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布教_印度教与佛教

一、锡兰与中南半岛

小乘佛教——或者更正确地说：分裂前的古代正统佛教——的直接创建，是锡兰的教会[1]。在雅利安人入侵的数个世纪之后（345 B.C.），（据称是）阿育王之子的玛兴达（Mahinda）[2]才以布教使节的身份来到锡兰。尽管屡遭挫折，并且有来自摩诃剌侘人、特别是南印度的坦米尔族的不断侵扰，也一度遭到中国人的侵略，但锡兰佛教的僧院层级制支配仍然长久地维持下来。支持此一支配的，是奠基在一个大规模的灌溉体系——此一体系让锡兰成为南印度的谷仓——及其所必需的官僚体制上的君主制度，反过来，君主制度也受到僧院层级制支配帮着驯服民众的报答。极为巨额的土地捐献，以及僧院层级制权威性的谆谆教诲，几乎填满了整个作为锡兰君王时代之遗产的碑铭[3]与史记</a>[4]。

锡兰佛教的决定性特色是僧院领主制：涵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通过此一制度，尤其是使得圣典上禁止拥有金钱的规定得以实现——至少在形式上。然而，这也使得以古代特有的贵族形式来进行的日常托钵，在实际上明显地成为仪式性作为。因为，举凡僧院之所需，以及为了俗人的礼拜和维持寺院的整个开销，都是取之于身为世袭佃农而在被分配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此种方式，譬如在庄园人头税这方面，让人想起古代卡罗琳王朝的国库与僧院领主制，只不过就自然经济之彻底实行这一点而言，就远远超出于后者之上了，亦即，各式各样的食品和手工业制品，都以特别税的方式向农民课取，因此不需要（或者说，应该没有必要）去购买任何的必需品。此际，世袭佃农的负担是如此之轻，以致英国的支配者在详细地调查之后，特别是征得世袭佃农本身的同意之下，不做更改税赋的考虑。当然，个别点上的调整是一再进行的。整体而言，不管是早先的还是近代的旅行的描述，都肯定了以下这幅图像：僧侣在僧院中的生活，尤其是其居住形式（pans），是简朴的，比意大利的塞脱萨（Certosa）修道院还要简朴，并且谨守《戒本经》里的基本戒律；僧院之恶名昭彰的贪婪，主要是针对教团本身巨额的产业。

俗人的虔诚，既然一般而言是佛教式的，重点主要放在遗物崇拜（尤其是对佛齿的崇拜）与圣徒崇拜上，本质上完全相应于佛教之与俗人的关系。圣职者对于俗人的影响——作为其导师、驱邪者、神疗师[5]所起的作用，必然有着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因为，即使是像卡玛拉（Kammr［王室手工业者］）这样的印度教的（异端的）种姓，都未能摆脱其影响。除了缅甸以外，没有任何地方像锡兰这样，使得佛教的在家者戒律被实践到近乎理论上要求的地步。只不过，这些戒律非常有限，并且基本上只是对俗人的形式主义的要求。佛教徒的生活，在内容上尽是读与写的课程、说法的听闻、短时间的苦行、曼陀罗的诵读以及请教（被当作巫师的）僧侣。实际上是鬼神信仰支配着俗人的生活，还有异端的巫师（特别是替人治病的神疗师）也存在着。当然，僧团本身总是被高高地崇敬为纯正传统与圣典的守护者。

中南半岛多半被认为是小乘佛教的布教地区。这并不是绝对妥当的。由于不断的外来侵略，那儿有许多不同政治组织的建构，因而同时领受着来自印度教（婆罗门教）、小乘佛教，以及显然的、大乘佛教的影响。婆罗门—吠陀的教养，以及至少是种姓建制（手工业者的种姓）的萌芽，也在那儿出现。事实上，小乘学派最终获胜之处，也只限于以锡兰为布教中心的邻近地区，尤其是在蒙古的征服诸侯归顺于小乘之后：蒙古诸侯于中世纪时的入侵，决定了直到欧洲人占领时期为止、各邦国统治的政治势力分配。其间，如碑文所显示的，一切总是不断地变换着。

诸王对于子民的驯服与理性的文书行政的需求，一般而言总是促使他们向外招来精通文书的人。这些人，依情况之不同，要不是婆罗门教的、大乘佛教的，或者至少是小乘佛教的。轮回与业，也很快地就成为一般民间信仰里不证自明的前提。另一方面，婆罗门的教养与佛教的教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比肩并存着。8世纪的一块暹罗的佛教碑文里提到婆罗门，而16世纪时的一位君王也还护持“佛教与婆罗门教”[6]，尽管其时锡兰的佛教已正式地成为国教[7]。10世纪时的一道国王诏敕里提到导师（Guru）与教师（ācārya［阿阇梨］）[8]；大量捐献奴隶与土地给僧院的事，发生在各个时代里。不过，直到十五六世纪起，这才真正清楚明白地涉及佛教，特别是小乘佛教僧院的问题[9]。其间的转折，在一块14世纪的暹罗国王的大型碑文里，极为清楚地显示出来[10]。这个国王表示自己是吠陀的精通者，并且，如其所说的，渴望因陀罗的天界，但是他也渴求轮回之终点的涅槃。因此，他大量捐献，大兴土木——用的是他自己的手工业者。然而，尽管碑文带有佛教的性格，土木兴筑的主要对象却是印度教两大神祇湿婆神（?iva）与毗湿奴神（Visnu）的雕像与寺院。为了显耀自己的宗教功迹，国王遣人到锡兰去，并且经由当地的一位圣者之手迎回 暹罗几乎还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度，尽管那儿并没有不利于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整个中南半岛地区，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成为国教（14世纪），婆罗门主义与种姓皆被排除出去，结果，依种姓而分门别类训练出来的王室事业者所固有的技艺传统也跟着大为衰退，并且，在佛教影响下所激发出来的工艺活动，实际上也未能产生出同样高价值的作品来，无论其成果有多么可观[18]。纯正的小乘佛教，按其内在性格，对于手工业除了采取敌对或顶多是容忍的立场之外，别无其他。同样的，在小乘佛教里，唯有俗人的欲求——被要求几乎专只为了宗教功绩的获得——使得对佛教而言典型的宗教艺术被制作与保存下来。

一如近年发掘出来的碑文数据所显示的[19]，在缅甸，如同其他地方，纯正的佛教在家众的宗教关注所在，主要还是紧盯着再生的机会：国王的母后祈求一直能再生为高洁的人格者，换言之，具有善良的性格与甚深的信心；当未来佛弥勒出现时，她愿与此佛共入涅槃[20]。有人希望避免再生于低下身份的家庭[21]。有的人则希望一直再生为富人和佛弟子，最后获得全智并且到达涅槃[22]。也有人希望每一次的再生都和现在的家人（父母、兄弟、子女）在一起[23]。另外有人希望来世能娶得某个特定的女子为妻[24]。僧侣也希望——如果必须再生为俗人的话——拥有美丽的妻子[25]。除此，亦有人希望善行的功德能够回向给死者，特别是那些下到地狱里的死者[26]——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只在后期佛教里出现，亦于印度教里登场的业的教义。

亚洲真正有力的布教的宗教（Missionsreligion），不是小乘教会，而是大乘教会。

大乘佛教，也和当时的小乘学派一样，首先是借着一位君王而开展其布教的事业[27]，此即公元纪年后不久，位于克什米尔和西北部印度地区的迦腻色迦王（Kaniska）[28]。大乘佛教所正式承认的所谓的 [5]如同西藏，同类疗法和驱邪祓魔的咒念技术，在锡兰也被有系统地传授。

[6]关于这两个碑文，参见Furneau, Le Siam ancien（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27）, pp. 129, 187。

[7]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233（此为13世纪的碑文，后面还要谈到）.

[8]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141.

[9]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144（15世纪），提及一名mahasangharaya（集会的长老）；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153（16世纪），提及正确的三宝，亦即“佛、法、僧”。

[10]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171. 这块碑文是紧接着13世纪那块记载着引用书写技术和正式采用佛教的碑文（p. 233）。

应当是素可泰（Sukho-thai,1257—1436）王朝的立泰王（Thammaraja Luthai,1347—1370）。根据史书所言，此一国王通</a>内外典，著有《三界论</a>》，并兴建不少佛教寺院与佛像。——译注

[11]冠有神圣尊号（Shri）的另一个国王（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214）则希望再生为菩萨，以作为其功绩的果报。如果不能如此，那么就再生为虔诚且完美的人，并且免于肉体的病痛。

[12]见13世纪末叶的Rama-Komheng王的大型碑文（Furneau, Le Siam ancien, pp. 133f. , p. 85, p. 109）。

[13]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78.

[14]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106.

[15]见此一碑文的开头处。关于国王的征服，则见碑文末尾。

[16]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32.

Kabt一词，在英国大概要到17世纪左右才用来指独立于原有之中央各部门而直属于君主的顾问团。在此含意下的Kabt所执行的判决称为“王室裁判”，乃是一种“谕旨判决”。——译注

[17]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26. 碑文里说，人应该直接亲近国王，而不是亲近贵族。

[18]Furneau, Le Siam ancien, p. 57.

[19]参见Aymonier所刊出的碑文（15至17世纪）：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Ser. 14, 1899, pp. 493ff. , esp. Ser. 15, 1900, pp. 146ff.）。

[20]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 p. 16f.

[21]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 p. 164.

[22]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 p. 153.

[23]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 p. 154.

[24]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 p. 170.

[25]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 p. 150.

[26]Aymonier, Journal Asiatique, 9, p. 150.

[27]将大乘佛教视为向东亚布教的唯一担纲者是相当不正确的。中国熟习佛教圣典的方法，起先是通过说一切有部——以古代（小乘的）毗婆沙师（Vaibhāsā）的教义为基础的一个教派——的经典。部分利用海路而来的、较早期的朝圣僧侣，并不太区分小乘与大乘。虽然如此，随着北印度的渐次大乘佛教化，以及因此之故，后来只从那儿横越陆地而将以梵文书写的大乘经典传入中国的这种情况，正说明了一般的见解。中国也正是在这期间里转变成一个纯粹的大陆国家。另一方面，小乘学派在中南半岛的优势，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的。相反的，大乘的布教在此多半是比较古老的，直到后来信仰复兴运动时，才给了中南半岛那样的契机——与古代正统教会的传统和邻近的锡兰教会的传统相结合起来。

毗婆沙，“注释”之意。注释经书者，称为优婆提舍；以律、论之注释为主者，称为毗婆沙。——译注

[28]古印度犍陀罗国王，为贵霜王朝 [59]即曹洞禅、临济禅与黄檗禅。——译注

[60]在织田信长的迫害之后，将佛教复兴的保护者，亦即众所周知的将军德川家康，在根本上似乎是很重视其家臣武士对于佛教极乐世界之为英雄之天堂的期待。

[61]这里指的是1571年织田信长攻灭比睿山僧院一事。比睿山为日本七大高山之一，在近江国滋贺郡，为日本天台宗大本山，寺僧武力强大，与高野山并称日本佛教两大丛林。1571年，由于寺僧协助朝仓义景反抗织田信长，遭到信长的攻击，寺院被毁，僧侣全被屠杀。——译注

[62]Franz Xavier（1506—1552），西班牙人，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会士之一（1534），1540年前往印度传教，极为成功，为基督教正式传入印度之始。随后前往马来亚、日本等地传教。1552年决意由印度前往中国传教，在等待中国政府入境许可时，死于沿海的山川岛。他可说是基督教东传运动的先驱者，1622年罗马教廷封为圣徒。——译注

[63]指僧侣受具足戒后夏安居之年数。丛林中，每年4月16日起至7月15日举行夏安居，并以夏安居之最末一日为一年之终，即受岁日；自16日起则为新岁，故比丘、比丘尼受戒后，于每年夏安居结束时，即增一法岁。——译注

[64]反之，在《观无量寿经》（ [65]关于尼泊尔，参见1901年孟加拉的《普查报告》。

[66]关于喇嘛教，K?ppen的著作Religion des Buddha（Berlin, 1857—1858, 2. Band）一直都是很值得一读的。当今最为权威的学者是Grünwedel（见其刊登于Kultur der Gegenwart, Ⅰ, 3, i的论述，以及下文中所引用的作品）。此外，俄文的数据亦是基本的，但我未能利用到。

[67]这位官方称之为“莲华生”（梵文Padma-sambhava, 藏文Padma-hbyun-gnas）的“伟大教师”，未知其生平如何。

莲华生，西藏红教之始祖，8世纪左右北印度乌场国人。初住那烂陀寺，博通大小乘。747年，应西藏君主克梨双提赞之请入藏布教。王为之于拉萨东南方创建桑耶寺，师遂宣传瑜伽秘密法门，翻译经咒，又现种种神通变化，驱除妖魔鬼怪，为藏人所尊崇。师所传之教，后以相对于宗喀巴之黄教，称为红教，即无上秘密乘，以大喜乐禅定之瑜伽观法为最上法，西藏特有之喇嘛教因之大成。——译注

[68]原为西藏佛教中主持授戒者之称号，其后举凡深通经典之喇嘛，而为寺院或扎仓（藏僧学习经典之学校）之主持者，皆称堪布。又为西藏地方政府僧官系统之职称，如达赖、班禅之高级侍从亦称堪布，“基巧堪布”即管理布达拉宫宫廷事务之僧官。——译注

[69]Grünwedel, Mythologie des Buddhismus in Tibet und der Mongolei（Leipzig, 1900）. 这是根据Uchtomski侯爵关于喇嘛教的史料集成所写的入门书。此书是最佳的喇嘛教发展史，在此我们普遍使用。

[70]萨迦寺位于西藏日喀则西南，为喇嘛旧教（红教）之大寺院。该地为白色土壤（藏文sadkar），故名萨迦。1073年，此寺由始祖衮曲爵保（1034—1102）所建，尔后遂有萨迦派之称。萨迦派为红教喇嘛最具代表性之一派，因受阿提沙思想影响，故怛特罗色彩极为浓厚，主张娶妻生子以延法嗣。历代学僧辈出，初祖曾孙文殊萨迦班禅（1182—1251）在忽必烈时，被招请为帝师与灌顶阿阇梨，此为喇嘛教普及蒙古之始。其侄八思巴（1239—1280）亦受元朝招请，为蒙古人创制八思巴文字。1270年，八思巴返藏，忽必烈授予全藏之政权，故自1270至1345年间，萨迦寺成为西藏政教之中心。宗喀巴新教兴起后，萨迦寺地位遂日渐衰微，然而仍为旧教本山。——译注

[71]帖木儿，蒙古人（14世纪末），元朝灭亡后崛起于中亚，曾建立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极盛时期领土远至小亚细亚，并曾控制部分北印度地区。关于喇嘛教对蒙古人产生和平化的影响，Owen Lattimore表示断然的反对，参见氏著，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 1940）, pp. 86f.。佛教于7世纪传入西藏，然而在喇嘛教会建立起自己的主权之前，起先是被用作世俗君主的工具。虽然蒙古伟大的征服者忽必烈汗（13世纪）喜好喇嘛教，但在明朝建立之后，喇嘛教在蒙古即告消失。到了16世纪，喇嘛教再度被阿尔泰汗采用为世俗统治的整合工具。后来清朝又给蒙古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带来一种僵持状态，然而西藏的教会却在与满人利益相结合的条件下保全了主权（Lattimore, pp. 216—221）。因此，喇嘛—佛教似乎（至少在韦伯的理论里）显现为一种寻求外力支持或成为外力之工具的教权制。——译注

[72]西藏名Tson-kha-pa（1417—1478），法名罗桑札巴（Lozan-tak-pa）。十四五世纪时西藏佛教改革者，喇嘛黄教始祖。现今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传承系统，即源自其弟子根敦珠巴、凯珠二人。——译注

[73]以下所述大体上是根据Posdnjejew, Otscherki byta buddijstkich monastyriei budijstkawo duchowenstwaw Mongolii（我没能采用到此书，但其关键处已见于Grünwedel前引书许多翻译出来的引文里）。

[74]蒙古文khutuktu（呼图克图）即“活佛”之意。西藏喇嘛旧教（红教）准许娶妻，故以生子为法位继承者，自宗喀巴创立黄教之后，乃改为独身之规定，故于法位继承过程中，产生重大之转变，此即“喇嘛之转生”。宗喀巴之徒达赖喇嘛一世根敦珠巴在1475年圆寂后，一般人相信他转生为根敦嘉穆错，此即活佛转生之初例。未几，班禅喇嘛亦承袭此一制度，因此而形成喇嘛教高级地位之继承办法。此种现世活佛化身之思想，遂使各地出现大小活佛，以致各宗派势力互相抗衡。为了维护教团之发展，以后高僧在圆寂前，便会预告下一代转生之方向。其弟子即就其所指定的地点寻出一年之内所出生之儿童，经正式测验之后，推举为继承者，此即khubilgan（呼毕勒罕，藏语为sprulsku［化身］），即“自在转生”或“再来人”之意，源自轮回受生与佛陀三身之信仰。经由呼毕勒罕转生方式而接替其前生所遗职位之职称，称为“呼图克图”，即“明心见性、生死自主”之意。然而一般而言，呼图克图乃受政府册封的一种行政上的职称，呼毕勒罕则为转生而仍不昧本性之修行者，故凡是呼图克图必为呼毕勒罕，而成为呼毕勒罕之行者则未必皆受册封为呼图克图。今日，在西藏、蒙古、甘肃、青海、西康等地，驻京之活佛计有160人。西藏之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外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漠南蒙古之章嘉，均为历史上著名之活佛。——译注

[75]阿庇斯圣牛（bull of Apis）在古埃及——特别是孟斐斯（Memphis），被视为欧希里斯（Osiris）的化身。这种牡牛必须是黑色；前额有一三角形的白斑，在右侧有一弦月形的白斑，舌下还有一肿瘤。发现这样的黑牡牛后，首先在朝东建筑的屋中养4个月，然后趁新月之日运到Heliopolis，养40天再送到孟斐斯神殿，奉之为神。活到25岁时即杀掉，尸体经防腐后埋葬，然后再重新寻找新的黑牡牛，其间往往需要数年的岁月。——译注

[76]布达拉宫主要完成于17世纪中叶，为建筑上之巨构，主楼共13层，自地基至宫顶高110米，约有纽约帝国大厦之高度，东西长600米。全部由木、石构成，而无任何钢骨支撑，可谓建筑史上之奇迹。寺内僧侣最多时有2.5万人以上，大小僧房数千间，为世界最大之佛寺，亦为全藏之政教中心。噶巴仁波切，达赖喇嘛之另一尊号，意为得胜尊者。——译注

[77]札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城西，为后藏第一大寺。bkra-?is有“幸福、吉祥”之意。——译注

[78]莲华手菩萨即观世音菩萨，达赖喇嘛一向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韦伯此处所说的“佛陀本人的化身”恐有疑问。达赖喇嘛之称号为蒙藏语之并称，di为蒙古语“海”之意ma为西藏语-ma之讹略，乃“上人”之意，原系佛弟子中内有智德、外有胜行者之尊称。达赖喇嘛即统治西藏的法王之意，然而在西藏，达赖喇嘛之称号多用于外交上；此外，另有数种尊称：1. 嘉穆根仁波切，意为救护尊者，2. 噶巴仁波切，意为得胜尊者，3. 达穆钦堪巴，意为一切智者。又历代之达赖喇嘛多冠有“嘉穆错”名号，即藏语“海”之意。达赖喇嘛之称号来源有二说，一说1578年蒙古俺答汗所赠，另一说则为1650年蒙古固始汗所赠。西藏佛教于佛、法、僧三宝中，最尊崇喇嘛僧，故主张于精神、物质方面，供奉喇嘛僧即可成佛。达赖喇嘛自第一世以来，即被视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更受到全藏士庶之无上尊崇，而且自第五世达赖喇嘛从蒙古接受西藏全土之政权后，历代达赖喇嘛更成为政治、宗教之最高权力掌握者。至于班禅喇嘛（Pan-chenma），pan-chen乃“大智慧者”、“大博学者”之意。1645年，统治卫、藏之蒙古固始汗，尊宗喀巴之四传弟子罗桑却为“班禅博克多”，令其主持札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其管辖，是为班禅四世（前三世为后人追认），班禅喇嘛即自此始。——译注

[79]事实上此一义务并没有履行，因为早有更简单的办法被实行（例如1874年所发生的事）：达赖喇嘛还等不到成年就被毒杀了。

1875年，达赖喇嘛十二世称勒嘉穆错卒，年19岁。——译注

[80]Urga之意为宫殿或贵族之帐幕。古蒙古人称库伦为“大寺庙地”。Maidari不知何许人也。在外蒙古库伦的活佛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西藏名Rje-btsun Dam-pa Khotokto。Rje-btsun Dam-pa有“至尊最上”之意，Khotokto（即Hutuktu）则为蒙古文“活佛”之意。为蒙古佛教教主的称号。即喀尔喀蒙古地区西藏佛教格鲁派之最高的转世活佛。1614年，达赖喇嘛四世遣爵南派僧多罗那他赴漠北传教，被蒙古汗王尊为“哲布尊丹巴”。1634年，多罗那他在库伦圆寂，喀尔喀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适得一子，被认定为多罗那他之转世；后入西藏学法，改宗格鲁派。1691年，受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是为哲布尊丹巴一世。其后代代转生，至1924年第八代哲布尊丹巴圆寂，方才废止，前后延续约达300年之久。在此称号下，库伦活佛保有外蒙古一带之政治、宗教领导权。——译注

[81]关于拉萨的布达拉宫，参见Perceval Landon, Lhasa（London, 1905），这本杰出的大作是根据英国探险队的成果而写出的。Filchner的游记是关于一般僧院的优良实用教材，其中可以找到有关黄河上游Kumbum僧院的资料（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Expedition Filchner, Ⅰ, 1906）。

[82]根据Filchner的记述，几乎每家的第三个男孩都会而且必然会成为喇嘛。

[83]根据Hackmann的描述，接受出身太高者进入僧院，有时会遭到僧侣们的反对，因为害怕其巨大的社会势力。

[84]尤其所谓喇嘛的“神圣交易”是众所周知的。在此种交易中，相应于俗人的恭顺，不管怎样都会交换到较高价值的商品。譬如用丝巾换到羊，用羊换到马等；一种和“幸运的汉斯”相反的方式（参见Filchner的游记）。

“幸运的汉斯”是《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叙述主人翁汉斯牵一头乳牛出去卖，一路上碰到骗子，换来的东西愈来愈不值钱。这是韦伯拿来与西藏喇嘛作比较的地方。当然，根据童话故事的原则，忠厚老实的人最后总是善有善报的，汉斯自然也有他“走运”的一天。——译注

[85]由呼图克图来授课。教授职位每1至3年更换一次，每个学部有3名教授。

[86]Filchner说Kumbum僧院里的这个学部有15名学生。

[87]Filchner说Kumbum僧院里的这个学部有300名学生；这事业可带来相当高的收入。

[88]那些论题往往比《犹太法典》里的一些论题还要来得滑稽（参见Filchner的游记）。

[89]关于这个问题，在德文著作中，仍以我们此处经常引用到的Grünwedel的作品为最佳入门书。

[90]Filchner并不认为这是喇嘛所促成的，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独特的巫术力量。

[91]Filchner的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