自己看成为肉体和精神两种素质的结合物。精神这一部分既被认为能存在于肉体死亡之后，并且很有威力，人们便可以用礼品和仪式向它献媚和乞求它的保佑。他然后进一步指出，当初根据某一种动物或其他物体而得名的一个部落的远祖或始祖的名字或绰号，长期以后，就被认为直接可以代表远祖或始祖本人，而这一有关的动物或物体也就很自然地被信仰为一直以精灵的身份存在、被推尊为神圣，而以鬼神的资格受到崇拜。尽管如此，依我看来，我不能不疑心到，在此以前，应该还有更早和更粗野的一个阶段，当其时，任何能表现威力和能移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活的、是有某种形式的生命的，并且也有种种心理能力，可以和我们自己的相类比。

[77] 参看派伊克（甲526）先生写得很干练的文章，《宗教的若干物质的因素》，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70年4月，罗马数字页63。

[78] 见所著《达尔文物种论中的宗教、道德、……观》（Religion，Mora1，＆c.,der Darwin’schen Art-Lehre ），1869年，页53。据说（见林兹塞博士著文，载《心理科学刊》，1871年，页43），很久以前培根有过这样的意见，而诗人伯尔恩斯也有同样的看法。

[79] 《史前时代》，第二版，页571。在此书此页，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的许多离奇古怪而不可捉摸的风俗的一篇出色的记录。

译注

1.这是当时英国社会一般所知道的两个社会改良主义者或所谓慈善家。前一个是约翰·霍沃尔德（John Howard,1726—1790），以主张监狱改革和改善犯人待遇著称。后一个是汤玛斯·克拉尔克森（Thomas rkson，1760—1846），是一个努力于反对欧洲的黑奴买卖的鼓动家。在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眼光里，所谓道德高尚，此类个人的努力已是顶峰，故达尔文举以为例。

2. 此例与上一例中的猎犬原文中说</a>明乃属于retriever的品种，即最善于将猎获物衔归的一个品种，未得恰当译名，姑译“回猎犬”；又揣这两例有关文义，这种猎犬平时像是从不伤害所猎获的东西的，可见这里所叙述到的她的临时的行径是一种“急中生智”，是颇具推理能力的一个明确的表示。

3.此处原文及索引均作Mus coninga，显然是Mus coxinga的刊误。这种鼠在汉语动物学辞书未有专名，只说是“鼠之一种”（《动物学大辞典》，商务1933年缩本版，西文索引，页78），或只列西文分类专名，而全无说明（以上引书，页1777）。按这一鼠种应即中国台湾地方原有而为普通鼠所战胜或取代的鼠种，而正文中所引的斯温霍教授也就是发现而为它定名的人，故全名为Mus coxinga Swinhoe；推测他命名之由，大概和郑成功</a>的一段历史有联系，南明唐王曾</a>赐成功姓朱，故当时成功在闽、台一带有“国姓爷”之称，西文译音即为Koxinga或coxinga；今借用为鼠种之称，意谓这种鼠虽曾擅胜一时，终于为别一鼠种所制服或取代，好比明亡以后，延平一系也终于被清王朝所镇压。这种鼠今天是否尚有遗种，当地作何名称，一旦台湾回归，当不难查明究竟，目前姑译称为“国姓爷鼠”。

4.即今之埃塞俄比亚。

5.Mensa，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同时也是当地部落之名。

6.terrier，一种小型而伶俐的猎犬。

7.Tyrol，奥地利西部省区名。

8.Basque，西班牙西部及法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巴斯克人的语言。

Lapponian，挪威北部拉普人的语言，亦作Lappic。

9.在船上服务的火地人之一。

10.在“比格尔号”船上服务的又一个火地人。

11.fetishism，一般译作“拜物教”，不合，今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