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略_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

张佩芬　译

人们以为我对这种谬误定然会付之一笑。可是我笑不出来。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我生平中 当这种新的变化在我的著作和生活中开始表现出来时，我的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许多人甚至抛弃了我。伴随我的变化接踵而来的生活景象是，我丧失了我的房屋、我的家庭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和舒适之物。那个时期里，我每天和过去告别，而且每天都惊讶自己居然还能够忍受下去，还总是活着，同时还总是在这种罕见的生活中爱着一些什么。然而这种生活对我似乎只是带来痛苦、绝望和损失。

此外，我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也像是有神灵保佑而福星高照似的。当我由于烦恼而感到十分孤独，直至变化开始之后，我时刻感觉自己命运不济，我诅咒烦恼，却为烦恼所支配，但它同时也成为我抵御外界的甲胄和铁罩。我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可怖的充满间谍行为、行贿技巧和投机艺术的政治环境里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当时这种环境只存在于地球上极少数地方，那就是伯尔尼，这里成了德国、中立国和敌对国三方的外交中心。这个城市转眼之间变得人口过密，而且来的全都是道道地地的外交官、政治掮客、间谍、新闻记者、囤积者和奸商。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我和许多国家、甚至和敌对国家的很多人交往，由间谍和反间谍、密探、阴谋、政治的和个人的事业所织成的网紧紧包围着我，而我在那几年中对这一切竟浑然不觉！我被偷听、被监视、被侦探，有时候被怀疑是敌人，有时候被看作中立者，有时候又被看成同胞，而我自己却全然不觉，很久之后才从各方面听说这些情况，我自己也纳罕，竟能安然无恙地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不过这些都已成为往事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的变化以及我那已达考验的顶点的烦恼也结束了。这些烦恼同战争以及世界的命运再也不相干。德国战败了，其实我们在国外的人两年来早就预料会有这个结局，所以此刻毫不惊讶。我完全沉湎于自己内心和个人的命运之中，尽管我往往觉得这好像和一切人的命运都有关。我在自己身上重又看到了世界上一切战争和谋杀欲，看到了一切轻狂，一切粗俗的享乐，一切胆小怯懦，于是首先就丧失了对自己的尊重，然后又失去了鄙视自己的能力，我除了静候这场大混乱收场之外，别无他法。我常常满怀希望，常常又濒于绝望，我在混乱的对面又重新找到了自然和纯洁。每一个觉醒的人，真正觉醒了的人都要一次或多次穿过荒野走这条狭窄的小路——何必对别人谈这些话呢，恐怕是多此一举。

当朋友们对我不忠实时，我时常感到悲伤，却不是愤怒，并常常因而更坚信自己所走的道路。而我这些从前的朋友也完全有理由说，我从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诗人，现在则因自己的问题变得简直让人受不了。当时我早就不去考虑什么艺术趣味、什么个人性格等等问题了，那时我认为没有一个人理解我讲的话。朋友们责备我，说我的作品丧失了优美与和谐，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我只感到这些话可笑——对于一个判处了死刑的人，对于一个为生活而奔波于断垣残壁之间的人有什么优美和谐可讲呢？难道我已背叛了自己毕生的信念，根本就不是诗人了吗？难道我从事的全部美学活动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是呢？连这个问题也是无关紧要的。我在这次地狱之行的征途中所见到的大多是欺骗和无价值之物，也许这也是我的职务和才能所形成的错觉吧！当然，这也是微不足道的！而我曾经满怀虚荣和天真喜悦看作是自己使命的东西，也不复存在了。我看到更能挽救我的使命，早就不再是在诗歌、哲学或者任何其他专门史的范畴之内，它们只是给我心中留下了若干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和强大的东西，它们只是绝对忠实地保存了我还觉得有生气的若干东西。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上帝。——几年之后，当这种高度紧张和危险的时期过去之后，再看这一切便全然不同了，因为当时的内容和名称已经完全无意义，前天还是神圣的事，今天听来已经变得几近滑稽可笑了。

等到战争对于我来说也终于结束时，已是一九一九年春天了，我迁居到瑞士一个偏僻的角落，当了隐居者。由于我一生都热衷于研究印度和中国的智慧（这是我双亲和祖父母的遗产），而且我的新经历一部分也是用东方的形象语言加以表达的，因此常常有人称呼我是一个“佛教徒”，对此我只是一笑置之，因为从根本上看我对佛教简直是毫无所知。不过这么称呼我也有一些道理，其中隐藏着一点真理，这是我稍后才渐渐明白的。可以设想，倘若要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那么我一定会从内心深处渴望加入一个保守的宗教，例如儒教、婆罗门教或者罗马天主教。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渴望一种极端，而并非出于天生的亲缘关系，因为我不仅偶然生在虔诚的新基督教徒家庭，而且我的性情和本质很合于一个基督徒（至于我现在对基督教义有深刻反感，这是不相矛盾的）。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像反对其他别的宗教一样反对自己的宗教，因为他的宗教的本质告诉他，发展应比存在更加予以肯定。就这一意义来说，佛似乎也就是基督徒吧。

自从大战引起的那次变化以后，我对自己的诗人地位以及对文学工作价值的信念都连根拔起了。写作不再带给我真正的欢乐。但是一个人终究需要有欢乐的，我无论怎么困难也要求得到一点欢乐。我可以放弃生活中和世界上的一切正义和理性，我看得很清楚，没有这些抽象的东西世界也同样优美，但是我不能放弃一点点欢乐，相反我还要追求这一点点欢乐，它在我心中点燃起那一朵小小的火焰，给予我信心，使我想到从这朵小小的火焰里再重新创造世界。我常常从一瓶葡萄酒中寻找我的欢乐、我的梦幻和我遗忘的东西，它常常给予我很大的帮助，真应该赞美它。不过这是远远不够的。你看，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欢乐。我已经四十岁了，却突然开始学画。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或者将成为一个画家。但是绘画本身是一件美妙的事，它能使你更为快乐，更有耐性。绘画不像写字会沾一手黑墨水，倒是会沾上了红色和蓝色。我学习绘画也使许多朋友不高兴。我不予理睬——事情总是这样，但凡我做了一些自己感到需要的、幸福的和美好的事情，这些人总要不高兴。他们希望别人永远是原来的面貌，不允许有丝毫改变。可是我不接受，只要自己感到需要，我会常常改变自己的。

也有人对我作另一种责备，似乎也十分正确。他们指责我缺乏现实的感觉。他们说我写的诗、作的画都不符合现实。我写书的时候常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一本正确的书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且不尊重现实。我觉得现实最不需要人们充分去注意，因为现实存在自身就够麻烦的了，而要求我们注意和思虑更美好和更必要的事情，才是永远客观存在的。人们生活于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满意，如同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崇拜和尊敬现实一般，因为现实是一种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对于这种可怜的、令人失望和荒芜的现实，我们除了否定它之外，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我们显示了我们比这种现实更强有力。

人们屡屡指责我的诗歌中丧失了对现实的最普遍的尊敬，而在我绘画时，树都有脸，房子在笑或者在跳舞，在哭泣，但是那棵树究竟是梨树还是栗树，却多半看不出来。我必须接受这个批评。我承认，连我自己的生活也经常很像是一个童话，我时常看见和感到外部世界和我的内在世界是密切关联和协调的，我必须把它称之为有魔力的。

我还好几次做了傻事，例如有一次我对著名诗人席勒发表了一些无伤大雅的言论，因而立即招致南德全部九柱戏球俱乐部发表声明，骂我是神圣祖国的亵渎者。不过现在我已学乖，多年来再也不发表任何有渎圣贤和惹人恼怒的言论了。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进步。

由于目前这种所谓的现实对我来说毫不重要，由于过去常常像现在一样充满在我内心，而当前却似乎无限遥远，所以我也不能够像多数人那样，把未来和过去作截然的分割。我常常生活在未来之中，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把我的传记结束在当前的日子，而是听任它安宁地继续向前进行。

我将简要地叙述我一生的轮廓。迄至一九三〇年我写了一些著作，目的是为了以后永远放弃这个行业。问题在于我是否算作一个诗人。两位用功的年轻人在两篇博士论文中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给予解答。其结果就是对当代文学作了谨慎的观察，发现造就诗人的那种液体在当代还只是处于极其稀薄的状态，于是在诗人和文学家之间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由于这一客观鉴定，导致这两位博士学位申请者得出完全对立的结论。有一位青年是比较有同情心的，他认为这等可笑而浅薄的诗实在算不上是诗，同时作为赤裸裸的文学也实在没有存在价值，至于今天还称之为诗的那些东西，还不如让它们静静地死去！另一位青年是一个诗歌的绝对崇拜者，即使在极其稀薄的状态下也同样崇拜，因此他的意见是，谨慎小心地评价一百个非诗人，也比不公平地错误判断一个真正诗人为好，因为他可能有一滴真正巴那萨斯(3)的血。

我先是主要从事于绘画和研究中国魔术，但尔后几年中又渐渐沉浸于音乐之中。我晚年的野心是想写一部歌剧，其中要写的人生很少有所谓的真实性，对这种真实性甚至还要加以嘲讽，还要把它的永恒价值当作画像、当作随风飘扬的服装来加以显示。我经常近乎以魔术来解释人生的，我从来也不是一个“现代人”，而且常常把霍夫曼的《金罐》，或者甚至是《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当作较之所有世界史和自然科学史（更确切地说，我也时常从这些书中读到极为吸引人的寓言故事）更有价值的教科书。现在我又开始了一个生活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发展和区别一个完整的、又有充分差别的性格已经毫无意义，代替它的课题是，让有价值的自我重新在世界中沉沦</a>，同时面对暂时性让自己列入永恒而超越时代的秩序中。要表达这种想法或者表达这种生活气氛似乎只有用童话方式才可能实现，而我认为歌剧是童话的最高形式，这大概是因为我不再真正相信那种遭到滥用和濒死的语言具有语言魔力的缘故吧，不过音乐在我眼中仍是一棵生气勃勃的树，它的树枝上今天也能够结出天堂的果实。我想在我的歌剧中写出我在已往的文学著作中从未完全成功地表现过的东西：我要给人类生活带来高尚和喜悦的意义。我将赞美大自然的纯洁和无穷无尽，并表现它的全部过程，表现它如何从不可避免的烦恼而强迫转向内在精神，转向远隔的相对极，同时开朗、轻松和完美地表现生活如何在自然与精神这一对相对极之间颤动，如同表现一道粲然的长虹。

可惜我从未能完成我这部歌剧。它的遭遇和我的诗歌的遭遇一模一样。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诗歌，因为我看到《金罐》和《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把我认为值得一讲的重要东西，早已比我能做到的清楚一千倍地讲明了。我的歌剧情况也同样。正当我花了好几年工夫把音乐上的许多问题研究清楚，歌词草稿也大部完成之后，当我再次尽量深入地推敲这部著作的意义和内容时，我突然觉察到，自己这部歌剧实在没有可追求的，因为《魔笛》(4)中早就美妙地解决了我要追求的一切。

于是我把这件工作搁置一边，又全心全意地转向实际的魔术实验。如果我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已经落空，如果我的能力既及不上《金罐》，更比不上《魔笛》，那么我生来只好当一个魔术师了。我早就充分探讨了《老子</a>》和《易经</a>》中的东方道路，为了能够确切地认识所谓现实的偶然性和可变性。现在这种现实已通过魔术而成为我的思想，我必须承认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多快乐。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我并不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人们称之为白色魔术的那个迷人的花园里，而且也每每把我身上那朵生动的小小火焰引向黑色魔术那一边。

当我年逾七十高龄时，有两个大学</a>才刚刚授予我荣誉博士的光荣称号，我却因为用魔术引诱一位年轻小姐而受到法庭审判。我在监狱中请求允许自己绘画，得到了批准。朋友们给我送来了颜料和画具，于是我在狱室的墙上画了一幅小小的风景画。就这样，我再度回到了艺术世界，我曾作为艺术家体会过一切沉船的滋味，却丝毫不能阻挡自己再一次满饮这一杯香甜的美酒。我又像一个玩耍着的孩子，在自己面前筑起一座小小的可爱的游乐世界，让自己的心从中得到满足，我再度抛弃一切智慧和抽象，而探索创造万物的原始喜悦。于是我又开始绘画，我调和颜料，我浸润画笔，我再度怀着狂喜汲饮所有这些无穷无尽的魔术：我把色调明朗快乐的朱红色，把丰满纯净的黄色，把深刻动人的蓝色，把这一切色调混合的音乐溶入最遥远、最浅淡的灰色之中。我幸福而孩子气地从事我的创造游戏，就这样在我牢房的墙上绘了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几乎包含了我一生中所有使我得到欢乐的东西，有河流、山谷、海洋和云彩，还有正在收割的农民以及其他许多我喜爱的美好事物。这幅画的正中还有一条小小的铁路向外延伸，它往上伸向一座山峰，尽头处就像苹果里的蛀虫似的钻进了山里，火车头也驶进了小小的隧道，从那拱形洞口处冒着一股烟雾。

我的游戏从未像这一回使我如此入迷。我忘乎所以地回到艺术中去，不仅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犯人、被告，除了终身监禁外看不到还有其他前途，我甚至常常忘记自己的魔术练习，当我用一支细小的笔画出一棵小小的树、一朵淡淡的云彩时，便觉得魔术师的职业我已经厌烦了。

与此同时，我在事实上已经把所谓现实完全破坏了，我的一切努力，我的梦想受到嘲讽，并且一再遭到毁灭。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唤我，在监视之下把我带到非常可憎的地方去，那儿，在一摞摞纸张中间坐着些非常可憎的人，他们质问我，他们不愿意相信我，他们粗暴地呵斥我，一忽儿像对待一个三岁儿童，一忽儿又像对待狡猾的犯人似的对待我。人们想要认识这个由办事处、纸张、公文所组成的奇特的、真正地狱一般的世界，并不需要当被告。在人类不得不以奇怪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一切地狱中，这一个地狱在我看来是最可怕的。只要你想迁居、结婚，想申请护照或者户籍本，你就站在这个地狱之中了；你必须在这缺乏空气的纸张世界中度过许多不愉快的钟点，你不得不受到那些无聊的、却又匆忙而可憎的人们的盘问、呵斥；你发现，连那些最简单、最真实的陈述也得不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会像对待一个顽童，或者对待一个犯人般的对待你。是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若是没有我的画具不断安慰我，满足我，若是没有我的图画、我的美丽的小风景带给我新鲜空气和生命，我早就在这个纸张的地狱里窒息与枯萎了。

有一次我正站在狱中这幅画前时，看守又送来了那无聊的传票，要把我从幸福的工作中拉开。那个时期，我对世上一切繁忙活动和整个蛮横而无聊的现实感到非常倦怠，甚至有点儿厌恶了。我觉得当时正是结束我的苦恼的时候。如果不许我清清静静地玩我的纯洁无辜的艺术家游戏，那么我只能献身于我一生中曾为之服务了那么多年的那种更严肃的艺术了。没有了魔术，这个世界便会是不堪忍受的。

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准则，屏息一分钟，然后把自己从现实的幻觉中解救出来。于是我和蔼地请求看守们稍候片刻，因为我必须登上我画中的小火车去察看察看。他们像惯常那样笑了，认为我已神经错乱。

这时我变小了，走进了我自己的画中，我登上那列小火车，和它一起钻进了黑色的小隧道中，片刻间还可以看到从那圆洞里冒出白色的烟雾，但是一转眼就不见了，而那整幅画连同我本人也都无影无踪了。

看守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 * *

(1)　《圣经》中摩西十诫之第四诫，要求孩子孝敬父母。

(2)　dagesch，希伯莱语；forte implicitum，拉丁语，均为“重读”之意。

(3)　巴那萨斯，古希腊中部山名，相传系司文艺的缪斯女神所居之处，常用以象征诗人。

(4)　《魔笛》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