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_罗马十二帝王传

（一）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我们现在可据以了解苏维托尼乌斯生平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小普林尼的《书信集》。小普林尼有给苏维托尼乌斯本人的信，在给别人的书信中也有多处提到苏维托尼乌斯。其次是苏维托尼乌斯自己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和《名人传》，他在记述故事时偶然也提到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再就是3世纪末4世纪初的历史家、《奥古斯都史》六作者之一的斯巴提亚努斯，他写的《哈德良皇帝传》中提到过苏维托尼乌斯。近代学者中提及苏维托尼乌斯的有著名历史学家蒙森和马塞等。1950年在非洲发现的一件铭文则</a>有助于矫正关于他职务升迁的一些情况。

根据上述来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苏维托尼乌斯的生平。在本书《奥托传》X．1 ，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名叫苏维托尼乌斯·拉图斯，属罗马骑士等级，曾以studiis）办公室，又被委任监督公共图书馆（a bibliothecis），后又得到管理往来公文信件（ab epistulis）的职务，成为哈德良的侍从秘书，最后升任秘书长 注 。他在宫廷供职时间不长，也说不上成功，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的职务之便写成了《帝王传》，并在公元120年出版了这本书。公元121年他被哈德良解除职务。据《哈德良传》的作者斯巴提亚努斯记载，和他一起被解职的有近卫军长官塞普提克乌斯和其他许多人，解除职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据称“未得他 注 的命令”（iniussu eius），对元首的妻子萨宾娜太随便，超过了所能容许的范围 注 。当时萨宾娜已失宠，因此这显然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和某一鲜为人知的宫廷阴谋有关，这时苏维托尼乌斯年约50岁左右。以后的行踪便不复见于记载，他大概完全过起隐居的生活，并且专心致志于写作，直到老死。

苏维托尼乌斯交游不广，主要限于小普林尼团体内。他和小普林尼本人显然过从甚密，虽然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小普林尼是学者老普林尼的养子，曾任公元100年执政官和比西尼亚及本都总督（公元111—113年），是当时要人，而苏维托尼乌斯还算不上是上层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被释奴隶 注 。小普林尼在给图拉真的一封信里称苏维托尼乌斯是自己的“挚友”（contubernalis），并在图拉真时代（如前所述）给他以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在写作上他们则相互切磋，相互鼓励。苏维托尼乌斯写完 至于其余的作品则只有少数片断因后人的引用或改写而流传至今。后者如四世纪时巴夫林·荷兰斯基把《诸王传》改写成了诗体，事实上除了故事而外，已不复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

（三）

《帝王传》或译《十二恺撒传》，是传记形式的史学著作。它的完整传世奠定了苏维托尼乌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基础。

罗马人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哲学的深刻思维方面远不及希腊人有天赋，但是在史学散文方面则是名家辈出，体裁多样。公元前1世纪，传统史学之外，奈波斯开创了传记体的新的史学形式。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一起，代表了罗马传记史学的新收获。

《帝王传》问世后多少世纪以来，曾受到广泛的喜爱、传播。人们阅读它，甚至模仿它。但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对古典作家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时，却得出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结论：作为历史学家的苏维托尼乌斯完全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个古董商。他同等地从事写作作家的传记和妓女的传记，罗马的官职和希腊的骂人话，西塞罗的理论和人体的缺陷……，而十二个帝王的传记只是苏维托尼乌斯这种总的写作倾向涉猎的一个偶然的领域而已。十九世纪学者中形成的这一总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现代研究者们对《帝王传》的态度。罗尔夫说它既不是历史又不是传记 注 ，莱奥等说它只是文法的范例 注 。至于内容，有人说作者是丑闻的贩卖者，有人说他只是奇闻逸事的搜集者，等等。这些评论，或从未保存下来的作品去判断保存下来的作品，或以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这未必是很合理的。诚然，与同时代的两位大家相比，在史学的严肃性方面苏维托尼乌斯是比不上塔西佗的，他也没有普鲁塔克的统驭全书的伦理主题。但我们如能不拘一格地看问题，那么应该说，《帝王传》还不失为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它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喜爱也表明必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一个作家在从事写作时必然受到自己的兴趣、能力、生活环境和时代风尚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

《帝王传》的价值看来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而它的史学价值又首先在于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以另一方面的内容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帮助人们更全面生动地了解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苏维托尼乌斯担任过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由于这个职务上的方便，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查阅皇家档案，取得大量往日的和当日的资料。他和小普林尼的亲密关系又使他自然地熟悉元老院的记录、决议和不同的观点。《帝王传》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人。苏维托尼乌斯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书面资料，也可以采集到大量的口碑传闻。但是，如果注意到传记愈接近他自己的时代写得愈短这一事实，不妨断言他搜集资料还是以书面的为主，因为愈到后来书面的资料愈少，虽然亲身取得信息的机会愈多。

历史学家必须鉴别史料的真伪。但是苏维托尼乌斯确有一种搜罗掌故的癖好，他记载往事似乎有闻必录。他不仅记载自己相信的东西，也记载自己怀疑的东西。“我记载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有这个可能。”像这样的声明当然有助于后人了解材料的可信性程度，可惜的是，这样的声明太少了。一般地说，他很少对所记载的东西加以鉴别。这就使后人在引用他的材料时不能像引用塔西佗的著作那么放心。

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往往殊异。在《盖乌斯·卡里古拉传》 VIII讨论卡里古拉的出生地时，可以看出苏维托尼乌斯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在处理相互矛盾的说法时态度是理智的、谨慎的。但是这种表现在书里同样是不多见的。总的来说，他似乎并不要求自己这样做，并不注意考察资料的来源和倾向性。虽然他有时也表现出想对历史人物严格做到公平，但是客观主义报道的癖好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完全歪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开创罗马帝国并给帝国带来一个多世纪繁荣昌盛的一些重要帝王在他的笔下成了仅仅是血腥的狂人或道德堕落的昏君。在这一点上，苏维托尼乌斯的确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苏维托尼乌斯对待史料虽有上述缺点，但由于他的史料都有原始依据，因此仍是极为可贵的，尤其因为原始的依据——罗马帝国的档案——已不复存在而使它们成了最原始的史料依据。

《帝王传》所写的是处于历史中心地位的人物，但苏维托尼乌斯很少记载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恺撒在高卢的征战他只写了短短的一节就过去了； 瓦鲁斯的战败只是间接地提到。他着意搜集的似乎是正史所不传的东西，是帝王们日常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其中不少奇闻逸事，类似秘史。的确也有丑闻和淫秽。但是人们批评他喜欢和贩卖这些东西是不公正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盛行的人们对杰出人物个人生活兴趣的反映。

苏维托尼乌斯似乎认为自己的使命只在于搜集史料，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流传下去，不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他似乎无意于考察、研究、认识历史。《帝王传》似乎只是把史料按时间顺序或类别作了一番简单的排列，无意作什么政治的和伦理的推论。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你读后再闭起眼睛来想一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社会便会历历在目。谁又能说《帝王传》仅仅是史料而已，它的作者在材料的编排和叙述中不曾有过一番用心斟酌呢？

此外，《帝王传》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体是简洁的、明白的，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雄辩的溢辞。一些戏剧性的片断也与内容的要求相适合，并不破坏总的风格。它的简短并不使人觉得隐晦；如有隐晦难懂，一般也是由于我们对当时罗马社会的知识不足。苏维托尼乌斯用词常常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表现力的。罗列坏事和个人琐事虽然有点单调乏味，但总地说来，《帝王传》是非常有趣的。它给人以丰富的逸事，各种俏皮话</a>和非常多的奇闻，人物形象既饱满又各有个性。

《帝王传》对后世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各方面的作家都以它作为自己的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诸如欧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奥勒留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和奥洛西乌斯（Orosius），或靠它的材料方便地作出结论；或模仿它的简明准确的语言。它对后来几个世纪里传记文体的广泛盛行影响尤其明显。马略·马克西穆斯（Marius Maximus，165—230）和所谓《奥古斯都史》的作者们都模仿它。前者的著作已不存在，后者著作中的传记一直流传到今天。苏维托尼乌斯的影响一直远及基督教作家和中世纪作家。前者如巴乌里努斯的作品《安布罗西乌斯传》在形式上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中世纪时艾因哈德写了一本《查理大帝传》也是模仿苏维托尼乌斯的。

最后须说明的是，（1）本书由几位译者合作译成，参加翻译的除张竹明、王乃新、蒋平外，还有张强、傅永东、张继遥和龙莉；（2）本书脚注除标明英译者注外，均为中译者所加。

张竹明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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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詹姆斯·肖特威尔：《史学史》，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a>出版社1939年版，第316页。另有定为公元75年的。见[苏]德瓦列茨基：《拉俄辞典》，1949年版。

[2] 参见詹姆斯·肖特威尔：《史学史》，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316页。另有定为公元75年的。见[苏]德瓦列茨基：《拉俄辞典》，1949年版。

[3] 《小普林尼信札》，1，24。

[4] 《小普林尼信札》，1，18。

[5] 《小普林尼信札》，3，8。

[6] 《小普林尼信札》，10，94—95。三子法规定，生有三个以上儿子的罗马公民可获得优待。

[7] 斯巴提亚努斯：《哈德良传》，11，3。

[8] 哈德良帝。

[9] 斯巴提亚努斯：《哈德良传》，11．3。

[10]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3页。

[11] 《小普林尼信札》，5，10。

[12] 参见本书《神圣的奥古斯都传》，VII，注释 。

[13] 在Τρ?γ?υmbda;mbda;ο?词条下。

[14] 据本书英译者的归类排列。

[15] Preud’homme，本世纪初著名古代史作家，著有《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版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研究》，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公报，1902，1904。

[16] 这个用不规则字体（或，安塞尔字体）抄写的拉丁文抄本，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一种抄本，被公认是我们现在所有抄本的最早依据。

[17] 9世纪日耳曼的赫斯菲尔德修道院里有一份手抄本，其中包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演说家对话录》、《日耳曼尼亚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论语</a>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这个手抄本在耶罗尼姆斯（Hieronymus）死后湮没无闻了几个世纪。1425年巴卓·布拉乔里尼在德国发现了这个抄本，1458年左右，阿斯库兰的埃诺克（Enoch）把它带到了意大利。这个抄本未能保存下来，但留下了它的18个（或20个）副本，都是15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

[18] 洛布古典丛书，苏维托尼乌斯作品两卷集，上卷第xvii页。

[19] 莱奥（Fr．Leo）：《希腊罗马传记》（Die griechisch-r?mischen Biographie），莱比锡，1901。罗尔夫（J．C．Rolfe）：《苏维托尼乌斯和他的传记》（Suetonius and his Biographies）美国哲学学会会报LII，第206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