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讨论的活动场所上,耶稣作为教师所发展了的活力,在其教育工作中自然地占有首要地位;既然我们已经对他的宗教观点原则,即他的教义的主要本质,试着进行了一些描述,现在我们就要对其形式方面,也就是他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方面,马上进行更多的考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许多有关本质的问题也会显示出来,可以作为我们前面所讲的补充。
不仅福音书作者(《马太福音》[87] :“他的谈话简短而有说服力,因为他不是一个诡辩家,他的话具有上帝权力。”这些词句不仅描述了耶稣言论所从涌现的宗教感情之渊深,也说明了其形式之自然而质朴。“他不是一个诡辩家”,这位受过希腊教育的教会学者说,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犹太语言就是,他不是一个拉比,他说话不像文士(《马太》 因此,福音书所记述的那些丰富的警句,那些意义深远的经文,即使不谈其宗教价值,单就其表达的穿透力和它那准确无误的常识而言,也是非常宝贵的。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没有人把新补丁补在旧衣服上,或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如果你的手或你的脚叫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先把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饶恕你的弟兄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这些都是不朽的名言,因为每天都在得到新鲜证明的真理在它们里面被赋予了恰好的形式而同时又是普遍可以理解的。
这些明智的经句绝大多数都是耶稣即席发表的言论,例如关于税银的言论是由法利赛人诱惑性问题所引起的,关于饶恕的话是由彼得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关于医生的话是由法利赛人因耶稣和税吏来往而不悦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关于刺和梁木,以及关于砍手的经句在福音书里是和一篇长的言论联系着的(《马太福音》 在比喻里诗的成分就更多,这是耶稣喜欢赋予他的教义的一种形式,部分地是为了用形象来吸引听众,部分地也是为了使他所向之解释的比较聪明的人们有运用他们的理解力和思考的机会 [88] 。比喻或寓言,是东方一种传统的解释方法,旧约里也曾多次运用过,看来当时人们特别爱用。除了在福音书里见到的以外,不仅从犹太教法典(Talmud)可以见到,约瑟弗还提到过提庇留皇帝在由于其尽可能少更动各省官吏的习惯而遭受非难时,也曾用比喻来为自己辩护 [89] 。
马太在其福音书[90] 。同样,也可把孤立的国王同仆人算账的比喻(《马太福音》 马太在[91] 而受人憎恨受人轻看的税吏。但发言者并不以犹太人为限,他还用外邦人将受邀请进入上帝国一事而对他们进行恫吓。有时还把主题处理得这样,即当仅仅谈到一个对立面的时候,另一个对立面,哪怕仅从福音书作者的措辞中,也就显示出来了。例如在《马太福音》([92] 而是弥拿 [93] ,那些不承认主为王的国民终于被杀,则是指由于犹太民族拒绝接受耶稣而即将面临的民族灾难而言。同样,在马太( 马太的这些晚期比喻,马可只记载了其中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路加记载了筵席和弥拿的比喻,我们还可给加上一个警惕的仆人比喻(《马太福音》 [94] ([95] 。除此以外,在后两个比喻以及富裕地主比喻([96] 。前者首先说道:“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后者也同样说道:“我将作什么呢?”……“我知道怎么行。”另一方面,在不义审判官和对懒朋友品质的描述上 [97] (后者也属于这一组比喻之中)两者都用了共同的措辞,也是毫无疑义的。
这些共同资料来源的标志同时也就是一个犹太基督徒,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伊比奥尼派资料来源的标志。在不义管家的比喻里,世上财富本身就被看作是一种不义的东西;在懒朋友和不义审判官的比喻里特别强调了祈求,我们知道在伊比奥尼派中就特别有这种情形。的确,耶稣对于贫穷和祈求两者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我们之所以不同意把这些比喻归之于耶稣本人,部分地是由于它们的片面性,部分地由于我们在《马太福音》[98]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类粗暴的做法在那些有极大可能为耶稣自己所讲的比喻中是见不到的。同样见不到的是完全模仿犹太人的那种语言形式,如:“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毫无疑问,[99] 两个比喻有保罗主义色彩,被树立为榜样的撒马利亚人可以看作是比拟异邦人,浪子比喻中的大儿子是晚期犹太基督教的典型,而悔改的小儿子则是异邦世界归向基督教的预示。很可能这位福音书作者写作时心中就有这样的感情,因而影响了他报道这些比喻的方式;然而比喻本身仍可能是耶稣亲自发表的,因为正如这里所表现的,它们同耶稣的精神完全一致。在路加所特有的这两类比喻之间(如上文所说),还有一个财主和穷人拉撒路的比喻( 耶稣的富有教益的言论常常是由问题所引起。有一次门徒问他谁在天国里最大(《马太福音》[100] 。与此相联系,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接着,在同一场面,就是他的仇敌向他发了由三个问题组成的一组问题,接着耶稣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反问题,以后就没有人再敢打搅他了(《马太福音》[101] 。他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这种情况对我们这些把他仅作为一个人看待的人来说,对他并无所损。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住在巴勒斯坦或其外的犹太人,没有一个懂得按语法的历史的意义解释圣经的;而且即使是像菲罗那样最伟大的天才,在这方面反倒是最为肤浅。没有一个人问一下,“作者写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根据当时情况,他们意味着什么,或者,根据当时的概念,它们可能意味着什么?”而是读者以为自己能够从其中辨认出什么真实和神圣的东西,只要能够和作者的话联系起来,那就必然是圣经作者的意思,而且只有那才是作者的意思。即使没有这个故事,我们也不难看出,正如耶稣不知道有哥白尼的宇宙体系一样,他也一定对于当时他同胞们的错误解释有份。但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伟大,他以一种崭新的精神解释古老的圣经。他是一个先知,尽管他是一个平庸的解经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说明耶稣所采用的教育方式时,完全是以前三福音书为根据。其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从[102] ,因此,对于凡不掌握这把钥匙的对话者,他的话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是讨厌的。360如果有一句话被误解了,为了更有力地证明钥匙的必要性,他会接着提出另一句没有钥匙更难理解的话来;从而把论争拖延下去。这种做法,即使对于有了这把钥匙的第四福音书读者有启发意义,对于那些没有这把钥匙而且不可能获得这把钥匙的犹太人来说,必然是毫无益处。从耶稣一方面来说,这种做法只能使他和人民疏远,阻碍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约翰所特有的耶稣的这些讲话,只要把他当作在人面前的一个人来看待,就没有一句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因此,这些话没有一句是耶稣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