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帝国_德国的浩劫

〔1〕 建立以前和以后的德国人民

我们最好是从这一事实着手，即19世纪的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浪潮在德国有着一种全然特殊的性质，并且它们二者在互相作用着。它们或许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加尖锐地相互交织着而又相互斗争着，并由此而发展出一种战斗性的特点；当它们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时刻到来时，这些战斗性的特点就决定了这里最终所追求的融合方式的命运。这一普遍的公式现在就将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论述来确定。

在德国，民族的浪潮来得要比社会主义的浪潮更早得多，大约要早上半个世纪。从而可以说，新的资产者的中等阶级在德国登上舞台也比新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早得多。无产阶级成长的基本原因，即经济—技术的变革，在德国也比在西欧来得更迟。反之，资产者中等阶级强大得更早而且达到了高度的精神繁荣这一事实，则确实也是由于在18世纪其地位已经开始增强才得以促成的。

关于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即它所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和小团体的、而更加是全体人民各个阶层的民族感情，可以说最初是在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 〔2〕 之后才开始的。随着它，便开始了德国人民在性格方面的某些确切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才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我们（德国）的命运。在1815年及以后，洪堡 〔3〕 就以他突出的敏感指出了一种变化；从他的观点看来那似乎意味着有得有失，而且或许是得不偿失。他注视着那些为爱国心所鼓舞的战士，并且认为在他们身上已经显现了一种新的更伟大而更高贵的品质，那要比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与现实联系得更紧密，而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却能够过着一种超现实的生活。

这种强烈地屈从于现实，每十年十年地在大步地前进着；而对于超现实的、更高一层的永恒的生活的关怀却隐退了。歌德有一次向蔡尔特 〔4〕 谈到，今天人们要的只是财富和速度。蒸汽机和铁路的新魔术，创造了新的对煤和铁的宗教崇拜。新的现实主义也占领了精神生活，于是就结束了目标纯粹在于人自己个性的提高和精神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并把注意力更加放在人们集体的共同生活上，放在社会的构成和整个的国家上。此外，还有众所周知的内部政治的驱动力：强烈反对警察国家和渴望一部宪法，以便有助于中等阶级当权。这样就准备好了1848年的革命，那次革命不仅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的呼声，而是正像达尔曼 〔5〕 有一次所说的，有更大部分是国家要求权力的呼声。然而近代德国的强人，像是我们今天终于满怀恐怖的心情所体会到的那种强人，这时候却还远远没有成熟。德国人从歌德时代到俾斯麦时代和从俾斯麦时代到希特勒时代，其间我们或许都能感到数量日益增大、要求日益增多的人民大众的压力的声音。像是黑格尔所说过的，群众在前进，而且他们数量上的增长就转化为质量上的差异。

在群众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庸俗化和衰颓化的面前，既要保卫住歌德时代的神圣遗产——那对德国来说全然是一场奇迹，——同时又要有力地支持在新的群众的愿望之中的一切看来是有生命力和有成果的东西；这就是一般说来自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化的大目标，是精神与权力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从而也是文化、国家与民族的综合、世界公民国度（Weltbürgertum）与民族国家的综合，——然而这一切已经是微微偏向于新的权力和民族的思想了；——这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德国精神界的领袖们的心愿，他们从50年代末就以《普鲁士年鉴》为他们的喉舌。特赖奇克 〔6〕 或许是他们最伟大的、至少也是他们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这里出现了一大群值得注意的人物，出现了一个惊人之丰富的世界，如果我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作品的更为深刻的内容的话。它和歌德时代相比较，确实只不过是一个白银时代之于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它多少已经染上了没落的色彩；但是和今天的文化水平比较起来，却又远胜一筹。既承认强而有力的对立而同时又让它们相互能产生果实，这种尝试乃是德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这种情形，至多是在意大利的复兴运动（Risorgimento） 〔7〕 中或许有过类似情形。它既想要凌空翱翔，但又牢固地立足于地上，它要使自由而骄傲的个性权利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权力的需要调和一致。但是这一点一般说来是不是可能持久？并且它在德国的具体情况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古典自由主义所力求实现的上述两方面的综合，遭受到严重的威胁，随后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就逐渐遭到破坏而终于消灭了。在这里， 然而世界政治的局势，却决不是全然取决于与我们无关而又在作弄着我们的那些力量的。那些力量的形成总是有赖于自己民族的意愿和能力。而我们〔德国〕在世界政治上的挫败和浩劫的原因这一问题，现在就势必要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即领导着我们并影响着德国的世界政策的那个阶级，以及他们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都代表着什么意愿和能力呢？对这一点的检验将不会得出任何有利的结论来，像是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至少是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得到的那种。德国资产阶级为准备这场浩劫、而特别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所做的一切，其共同的责任和罪行都是非同小可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德国资产阶级这种险恶发展的开端，并且已经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如何转到不利于它的文化组成部分的方面来；也就是，民族的自我主义和权力国家的观念怎样地愈来愈压抑了世界公民—人道主义的成分。甚至于一个像特赖奇克 〔25〕 那样的人，在他生命的晚年也体验到这是一种严重的损失；正如他在他的政论</a>讲演中的一次虔诚的发言里所曾表示的。无论谁在今天再阅读当年的《普鲁士年鉴》，都可以明确地追溯这一进程。它的编辑德尔布鲁克 〔26〕 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最尖锐地看到了由此而产生的对德国未来的危害的那些人之一。他在1895年（卷95，391页）写道：

我们祖先的崇高理想是，这个德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应该是不使德国人陷入到仇恨性和排他性里面去，那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我们就谥之为沙文主义、侵略主义、莫斯科主义。一个巩固的国家权威，应该是和个性的自由开展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对德国比对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为不可缺少，因为在这样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像我们〔德国人〕那样得天独厚，而对这种理想我们却有遗忘的危险。精神高尚的人正怀着恐怖的心情开始看待今天民族感情在运动着的种种形式，以及正在大胆尝试要接管民族问题的领导权的那类人们。国家当局表现为管得太宽和警察式地随心所欲。有产者的自然而然的管理权，堕落成为了阶级统治，而这一切邪恶的势力就汇合起来禁锢了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精神，——而他们却是注定了要有这种精神的。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却已经存在了。我们应该注意，及时加以制止。

德尔布鲁克的这番话以锐利的眼光总结了他的观察，这是他在那些年代对于拥有财富的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以及在政界仍然强大的贵族们所必然会做出的观察。在内外政治斗争舞台上的各个地方，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立集团；他们那种同样的或沆瀣一气的桀骜不驯的精神，有把国家和人民的一切全部加以倾覆的危险，——正如它后来就以更强烈的风暴形式表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泉源之中那样。从歌德时代所生长起来的那种自由的人道主义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狭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胁。

德国世界政治的战略部署也受到这种僵硬化的威胁，而世界政治的战略部署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走入它的决定性阶段。我们在一开头就已经指出世界政治的领域对德国是多么炽热而又危险，而为了保持住她未来生死攸关的经济利益，她又必须踏入这个领域。我们听到过弗格特有关英国的长期封锁对德国整个未来的作用的警告。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中，只可能有一种非常慎思熟虑的、非常有远见的而又稳健的世界政策。最初人们还只是处于这一危机的开始。但是泛德意志运动 〔27〕 以其过多的征服目标，却成为极其危险的事，尽管还不是在当前；因为它在外国人的眼里可能使我们受到损害，也可能逐渐腐蚀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德尔布鲁克此后不疲倦地在向它们进行斗争，——但是成就却很有限。

在国内，人们遇到了更僵硬的统治态度，反对企图以自由的和人道的精神来改善雇工、雇主和国家机构之间——以及东部的波兰人、北部什莱士维格的丹麦人和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强制关系的任何动议和可能性。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哈卡派（Hakatisten）、大企业的阴谋家，还有政府各部和各地方政府中的容克 〔28〕 官僚们，他们都是这个国内政治体系的具体代表人，而泛德意志运动则是它在外交方面的补充。

无论人们怎样强调当时非社会性的主人精神（Herrengeist）与后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人精神之间的差别，——从整体联系来看，它仍然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前奏。

然而同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自然还存在着许多古老的、美好的资产阶级文化；尽管生活的浅薄性已在慢慢增长着，但它不言而喻地仍能对政治的愿望有一种道德的约束。这时从精神上受到触动的资产阶级青年之中就产生了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它的确是力图成为那些阴谋家、哈卡派和泛德意志派那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联盟所要求的东西的对立面。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这两股洪流，在世界政治的领域很快地就汇合起来，迫不及待地要求参与瓜分世界的斗争并确保德国未来的生存空间。在要求兴建海军舰队的运动中，他们也都纠聚在一起，——至于其规模的大小则他们确实是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在严重的关头，这种共同一致性是非常之靠不住的，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根本上，德国资产阶级中精神恶劣的人和精神美好的人这时候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了。

这种坏东西并不仅仅是渗透到德国里面来而已。我们今天必须重复说：西方民族的整个帝国主义运动就为西方这场行将到来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灾难创造了条件。无论我们同时怎样在承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对本国人民经济前途的关怀；但是每一种这类的必要性之中无不掩盖着一些新的灾难的萌芽，而这种灾难的大小则根本上取决于人民中领导阶层精神—道德结构的慎思明辨的程度。没有别的民族比德国人在他们处于紧迫的危险境地而又倾向于夸大他们一度已经接受了的观念时，更有理由要诉诸慎思明辨和节制了。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位可敬的哲学家保尔逊 〔29〕 在1912年说的话；这段话也是引自《普鲁士年鉴》（卷110，173页），它表明了这位富有人道思想的爱国者的日益增长的焦虑：

一种过分激情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对欧洲一切民族的十分严重的危险；他们正因此而面临着丧失人类价值感的危险。民族主义被推到顶峰，就正像宗派主义一样也会消灭道德的、甚至于逻辑的意识。公正和不公、善和恶、真和假，都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被人们称之为羞耻的和没有人性的事情，他们却转瞬之间就推荐给自己的人民去向外国那样做。

这里，我们就有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学了。

然而这里还只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堕落过程的最初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20年，是强大的对立者互相角逐而未来的可能性尚在未定之天的时代。从同一个资产阶级中既出现了德意志主义的日益僵硬的民族主义，也出现了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不管看来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在资产阶级当权的阶层里是怎样无条件地在进行着；可是同时就在这20年里也充满着一种新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努力，它又与歌德时代重新挂上钩，并且绝不仅仅是模仿性的，也还是进一步地创造性的。一种全然特殊的近代精神兴起了，尤其是在艺术和诗歌方面。我们可以把真理、诚挚和内向性看作是这一倾向的导航星，它们常常带着一种激进的意志要粉碎途中的一切由过去世界所形成的束缚，同时它确实又和那正成为不道德的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上面已经知道了这种不道德的民族主义就是希特勒主义的直接序曲。可是在尼采的思想世界——它这时对一切渴望着的不安的精神开始产生强大的作用，——包含了几乎是这个时期所充斥着一切崇高的和卑鄙的愿望以及自我渴慕之情；这是它的本质和它的作用相分裂的一种恶魔式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主流上是非常有害的。尼采的那种破坏旧的道德纲目的超人乃是一个错误的指标，在照亮着可惜是颇为不小的一部分德国青年正在不安地走向歧途，走向一个必须加以征服的而又完全黑暗的未来。

注　释

〔1〕 在德国历史上，第一帝国指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第二帝国指俾斯麦统一的德国（1871—1918），第三帝国指希特勒德国（1933—1945）。——译注

〔2〕 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指1813—1814年德国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译注

〔3〕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国语</a>言学家和外交家。——译注

〔4〕 蔡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国音乐家。——译注

〔5〕 达尔曼（Friedrich Dahlmann，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6〕 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7〕 复兴运动，指19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译注

〔8〕 腓德烈·威廉第一（1657—1713），普鲁士国王，1701—1713年在位。腓德烈大王，即腓德烈第二（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译注

〔9〕 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1681—1755），法国政治理论家。——译注

〔10〕 博因（Hermann von Boyen，1771—1848），普鲁士将军，军事改革主持者。——译注

〔11〕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于1871年1月18日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于1871—1890年任德国首相。——译注

〔12〕 兴登堡（Paul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1925—1934任德国总统。——译注

〔13〕 波茨坦喜剧指1933年3月21日兴登堡和希特勒一起在波茨坦教堂腓德烈大王的墓旁主持了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译注

〔14〕 奥多尔·丰达尼（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作家。——译注

〔15〕 俾斯麦的“混血儿后继者”指希特勒。——译注

〔16〕 弗兰茨（Konstantin Frantz，1817—1891），德国政论家。——译注

〔17〕 普朗克（Christian nck，1820—1910），德国法学家。——译注

〔18〕 马基雅维里（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主义指权力政治。——译注

〔19〕 冲突时期（Konfliktzeit），指德国1849年的宪法冲突。——译注

〔20〕 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的七周战争。——译注

〔21〕 即1871—1881年。——译注

〔22〕 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德国社会活动家。——译注

〔23〕 此处唯心主义原文为Idealismus，此词亦作“理想主义”解。——译注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1日爆发，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译注

〔25〕 按，特赖奇克为普鲁士学派的代表，以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著称。——译注

〔26〕 德尔布鲁克（Hans Delbruck，1848—1929），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27〕 泛德意志运动（Alldeutsche Bewegung），即英文中的泛日耳曼运动（Pan-German Movement）。——译注

〔28〕 容克（Junker），指普鲁士领主贵族。——译注

〔29〕 保尔逊（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德国哲学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