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_草原帝国

1．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经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离伊尔库茨克不远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了一尊属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进入中国北方，泰亚尔·夏尔丹注意到，在华北甘肃宁夏附近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林地区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在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顶洞内发现了人骨架和人体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钻有小孔的动物犬状形牙齿、骨制的垂饰物、带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的堆积遗址。 〔1〕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将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还成为一种梳形陶器向亚洲传播的途径。这是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 如上所述，无论是像斯基泰人似的伊朗族，还是像匈奴人似的突厥-蒙古族的北方游牧民，都是在马背上过着草原生活，从事追猎鹿群和野驴，观看狼群在广阔的草原上捕捉羚羊。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和财产特点使他们保留下来的只是纹章式的题材和对争斗动物程式化的描绘是很自然的。最后，正如安德森指出的那样，这些动物画像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效果 〔26〕 。就像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

除了金匠们制作的希腊-斯基泰式艺术品外——这些艺术品仅在主题上是斯基泰人的，是由那些或者为克里米亚的希腊殖民者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诸王工作的希腊艺术家们制作的——在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中，动物形象按装饰效果，以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制作出来。据舍夫德，其例证有：属于公元前5世纪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发现的文物；属于同一时期，在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发现的文物；属于公元前450-前350年间，在克里米亚的库尔奥巴所发现的文物；属于萨尔马特人时期（公元1世纪）、源于西西伯利亚的、彼得大帝收藏的珍品；在外贝加尔省的上乌金斯克出土的、属于大约公元初年匈奴艺术的文物。在以上文物中都发现了呈弯曲状和螺旋形展开的鹿角、马鬃，甚至野猫的爪子，它们有时使动物的身高增加了一倍。马的上唇像蜗牛的外壳一样卷曲。在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萨尔马特艺术中，正像受到同样灵感激发而产生的、由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精心制作的艺术一样，动物形式的仿效有时是非常彻底的——它们复杂地相互缠绕、交错在一起，其分支难以想象地丰富——尽管在处理鹿和马，或熊和虎的头部时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可是，要把这些动物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形成叶状，或形成鸟的形状。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消失在由它自己产生的装饰艺术之中 〔27〕 。

于是草原艺术与邻近的定居民族的艺术形成了直接的对照——斯基泰艺术与阿赫门尼德朝人的艺术相对，匈奴艺术与中国人的艺术相对——正是在描绘狩猎和动物搏斗的场面这方面，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与草原艺术中的扭曲、旋卷和模糊的画法最不相同的，一方面是亚述或阿赫门尼德的，另一方面是汉朝的动物古典风格，即快速敏捷和刻画简朴。像汉朝时期的中国一样，亚述和阿赫门尼德王朝的作品描绘了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潜行觅食的动物在互相追逐或挑战的场面。草原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或表现断肢少翅的鸟，或表现被豹子、黑熊、灰色大鸟（格立芬） 〔28〕 捕捉住的鹿和马，牺牲者的躯体常常是完全卷成圆形。图中没有疾速，没有逃避，而是胜利者有耐心、有条理地撕扯那些被猎物的脖子。如上所述，牺牲者表现了至死拖住凶手的情景。如果不是为了华丽的风格，尽管表现得“慢条斯理”，仍具有可以达到悲剧高度的内在动力。通过这种风格，动物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且是精心制作出来的，这通常便从屠杀中抹去了所有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中的各种要素和倾向参差不齐地分布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和黄河的巨大地带内。斯基泰人的草原艺术在向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传播时影响了喀山附近的安纳尼诺文化（大约公元前600—200年），安纳尼诺文化无疑属芬兰-乌戈尔人种的文化。在喀山附近发现了具有丰富文物的葬地，除有通常所见的尖头青铜斧和青铜匕首外，还有动物像，在这些动物像中，动物的身体都呈卷曲状，尽管这些艺术品在制作上有某些不足和简单化之处，但它们都与斯基泰艺术有联系。然而，据塔尔格伦的观察报告，在安纳尼诺只是部分地采用了斯基泰的动物艺术风格，装饰仍然以几何图案为主 〔29〕 。

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在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公元前6—3世纪），阿尔泰地区的这个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仍在生产一种饰有纯几何纹的有孔手斧（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尖角式装饰品）。然而，从此时期起，该地出现了一种质朴的、风格简单的青铜动物像，与其他地区复杂而精巧的青铜器形成对比。因此，该地正是波罗夫卡想要寻找的草原艺术在地形及年代学上的发源地。

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阿尔泰山区的古代工匠们锤打出来的〔114〕 窦固的副将、中国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首领之一，“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受命进攻在巴里坤的一支匈奴部落呼衍部，班超打败其部后，“多斩首虏而还”。 〔115〕 同年（即73年），中国在伊吾屯兵，沙畹认定伊吾是哈密，而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伊吾地处罗布泊以北，在楼兰和今营盘之间。 〔116〕 74年，耿秉和窦固出发进攻吐鲁番地区，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国，由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们统治着：吐鲁番周围的南车师和在天山北麓接近古城的北车师。耿秉通过大胆的行军，首先进攻较远的古城车师，其王安得在汉军发动猛攻之前投降：“他出城，脱帽，抱住耿秉的马蹄，表示归附。” 〔117〕 吐鲁番王安得之子受其父的影响也投降了。两支中国驻军分别留在北部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鲁克沁 〔118〕 。与此同时，班超的看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派出一支带有侦察员的小分队进入地处楼兰和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他施展一计谋而得知鄯善国王正在与一位匈奴使者密谋反对中国。夜幕降临时，他召集部下开会。照例他应该征求派给他的中国文官的意见，但是，他谨慎地没有这样做，他说：“吉凶决於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在沉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队人马放火烧了匈奴使者们住的小屋，进而还以喊叫声和锣鼓声恐吓附近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些野蛮人或者是烧死、或者是砍头。事后，班超召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拿给他看。这位已经处于叛逆边沿的鄯善王，战战兢兢地又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位 〔119〕 。接着班超把注意力转到喀什噶尔的事务上。

在中国和匈奴都未干涉塔里木盆地上诸印欧小王国的事务期间，这些国家互相争吵不休。中国人称之为“贤”的叶儿羌王（公元33—61年），由于征服库车（46年）、费尔干纳和于阗，暂时获得了该地区的霸权，但他在一次大叛乱中去世。 〔120〕 当于阗王在公元61年推翻贤时，库车接受了匈奴的保护。塔里木南部的霸权转入中国名为“广德”的这位于阗王手中，他成了叶儿羌的主人。在北方，控制权落到中国名为“建”的库车王手中，建在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下于73年夺取喀什 〔121〕 。在这关键时刻，汉明帝任命处理该地区事务的班超到达喀什噶尔。他先到于阗，于阗王广德 〔122〕 因最近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偏向于听从匈奴的指挥，对班超十分冷淡。班超随即亲手砍下作为于阗王首要顾问的一位巫师的头。于阗王惊恐万状，重新归附汉朝，并杀匈奴使者以示忠诚。然后，班超前往喀什。库车王建</a></a>是匈奴的属从，他已经征服喀什并且派他的亲信，一位库车人登上喀什王位。班超不畏艰险（他只带很少几个人）捉住这位库车王，废黜了他，恢复了原喀什噶尔王朝，以一位汉文译名为“忠”的人为王 〔123〕 （公元74年）。

公元75年，明帝死前不久，在匈奴的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反对中国保护权的大叛乱。焉耆王暗杀了中国都护陈睦。库车和阿克苏人开始包围在喀什的班超，被围一年多后，这位英雄开始反攻。与此同时，匈奴侵扰北车师（古城）王国，杀中国的封臣——北车师藩王安得，包围了中国的戊校尉耿恭在一个地区的堡垒。耿恭像他的同事班超一样，奋起英勇抵抗。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被迫把他们装备上的皮带煮熟为食。他同与他呆在一起的一小部分人一直坚持到最后。 〔124〕 然而，新皇帝汉章帝的朝廷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塔里木盆地，因为这些不断的叛乱和维持中亚保护关系所需要的代价使朝廷灰心丧气。但是，班超意识到，这种撤退就是把该地区拱手交给匈奴。在撤回途中，他一到于阗就改变了主意，他违抗已经接到的朝廷命令，重返喀什。在他离开的短暂期间，喀什自然已落入库车人手中，也就是说，落入了匈奴一派的人手中。班超把库车集团的头目们斩首之后，恢复了他在喀什的住所，并决定不再离开。更有利的是，在78年，由于得到在喀什和于阗召集的或者是在远至粟特地区征募的辅助军的补充，班超夺取了阿克苏和吐鲁番，“斩首七百级”。 〔125〕 与此同时，中国在甘肃的驻军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取了吐鲁番的车师王国，斩首3800人，获取牲畜37000头。北面的蛮族惊恐四逃。 〔126〕 在班超和耿恭这些对手面前，匈奴算是碰到了他们的师傅。

班超在呈报给皇帝的奏章中，通过列举自己在西域的经验极力说服胆小的朝廷。他陈述道，那些被文人学士们谴责为无用的边区战争，实际上是最现实的防卫措施，很可能使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人定期性的入侵，“取（中亚）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至于他采用的方法，可以简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以夷制夷”。确实，由于他用每一块新征服的绿洲为他提供的小分队来对付那些还处于叛乱中的绿洲，他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真正的中国人不过是一小伙冒险家或充军者，他们是为了在边疆多事的生活中获得新荣誉而来的。他们靠该地区的给养生活，他们保卫这一地区，以免匈奴游牧部落再来。班超解释说：“臣见莎车（叶儿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 〔127〕 。这位与达西亚的征服者图拉真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图拉真的军事观点。

主要目的是把匈奴人赶回外蒙古地区，让他们远离他们获取食物和财富的丝绸之路。班超胸怀此大略，粉碎了在喀什（80年、87年）和叶儿羌（88年）发生的新叛乱，并使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成了他的盟友。班超从他派出的探子们那里获得情报，以及他对蛮族心理了如指掌，每次他总是大胆地、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喀什，受他保护的傀儡王忠，于84年伙同莎车人、粟特人（索格底亚那人）和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一起叛乱。喀什王忠在被班超从喀什赶跑之后，于公元87年佯装自愿归附班超，并要求班超接见，在接见时，他随身带来了一支强悍的骑兵，用意是企图发起突然攻击。班超假装不知并相信拜访者的诚意，设宴款待。然而，当“酒一巡之后”，他捉住其王并砍下他的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从隐蔽处出来，猛扑向敌人，并把他们全部杀掉。 〔128〕 公元88年，班超在攻莎车之前，只有一小支军队（汉军与于阗的援军一样多）去出击已经得到库车及邻近城市来的、大约有5万援军支持的居民们。在夜间，班超佯装撤退，后来又急行军返回来猛攻该城，杀5千人，迫使城民投降。 〔129〕

现在，只有库车和焉耆还处于叛乱之中，这些地区正在四处收罗反中国的盟友，从蒙古种的匈奴人到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印度-塞人国王——也就是统治着阿富汗地区和北印度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的皇帝，可能当时是卡德菲斯一世——未能与中国公主联姻，心怀不满，于公元90年，向帕米尔山区东北部派出一支远征队去协助库车反对班超。班超阻截了该军与库车人（他们可能为这支援军储备食物）之间的一切通道后就消失了。这些印度-塞人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在喀什噶尔无边无际的许多小路中间冒险行进，未遭惨败地得以撤退已是值得庆幸的了。库车朝廷，在这次几乎酿成灾难的经历之后聪明起来，于公元90年重新与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130〕 （这是月氏人中的传统政策）。

在北方的蒙古，窦宪和耿秉将军取得了对北匈奴的伟大胜利（89—90年）。北车师和南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两位国王立即恢复了他们与汉朝的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鞬为继承人。93年，当新单于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蒙古族部落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

于是，在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两方面的援助之后，塔里木北缘四个反叛国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向班超投降（91年）。这位中国的胜利者接受了朝廷赐予的“都护”称号，实际上是中亚的总督。他在库车附近的一个小城乾城建立住所，而另一位中国将军住在喀什。只有焉耆还未被征服。公元94年，班超率领来自库车和鄯善（罗布泊地区）的辅助军向焉耆进军。焉耆居民徒劳地毁掉了架在裕勒都斯河上的桥。班超趟过深齐腰部的河水，进入焉耆城前面的沼泽地。一些居民渡过博斯腾湖逃跑，但焉耆王被迫投降。班超为了报仇，就在19年前陈睦被害的地方砍下他的头。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 〔131〕 塔里木盆地全境至此全部征服。班超于97年命令其副将甘英出发，穿过安息——即过阿尔萨息朝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即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但是，甘英被帕提亚人的谎言吓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大概没有达到罗马的边境就回来了。 〔132〕

班超于102年告老回国，同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们未能仿效他的灵活而现实的土著政策，塔里木地区在106和107年爆发了大叛乱。中国将军粱慬在库车被当地居民包围。 〔133〕 他在一次大胜仗之后解围，但是，汉朝廷因这些连续不断的叛乱丧失了信心，于107年召回了在塔里木的全体驻军，甚至包括在鲁克沁和伊吾的驻军。次年，羌人（或称吐蕃人）攻打甘肃的中国据点，有截断通往敦煌之路的危险，吐蕃人当时还是一个完全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他们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粱慬以几次激战为代价把他们阻住（108年）。最后，内蒙古的南匈奴于109年对中国边界发起进攻。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一些鲜卑部落反对他们。然而，南匈奴一直骚扰着山西北部，直到粱慬于110年迫使他们讲和。

总的说来，在119年当中国重建工作开始时，她在保卫自己的边界中面临着许多困难。重建了伊吾（哈密或罗布泊？）的移民军团；鄯善和吐鲁番王再次归附。但其后不久，北匈奴单于和古城车师出其不意地杀了伊吾驻军。最后，班超的儿子班勇恢复了其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鲁克沁重新屯兵；124年，他费力地支持鄯善王对中国的效忠。被吓倒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开始归附中国，并派一支军队给班勇，任其调遣，班勇用这支军队把匈奴匪帮赶出了吐鲁番。126年，他甚至在短时期内臣服了生活在巴里坤湖东北地区的北匈奴的呼衍部，并赶走企图插手的北匈奴的主力部队。 〔134〕 127年，中国人进入焉耆，从而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和一位来自费尔干纳王的使者一起到达东汉都城洛阳，觐见汉顺帝。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称东支的一位首领在140到144年期间进行过短期叛乱外 〔135〕 ，中国的麻烦主要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北车师（古城），并蹂躏当地居民；151年，他们几乎摧毁了汉朝在伊吾的军屯区，该区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才得以保住。然而，北车师在153年时还是中国的属国。151年，一位汉朝官员愚蠢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于阗人的反抗，他们杀死了他，虽然此后该城居民作了公开的道歉 〔136〕 。170年，中国的将军们利用来自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小分队，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远征，直到喀什；168—169年间，中国护羌校尉段颎击退了沿甘肃边境入侵的羌人（或吐蕃人）。

14．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绿洲文化

由于确保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绿洲链上贯穿大陆的贸易的自由畅通，中国在东汉时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有利于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随之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沿着丝绸之路（也是来喀什噶尔和中国布教的印度佛教徒们所走的路），贸易和宗教一起把希腊-罗马艺术带来了。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们的活动与佛陀使者们的活动大多是具有同样目标的。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南道，即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在约特干，即古于阗，奥瑞尔·斯坦因探险队发现了瓦伦斯皇帝统治时期（公元364—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剌窝，探险队偶然地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上面刻有精致的希腊服饰。稍稍再往东，在尼雅境内一个3世纪末期废弃的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在原鄯善国境内，这支探险队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希腊-佛教式壁画，主要画的是佛陀及其僧侣和明显具有罗马-亚洲外貌的、带翼的天使。这些壁画都注有印度字“Tita”——已经认定“Tita”一名就是Titus 〔137〕 ——显然，它们全都是属于公元le paléolithique de Mandchourie）（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Der Zug nach dem Osten, einige Bemerkungen zur pr?historischen keramik Chinas; M. 劳尔（《东亚杂志》I (1936〕，3—41), Beitr?ge Zur Chronologie der ?lteren chinesischen Bronzen；L.巴赫霍夫，Zur Frühgeschichte Chinas, Die Welt als Geschichte, III (1937), 4。

〔3〕 参看A. V.施密特推测的迈科普比较年表图（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 〔7〕 弗朗兹·汉卡把甘扎-卡拉巴克赫、勒尔瓦尔和塔里锡文化的外高加索文化群定在公元前14至8世纪之间。他记道，这些文化都是源于同时代的西亚文化。在斧子的造型上、在带状的饰片上和在陶瓷品上都可以看到（《高加索-卢里斯坦》，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des Kaukasischen Tierstils", Mitteilungen 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 LXV, (1935)，276）。

〔10〕 参看N.马卡连科：《斯基泰与哈尔希塔特文化》（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Sprache der Osseten）（载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I）。在南俄罗斯发现的斯基泰人的碑文的分类上，米勒发现了随地区而变化的、程度不一的（从10%到60%）伊朗成分。据希罗多德的记载（IV.5），贝文利斯特也发现，与阿维斯塔的阿赫门尼德的伊朗人一样，在斯基泰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阶级——武士、牧师和农人（参看《亚洲社会的陈述》1938年4月7日）。

〔13〕 参看明斯的《斯基泰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totémiques des Altaiens）（载《亚洲艺术评论》〔1937年〕，l''origine des antiquités dites mordviennes）（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sur Russic orientale durant l''ancien age du fer〕，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stellung der Ordosbronzen）（载《欧亚大陆北部古迹》de ssification des anciennes civilisations métalliques de région de minoussinsk）（Materialy po Etnographii）（列宁格勒，1929年IV）。

〔37〕 这种锅的锅身呈圆柱体，带有笔直的、呈直角状的耳，在切尔努施博物馆（巴耶使团在米努辛斯克发现的）和布达佩斯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参看Z.塔卡奇的文章“弗朗西斯·霍普纪念展览”（《大亚洲艺术》布达佩斯〔1933年〕，d''Orient et d''ident）（巴黎，1937年）。J.维尔纳（《欧亚大陆北部古迹》IX，1934年，265）。关于帕兹雷克面具，参看扎尔莫尼（Chinesésche Schmuckform in Eurasien）（上引书，Reiternomadenkutur von Minussinsk）（Metallkunst der Landnehmenden llngarn，载《匈牙利考古》〔1937年〕，agrafes chinoises）（《亚洲艺术评论》de bronze avec croix et colombes）（载《亚洲艺术评论》Baron von der Heydt, Ordos Bronzen）（维也纳，1936年）和（Entwicklungfragen der Ordos-kunst）《亚洲艺术》〔1937年〕，122）。

〔67〕 关于这一时期，参看J. J. M.德格罗特（Die Hunnen der corchristlichen Zeiten）和O.弗朗克（《东方杂志》1920-1921年）。参看G.哈隆（《大亚细亚》1926年）。

〔68〕 指汉高祖。——译者

〔69〕 关于“月氏”参看《史记》卷123《月氏》：“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以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70〕 G.哈隆企图从通用的Yüeh-chih一名中发现其古音读Zgudja，与亚述语中的斯基泰人（即Ashkuzai）一名等同。参看哈隆《论月氏》（《德国东方学会杂志》Vol.91，2，1937年，316）。在该文中（gegenw?rtige stand des Tocharerproblems）（《夏德纪念文集》 〔80〕 汉代的于阗，清朝为和阗，今名和田。——译者

〔81〕 由于Asioi一名与突厥-蒙古名ns有某种关系（在蒙古语中，As词根的复数形式是Asod），查尔彭蒂尔推断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阿兰人是萨尔马特人的一支（即北伊朗人）。参看《吐火罗人种问题》（《德国东方学会杂志》alte Ta-hia der chinesen, ein Beitrag zur Tocharer Frage）（《夏德纪念文集》pays d''ident d''aprés le Heu-Han chou）（载《通报》，1906年，aspects de I''histoires des Scythes）（Recue de L''llnicersites de Bruxelles，2—4，1937，P.3）。

〔88〕 《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89〕 伯希和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洲杂志》1934年，I，30）中有订正。

〔90〕 卡德菲斯二世，汉译犈膏珍。——译者

〔91〕 胡韦斯迦，汉译名伊存；韦苏特婆，汉译名波调，亦译作世天。——译者

〔92〕 由R.吉尔施曼提出了新的编年（《亚洲杂志》1943-1944年页70—71）。参看L.拉瓦莱-普森的著作（L''Inde aux temps des Mauryas et des Barbares）（巴黎，1930年）343页。在S.科诺的文章（Beitrag zur kenntniss der Indosky then）（《夏德纪念文集》220页）中进行了大量的语言学上的比较和种族学上的推测。摘录了拉瓦莱-普森的怀疑论和贝利（《亚洲研究院院刊》VIII，4，1936年）的批判性文章，特别（912页）对Arshi一名进行了争论，认为与Asioi 等同，被用来指吐火罗人。参看亨利《焉耆和吐火罗人》（《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页545）。

〔93〕 即孔雀城。——译者

〔94〕 赫尔曼（《地理学年鉴》1935年 〔104〕 瓦鲁斯（？—公元9年），古罗马将军。得奥古斯都宠幸，取其甥女为妻。公元前7-6年，任阿非利加总督，后出使叙利亚，曾南下镇压犹太起义，以残忍和贪婪闻名。后统率莱茵河地方军队。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阿尔米亚的率领下反罗马，瓦鲁斯率三个军团和若干辅助军前往镇压，被诱入莱茵河以东的条托堡森林，全军覆没，本人自杀。——译者

〔105〕 《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记此事：“……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祈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史记》卷10《匈奴传》记载与《李将军列传》大致相同。——译者

〔106〕 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英原文是：“汉朝有它自己的法典，那是一部征服者的法典。”——译者

〔107〕 参看科兹洛夫等著《蒙藏探险队之外蒙探险报告书》（列宁格勒，1925年）。

〔108〕 应该记住来自潘蒂卡派（刻赤）的属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钱币是1918年在准噶尔地区的博罗塔拉河口发现的。参看维尔纳（《欧亚大陆北部古迹》groupement des dialectes indo-européens, 载Kgl. danske Vid. sel. hist. fil. meddelelser, XI, 3, 1925）。

〔111〕 A.赫尔曼《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Quell. u. Vorsch. Z. alten Gesch. u. Geoz（1910）; "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mischen Reich",（Mitt. der Geogr. Ges 〔1915〕，472）和“Die altesten chinesischen karten von Zentral-und. Westasien”（《夏德纪念文集》页185）。

〔112〕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希腊语，意为“百门之城”，其遗址在今伊朗东北呼罗珊达姆甘西南，地处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南坡，处于古道中心，应是中国史料中的和椟城。——译者

〔113〕 米兰在今罗布泊西南。——译者

〔114〕 《后汉书·耿秉传》。

〔115〕 《后汉书·班超传》。

〔116〕 《后汉书》。韩儒林在《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一文的注释中说</a>赫尔曼的观点是不可信的。详见该文注释。——译者

〔117〕 《后汉书·耿秉传》。

〔118〕 《后汉书》。

〔119〕 《后汉书·班超传》，原文是：“班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班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译者

〔120〕 《后汉书》。

〔121〕 《后汉书》。

〔122〕 该名可能是还不清楚的和田语的汉译名。

〔123〕 《后汉书》。

〔124〕 《后汉书·班超传》。

〔125〕 《后汉书·班超传》。

〔126〕 《后汉书·班超传》。

〔127〕 《后汉书·班超传》。

〔128〕 《后汉书·班超传》。

〔129〕 《后汉书·班超传》。

〔130〕 《后汉书·班超传》。

〔131〕 《后汉书·班超传》。

〔132〕 《后汉书·班超传》。

〔133〕 《后汉书·班超传》。

〔134〕 《后汉书·班超传》。

〔135〕 参看P.布德伯格：《中国边疆史两则》（《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86）。

〔136〕 《后汉书》卷155下记有在龟兹（称库车）进行军屯。布德伯格认为这不是中亚穆扎尔特河岸边的库车，而是由库车的流放者们或是陕西东北的，很可能是榆林北部的移民们所建的库车。参看《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3—4，1936年9月，286。

〔137〕 Titus，提多，使徒保罗的门徒。——译者

〔138〕 参看斯坦因的《古于阗》（牛津，1907年）II中的复制品，图colonie scytho-ine en Orléanais au Ve siècle. Les bronzes caucasiens du Vendmois）（《科学评论》，1930年2月8-22日）。

〔182〕 阿米亚努斯·马尔克利努斯，XXXI，2。西多尼斯·阿波林纳里斯补充说：“匈奴人用巨大的弓和长箭武装起来，总是可以达到目标。他的目标对准谁就打败谁，因为他的箭带去了死亡！”

〔183〕 451年4月7日的这次著名战役，以往历史学家们认为在法国东北部马恩河北的沙龙郊区故称沙龙战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次战役是发生在远离沙龙城南的特洛伊（塞纳河北），已成定论（参看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伯利本，第三册，附录28，第507-508页）。——译者

〔184〕 指今法国香槟。——译者

〔185〕 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突厥学家R.萨费博士概括了对阿提拉的有趣的颂词（Contribution à une histoire sincére d''Att）（巴黎和伊斯坦布尔，1934年）。关于中亚和匈牙利的匈奴艺术，参看A.阿尔弗迪（《匈牙利考古》1932年），Z.塔卡奇的《欧亚大迁徙时期艺术之间的一致性》（载Artibus AsiaeV, 第2，3，4部分，1935年第177页）。在该书中，作者完成了他以往的著作（Chinesische Kunst bei den Hunnen）（《东亚杂志》1916年，第174—186页），（Chinesisch-hunnische Kunstformen）（Bulletin de L''Institut Archéologique Bulgare 1925年，第194—229页），（Sino-Hunnica）（Alexis Petrouics Annicersary Volume, 1934年），（L''art des grandes migrations en Hongrie et en Extreme-Orient）（《亚洲艺术评论》1931年，第32页）。关于同一时期的俄罗斯东部的艺术，参看施米特（《亚洲大陆北部古迹》I，1927年，18）。关于匈牙利的萨尔马特、匈奴和阿瓦尔问题的概述，参看费蒂奇（Metalikunst）（《匈牙利考古》1937年，附有一卷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