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塔西佗_编年史

——生平、作品（主要是他的《编年史》和《历史》）和思想

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

但说来奇怪，这样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竟没有一篇哪怕是十分简略的传记留下来。我们不但对他的生平事迹不甚了然，就连有关他的一些起码的知识，诸如姓名、籍贯、家庭也不能确定。在古代罗马的史料（包括他本人的作品）当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他本人的，尽管百余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探求，所得者仍然不过是一鳞半爪。因此对于他的生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是略加推断而已。

先说他的姓名。大家知道，古罗马人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rubrum ad mare patescit（现在已经扩展到红海了）的话，它常常被研究者用来确定此书的大致写作时代。这里的 rubrum mare，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泛指今天的波斯湾，也有人认为指的就是今天的红海。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则这里指的应当是公元105或公元106年罗马的叙利亚军团将领吞并阿拉伯地方纳巴泰伊人（Nabataei）的王国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且不说罗马的阿拉伯行省的版图是否能达到红海沿岸，作者在公元105年也还只能是刚刚着手《历史》的写作呢。

我们认为所谓rubrum mare在当时不过是泛指地中海以外的东方海域，因此今天的红海、波斯湾，乃至更大范围的印度洋都应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之内。把作者诸书的写作次序和当时罗马的历史背景对照起来看，这里仍以指公元116年图拉真征服帕尔提亚（安息）一事为妥。有人认为这一句话可能是在修改时加上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作者着手撰写《编年史》的年代，但完成时期在公元116—117年间或更晚到公元120年的时候，即阿德里亚努斯当政时期，大致上是妥当的。

《编年史》在美狄凯乌斯手稿上所附标题是ab excessu divi Augusti（自圣奥古斯都之死）。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就是作者本人所加的标题。这标题是抄者或手稿收藏者加上的也未可知。《编年史》全书记述的是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历史》一书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即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四个皇帝的当政时期。他们是提贝里乌斯（公元14—37年）、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克劳狄乌斯（公元41—54年）和尼禄（公元54—68年）。

《编年史》也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 《编年史》全书到底有多少卷，也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耶罗美</a>（Jerome）的记述来看，我们知道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加起来一共是三十卷。如果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把《历史》定为十六卷，那么，按现存部分的写法和材料分配情况来推测，《编年史》的 依据传世的部分来推测，《历史》和《编年史》的三十卷，可以整齐地分成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各包括六卷。《编年史》部分的前六卷以提贝里乌斯为中心，中六卷记述卡里古拉和克劳狄乌斯，后六卷是尼禄。有的研究者认为《编年史》可能没有最后定稿，因为他们发现在 加图的同时代人路克优斯·卡西乌斯·赫米那和格涅乌斯·盖里乌斯也是用拉丁语散文写作罗马历史的。赫米那 但是塔西佗史学著作的源流，除了李维之外，还应提到和李维同时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是历史学家，又是修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狄奥多洛斯的作品对共和末期的罗马史学也很重要。他写了一部有四十卷的《文库》（Bibliotheke ），这实际上是一部从远古到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4年）时的世界史。这部书完全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5卷和第11—20卷，其他各卷则只有断片。罗马的早期历史保存在第11—20卷中。狄奥多洛斯的著作以希腊史为中心，罗马史只起陪衬作用。他的作品与其说是著作，毋宁说是一种史料汇编。他的某一时期的历史一般是以某一特定史料为依据的，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很大。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在古典史学中虽然具有独特风格，却又不是无所依傍。可惜他使用的各种史料（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就和他本人的经历一样，除了在极少的场合下他自己提起过之外，我们都不甚清楚了。

但是考虑到塔西佗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罗马“出版业”（即抄写和贩售书籍的行业）之发达和书籍之浩瀚（必然有大量作品已完全失传，我们连这些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塔西佗肯定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史料和历史专著，更何况他记述的又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历史时代，而其中最晚的一部分，他本人就是登场人物之一呢；对于其中较早的一部分，他也可以根据大量档案材料，甚至当事人的追述和回忆取得第一手材料。因此，即使抛开本来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论，他的历史著作也是我们研究帝国初期历史的最早的也是最珍贵的史料。

然而上面我们提到的塔西佗以前的作家，大都涉及从罗马的建城到共和末期的一段。对塔西佗的历史著作较少直接史料的意义。而与塔西佗的作品所记述的时代相同或略早的历史作品，例如我们知道的路斯提库斯、巴苏斯、老普利尼、克路维乌斯的历史作品就都失传了，保存下来的也寥寥无几，而且它们的价值又都比不上塔西佗的著作，因而只能起对照的作用。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史料价值如何？对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人们作过不少研究。帝国初期的许多史书已经失传，仅就传世的作品来看，通过比较、核对，我们不能不承认：塔西佗的著作尽管在史实方面有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这些地方，译者都在译文的注释里适当加以说明），但总的说来是可以相信的。作者的写作态度无疑是严肃认真的。当然，为了本身的政治目的，他对材料有所取舍，但也只能说是材料的取舍，却从来没有发现捏造和歪曲的地方。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足以同它的史学价值相媲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称为古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一个绚丽的绘卷，这个绘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堪称稀有。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独特的文字风格上面。这一点早就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塔西佗的早期著作，且不说《演说家对话录》，就是早些年动笔的《历史》也同他最后的一部历史著作《编年史》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代人的著作可以拿来对照的，例如小普利尼、优维纳尔斯、苏埃托尼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等人的文风，也都和他的文风迥然不同。在历史作品方面，我们可以拿来同他的作品作比较的只有恺撒、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的作品，但他们最晚的也要比塔西佗早一个世纪，而和他在时代上较近的，除了苏埃托尼乌斯之外，几乎都已失传。或者他的独特的文风确有所本，但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这一点我们是不能随意作出肯定结论的。

此外，他的两部历史著作，只保存在唯一的两个中世纪的抄本上，没有别的抄本可供对勘。这一点也大大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难。塔西佗的文字的突出特点是简洁、含蓄、有力，他的文字往往从简洁到晦涩，读者只能联系上下文对其含义加以揣摩。后来的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的作品编了专门的辞书，对之作了几乎是逐字的分析。他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仍然不多，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但都未能最后解决。

文字的形式是同内容密切相关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共和派对于专制制度的蓄积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就不是恺撒、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罗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说》是学拉丁语的人都读过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独特的文体来显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词上，塔西佗就有他极大的特色，而《编年史》一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拉丁语这时已趋成熟，又有克温提里亚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罗这一典范摆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摆脱这些“陈言</a>”，来独特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准确有力而又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粗俗生硬的词、平庸无奇的词、最流行的西塞罗式的词以及在演说中常见的说教用词，他都要极力回避。此外，他还有如布尔诺所指出的，看来是他自己创造的词（如果不是误抄的话）。也许这些只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词也都有所本吧，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测了。

除了塔西佗文体上的特色和他描写心理性格与处理大场面的能力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他那表现力极强并为后人传诵的许多著名短语和警句，这种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两部史书中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动手写历史时，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尽管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和到帝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他本人在帝国又跻身高位，是行省骑士等级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贵族奴隶主的共和情绪始终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反对皇帝个人的专断残暴；极度蔑视元老的阿谀奉承（相反地，颂扬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亚的刚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违反古朴的罗马风习的一切内外事物；维护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恩格斯把塔西佗说成是罗马贵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人物，这一概括确实为不刊之论。

然而塔西佗又是诚实而公正的。他是罗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贵族奴隶主古老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他自称他的史书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即使如此，对于敌视罗马的日耳曼人、东方民族等等，他从不讲一句违心的诬蔑之词，也绝不故意歪曲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形象； 甚至对于他作为反面人物着意刻画的如皇帝提贝里乌斯，他依然采取诚实的、实际的态度，绝非一笔抹杀；这就使我们仍然能从他笔下的提贝里乌斯看到此人应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后世的人们（特别在启蒙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塔西佗的反专制的精神而重视他的作品，乃至称他为“暴君的鞭子”、说他的名字使暴君变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残篇是靠着仅有的两个抄本传下来的。读者只能看到它的残篇，这当然是不幸，但又可以说是大幸，因为它毕竟保存下来了这样多，而不知又有多少作品（我们知道的和更多是不知道的）却永远地遗失了。我们知道，直到四世纪，人们都在阅读和传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因为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就曾写过一部历史接续塔西佗的作品。这之后，直到它们重新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清楚塔西佗作品的命运了。这两个抄本是现在保存在佛罗伦</a>萨劳伦提亚图书馆的美狄凯乌斯第一抄本（mediceus primus）和第二抄本（mediceus secundus）。保存在第一抄本上的是《编年史》第1卷至第6卷，保存在第二抄本上的则是《编年史》的第11卷至第16卷和《历史》现存的全部，此外还有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 ）等三个作品。第一抄本是九世纪的； 第二抄本是十一世纪的，是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用朗哥巴德字母（Langobard script）抄写的。它们的重新发现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第一抄本是在1510年左右，而第二抄本是在1430年左右重新发现的。发现当时正是西塞罗文体盛行的时候，塔西佗的作品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两个抄本的发现经过以及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年）据说见到过其中一个抄本的事情，就不在这里详说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印本最早的是1470年在威尼斯由温代里努斯·德·斯皮拉（Vindlelinus de Spira）出版的所谓editio prikceps。这个本子包括《编年史》的第11—16卷，《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和《演说家对话录》。至于全部传世作品的印本则以1515年在罗马由倍罗阿尔都斯（Beroaldus）的版本为最早。

关于近代学者对此书的编订本，我们知道的很少，见到的更少，可以举出的编订本有1760年的拉勒芒（Lallemand）本；1776年的布洛提耶（Brotier）本；1801年的欧伯兰（Oberlin）本；1870年的威兹（Weise）本；1884年哈姆（Halm）本；1900年的范·德·弗利特（Van der Vliet）本和1910年的费舍（C．D.Fisher）本等。

* * *

[1] 有的研究者，如苏联的罗马史家玛什金把塔西佗的生地定为意大利中部的翁布里亚。翁布里亚南部的城市音提拉姆那（今天的特尔尼）曾宣称那里是塔西佗的生地，并在1514年为他立了像。他的坟墓也被认为在那里。但这都是后人的附会，并无史料可以证明。这就和说三世纪的皇帝塔西佗是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后人一样，因为作为根据的材料都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