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列汉诺夫其他著作中译本摘录的、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论述)
(一)
恺撒企图在罗马搞独裁,这是他的个人目的;而独裁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恺撒在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的同时也就服务于世界精神 [1]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活动家也同整个民族一样是精神的盲目工具。精神迫使这些活动家为自己工作,它在他们面前放上他们的私人目的作为诱饵,再用热情作为马刺驱使他们,没有热情,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
对于人们说来,这里没有“无意识者”的任何神秘主义。人们的活动必然要反映到他们的头脑中,但是历史运动并不受这种反映所制约。事物的进程不取决于观念的进程,而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不为人所意识到的某种外来力量。
人的任性而为和人的深思熟虑的偶然性让位于合规律性,从而也就是让位于必然性。同法国启蒙学者朴素唯心主义比较起来,“绝对唯心主义”毫无疑义的优越性就在这里。绝对唯心主义对朴素唯心主义的关系就像一神教对拜物教和魔法的关系一样。魔法不给自然界中的合规律性留下任何地位:它认为“事物的进程”每分钟都可以被魔法师的干涉所破坏。一神教把自然规律的确立归之于神,不过它承认(至少在自己发展的高级阶段,当它不再容许奇迹时)事物的进程取决于这种一劳永逸地确立的规律。这样,一神教就给科学留下了广阔的余地。绝对唯心主义也是这样,当它到某种不以人的任性为转移的东西中去找寻历史运动的解释时,就在科学面前提出了合乎规律地解释历史现象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会消除对于在这种解释工作中本来完全没有根据的精神的假设的任何必要。
——摘自“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论莱辛的著作中这样表述了他对个人在历史上可能起的作用的看法:
“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进程,像大河奔流一样必不可免和无法阻挡:任何峭壁、任何深渊都拦不住它,更不用说随意设立的堤坝了。无论谁的力量都不能靠堤坝来使莱茵河或伏尔加河改道,力大无穷的河流一冲就把狂人鲁莽的手想用来阻挡它的流动的一切木桩和一切砖头之类的碎料抛上了岸;轻率的政策的唯一后果只是,被河水静静浸泡着的和碧绿的繁盛的被精致的草地绿化了的河岸,将暂时被受到凌辱的怒浪所撕裂和毁坏,——而河流还是走自己的路,淹没一切深渊,冲开山脊,直达它要流向的海洋。种种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实现,既不取决于谁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任何个人。它们是按照如引力定律或有机体成长规律一样确定不移的规律实现的。但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实现得快些或慢些,它以这种方式实现或那种方式实现——这取决于无法预见和无法事先确定的种种情况。这些情况中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个人的出现,他们以自己活动的性质给予事件的固定方向以这种或那种性质,加速或延迟事件的进程,并且凭借自己占优势的力量使得把群众发动起来的种种力量的混乱的波动具有规范性” [44] 。
对这些思想可以补充的只有两点意见。
[45] 。因此,某一时期在某个民族那里存在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是否将在某个领域为某一类强有力的个人开辟道路。既然社会关系任何特定结构都是某种完全合乎规律的东西,那么很明显,强有力的个人之出现于历史舞台也就有其规律性。
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因为他表现了社会发展中的伟大步骤。但是在表现这个步骤的时候,他仍然是个人。在他的性格中和他的生活中,大概有很多的特点和状况,它们同他的历史活动没有丝毫的关系,并且对他的历史活动也不发生丝毫的影响。但是在他的历史活动中,大概也有这样一些特点,它们一点也不改变这个活动的一般历史性质,可是赋予这一活动以个人的色调。这些特点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对诗人的个人性格和诗人生活的特殊环境的详细研究来说明。别林斯基起来反对的那个“经验主义的”批评曾研究过的也就是这些特点。只有当这种批评以为它所研究的个别特点可以说明伟大人物活动的一般性质的时候,才能斥责这种批评。但是,当这种批评举出个别特征只是为了说明这种活动的个人性质的时候,它就既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
——同上, [23] Histoire de révolution franedil;aise,t.I,p.104.(《法国革命史》, [39] 这里的“一般力量”是指“口传的力量”,请参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 [60] 根据他在《风俗论》中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按照伏尔泰的看法,在莫斯科国家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可以用来解释彼得出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