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_垮掉的一代

要讨论这个剧本你须将它放在某一个文化背景之中——那是1957年，艾森豪威尔当时任总统，尼克松任副总统。戏剧的普利策奖颁给了奥尼尔的《进入夜晚的漫长一天》[1]，小说则没有奖。《西区故事》在百老汇开演，《留给比弗》在荧屏亮相。假如你进电影院，看的影片很可能就是《桂河大桥》，《十二怒汉》，或者《佩顿小城》[2]。国内方面，为取消学校里的种族隔离而作的斗争仍在继续，而国际方面，俄国人发射了人造卫星一号，太空时代已经开始。那是1957年，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已经出版——那一年出版的别的书还包括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店员》[3]，詹姆斯·艾吉的《亲人之死》[4]，以及诺姆·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5]。

这一时期，凯鲁亚克和他那一批作家都正崇尚和颂扬这“垮掉”的生活。据一些说法，凯鲁亚克早在1948年就自造了这个术语，意即社会习俗都已“垮掉了”，“陈旧了”，“过时了”。许多人还提出，凯鲁亚克使用“垮掉的一代”这一术语，源于对战后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的参考，但他的术语意义更加积极：垮掉的一代是摆脱偏见束缚的“极乐”之人——对凯鲁亚克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佛教与天主教哲学的巧妙结合。

1957年，凯鲁亚克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名望——在当代文化里，如今他是一个像拉什莫尔山峰上的头像[6]一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人物。1957年，他仍然得益于某种程度的不知名——他暂时还是最纯粹的凯鲁亚克，也不是一个名人，也不是一个名士。

剧中有流浪者奇遇，有转世投胎，有因果报应——凯鲁亚克将工人讨论灵体、报应、前世以及出卖耶稣，非常奇特、别具一格地结合在一起。剧中讲到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以及摆脱信仰是多么的困难。剧中我们看到了对神的热爱和对神的敬畏——尽管凯鲁亚克热中于另一种宗教，他探索佛教和东方哲学，然而他永远摆脱不了天主教的濡染。

然而这个剧本有一种男性的妄自尊大，虚张声势。语言和人物仿佛在亢奋的愉悦中擦肩而过，而在这愉悦中人们感觉到了午后的燥热，闻到了赛马场的干草、马粪和啤酒的气味，听到了刹车片钻心的尖厉声，也感觉到了那种永远不能涤除的消沉与肮脏。

凯鲁亚克是让作家们进入流的世界之人——这个流是有别于意识流之流，他的哲学是讲投身潮流，开放思想接受各种可能的事物，允许创造精神渗透你的全身，让你自己始终与过程和内容融为一体。这是说要接受经验而不是抵制它；其实，这就是凯鲁亚克《在路上》那部小说中写到的那个天主教徒。

再谈一点比较个人的问题——没有凯鲁亚克，没有吉米·亨得里克斯[14]，没有马克·罗斯科[15]，也就没有我。我过去常觉得凯鲁亚克就是我的父亲（有时候觉得他真是），苏珊·桑塔格[16]就是我的母亲。我可以画出一幅逼真的家谱图来，亨利·米勒[17]和尤金·奥尼尔就是我的伯父，等等。凯鲁亚克在精神上、心理上、创作上养育了我——他允许我存在。

毕竟，《垮掉的一代》是一本好书，是沙发座垫下藏的宝贝。对我们这些对凯鲁亚克的书百读不厌的人来说，现在又多了一本。

A. M. 霍姆斯[18]

2005年6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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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夜晚的漫长一天》，是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1941年写的一个自传体家庭悲剧。写的是泰龙一家人1912年8月的一天的不幸生活。玛丽·泰龙戒毒回家，然而，她只见以前嗜酒的丈夫衰老了，两个儿子一个终日酗酒，一个是病病歪歪的知识分子。她戒毒并没有成功，仍旧神情恍惚。她穿上婚纱，沉湎于往日的幸福中，而家人却无助地想着这个家未来的毁灭。

[2] 《西区故事》是描述纽约城罗密欧与朱丽叶式故事的音乐剧。《留给比弗》是一部电视连续剧，讲述一家人父母、哥哥、弟弟的故事，弟弟西奥多即比弗总是麻烦不断，但在哥哥帮助下一个个化解。《桂河大桥》写的是 告读者：《垮掉的一代》的原始打印稿中有凯鲁亚克式无法模仿的标点、拼写和自造之字词。本书力求与原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