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偶然性和普遍性_德国的浩劫

朱斯蒂

〔1〕 在他所著的温克尔曼 〔2〕 传中有一次说道，偶然性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个要比历史哲学家们所能梦想的更大得多的角色。历史上的偶然性可以称之为，并不是一种出自普遍的和驾驭一切必然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出自各种原因之独特的、转瞬即逝的组合，或是一种出自历史过程中各种外在因素之独特的、意想不到的干预的东西。联系到前一章的结论，我们就可以问，是否威廉 当1933年1月30日正午时分，在事情发生后不过一小时，大柏林的电讯就到处传播了这条新闻：德国总统刚刚签署了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我怀着最深刻的震惊自言自语道：对德国头等不祥的日子已经破晓了，而且我还怀着最坚定的决心说：“这件事是不必要的。”这里并不存在像是1918年秋季导致威廉 我们现在必须回过头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即任命希特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年代里的惊人的失业，是驱使绝望的人们投入希特勒运动的大军的最有效的事变。但是成为它那原因的若干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在1933年已经显示出初步轻微的好转迹象了。我还记得在1932年的秋天，我和一位卸任的德国经济部长对此进行过一次谈话。巴本这位勃鲁宁的见习继承人，是当时的总理。他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似乎很有成功之望。我的那位谈话者原话是说：“巴本现在是交了好运，在他的领导任内，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消失。”

1932年6月1日勃鲁宁的倒台和巴本的就职，乃是向希特勒运动的第一次致命的屈服。和勃鲁宁的内阁一起，那些曾经怀着要保护德国避免生命危险的意识而领导过反希特勒斗争的人们也随之消失了。难道他们的斗争竟然变得如此之全无前景，以至于人们竟可以理解兴登堡放弃斗争的决定并试图半推半就地迎合希特勒的运动吗？一点都不是。不久以前，在1932年4月10日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是兴登堡对希特勒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兴登堡得票超过1900万，等于投票总数的53％；希特勒得票超过1300万，等于投票总数的36.8％。其余票数则归共产党人台尔曼 〔11〕 。）因此全体人民中总还有着一个很大的防卫性的多数，原是可以自上而下地鼓动起来并组织起来的。在这一点上，本来应该是勃鲁宁政府不仅对希特勒的斗争采取镇压的方式，而且还采取积极的疏导来治疗希特勒运动所赖以哺养它自己的那种人民群众的不满和绝望的情绪。这样的疏导工作正在准备之中，这时忽然雷电大作，勃鲁宁被解职了。

最紧迫的事乃是提供就业的措施。为此，就必须拿出大量的国家贷款。迄今为止，对支持币值和避免新的通货膨胀的关切，阻止了采用这种办法。但是1932年春季，勃鲁宁决定要冒这个风险。他的内阁的司法部长约埃尔（Joёl）是个有个性的人，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勃鲁宁的计划是要用大约十亿马克（八亿马克）来创造就业机会，但是这却要等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消失出现了最初的迹象而且要等到那沉重难堪的赔款负担已经卸掉了的时候。在此以前，经济上给予任何贷款都反而可能是减少它的成果，使它被通货膨胀所冲淡，并且可以说是把钱扔到水里。这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危机消失的最初迹象在1932年的一年中已经出现了。而且由勃鲁宁本人和各强国进行的赔款谈判，也已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有利的转折点。勃鲁宁已经准备好的东西，都被他的后继者巴本所收获；巴本在勃鲁宁倒台以后于1932年7月9日签订了洛桑协定 〔12〕 。这一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了那种可怕的、一再威胁着德国债信的赔款重担。

这里还有着一件大事，就是要把风向从希特勒党的船帆上扭转过来，这个党在宣称唯有它才有能力为了伟大德国民族的基本要求而斗争。这对于勃鲁宁这样的人可不是轻松的，他以他的责任感并不敢去冒那种孤注一掷的风险，而希特勒却是准备这么干的。战胜国应该是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局势的，并且为了扭转世界和平由于希特勒之取得权力而受到威胁的危险，他们必须通过有效的让步来加强勃鲁宁在德国的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理解，那些战胜国却由于疑虑希特勒是否会成为这样一种让步的受益者而变得无所作为。无论如何，他们这时确实是在赔款问题上做出了决定性的让步。至于在军队问题上，我们也早听到，他们也准备同意德国再度采用普遍兵役制。格罗纳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在希特勒所建立的党的青年组织中贯彻了国家教育的思想，要通过体力的和心灵的锻炼的安排以满足青年的自然需要。格罗纳想要把这种锻炼从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手里拿过来，并转移给“钢盔”（Stahlhelm）组织，从而把他们从他们以往的立场引到希特勒的反对者的阵营里来。

不过，所有这些现在在积极方面可能发生的事，是不是来得太缓慢而又太迟疑了呢？是不是他们缺少一种伟大意志的高潮，而那正是困苦而激动着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激进的青年们，这时所渴望着的并当他们倾听希特勒的风暴时所相信着的呢？这时候，人们——有些是怀着忧虑，另有些是怀着满意的心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怀疑勃鲁宁和格罗纳对于这一重任是否有应付的能力。我本人已经谈到过，格罗纳的健康不佳。不过，就我的观察，勃鲁宁和格罗纳绝不缺乏在风暴中把舵掌稳的那种坚定意志。而且1932年春天德国总统大选的有利结果对他们的斗争给了一个非常坚固的立足点。此后不久，有一次我在家里接待格罗纳，并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斗争的胜利前程的信念时，他却以一种已是稍带抑郁的声调回答说：“是的，假如我能继续得到总统信任的话。”另一次，在他倒台之后，他向我说，“勃鲁宁和我是决心干的，可是老先生 〔13〕 不想干。”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中决定性的契机。起初，勃鲁宁和格罗纳确实可以在他们的人民同志中间宣扬理智和忍耐，但是只要他们的政策还表现不出来可见的成功，他们就一定会使已经被希特勒所如此丰富地培养起来的人们的幻觉感到不满。然而政治家的理智和忍耐与坚韧性相结合，在历史上往往就会战胜被引入歧途的人民感情的非理性的力量。

事实是勃鲁宁和格罗纳始终脱离了为德国人民的生存条件所必需的那场斗争，那场斗争在外表上确实并不辉煌灿烂，但却需要苦心经营和极大的耐力；他们脱离了一场为明显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反对正在临头的巨大危险的保卫战；这时候兴登堡停止了他们的工作，并把国家的舵托付给了一个冒险的阴谋家 〔14〕 。人们还对兴登堡发出了更多的谴责，认为兴登堡对勃鲁宁表现出最大的忘恩负义。因为勃鲁宁是以忠心耿耿的尊敬在依附着他的，勃鲁宁在刚刚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用尽了政府一切可能的影响力来拥护兴登堡。而投兴登堡票的选民，在他们的期待方面以及部分地在他们所做的牺牲方面，也都受了骗。因为那些团结一致投了他的票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当他们把自己托身于这位普鲁士的陆军元帅时，他们的内心也不免一阵小小的震动。但是既然在这里是一种更高的纯粹需要在引导着工人阶级投票的，所以这样始终一贯的态度也就可以辩解兴登堡对他们和对勃鲁宁的忘恩负义是有理由的。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看看当时紧紧压在这个虚弱老人身上的种种势力，那又是多么可悲的一幅景象啊！这里首先是对希特勒运动的民族价值的幻觉以及对其中的罪犯因素的盲目性，这在当时却是对任何一个有眼睛的人都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成问题的，则是国防军中所存在的感情和希望，这些是我们早就听说过了的，它们仍然继承着普鲁士—腓德烈的传统，尽管精神狭隘而又有着职业性的短视性。然而十分可悲的却在于其他两种特殊的动机，它们似乎促成了兴登堡对勃鲁宁推行政务的不满。下述的事是由当时可以信赖的来源告诉我的。在最后的（或倒数第二的）那次勃鲁宁被兴登堡接见的时候，他首先就向总统要求扩大他的全权，以便能更有力地前进。对此，兴登堡根据准备好了的一张纸针锋相对地向他提出了如下的反要求：（1）今后政府大体上应该向右转；（2）取消工会秘书（Gewerk-schaftssekret?r）的经济体制；（3）取消农业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第二点意味着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决裂，即，恰好是与那些最坚决地进行反希特勒斗争和支持魏玛宪法的社会阶级决裂；第三点涉及一个有关分割那些东普鲁士骑士地产的法律草案。他们由于负债累累，看来已经是无可救药。这个规划使得兴登堡邻居 〔15〕 的那些东普鲁士地产主深感不安。就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我们迫切地希望着对这一事变的来龙去脉以及和它有关的人物都能说得一清二楚。我本人对这些事情不应该缄默无言，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当时，而且是以比我在这里所敢于复述的更为详尽的细节，在严肃认真的场合里讨论过的。兴登堡的正直的性格在这件事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周围的气氛却是阴霾而沉重的，并且他本人的政治判断能力也不高。

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凡是在总统选举中以充分的信任投了他的票的人，都受了骗。我们曾把1918年的大溃败之后他向艾伯特 〔16〕 伸出手来的那种态度，以及自从1925年以后他一直遵照宪法在正确地领导政务，解释为是一种自由的、有政治家风度的、能够自我克制的精神态度的征象。今天倒是可以问一下，这种态度是不是可以更简单地解说为是出自他自己如下说法的特性：“就让自己以尊严的心情被人推来推去吧。”

他之解除勃鲁宁的职务和任命希特勒的决定，就成为引导德国走向深渊的那条道路的最前沿。于是兴登堡这一偶然性也就处于驱使德国走上那条路的普遍性原因之中，它好像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可解之谜的一个阴暗的警告信号。

注　释

〔1〕 朱斯蒂（Karl Justi，1832—1912），德国艺术史家。——译注

〔2〕 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译注

〔3〕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普鲁士（1701—1918）与德国王朝（1871—1918）。——译注

〔4〕 指希特勒。——译注

〔5〕 希恩兹（Otto Hintze，1861—1940），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6〕 贝克（Ludwig Beck，1880—1944），德国将军，1935—1938年曾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1944年参与反希特勒密谋，被捕后自杀。——译注

〔7〕 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1865—1951），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译注

〔8〕 摩尔人（Der Mohr），原指8世纪时阿拉伯人与贝柏人联合起来征服西班牙人，此处系借喻胡根堡。——译注

〔9〕 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宣传部长。——译注

〔10〕 国会纵火案（Reichstagsbrande），发生于1933年2月27日。——译注

〔11〕 台尔曼（Erust Th?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主席。——译注

〔12〕 洛桑协定（Abkommen von Lausanne），1932年双方在瑞士洛桑达成协议，战胜国协约国方面同意德国赔款缩减为20亿美元（按1921年原计划为330亿美元；按1929年杨氏Young计划为90亿美元）。——译注

〔13〕 指兴登堡。——译注

〔14〕 1933年1月28日施莱彻尔内阁辞职，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译注

〔15〕 按兴登堡为东普鲁士波森（Posen）人。——译注

〔16〕 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0—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大战后于1919—1925年任德国总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