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三位直接继承者_草原帝国

1．成吉思汗</a>儿子们的封地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在他生前时每人就已经接受了一份兀鲁思（一定数量的部落）和一块“禹儿惕”，足以维持这些部落放牧的领地。 〔1〕 随之产生了“引主”，即一份与宫廷和奴仆们开支相应的税收，其中包括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伊朗的臣属地区内定居民所上交的赋税。 〔2〕 这里把牧民们的牧场，即突厥-蒙古大草原看成是惟一可分财产的看法是正确的说明。北京和撒麻耳干周围的农耕地区仍属于帝国领土。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他们之中瓜分地盘时从未想到要把定居民所在地区算在内，相应地，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突厥斯坦可汗或波斯苏丹。要成为上述统治者的继承人的这种想法是从1260年起才开始萌发的，对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来说，这种想法是完全陌生的。确实，在他们心目中，对草原的瓜分绝对不会引起对成吉思汗帝国进行瓜分。这种分封将在“封地联合”之下继续保持着兄弟间的和谐。然而，正如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游牧的规律，对可汗绝对权威的不重视，国家是属于整个王室，而不是属于他本人的。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 〔3〕 在其父之前6个月去世（约1227年2月），死于咸海以北的草原上。尽管成吉思汗从未以他的可疑出身公开地反对过他，但父子之间</a>的裂痕在接近后期时已经很深了。1221年4月夺取玉龙杰赤（术赤参加了这次战争）之后，在1222年至1227年期间，术赤就隐退到图尔盖和乌拉尔斯克的封地上，再没有参加过他父亲发动的战争。这种莫名的隐退使征服者感到不安。他开始怀疑他的长子是否在阴谋反对他。术赤的死很可能避免了父子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

术赤的一个儿子拔都继承了对其父封地的管辖权。在蒙古传说中，拔都被描绘成一位明智而高贵的王子（他得到“好汗”的雅号），罗斯人称他是残忍的征服者。后来他以成吉思汗家族首领的身份，在争夺帝国王位所产生的争吵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争吵中，他的形象是“拥立大汗者” 〔4〕 。同时，相对而言他的年纪较轻，他父亲的去世和对其家系合法性私下所产生的疑点都使“术赤家族”在帝国事务中仅仅起着不明显的作用。然而，按蒙古法律的核心，即长子领地是在离父亲驻地最远之处，术赤家族面向欧洲，形成了蒙古帝国的攻击翼。属于术赤家族的地区是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以西直到“蒙古马蹄所及之处”的草原，即谢米巴拉金斯克、阿克摩棱斯克、图尔盖、或阿克纠宾斯克、乌拉尔斯克、阿台和花剌子模（希瓦），再加上期望从钦察人手中夺取伏尔加河以西的全部征服地，这是在者别和速不台远征时就已预计了的掠夺物。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 〔5〕 （死于1242年）受征服者之命管理札撒和负责蒙古纪律，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严厉法官，是成吉思汗法典的严谨执行者，他还是一位习惯于军队生活的好战士，但他有点缺乏想象力。当他的父亲任命他的弟弟窝阔台继承最高汗位时，他没有表示异议。察合台得到的封地是原喀喇契丹国［西辽］所在的草原，即从回鹘地区到西方的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因此基本上包括了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楚河上游和怛逻斯河流域。他还得到了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不过应该记住，这些是定居民族的地区，在河中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是由大汗委派的官吏直接管理。根据长春真人的记载证实，察合台常驻地是伊犁河南岸。

成吉思汗的 〔12〕 按《元史》卷二和《圣武亲征录</a>》记：“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祮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应该是百分之一。——译者

〔13〕 梅拉书（IX，132）。野蛮的蒙古人可能比他们的中国顾问的目光更敏锐，至少是在涉及到他们利益的地方。窝阔台要派穆斯林小队到中国，又把远东的小队派到西方。耶律楚材劝阻他，在战斗中，长途行军使军队疲惫不堪。经50年之后，远东的蒙古人成了中国人，而西方的蒙古人成了突厥人或波斯人（参考梅拉书IX，212）。

〔14〕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 〔80〕 参考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 〔86〕 卢布鲁克对聂思托里安教的偏见使他产生了一些误解，尽管如此，撒里答信仰该教已得到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基拉罗斯的证实（《亚洲杂志》I，1858年，459）。卢布鲁克对这位聂思托里安教士的一无所知的报到已被马可·波罗一家所证实，当忽必烈要求派天主教学者到北京，使他的宫廷具有真正基督教思想时，他对波罗一家发表了同样的讲话。

〔87〕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 〔90〕 Tui nan或Tuin一名，卢布鲁克和西方使臣们用来指佛教僧侣，该名肯定是来自中文的“道人”，即该道上的人，涉及到“沙门”（出家人）。

〔91〕 比较海顿和尚的称谓（《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I，148—150），参看“Changius Can, empereor par leandement de Deu ［sic］”。

〔92〕 卢布鲁克可能未与海顿相遇。《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记卢布鲁克“听到了阿美尼亚国王的消息。他已于11月底经过这里……。”何高济译本第313页记“我已骑行了二十二天时，得到亚美尼亚王的消息。他在八月末经过那里，去见撒里答。”《海顿行纪》上未提此事。从两本游记来看，都未记载他们的相遇。——译者

〔93〕 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636。

〔94〕 札儿里黑，突厥语Yarligh，蒙古语jarliq，即帝国敕令。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292页。

〔95〕 海顿和尚的《亚美尼亚文献》III，164—166；参考基拉罗斯《亚美尼亚史》载《亚洲杂志》（1833）第279页和I（1858年）463—47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529。顺便说，它可以用来更正亚美尼亚史家们无意中产生的某种倾向性的陈述。蒙哥反哈里发王朝的计划纯属政治性的。他对伊斯兰教也毫无敌意。相反，正如志费尼所证实的那样，他以听取基督教徒，或者其他宗教徒同样尊敬的态度听取穆斯林教士们的意见。于是，正是在1252年贝拉姆宴会上，忽毡的大法官贾马阿丁·马合木到他的斡耳朵来诵读了祈祷文，“蒙哥让他反复诵读了许多遍，并给穆斯林们很多礼物。”

〔96〕 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168。

〔97〕 在使用Qubi一名称呼成吉思汗的副手之后，我特意用Kui一名称呼忽必烈王子，并非因为这两名称有什么本意的区别，而是避免读者混淆。

〔98〕 多桑记述，在窝阔台去世时（1241年12月），蒙古人占据成都。《通鉴纲目》记载，1252年，蒙古人重新掠夺成都，证明蒙古人未能有效地占领过成都。

〔99〕 参考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52图。

〔100〕 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77页（201），在波斯语中写成Uriankqadai。

〔101〕 参考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5年）第1—7页；《南诏野史</a>》。

〔102〕 梵语“大王”之意，这是大理国王原有的称号。——译者

〔103〕 《元史》记是宣抚使。——译者

〔104〕 云南的统治——与原王朝的统治并存——被委给成吉思汗的宗王们，其中有忽必烈之子忽哥赤，以及秃忽鲁和也孙铁穆耳（忽哥赤之子）。关于蒙古人在云南实行的政策和他们作为王室辅助人员与从前的大理王们成功的合作途径，参看沙畹上引文，第7、31页和《南诏野史》。

〔105〕 参考沙畹上引文，第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