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成吉思汗_草原帝国

1．12世纪的蒙古

12世纪末期的亚洲地图是：中国被分裂为二，南部是中国人的宋朝，以杭州为都；北部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王国（或称金朝），以北京为都。在中国西北部，即今鄂尔多斯和甘肃，是与吐蕃人有姻缘关系的唐兀惕人建立的西夏国。在塔里木河西北，从吐鲁番到库车居住着回鹘突厥人，他们是具有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文化的、文明化的突厥人。楚河一带的伊塞克湖地区和喀什噶尔形成了喀喇契丹国，喀喇契丹人是一支具有中国文化的蒙古种人。河中和几乎整个伊朗属于花剌子模的苏丹们，他们是具有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波斯文化的突厥种人。在他们以西，穆斯林亚洲的其余地区在报达 〔1〕 的哈里发、叙利亚和埃及的阿尤布王朝的苏丹们（他们是具有阿拉伯文化的库尔德人）和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们（他们是明显具有伊朗文化的突厥种人）之间瓜分了。

以上是定居人民的亚洲。其北部以外，在西伯利亚-蒙古边境上，在向着阿尔泰山、杭爱山和肯特山延伸的戈壁滩北部草原上，漫游着无数仍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他们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三个种族：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种族。大多数中亚游牧部落尽管有语言上的差别，但是，由于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给到过该地区的所有游人留下了种族类似的印象。格纳德对他们的描述，与阿米安努斯·马尔克里努斯、卢布鲁克的威廉以及中国编年史家们的记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阔脸、扁鼻、高颧骨、细眯眼、厚嘴唇、稀疏胡须、粗糙的黑发，被日光、风、霜染成的黝黑皮肤，五短身材，弓形脚支撑着粗壮笨拙的身躯”。 〔2〕 这些世代相传的匈人（或蒙古人）的画像并非与爱斯基摩人或法兰西喀斯的农民的画像不同；因为生活在风沙弥漫、冬季严寒和夏季连续几周酷热的旷野上，使任何民族都变得强悍，足以抵御这种恶劣和不宜生存的环境。

这些部落中的大多数部落的真实位置难于精确的确定，只能估计他们的可能位置。

突厥-蒙古种族中主要民族之一的乃蛮人似乎居住在今天的科布多地区和乌布萨泊郊区，向西直至黑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向东直至色楞格河上游。“尽管它的部名似乎是蒙古语的（意为八），但其官号系统是突厥语的，乃蛮人很可能是蒙古化的突厥人。” 〔3〕 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皈依了聂思托里安教。《世界征服者史》甚至告诉我们说，聂思托里安教徒占大多数，还说在13世纪初期乃蛮王的继承人、著名的屈出律是在聂思托里安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4〕 不过，《秘史》表明，萨满在乃蛮人中仍享有同等的影响，因为在战时他们能乞求风暴和自然力的帮助。乃蛮人曾向他们在南方的邻居回鹘人借用了文化诸要素。13世纪初，乃蛮王任用回鹘族学者塔塔统阿（汉译名）作为他的掌印官兼文书，因为回鹘突厥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自然，中国（当时指女真或者说金朝的中国）也对他们施加权威，这一点由成吉思汗</a>时期的乃蛮王具有“塔阳”之号明确地得到证明：该号与汉字的“大王”一词 〔5〕 有联系。前一代乃蛮王（塔阳之父）亦难赤必勒格死后留下了可怕首领的名声。 〔6〕

乃蛮人以北，在叶尼塞河上游分布着突厥族的黠戛斯诸部落，其酋长取亦纳勒称号。大约920年他们在契丹人的一次攻击中被赶出了鄂尔浑河上游地区之后，在历史上没有进一步发挥作用。

与乃蛮人争夺权利的是克烈人（kerayit） 〔7〕 ，他们的确切位置只能大概地得到认定。 〔8〕 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该部在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和翁金河与土拉河流域，即今赛音诺颜境内。据另一些学者的看法，乃蛮人的位置还要向东移，直至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起开始属克烈部境。克烈人通常被看成突厥人。“蒙古起源的传说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他们，很难说克烈人是受到突厥强烈影响的蒙古人，或是已经蒙古化了的突厥人”。无论如何，许多克烈人的称号是突厥语的，脱斡邻勒（Togrul）与其说是一个蒙古名，不如说是突厥名。 〔9〕 根据叙利亚编年史家巴赫布拉攸斯所记的情况来看，克烈人被认为在公元1000年后不久就皈依了聂思托里安教。据说，克烈汗 〔10〕 曾在草原上迷途，得到圣·薛儿吉思的引导方才脱险。在当时碰巧留在克烈人境内的基督教商人们的鼓动下，他要求呼罗珊的莫夫主教伊伯杰苏前来，或者是派一位牧师来给他和他的部民们施洗礼。伊伯杰苏写给报达总主教约翰六世（死于1011年）的信——该信注明年代是1009年，巴赫布拉攸斯已引用 〔11〕 ——中说</a>，20万克烈部突厥人与其汗一起受洗礼。12世纪的克烈王室成员仍沿用基督教人名，这一事实将成为欧洲“普勒斯特·约翰” 〔12〕 传说中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与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有关。 〔13〕 在成吉思汗时代前两辈的克烈部汗自称马儿忽思不亦鲁 〔14〕 ，他像塔塔儿人（当然还有北京的金朝皇帝们）一样，似乎也想得到东戈壁的霸权。但是，他被塔塔儿人打败，并引渡给金朝，被钉死在一只木驴上。据说，他的遗孀策划暗杀了塔塔儿汗，替他报了仇。马儿忽思留下了两个儿子，忽儿察忽思（与其父一样也有一个基督教名字）和菊儿罕，忽儿察忽思继承了汗位。他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人脱斡邻勒登上克烈王位。脱斡邻勒面临着与叔叔菊儿罕斗争的必要性，菊儿罕得到乃蛮王亦难赤的支持，暂时把脱斡邻勒赶出其国。然而，由于得到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酋长也速该的支持，脱斡邻勒在这一角逐中获胜，轮到他把菊儿罕赶走了 〔15〕 。

1199年，当脱斡邻勒在北京金王朝的帮助下，并以金朝的名义打败塔塔儿人时，短时期内他成为蒙古最强大的统治者。金朝以中国称号“王”来封这位克烈部酋长，由此树立了这位克烈首领的权威。历史上正是以“王罕” 〔16〕 ——中国的王和突厥的罕——这一双重的头衔而记载他。成吉思汗是作为王罕的藩属而崭露头角的。

克烈部以北，在贝加尔湖南岸的色楞格河下游，居住着篾儿乞人 〔17〕 ，他们属突厥种或者是蒙古种人，在上述故事发生的过程中，他们中出现了基督教徒。 〔18〕 篾儿乞人以北，在贝加尔湖西岸居住着翰亦剌惕人，他们属蒙古种民族（该名在蒙古语中意为“同盟者” 〔19〕 ）。

满洲北端，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之间的“口袋形”地区内，居住着属通古斯种的肃良合人，其后裔高丽人（Solon）今天仍居住其地 〔20〕 。再朝南，塔塔儿人漫游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南岸和捕鱼儿海［贝尔湖］附近，直到兴安岭。伯希和认为，不像人们长期认定的那样，塔塔儿人属通古斯族，而“明显地是说蒙古语”。塔塔儿人有时联合成“九姓鞑靼”，有时联合成“三十姓鞑靼” 〔21〕 ，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突厥碑文中已经提到他们。甚至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已经住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下游地区 〔22〕 。12世纪的塔塔儿人已经成为令人害怕的武士，加入了最勇猛民族的行列。在满洲方向，他们对汉化通古斯人的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抱着从西北部侧击塔塔儿人的想法，北京朝廷支持成吉思汗早期的活动。

真正的蒙古人 〔23〕 ，从狭义上讲，该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他们在今外蒙古东北 〔24〕 ，在鄂嫩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怯绿连］河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随着成吉思汗的出现而将“蒙古”一名称给予了整个种族的这些部落出现以前，历史上早就记载了那些几乎可以肯定是说蒙古语的各民族的存在，正像在突厥人崛起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说突厥语的各民族一样。于是有人提议，在说蒙古语的民族中，我们应该追溯到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柔然和焥哒人，以及欧洲的阿瓦尔人（6至9世纪）。还应该承认，8至12世纪时期在历史上起着很大作用的契丹人也是说一种蒙古方言，然而，由于与通古斯语接触，已经强烈地腭音化。 〔25〕 尽管在这些前蒙古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建立过广泛的统治，但是，没有一支取得像真正的蒙古人（或者说成吉思汗的后裔）那样的世界性的名声。

据拉施特哀丁收集的蒙古传说，蒙古人在很早时期被突厥人打败，只得逃到额儿古涅昆山区避难。波斯史家们估计在大约9世纪时，蒙古人的祖先们已经从额儿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和斡难河［鄂嫩河］平原。同样的传说还记载了关于神话中的女祖先阿兰豁阿的故事。据说，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感天光而怀上了尼鲁温蒙古人的祖先。最后，传说中认为尼鲁温蒙古人的孛端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

12世纪，蒙古人分成许多兀鲁思，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兀鲁思一词表示部落和小民族两个意思。 〔26〕 这些独立部落之间互相争斗，并与他们的邻居，特别是塔塔儿人交战。成吉思汗出身的家庭是属于孛儿只斤氏族（斡孛黑）和乞颜分族（牙孙）。 〔27〕 后来，成吉思汗成功以后，蒙古部落根据是否与乞颜族有关系而分为两支，这一做法已成习惯。有关系者由光之子尼鲁温，或者说由纯种蒙古人组成；无关系者纳入都儿鲁斤族，他们享有低一等的血统。尼鲁温族中有泰赤乌惕部（Taijgot，Tayichi''ut，或Taiji''ut, 〔28〕 他们似乎稍微远离蒙古主体，居住在更北面，在贝加尔湖以东）、乌鲁尔德部（uru''ud）和忙古惕（Manqud）部、札只剌惕（Jajirat或Juirat）部、巴鲁剌（Bar或Ba）部、八邻（Ba''arin）部、朵儿边（D?rben，今杜尔伯特Dorb?t）部、散只兀惕（Saljigut或Salji''ut）部、哈答斤（Qadagin, Qatagin或Qatakin）部；在都儿鲁斤族中有阿鲁剌惕（Art或Ad）部、伯牙吾惕（Baya''ut）部、火鲁剌思（Qor或Qo）部、速儿都思（Suldu）部、亦乞剌思（Ikir?）部、弘吉剌惕（Qongirat或Qngirat，Qongarat, Qongrand）部。弘吉剌惕部似乎更朝东南方， 〔29〕 在兴安岭北面、塔塔儿境附近漫游。 〔30〕 札剌儿部（Jir）通常被列入蒙古人之中，人们认为该部或者是分布在希洛克河和色楞格河合流处的南面，或者是在鄂嫩河（斡难河）附近，札剌儿部可能是降为蒙古人藩属的一支突厥部落，并且被当时传说中的蒙古英雄海都的蒙古人同化。 〔31〕

从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上看，在12世纪末期，他们从理论上可能已经区分为草原畜牧部落和森林渔猎部落。在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蒙古人的家确实是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不远处是沙漠）和北部的森林地带之间的马背上。格纳德认为，最初的蒙古人不是草原民族，而是来自森林山区的民族，“他们的森林起源可以从他们大量使用的木制车上看出来。甚至今天的蒙古人也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用木制的小桶而不用皮袋子。”草原部落，特别是游牧的部落，为追逐草场而作定期迁徙，在停留之地支起法国人（不正确地）称为“禹儿惕”的毡制帐篷。森林部落住在用桦树皮搭的小棚里。

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发现畜牧部落——两种民族中较富裕者——是由一个很有权势的贵族阶级领导，他们的首领往往带有下列称号：巴哈秃儿或巴阿秃儿（baghatur或ba''atur，即勇士）和那颜（Noyan，领主），薛层或薛禅（Sechen或Setsen，蒙古语：贤者），必勒格（bilg?，突厥语：贤者），太子（t''ai-tsi或taishi，汉语：王子）。符拉基米尔佐夫写道“这个贵族阶级中的巴阿秃儿和那颜们首要关心的事情是发现牧场和保证必要数量的依附者和奴隶，以照看他们的牧群和帐篷”。 〔32〕 这个贵族阶级统治着以下社会各阶层：武士或亲信，他们是有一定自由的人或那可惕； 〔33〕 平民（哈剌抽）；最后是奴隶（孛斡勒）。奴隶集团不仅包括单个奴隶，还包括成为战胜部落的臣仆或奴隶的战败部落，他们为主人看管牲畜，战时也作为辅助军出征等等。

也是根据俄国的蒙古问题专家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在森林狩猎人的部落中，贵族阶级未享有在草原游牧民中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指出，森林部落主要是处于萨满的支配下。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当萨满们将王室地位与魔力结合起来时，他们取得了别乞的称号。 〔34〕 在成吉思汗时代，斡亦剌惕部和蔑儿乞部的首领们确实拥有别乞称号。 〔35〕 在所有的突厥-蒙古种民族中，萨满或巫师（古突厥语称昆木，蒙古语称孛卡和萨满，通古斯女真语的汉译名萨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36〕 萨满阔阔出在成吉思汗帝国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将在后文叙述。

上述区别实际上远不如牧人和林中百姓这两个名词所引出的区别明显。例如，在蒙古人中，泰赤乌惕部属森林狩猎者，而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出生在一个牧民部落，此外，所有的突厥-蒙古人都是一种或另一种的狩猎人；林中百姓甚至在隆冬季节（这时他们穿上木或骨制的滑冰板） 〔37〕 也要猎取用来交换的貂鼠和西伯利亚松鼠，而畜牧者在无垠的草原上用套索、弓箭追逐羚羊和捕捉鹿。草原贵族则用猎鹰狩猎。随游牧环境的变迁，一个氏族可以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另一种。成吉思汗年轻时，他的父系亲属们夺取了他父亲的牧群，在他能够在马群和羊群中逐渐发迹之前，他同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一起过着悲惨的渔猎生活。

总的来说，森林部落似乎更加野蛮，除了通过游牧民的隔离地，他们无法与文明生活接触。游牧民由于接近中戈壁的回鹘人、辽河畔的契丹人、或北京的女真人而受益。虽然他们没有城市，但是在迁徙过程中出现了帐幕群阿寅勒。竖在轮车（合剌兀台·帖儿坚qara''utai tergen，或合撒黑·帖儿坚qasaq-tergen 〔38〕 ）上的毡帐围成圈（古列延） 〔39〕 ，或暂时的聚集群——未来城市的萌芽 〔40〕 。人种史研究者注意到从森林蒙古人的简陋小棚到游牧民的廓尔（或称毡帐）的进展。毡帐易于折叠和撑开，在13世纪成吉思汗国的大汗们时，毡帐变得如此宽敞、舒适，还有带绒毛的皮毛地毯，以致它成为真正的旅行宫殿。然而，自近代蒙古人衰落以来，廓尔也退化了，它不再有13世纪时用来通气、排烟的小气管 〔41〕 。

最后，蒙古民族中森林狩猎者与草原游牧民之间的区别可以从两种主要的营帐群上看出来：（1）像刚才描述的廓尔，或称圆形毡帐，它需要大量的杆和木条，表明了该族人曾住在森林地带内。（2）低矮、宽大的羊毛毡，即迈克罕（maikhan），对于生活在无林木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容易建造。在成吉思汗时期，毡帐常常架在车上，便于运输——至少是在平原上——使真正的“游牧城市”的移动成为可能，这种运输方式现已消失。 〔42〕

然而，如果把到12世纪时期的蒙古与9世纪的蒙古相比较的话，那么，在文化上肯定是衰退了。突厥人，主要是回鹘人，在鄂尔浑流域统治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了农业中心。 〔43〕 随着他们于840年之后被黠戛斯人所取代，这一地区回复到草原生活。鄂尔浑河畔的突厥或回鹘碑文给人以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印象 〔44〕 ，这种印象在成吉思汗史上不再感觉到。840年，黠戛斯对鄂尔浑河地区的占领窒息了由摩尼教徒们带来的叙利亚-粟特文明。黠戛斯人于920年被赶走，使这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如上所述，回鹘人拒绝返回鄂尔浑河畔。能够渗入蒙古的很少的文化是来自这些回鹘人，他们已在地处更南方的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和吐鲁番定居，沿着这条道还传来了聂思托里安教。但是，正如卢布鲁克的记载所指出的那样，在蒙古，聂思托里安教在与萨满教争夺蒙古首领们的精神世界时，正是聂思托里安教几乎倒退到了萨满教的水平上。

2．蒙古人中统一的初次尝试

在传说中谈到，真正的蒙古人也许在12世纪以前时就有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国家（ulusirgen）的初次尝试。据说一位名叫海都的蒙古首领因击败敌对的札剌儿部而出名，并开始把属于不同部落的一些家族看成是自己的属部。 〔45〕 正是海都的曾孙合不勒 〔46〕 已经享有合不勒汗的王号，《秘史》中记，他是死后才获得合不勒汗号的 〔47〕 。他是〔129〕 成吉思汗羞愧地恢复了哈撒儿的荣誉和称号，只是夺走了他的少部分人。

然而，萨满阔阔出仍竭力想控制王室。转而对付成吉思汗的幼弟，公开侮辱他。成吉思汗的妻子、明智的孛儿帖提醒她的丈夫：“你今见在，他晃豁坛人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尔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马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这次成吉思汗醒悟了，允许铁木哥除掉这位巫师。行动非常果断。几天后，当阔阔出与其父蒙力克前来拜见成吉思汗时，铁木哥掐住了他的脖子，成吉思汗命他们出廷帐解决。阔阔出刚出大汗营帐，在成吉思汗默许下，铁木哥布置的三个卫兵折断了他的脊骨，以不流血的方式处死了阔阔出。蒙力克在知道儿子死后，没有退缩，“呵，大汗，在你为大汗以前我效劳于你良久，我将一如既往……。”成吉思汗任命八邻部的长老兀孙取代阔阔出为别乞，他“骑白马，著白衣”，是一位稳重而伟大的萨满。 〔130〕

这样，草原上两个毡帐内部发生了一场实质是宗教与国家、巫师与大汗之间的斗争。然而，当大汗实际上是在这位巫师的背部给予一击时，这种斗争突然结束了。

8．新兴的蒙古帝国：国家与军队

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但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 〔131〕 ，其中或多或少杂有祆教和中国文化的成分。大汗是神的表现，神仍是腾格里（即天或天神）。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国的天，更不用说像伊朗人的阿马兹达神了。成吉思汗的所有子孙们，无论是在远东没有完全中国化者，或者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和俄罗斯没有完全伊斯兰化者，都宣称他们是腾格里（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他们的统治是腾格里的统治，反他们就是反腾格里。

成吉思汗本人似乎特别崇拜耸立在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上的神。在他发迹之初，当他从劫持了他的妻子的蔑儿乞人中逃脱（多亏了他的骏马）时，他就是到这座山上避难的。他像一位朝圣者一样立即爬上山。按蒙古习惯，他首先脱帽和解下腰带搭在肩上，以示顺从，然后跪拜九次，并用乳酒（即牧民的酒，是马奶发酵制成）作奠祭仪式。同样，以后在他发动进攻北京金国的大规模“民族”战争之前，他又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重复这一朝圣，以同样恳求的态度，他解下腰带搭在脖子上，祈祷说：“呵长生天！我已武装起来，要为我的祖先们所流的血报仇，金人辱杀他们，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拉施特记下了这些话。其他史籍表明，在出征前夕他将自己闭于帐中，三天独自与神在一起，在他周围的人不断祈祷“腾格里！腾格里！”〔135〕 。在这些新事物中可以觉察出总理公署的萌芽。从1206年起，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是塔塔儿人，自幼由成吉思汗及妻子孛儿帖收留和抚养长大。失吉忽秃忽负责用回鹘字写蒙古语音以记录审判的决议和判决，掌管表明蒙古各贵族中居民分配情况的花名册，被称为“青册”。初期的这些工作导致了实用法典的产生，其次是产生了家系手册，或用伯希和另有的说法：“蒙古的多齐埃种类”。 〔136〕

成吉思汗后裔的“札撒”（yasaq） 〔137〕 ，字面意思是“规章”或“公共法典”，其初本（或帝国大典）定于120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上。通过札撒，得到天助之力的大汗对其人民和军队实施了上天制定的严格的纪律（民和军的范畴很难区分）。法典确实严厉：谋杀、盗窃、密谋、通奸、以幻术惑人、受赃物者等死。违令行为不论军、民都按公共法典与犯罪同样论罪。札撒既是民法典又是行政法典：是管理社会的实用的纪律。在法学领域内由成吉思汗“名言”或“箴言”（必里克）组成，这些箴言像札撒一样未能流传下来。

蒙古纪律产生的结果令西方旅游者吃惊。1206年的库里勒台之后大约40年左右，方济各会传教士普兰·迦儿宾从蒙古回来后写道：“鞑靼人（即蒙古人）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更加服从自己的统治者，甚至比我们的牧师对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更顺从。他们非常崇敬长官，不对他们撒谎。他们之间很少互相争吵和谋杀。只有小的偷盗行为。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丢了他的牲畜，拾者可能会物归原主，绝不会纳为己有。他们的妻子很守节，甚至在她们尽情欢乐时也是这样。”如果有人将这幅图画与成吉思汗征服前夕蒙古境内的混乱状况相比较，或者与今天蒙古人的道德水平相比较，将会惊叹成吉思汗札撒给蒙古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 〔138〕

居于社会结构最高层的是成吉思汗家族：以大汗为首的黄金氏族（altan uruk），大汗的儿子们是王子（k?begün）。黄金家族在他们统治的被征服地区行使财产权，其方式与世界征服者的祖先们在他们小得多的草原故乡上实行的统治非常相似。划分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的牧地是未来成吉思汗诸蒙古汗国的萌芽。蒙古社会——或者说突厥-蒙古社会，因为成吉思汗从阿尔泰地区吸收了大批突厥部落——保留着贵族政治的特征。正是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所研究的古代“草原贵族”，即勇士贵族（巴阿秃儿）和部落首领贵族（那颜）， 〔139〕 继续统率和操纵着社会各阶层：战士（或称亲兵），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人（那可儿）；普通百姓，或称平民 〔140〕 ；最后是奴隶（乌拉干，孛斡勒） 〔141〕 ，按理他们由非蒙古人组成。符拉基米尔佐夫在此识别了封建社会所有的各社会集团，在不同阶层上，封建社会的各社会集团以对个人效忠的世袭纽带而联系在一起。

在军队中也有同样的封建等级。个人效忠的纽带将十夫长（阿儿班）、百夫长（札温）、千夫长（敏罕）和万夫长（土绵）联系在一起。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是由地位较高的那颜组成。在他们之下，军队的骨干是由自由人中的小贵族组成，他们取古突厥称号达干（蒙古语，答儿罕darqan）， 〔142〕 原则上，他们有权留下战争中掳掠的战利品和大规模狩猎远征中获取的猎物。顺便说，一些答儿罕是因其勇而擢升为那颜的。

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描述的那样，军队这一“贵族性的组织”有自己的精锐：大汗的护卫军。护卫军（怯薛）约由一万人组成。护卫军中的士兵原则上分值日班者（土儿合兀惕）和值夜班者 〔143〕 。此外还有弓箭手豁儿赤，或称箭筒士。“值夜班人数是800至1000，箭筒士是400至1000。值日班人数是1000。护卫军实际力量最后达到一万人。” 〔144〕 只有贵族和被称为答儿罕的、有特权的自由人集团的成员才能加入护卫军。护卫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地位在其他军队的千夫长之上。正是从这支护卫军中成吉思汗挑选了他的大多数将领。

原则上，蒙古军队分为三翼，按蒙古人习惯的方向、即向南展开。左翼军在东，最初由札剌儿部木华黎统率。中军由八邻部那雅指挥，还有察罕——成吉思汗像儿子一样收养长大的唐兀惕族青年——统率的上千名挑选出来的护卫军。右翼军由阿鲁剌惕部人博儿术统率。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军队的实际力量已经达到129000人。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左翼军有62000人，右翼军有38000人，其余则被分配给中军与后备军 〔145〕 。

蒙古军朝南的队列与它的出击目标是一致的，它朝南方各国呈扇形展开。出击的目标是左边的中国；中部是突厥斯坦和东伊朗；右边是俄罗斯草原。

这部史诗中的英雄、这位蒙古武士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赵孟汌画派的中国画家们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他的肖像，看了成吉思汗的传记史家弗南德·格纳德在游历了蒙古之后所作的描述，就像是看到了上述古代的一位大师展开的画卷：“在帐篷里，这位战士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穿着长筒毡袜和皮靴子，一件皮外衣长至膝盖以下。在战场上，他戴着皮制头盔，一直遮到后颈，穿着黑色皮条编织成的、坚固而柔软的胸甲。他的进攻武器是两张弓弩和两个装满箭支的箭囊，一把弯形马刀，一把短柄手斧，一把悬挂在马鞍上的铁钉头锤和一支能把敌人从马上拖下来的带钩的长矛，还有一条条有活结的马鬃绳。” 〔146〕

蒙古人与他们的战马形影不离。他们彼此之间确实有些类似；他们出生于同一草原，在同样的土地上和气候中成长，经受了同样的锻炼。蒙古人身材矮小敦实，骨骼大，体格结实，具有不寻常的忍耐力。蒙古马也是个小而壮实，体态不优美，“有强健的脖子和粗壮的腿，厚厚的毛，但是，蒙古马以其烈性、精力、忍耐力和平稳的步伐而令人惊叹。” 〔147〕 无疑，正是北方游牧民的这种战马在历史黎明时期已经使驯马的印欧人获得了优势，在古典古代末期，它驼着匈奴人征服了中国和罗马帝国。而今在中世纪，新的活力将把草原上的所有骑手推向北京、桃里寺［大不里士］和基辅的金色宫殿。

有关蒙古战术人们写得很多。有些人把它与腓特烈二世或拿破仑的战术相比较。在一些高级军事会议中拟定的战术，卡洪视之为天才的奇想。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术是匈奴、突厥人的古老战术：即长用不衰的游牧战术的完美形式，是从对耕地边缘的不断攻击中和从草原上举行的大规模狩猎中发展形成的。成吉思汗的传说转述了他的名言：“白天以老狼般的警觉注视，夜间以乌鸦般的眼睛注视。战时像猎鹰般扑向敌人。”鹿群耐心地潜近猎物教会了牧民们暗地里派出许多神不知、鬼不觉的探子去观察猎物或敌人。在狩猎中一排拍打器的使用教会了他们的拦截运动，这种运动使牧民能够从两翼包抄敌军，就像他们在大草原上拦截逃跑的野兽一样。

靠这支高度灵活的骑兵，牧民们给人们造成了从天而至和草木皆兵的效果，使对手还未交锋已仓皇失措了。如果对手固守阵地，蒙古军并不深入进攻，他们用所有草原掳掠者所采用的方式，散开，躲起来，当中国的长矛兵、花剌子模人，马木路克，或者是匈牙利骑兵放松警惕时，他们随时又卷土重来。在他们佯装后退时，倒霉的是错误地尾随蒙古牧民的敌人，他们将他引入迷途，使他远离了自己的阵地，来到危险地带，并且进入了埋伏圈内，在那里他将被包围，并像一头公牛一样被砍死。列于军阵前列或两翼的蒙古轻骑兵担负着用齐发的箭射敌的任务，这些飞箭在敌阵营中辟开一些可怕的空隙。像古代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马上弓箭手——从孩提时期就成为了一位骑射手——他们百发百中的箭可以射中200码、甚至400码以外的人。再加上难以捉摸的灵活性，其战术优势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蒙古骑兵对自己的优势十分自信，他们的先头部队不时地由那些放完一排排箭后撤下来的梯队替换。直到敌人已经被引出阵地，或者是被这种远距离射击挫伤时，居中的重骑兵才出击，用长刀将敌人砍倒。在整个战斗中，蒙古人还充分利用他们的体格、丑相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恶臭给人产生的恐惧。他们意外地出现、在地平线周围散开。在可怕的寂静中慢步缓行着前进，没有指挥的号令声，看旗手的手势。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冲锋，发出鬼嚎般的尖叫和呐喊</a> 〔148〕 。

这些便是猎人们设法使猎物发狂、困惑，以便捉住它时所采用的由来已久的传统计策。蒙古人和他们的马猎获中国人、波斯人、罗斯人和匈牙利人，正像他们猎获羚羊或老虎一样。蒙古的弓箭手击倒疲惫不堪的骑士，就像他击落展翅高飞的鹰。蒙古人最杰出的战争是对河中和匈牙利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具有大规模的围猎形式，在以系统的屠杀使这种追逐结束以前，设计了使“猎物”疲乏、恐惧、耗尽精力和包围它的方法。

敏锐的观察家普兰·迦儿宾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所有这些战术：“一旦他们发现敌人，就立即攻击，每人向敌人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不能打败敌人，就向后退，回到他们自己的阵线。他们这样做，是作为一种奸计，诱使敌人追赶他们，直至他们准备了埋伏的地方。如果他们看到，与他们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骑马离开，停在离敌人一天或两天路程的地方，进攻并抢劫沿途之地……，或在精心挑选的地方扎营，当敌人列队而过时，他们突然发起进攻……他们的战术很多。他们派一支由俘虏和随同他们作战的其他各族人组成的辅助军从正面迎击敌人，而其主体占领左、右方位，便于包围敌人，这样，他们有效地使敌人误认为他们人数很多。如遇敌人顽强抵抗，他们就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当他们逃散时，就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速不台将在1241年的绍约河战役中使用此战术）。但是，他们尽量避免肉搏战，他们的目标只是用箭射伤或射死敌方的人和马。”卢布鲁克描述了蒙古人在大规模的狩猎远征中采用的同样战术：“当他们要猎取时，就在野兽出没的地方聚集大批人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像一张网似地围住它们，最后用箭把它们射死。”

9．征服中国北部

统一蒙古之后，成吉思汗着手征服中国北部。

他首先进攻唐兀惕［唐古特］ 〔149〕 游牧民在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建立的西夏国。唐兀惕人属藏族，信仰佛教。他们由于受中国的影响，有几分文化，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文字上，它来源于中国字。这次攻西夏是蒙古人对定居的文明民族采取的 〔29〕 原文是“西南”，应是东南方。——译者

〔30〕 多桑《蒙古史》I，426，（据拉施特记）；《秘史》法译本 〔38〕 蒙古人有两种车辆，qara''utai tergen也称?ljigetei tergen，是带前座的车子；qasaq-tergen是大型货车，该名至今仍在蒙语中使用。——译者

〔39〕 古列延（kuriyen）即在草原上屯营时，为数众多的帐幕结成环形的圈子。——译者

〔40〕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 〔45〕 《史集》（ 〔91〕 《元史》 〔124〕 《秘史》法译本中是Teb-tenggeri。E.海涅士T?b-t?ngri译成ganz g?ttlich, übergott, Erzgott，“即神的，至高无上的神，主神”（《蒙古秘史》 〔144〕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 〔201〕 钦察人在这一时期皈依了基督教。1223年他们的一位首领被蒙古人杀害，他的基督教教名是尤里·科恩察科维奇。参看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49页。

〔202〕 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97。

〔203〕 参考埃德曼《铁木真》434页及其后。

（据《元史》卷120《曷思麦传》，所获斡罗思国主密赤思腊被送到术赤处杀死。——译者）

〔204〕 哈曼的《金帐汗国史》第87页。苏达克城在政治上是特拉布松希腊国的藩属（G. I.布拉蒂亚尼的著作（Recherches sur lemerce génois dans Mer Noire au Xllle siécle 巴黎，1929年，页203）。

〔205〕 《元史·太祖纪》第24页。

〔206〕 《元史》所记的日期。

《元史·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年）……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此处成吉思汗60岁终的说法是按伯希和提出的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的说法。关于这种说法的错误可参看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的《成吉思汗生年问题》一文。——译者

〔207〕 多桑《蒙古史》II，12—13。从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希罗多德的《历史》IV，71—72节）到成吉思汗，在草原上，葬礼以侍者、马匹作牺牲的习惯毫无变化的保留着。

〔208〕 成吉思汗不仅不识字，甚至不会说大多数蒙古人都能说的突厥语（据志费尼，参看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61页，多桑《蒙古史》II，95）。

〔209〕 据拉施特记，转自多桑《蒙古史》I，404。

〔210〕 多桑《蒙古史》I，416。

〔211〕 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8，第300页）。

本文转自陶宗仪</a>《辍耕录</a>》卷十，丘真人条。——译者

〔212〕 1203年，阔阔出便是一例，他是克烈部桑昆的不忠实的马夫（《秘史》伯希和译文《亚洲杂志》1920，179—180页）。

〔213〕 参看《155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第235页。

〔214〕 梅拉书，IX，78—126。

〔215〕 成吉思汗命他教授其儿子们用回鹘文写蒙语，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第287页和《通报》1930，第34页）。

〔216〕 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ai-khàn”（察合台汗）条目，第832页。

〔217〕 参看雷慕沙《新亚洲杂纂》I，64。

〔218〕 参看雷慕沙《耶律楚材传》载上引书II，64页。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9页。耶律楚材（1190—1244年）于1214或1215年为蒙古人服务。

〔219〕 德维里亚《亚洲杂志》II（1896）第122页。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述：“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译者

〔220〕 鲍狄《马可·波罗传》（巴黎，1865，和北京，1924—1928）I，183；约因维尔，瓦伊版，263页。

〔221〕 阿布哈齐《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德梅松译本104页；参看谷儿只编年史中，所谓的成吉思汗的最好法律，在正义的地方，蒙古人是公正无私的（布鲁塞特《谷儿只史》I，486）；在亚美尼亚人海顿脑中也保留着对成吉思汗威严、秩序和神权的印象。（《亚美尼亚文献》巴黎，1869—1906年，2卷本，II，148—150）。普兰·迦儿宾对正义和秩序有同样的印象（第四部分）。

〔222〕 在进行花剌子模战争前，他所关心的是与花剌子模帝国建立长久的贸易关系。与摩诃末的分裂确系花剌子模边将攻击蒙古商旅所致（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