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中国游记_绝笔

戏台

在上海看戏的机会，只有二三次。……我所去过的剧场，一个是天蟾舞台。那是白色油漆的三层楼建筑，二楼与三楼，都是半圆形，周围用着黄铜栏杆，这大概是模仿时髦的西洋式的。从屋顶的天花板上煌煌地垂下三盏大电灯，下面满排着藤椅座位。其实，只要在中国，对藤椅子也不能不当心的，有一次，我和村田君坐在这藤椅子上，就被一向闻名过的臭虫在手上颈上咬了好几处。不过，若就剧场布置而论，大体上可以说是清爽，不致见了不快。

舞台的两旁，规规矩矩地各挂着一个大时钟（其实一个是停着的），钟下排着浓重色彩的香烟广告。台上楣间，在堆灰的蔷薇与亚坎塞斯（acanthus）的图案中，有四个大字，叫作“天声人语”。舞台或许比我国的有乐座的稍宽，也已用着西洋式的脚灯（foot light）的装置。幕是——咿呀，这幕并不是作一场一场的区别用的。全是为了更换背景，有时作了背景自体，还有把什么“苏州银行”“三炮台香烟”等广告幕来拉闭的事——似乎从中央分向左右拉的。这幕不扯开时，后面就预备着背景。背景总算是用着油画风的屋外屋内的景色，有新式的，也有旧式的。因为每种不过二三种，所以无论姜维走马，或是武松杀人，背景总是一样。舞台的左边，列着携胡琴、月琴、铜锣等乐器的中国乐师，其中常有几个是戴着打鸟帽的。

剧场坐位的等次，不论坐一等或是二等，只要自由进去就好。因为在中国的惯例，是先坐下了才付钱的，这似乎比较轻便。席既坐定，就有人来送热手巾、戏单、茶来。此外如有送西瓜子或水果来，只要说“不要，不要”就好。热手巾，自从看到邻座风貌堂堂的中国人把它大揩特揩地揩了面孔又擤出鼻涕来以后，也就暂时改为“不要”了。

中国戏剧的 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因了什么趣味，有一个剥制的大鳄鱼爬着似的悬在壁上。那满是书籍的书斋，冷得真是所谓彻骨，四围都是砖壁，既无毡毯也无火炉。坐的不用说是那没有垫褥的四方的紫檀椅子。并且那时我所着的还是薄的哔叽的洋服。坐在那样的书斋里而不受感冒，至今想起，还以为是奇迹呢。

章太炎</a>先生于鼠色的长袍上面穿着厚毛的黑色马褂，当然不冷，并且他所坐的是铺了皮褥的藤椅子。我因了他的雄辩，连烟也忘记抽了，一面对于他那温暖的悠然伸足的样子，又觉得健羡不置。

据风闻，章炳麟氏曾以王者之师自任，曾选黎元洪为弟子。实际上，他书案旁壁间，在那剥制的大鳄鱼下就挂着“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的横幅。可是，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须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瘤。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为了这眼，袁世凯</a>要把先生拘在囹圄里，同时又为了这眼，袁世凯虽曾把先生监禁，却终于未能加以杀害。

章炳麟氏的话题，彻头彻尾，是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及社会的问题。我是除了“不要”“等一等”等类向车夫说的熟语以外，什么中国语</a>都听不懂的，替我尽通译之劳的是上海周报主笔西本省三君。

“现代的中国，不幸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问艺术方面，尤为沉滞。但中国的国民，向不趋极端的，既有了这特性，所以要使中国赤化殊不可能。不用说，一部分学生正欢迎着劳农主义，可是学生并非是国民，他们虽一时赤化，不久就会抛弃其主张罢。因为国民性——爱中庸</a>的国民性，究比一时的感情要强。”

章炳麟氏振动着那长爪甲的手，滔滔地发他独特的议论，我只是寒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应采什么手段呢？这问题的解决法，具体的虽不能说，但断不能凭几上的学说产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人早已道破。不从一种主张演绎，从无数的事实加以归纳——这叫作识时务。知了时务以后，再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者，结果无非此意而已……”

我倾着耳时时去看那挂在壁上的鳄鱼。终于与中国问题没交涉地想起这样的事来——那鳄鱼是必曾知道睡莲的香味，太阳光和暖水的。这样说来，我现在的寒冷，要算那鳄鱼最能知道的了。鳄鱼啊被剥制了的你，是幸福的。请悯怜我，悯怜这样活着的我！

郑孝胥氏

据传闻，郑孝胥氏是悠然乐于清贫的。某一个昙天上午，和村田君、波多君同坐了自动车到他们前，他的所谓清贫的住所，其上品远超出我所想象，是褐色油漆的三层楼建筑。庭中微黄的丛竹前，满放着绣球花。如果是这样的清贫，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也愿处。

五分钟以后，我们三人被引导入应接室，那里除画幅外差不多没有别的装饰，壁炉槛左右一对的花瓶中，插着小小的黄龙旗。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看了这旗，记起某人批评过郑氏的“与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的一句来。

郑孝胥氏不久就在我们面前现出那高长的身材来。郑氏血色很好，不像老人，眼睛也青年似的炯炯有光。穿着黑色的马褂，蓝灰色的袍子，风采之好，真不愧为当年才子。他在清闲中尚有这样泼辣的态度，那么当那以康有为</a>为中心的戏剧也似的戊戍政变中，作重要演员的时候，其才气的奋发，自可想象而知的了。

宾主谈了一会中国问题，我也煞有介事地议论了许多海阔天空的题目，如新借款团成立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舆论之类——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欠诚实，可是在那时却并不是随口妄谈，自以为诚实地抒述自己的所见的。不过在现在想来，似乎当时自己确曾有些神志异常了。不用说，这神志异常的原因，除了我自己浅薄的根性以外，现代中国，确要代负一半的责任。如果有人不信这话，那么只要叫他一到中国就好。到了中国，不到一月，包你就想谈政治的。这必定是现代中国的空气中孕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的缘故。像我，虽经迂缓地巡游了江南，这热狂还不易灭除。也不曾受过任何人的委托，却只是系念着那比艺术下劣数等的政治上的事。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于现代中国已绝望。以为中国要决行共和，就难免永久混乱。可是即使要行王政，也只有待英雄出现，把当面的难局解决了才能够。这英雄，在现代，又非能处置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的人不可。如此看来，所谓待英雄出现，实就是待奇迹出现了。

在这样的谈话中，我才取出纸烟衔在口里，郑氏就立起身来燃了火柴替我来点，我大惶恐，同时觉得对待客人之道，如果和邻国的君子相较，日本人似乎要算最拙劣的了。

领受过了红茶，郑氏引导我们到屋后的庭园去。整齐的草地，四周植着郑氏从日本取来的樱花和白皮松。一隅还有一座同样褐色油漆的三层楼，说是新近才建，归其令子居住的。我踱着草地，仰视着竹林上云缝里的青空，一壁重又私忖；如果这样，我也愿清贫。

正写这稿时，裱画店恰把画轴送到。这轴就是我 南国的美人

在上海见过许多美人。不知是何因缘，地点都在小有天。这小有天是近年物故的清道人李瑞清所照顾的酒馆，壁间现还有着“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的滑稽联语，那么当时的照顾，必是很出力的了。并且，听说这有名的文人，有着了不得的胃量，一顿能吃尽七十只螃蟹哩。

上海的菜馆，大概都不十分令人快意，室与室的分界，就是小有天，也用着无风流的板壁。至于桌上的器物，即在以漂亮出名的一品香也和日本的洋食店不差什么。此外如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对于味觉以外的感觉，与其说是满足，倒不如说是受打击。有一次，波多君请我到雅叙园吃饭，问堂倌便所所在，堂倌说就溺在洗物场的旁边。实际上已有一个满身油腻的厨夫，在那里替我示着先例。我这次真吃惊不小。

菜倒是比日本的好。如果假充了内行人说，我所到过的上海菜馆，还不及什么瑞记、厚德福等北京的菜馆。可是比之于东京的中国菜，那么小有天已的确是好了，并且价目极廉，只须日本的五分之一。

闲话休提，我之见美人，最多莫过于和《神州日报》社长余洵氏共席的时候。地点仍在小有天楼上。小有天地处热闹的三马路，栏外车马之声不绝，楼上不用说是充满了谈笑声与和歌的胡琴声的了。我在这喧闹中，啜着有玫瑰的茶，看着余洵氏在局票上挥那健笔，觉得此身不是在菜馆里，烦忙得倒像在邮便局的长椅上坐待着什么似的。

局票在红的洋纸上蜿蜒地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菜馆×座侍酒勿延”的文字。雅叙园的局票，记得确曾在角上附印着“毋忘国耻”，表示排日的气焰的，小有天的幸而不是这样。余氏在局票中的一张里，写了我的姓名，又写了梅逢春三字。

“这就是那个林黛玉，行年已五十有八了。据说，最近二十年间政局的秘密，除了大总统的徐世昌</a>，知道的就是她一个哩。现在替你叫了，请你见识见识。”

我们——余氏、波多君、村田君和我——入席以后，先来的美人叫作爱春。这是一个伶俐的有些像日本女学生的上品的圆面盘的妓女。穿的是白织花浅紫的上衣，青磁色的有花的裤子。发似日本的垂发，发根扎着青丝绳，长长地垂在背后。额上的前刘海，也和日本少女的前发似无两样。此外，胸际还有翡翠的蝶，耳际有金和珠的耳环，臂间有金手表，很觉光耀闪目。

我大敬服了，在使用那长长的象箸的时候，也不绝地看她。可是，像菜肴的连番上席一样，美人也陆续到来。到底不能一味属目在爱春一人身上。我于是把眼转向那后来名叫时鸿的妓女。

时鸿并不比爱春美，却是，面貌带着乡下风，颇有特色。发的装束，除了扎发线用着桃色以外，全和爱春没有两样。深紫缎地的衣上，镶着银蓝交杂的五分边。据余君说，这妓是江西产，装束不逐时流，犹存着古风。可是脂粉却比以天然真面自豪的爱春远来得浓艳。我注视着那手表，金刚钻的蝶，大粒珍珠的首饰，以及右手的两嵌宝戒指，很是敬服，觉得就是我们新桥的艺妓中，也难见有这样装饰华丽的人儿。

时鸿以后来的是——这样一一写去，我也不胜其烦了。以下只把其中的二人略加介绍罢。一个叫作洛娥的，正要嫁与贵州省长王文华，王氏忽遭暗杀，至今仍为妓女，是一个很命薄的佳人。黑色花缎的衣服，除了缀着芬芳的白兰花，什么装饰都不加。这不符年龄的素朴装束，加了那冷静的眼波，很与人以凄楚之感。一个还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少女，金手镯呀，珍珠的首饰呀，在她身上，令人只觉得是一种玩具。一嘲弄她，就显出世间一般处子特有的羞耻。

这许多美人各依认了局票上客人的姓氏，环侍在我们席旁，而我所叫的娇名曾压一世的林黛玉却还未现形影。未几，一个名叫秦楼的妓女，拿着已燃着的香烟，宛转地歌出叫作汾河湾的西皮调来。妓女唱曲的时候，一般有男子来和着胡琴的。这些拉胡琴的男子不知为了什么，就是在那拉胡琴的时候，总也是煞风景地戴着打鸟帽或中折帽。秦楼唱毕，时鸿接唱。她却不用胡琴，自己弹着琵琶唱出一种寂寞的歌调。她产自江西，原是浔阳江边的人，枫叶芦花瑟瑟的秋天，江州司马白乐天所为沾襟的琵琶曲，或者也就是这样的音声哩。

林黛玉的梅逢春加入座中，已在鱼翅羹狼籍以后了。她较之我所想象，远是个近于娼妇型的丰肥的女人，面貌在现在看去，也并不觉有什么特别的美，虽施着粉黛，但能令人想象她当年的丽色的只是那细眼中漾着的秋波。可是照她的年龄——说是五十有八，无论如何，总难相信。看去至多是四十岁的人。手的丰嫩宛如小孩，指端肉隆隆地裹着指甲。穿的是镶边的兰花黑缎的衣服。耳环、手镯以及胸前悬着的装饰，都是以金为底，中嵌翡翠或金刚钻，其中像戒指上的金刚钻，竟有雀卵般大。这样的人儿不应见之于这样大街市的酒楼上，应见之罪恶和豪奢错杂的场所。譬如像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天鹅绒的梦中，仿佛会有这样人物。

可是，无论如何年大，林黛玉毕竟是林黛玉。她的才气，即在那谈话的态度上，亦可想见。不但如此，她过了一会儿，合上胡琴和笛唱出秦腔的曲调，其随声音迸出的力，也确足压倒群妓的。

“如何，林黛玉？”她去了以后，余君问我。

“真是女杰。最可异的是她的不老。”

“据说她在年青时，曾服珍珠粉的。珍珠是不老的药呢。她如果不吸鸦片，应该还可不老一点。”

这时林黛玉的空位上，已坐了一个新来的妓女。那是一白色娇小像小姐似的美人。多宝模样的浅紫色缎的衣服，水晶的耳环，使她越显得可爱。问她名字，答说花宝玉。花宝玉——这三字的声音从她口中发出，宛似鸠叫。我递了一支香烟给她，同时忆起杜少陵“布谷催春种”的诗句来。

“芥川君，”余君一壁劝酒，一壁呼了我的名似乎难为情地说，“如何，中国的女子？你喜欢吗？”

“无论哪处的女子都欢喜。中国的女子也漂亮啊。”

“你以为好在那里？”

“我以为最好的是耳朵。”

真的，我对于中国人的耳朵，很表着敬意。日本女子在这点上到底敌不过中国人。日本人的耳朵太平，长朵，并且太厚。其中有许多全不像耳，似不知犯了什么因果，把木菌长在脸上。细考其故，原来这和深流之鱼变为盲目，是同一理由。日本人的耳朵，一向藏匿在涂油的发后。而中国女子的耳朵，不但露出在春风中，还加以宝石的耳环等类的装饰。因此，日本人的耳朵堕落到现在的程度，中国人的耳朵因了自然和人工的关系，就呈如此的美观了。即如眼前花宝玉的耳朵，恰和小贝壳似的长得玲珑可爱。西厢记</a>中说</a>莺莺“他钗軃玉横斜，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大概也必定是这样的耳朵了。从前李笠翁曾详细地说述中国女子之美（偶集卷之三，声容部），而于这耳朵却无一语道及。在这点上，伟大的十种曲的作者，也不得不把发现之功让给芥川龙之介的了。

把“耳朵说”抒述了以后，我和同伴三人啜了那加糖的粥，同游妓馆。妓馆大概在横弄两侧，由余君引导，他一壁走一壁读着门前名灯，既而到了一家，就径直进去。进门就是一间龌龊的房子，有几个秽浊的男子似乎在那里吃饭。这是妓女住的所在，如果无人预先说明，无论谁也不会相信。等到上了楼，紧凑的房间中，耀着明晃晃的电灯。排着紫檀的椅子，竖着大大的镜子，这才像个妓馆。青纸裱糊的壁上，悬着好几幅字画镜框。余君和我们吃着茶，说明种种嫖界里的规矩。过了一会儿，方才的花宝玉，从里间露出形影来。我们和二三个妓女嗑瓜子，吸香烟，一壁作着闲谈。过了一会，我觉得厌倦了，在室中闲步，瞥见隔室中电灯下那可爱的花宝玉正和一个胖娘姨同桌吃着晚饭。桌上只有一只盘子，并且只是一盘青菜。可是花宝玉却似乎吃得很有滋味。我不觉微笑起来。在小有天的花宝玉，也许确是南国的美人，但是，这个花宝玉——咬着菜根的花宝玉，却于任荡儿玩弄的美人以外，还有别种东西。我在这时，才在中国的女子里，感到女性的情味。

沪杭车中

坐在车里，车掌就来检票。车掌穿着橄榄色的洋服，戴着有金线条的黑帽子。比之于日本的车掌，似乎不敏捷些。不用说，这种见解，全是我们僻见的作祟，我们即使对于车掌的丰采，也容易用</a>我们的定规来量度。约翰·勃尔（John Bull英国人的绰号——译者注）非故意持重，就以为不是绅士，安克尔·撒姆（Uncle Sam美国人的绰号——译者注）非有钱，就以为不是绅士，剧伯（Jap日本人的绰号——译者注）呢，至少在作纪行上，如果不落旅愁之泪，不流连于风景，不费尽游子的滥词，就以为不是绅士。我们无论在何时候，总不可被这样的僻见所缚。我当这悠悠的车掌在检票的当儿，就发表了这样的僻见论。自然，这气焰不是向中国的车掌吐放，乃是说给引导我的村田君听的……

车过嘉兴，偶然去看窗外，见临水的家屋丛中，高高地架着石桥，两岸白壁映在水下，很是清澈。南画里所常有的船有二三艘在水边系着。我隔了发了芽的柳枝望那景色时，才真地感到中国的情味。

桥一过，就在桑田的那面，看见满是广告的城壁。古色苍然的城壁上，涂抹鲜彩的油漆广告，这是现代中国流行的。无敌牌牙粉，双孩牌香烟——这样的广告，沿路的车站附近，几乎无处不见。中国究竟从哪一国学到这样的广告术的？解答这疑问的，就是眼前到处立着的什么狮子牙粉什么仁丹等俗恶绝顶的广告。日本在这点上，似乎也算尽了邻邦之谊的了。

车窗外仍是菜田桑田和草原。有时于松柏间看见古墓。

“喂，有墓呢！”

村田君似乎不甚稀罕：“我们在同文书院时，常从那种破墓里偷取骷髅哩。”

“偷取了作什么？”

“只是作玩意儿。”

我们一壁啜茶，一壁谈着野蛮的风俗，如人脑髓焙了灰可医肺病，人肉的味道和羊肉相似之类。不知不觉间，夕阳已红红地射在窗外油菜田上了。

西湖

画舫穿过锦带桥，向右就是孤山，据说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就在这一带。可是时间在晚春的午前，有什么法儿呢。孤山下有不知何处富家的大厦，大而且俗恶的门墙连续蜿蜒着。过了这里，却是优雅的三层楼建筑，临水的门既好，左右的石狮也好看。据说是乾隆</a></a>帝的行宫旧址，有名的文澜阁就在这里面。阁中说是藏有《四库全书》一部，并且庭园尤美，登岸想去一观，终于因为是外人故被拒绝。不得已随堤行至广化寺，又到俞楼。

俞楼是俞曲园的别庄。规模虽小，却不讨厌。有伴坡亭，说是因了东坡的古址建造的，亭后丛篁中，漾着一多水藻的古池，颇足引起闲寂之趣。从池侧上登到所谓曲曲廊的尽处，有一嵌在壁中的石刻，说是彭玉麟为曲园作的梅花图。室中正面悬着长髯的曲园肖像，我一壁啜着住役送来的茶，一壁熟视曲园的相貌。章炳麟的《俞先生传》说“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与此或者有些相像，“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这样说来，那么也难免有点俗气。或者曲园叨了这俗气的福，才会有造这样别庄给他住的弟子辈，也未可知。试看，一点俗气不带的玲珑如玉的我们，不但没有别庄，并且靠了卖文活着哩。——我把有玫瑰花的茶碗摆在面前，茫然地用手托着腮，不觉对于荫甫先生加以轻蔑起来。

次游苏小小墓，苏小小为钱塘名妓，墓向有名。可是现在看来，这南齐美人之墓，只是个上加亭子用油漆涂粉的土馒头。不是诗的，也不是什么。并且，因为西泠桥正在修筑，墓旁荒乱得愈形寂寞。少时爱读的孙子</a>潇的诗里有“段家桥外易斜曛，芳草凄迷绿似裙。吊罢岳王来</a>吊汝，胜他多少达官坟”这样的一首，现在无论何处，找不到似裙的草色。只是翻掘过的土块上照着痛眼的白日。加以，西泠桥畔还有几个中学生在唱着排日的歌。我匆匆地和村田君一观了秋瑾</a>女史的墓，就回下画舫去。

“岳庙是好的，很富于古色呢。”

村田君用了昔游的记忆，似乎在安慰我。实在，我对于西湖，已不觉抱了反感了。以为：西湖并没有如想象的美，至少现在的西湖，并不是“未能抛去”的东西。水既浅，并且西湖的自然，也和嘉庆道光时的诸诗人一样太富于纤细之感。在大自然中厌倦了的中国的文人墨客，或者欢喜这里也未可知，我们日本人是向在纤细的自然中惯了的，所以一时虽觉是美，不久就厌憎了。如果只是如上所说，西湖还不失春寒中的中国美人，但这中国美人已因湖畔随处恶俗绝顶的赤灰二色的砖砌建筑而受了垂死的病根了。不，岂但西湖，这二色的砖砌建筑，竟像大大的臭虫一样蔓延于江南一带的一切古迹名胜，把风景如数破坏着。我方在秋瑾女史墓前见到那砖砌的门时，不特为西湖不平，并且为女史的灵魂不平。把这当作和“秋雨秋风愁杀人”的诗共殉革命的鉴湖秋女侠的墓门，总觉得有些对她不起。这样的西湖的俗化，似将持续不止，再过十年，也许要变成这样光景——湖畔并峙的洋房中，每轩有Yankee（美国人）醉酵着，每轩门前有Yankee在露天小便（在新旅馆中曾见有这样的Yankee）。从前读苏峰先生的游记时，记得曾有我如果得以杭州领事了此余生，实为大幸的话。可是，在我，不但领事，就是被任命为浙江督军，与其守此泥池，宁愿住在日本的东京的。

在我攻击西湖的当儿，画舫已过跨虹桥，向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进行。这却不见有砖砌建筑，围绕白壁的杨柳丛中还有开剩的桃花。左边堤上苔藓斑烂的玉带桥隐隐地映在水下。颇似南田画境。我于船驶近时，就把我的西湖论加以增补，冀防村田君的误解：“虽说西湖可厌，也不是全部可厌啊。”

画舫过了曲院风荷，就在岳王庙前停止。我们下了船往拜在西湖佳话中所素悉的岳将军之灵。哪里知道，庙已十分之八重建，油漆辉煌，全体在泥土沙石堆里曝露着改修中的丑象。不用说，曾使村田君快意的古趣，无一存在了。村田君才取出了照相机，就惊讶地止了步：

“不好了。到了这地步，已是不成样了——还是到坟墓那里去罢。”

墓也和苏小小的一样，是油漆过的土馒头。不过究竟因为是名将，比苏家丽人的要大得多。墓前立着苔痕斑烂的墓碑，大书“宋鄂王之墓”。墓后竹木荒蔓，这在不是岳飞子孙的我们，只觉得诗趣，并不感到悲意。我徘徊墓旁，不觉充满了怀古之情。

墓前铁栅中，有秦桧</a>、张俊等的铁像。像的样子似乎是背缚着的。据说游人因憎彼等奸恶，多把小便浇撒其上而去。现在幸而各像不曾潮湿，只有旁土上停着许多青蝇，给远来的我们以不洁的暗示而已。

古来恶人虽多，可恶如秦桧的不多。上海街上所卖的像棒似的油炸面条，名曰“油炸块”。据宗方山太郎氏说，这本名“油炸桧”，意思是把秦桧来油炸。原来，民众这东西，只能理解单纯的事情。就是在中国，什么关羽</a>，什么岳飞，凡是众望集注的英雄，都是单纯的人物即或不是单纯的人物，定是容易单纯化的人物。如果不具有这特色，那么就是不世出的英雄，也不能聚集众望于一身。譬如井伊直弼的铜像要死后数十年才成，而乃木大将变为神，却不须一星期之类，都是为此。所以，做仇敌时，如做这样英雄的仇敌，也就最足受人厌憎。秦桧不知犯了何种因果，巧巧落在这陷阱里。结果，你看，到了民国十年还受着残酷的报偿。我在新年改造杂志上作了一篇将军的小说。幸而生在日本，不被油炸，不用说，也没曾被小便浇淋，只除若干部分被抹去以外，杂志记者受了当局的二次烦言而已。

在梅的绿叶中看了放鹤亭，再上了筑在旁边的林逋</a>的巢居阁，又走到后面去看照例大大的土馒头“宋林处士墓”。林逋自是高人，但想必不至像日本小说家的贫乏。据林逋七世孙洪所著的《山家清事</a>》；洪的隐遁生活是“舍三：寝一，读书一，治药一，后舍二：一备酒谷列农具，一安仆役，庖厨称是。童一，婢一，园丁二，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如果和靖先生也曾如此，那么较之住五十元月租的房屋的，不能不说是丰裕得多了。倘若有人替我在箱根近旁建造正屋一间，贮藏室一间，书斋，寝室，女仆室等应有尽有，再许雇用书生一人，女仆一人，男仆二人，那么林处士的榜样，也不难学。叫鹤在水边梅林作舞，只要鹤答应，也没有什么不可。并且我即使如此，那“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没有用处，完全给了你，请你随便怎么都可以！——当我游毕了放鹤亭上船去时，就发表了这议论。

苏州

……看了北寺的塔，往游玄妙观。观前空场中摊肆的多，不亚于上海城隍庙。馄饨、馒头、甘蔗、地栗——在这许多食物摊外，还有玩具摊、杂货摊等。游人不用说也很多。所与上海不同者，在这样的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差不多见不到有着洋服的。不但如此，也许是地方太空旷的缘故罢，似乎总不像上海的来得热闹。漂亮的袜子无论怎样地摊着，有葱韭气的热气无论怎样地腾着，——不，即使有许多年青女子把头梳得光光的，着了桃色或紫色的衣服，故意把屁股摇动了走着，也总觉得有些鄙俗与寂寞。从前，配尔·陆蒂（Pier Rotl，法国的文学者，曾居留日本多年——译者注）游浅草观音殿时，必定也曾感到过同样的心情罢，我想。

从群集中走去，当面有一个大大的庙。庙虽大，可是柱上的红漆已经剥蚀，白壁也已满了尘污，并且香客不多见，更使人觉到荒废之感。庙内一边满挂着粗恶的画轴，有石印的，有木版的，也有笔绘的，满眼但见恶劣的色彩。这书画并不是供物，都是新的卖品。卖画的呢，坐在昏黑的壁角里，是一个矮小的老头。除了这些画幅之外，香花不必说，佛像也没有见。

从庙后穿出，在一大堆的人群里，有两个赤了膊的人用了双刀和枪在比试。大概锋刃是没有的罢，那有红流苏的枪和曲了上端略作钩形的刀，闪闪地反射着日光，迸出火花的光景，颇有可观。当那有辫子的大汉被对手打落了枪的时候，间不容发地躲避着刀锋，把对手用脚蹴去，对手就握着双刀向后一个筋斗。四围的观众发出一阵哄笑来。像病大虫薛永，打虎将李忠一类的豪杰，也许有在这里面罢。我从庙的阶石上眺望他们的跌扑，心里充满了《水浒传</a>》的气氛。

《水浒传》的——只说了这几字，或者意味不易明了，也未可知。《水浒传》的小说，日本从马琴的《八犬传》以来，已有《神稻水浒传》《本朝水浒传》等种种的仿作。可是，《水浒传》的气氛，都未曾传写出。所谓“《水浒传》的”是什么？是某种中国思想的显现。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人的豪杰，并不是像马琴等所想象的忠臣义士，从数目上看来，倒是无赖汉的结社。却是，他们的纠合，并不是一定爱恶。记得武松确有过这样的话：豪杰之士所爱的是杀人放火。这话严密地说，就是爱杀人放火的才是豪杰。——不，再说得明白些，就是：既然做了豪杰之士，区区的杀人放火，算不来什么一回事了。他们心里，毕竟都流着目无善恶的豪杰意识，无论是模范军人的林冲，无论是专门赌徒的白胜，他们只要具着这个心，正可以说是兄弟。这个心——就是一种超道德的思想，不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心，在古今来中国人的胸中，至少比之日本人，有着深远的根源，是不可轻视的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话虽如此，但说这话的人们，其意只不过说不是昏君一人之天下，他们的真意，就是要把昏君一人之天下，改作豪杰一人之天下。再举一个证据，中国有“英雄回头即神仙”的话。原来，神仙不是恶人，也不是善人，是超出在善恶的彼岸以烟霞为食的人。杀人放火不以为意的豪杰，在这一点上只要他一回头，的确可以升入仙侣的。试翻开尼采的书来看罢，那用毒药的查拉都司都拉就是恺撒·布尔迦（Caesar Borgia）。《水浒传》并不因武松打虎、李逵挥斧、燕青打擂被万人所爱读。实因为书中充满了磅礴泼辣的豪杰气氛，读了就为所醉的缘故。……我又把注意转到武器的声音上，原来，在我想着《水浒传》的当儿，他们已在开始 当夜，在唐家花园的露台上和西村并着藤椅时，我很猛烈地痛骂现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如数堕落着吗？尤其是艺术，从嘉庆道光以来，有一可以自豪的作品吗？而国民却不问老幼，只是唱着太平曲！不用说，青年之中，也许可看得出有若干的活力，但他们的呼声中，没有感动全国民的猛烈的情热，却是事实。我不爱中国，就是要爱也不能爱。如果目击了中国国民的腐败，还能爱中国，这不是颓唐已极的肉欲主义者（Sensualist），即是浅薄的中国趣味的迷信者。不，就是中国人，只要是心不昏的，对于中国，比之于我一介的旅客，应该更熬不住憎恶罢。

北京雍和宫

中野江汉带了我去游雍和宫。我对喇嘛寺，原没有什么兴味，不，并且还有大恶的。因为说是北京名物之一，为了作纪行文，道理上也非去走一遭不可。自己也觉得太委屈了。

乘了不十分清洁的人力车，来到门前，果然不愧为大伽蓝。其中有永祐殿、绥成殿、天王殿、法轮殿等的地方。黄色的屋顶，赤色的壁，阶段用着大理石，上面还有石狮子，青铜的惜字塔（中国人尊重文字，据说见了有字的纸屑，就投入此中。把这当作有若干艺术味的青铜制的纸屑笼想，也就无大差），以及乾隆帝的御碑，这可以说是近于庄严的了。

第六所东配殿中，有木雕的欢喜佛四具。把银货一枚给予那看守者，他就拉开绣幔来让我们观看。所谓佛，皆蓝面赤发，背上生着许多手，颈上挂着无数骷髅，真是丑恶无双的怪物，欢喜佛第一号，跨着蒙了人皮的马，在炎口中冲着小孩。第二号把象头人身的女子踏在脚下。第三号正淫着一个直立的女子。第四号——最敬服的是第四号了。第四号佛立在牛背上，而这牛呢，居然在淫着一仰卧的女子。这许多欢喜佛毫不引起色情，只是给人以一种残酷的好奇心的满足。欢喜佛第四号的旁边，有一匹开着口的木雕的大熊。这熊如果考问起来，定是什么东西的象征罢。熊的前面有二武夫（蓝面，持有黑毛的枪），后面跟着两匹小熊。

大概在宁阿殿罢。我听到有一种声音，向内张视，有两喇嘛僧吹奏着异样的喇叭。喇嘛戴的是有毛的三角帽，有黄的，有紫的，也有赤的。虽也有若干的画趣，但看去总有些像恶党。我只对于那两个吹喇叭的有些微的好感而已。

和中野君正在石级上步着，万福殿前面的一个楼上有一个看守役伸出头来，招手叫我们去。我们上了狭狭的楼梯去看，这里也有用幔遮蔽着的佛，可是看守役不肯把幔揭开，只是伸了手要小洋二角。后来让价到了一角，去了幔，见都是蓝面、白面、黄面、赤面、马面等怪物，生着许多臂（手里于弓呀斧呀以外，有的还擎着人头），左足是鸟脚，右足是兽脚，看去颇似狂人的画。可是，却不是所预期的欢喜佛（不用说，有一个怪物足下踏着两个人的）。中野君怒目了叱那看守役：“你骗我吗？”看守役就大恐缩，连声地说：“有这个，有这个。”所谓“这个”，是一蓝色的男根。隆隆的一具，不造儿子，徒然替看守役赚香烟钱。可怜啊，喇嘛佛的男根！

喇嘛寺前有喇嘛画师开设的店七家。画师总数三十余人，据说都是从西藏来的。我们在一家叫作恒丰号的店里购喇嘛佛的画数张。这类的画，说一年可销一万二三千元，喇嘛画师的收入，也不可轻视了。

辜鸿铭</a>先生

访辜鸿铭先生。侍者所引入的，是壁间悬着碑版地上铺着地毡的厅堂。看去虽是似乎有臭虫的地方，却不失为潇洒可爱的屋宇。

不等到一分钟，有一目光炯炯的老人排门而入，用了英语说：“来得很好，请坐。”不用说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灰白色的辫发，白色的长褂子，鼻的尺寸很短，面孔看去像是大的蝙蝠。先生和我谈话时，桌上摆着几张草稿纸，一壁手执了铅笔写汉字，一壁口若悬河地说英国语。这在如我耳朵靠不大住的人，真是便利的会话法。

先生南则生于福建，西则学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东则娶于日本，北则居于北京，故自号为东西南北之人。英语不消说了，据说还通法语及德语，可是却与新少年不同，不标榜西洋的文明。他诮骂了基督教，共和政体，以及机械万能等等，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说“你不着洋服，难得。只可惜没有发辫。”和先生谈了约三十分钟，一个八九岁的少女，羞羞地走到厅堂来。这是先生的小姐（夫人已入鬼籍）。先生把手搭在她肩上，用中国语低说了一会，她就开了小口唱起伊吕波歌（日本四十七字母集成的歌——译者注）来。这定是夫人生前教她的了。先生虽满足地微笑，我却颇觉感伤，只是熟视她的脸孔。

小姐进去了以后，先生又为我论段，论吴，论托尔斯泰（据说托尔斯泰曾有书信给过先生）。论来论去，意气愈昂，眼愈如炬，脸孔愈像蝙蝠。当我离上海时，约翰斯握了我的手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约翰斯真不我欺。我也有感于先生所论，问他既有慨于时事，为什么不愿问时事。先生虽曾即刻回答，可是我终是不懂。只是无聊地重复说：“再出去试试如何？”先生乃愤愤地在纸上大书着说“老，老，老，老，老……”

一小时后，辞了先生的宅，步行回东单牌楼的旅馆去。微风拂着路旁的合欢花，斜阳射着我的中国服。蝙蝠似的先生的脸孔，还如在我的眼前不去。我当要穿出大街时，回顾先生之门：——先生，幸勿见责我在代先生叹老之前，先赞美年少有为的自己的幸福！

十刹海

中野江汉君所引导我去游的，不止像北海、万寿山、天坛等谁都去的地方，文天祥</a>祠、杨椒山故宅、白云观、永乐大钟（大钟已半埋没在土里，事实上已渐渐地成了公共便所了）也都因了中野君的引导，得以一观。可是最有趣的要算十刹海的游园。

虽说游园，并不是真有完美的园庭，无非是在大荷池边用席棚搭成的茶摊。在这里面坐了二小时之久，中野君饮玫瑰露，我啜中国茶。为什么这样有趣呢，并没有什么，只是看人。

荷花未开，绕岸的槐柳荫下各茶摊中，有衔着水烟袋的老头，有梳双丫髻的少女，有与兵卒谈着的道士，有卖杏的老妇人，有卖人丹（非仁丹）的，有警察，有洋装的青年绅士，有满洲旗妇，——这样一一说来，真是无限，总之，此身已像在中国浮世绘中了。旗妇头上顶着黑布（也许是黑纸）做成的似髻又似冠的东西，颊上染着圆圆的胭脂块，古风得难以形容。和人招呼时，屈膝而不屈腰，把右手直触到地，其样子可说是奇异，也可说是有幽雅之趣。我感到不可思议的魅力，竟也想用了满洲礼节对这旗妇去打一招呼。可是把这诱惑克制了，这至少是中野君的幸福。原来茶摊中禁止男女同席。我们所坐的茶摊，中间也阑着一枝圆木，携了女孩来的父亲，把女孩放在圆木那方，自己坐在圆木这方陪她，喂她果物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如果因了敬服之故和旗妇去打招呼，也许会犯风俗坏乱罪，被捉将官里去的。中国人的形式主义，真也可谓彻底了。

我把这事说给中野君听，中野君把杯中的玫瑰露一饮而尽，才徐徐地说道：“那是了不得啊！有所谓环城铁道者——就是那环绕城墙的火车。当筑那条铁道时，路线曾有一部通入城内。因为如此就不能说是环城，于是在城中又新筑一段城墙起来，真是大大的形式主义哩。”

（丏尊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