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容许批判的怀疑主义对前三福音书有这样最广泛的活动范围,但却毫不迟疑地假定着底的言论仅以色诺芬《回忆录》(Memorabilia)的内容和范围为限,尽管在形式上更为美妙华丽,人们也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如此多年间,竟没有由于人们害怕和他在一起而使商场、车间、道路和学校的人为之一空,为什么在如此多年间,他竟得使像阿锡拜阿迪斯 [169] (Alcibiades)、克里提阿斯 [170] (Critias)柏拉图(to)和欧几里得 [171] (Euclid)那样的人感到满意。总之,为什么他竟能成为雅典哲学的创立者和典范。从这个观点看来,施莱马赫没有担心仅仅由于《共观福音》里所表现的耶稣就可能使加利利的海滨和四周犹太会堂的人为之一空,这可说他已经是很审慎了。但长久以来,比较富于历史感的批判家,都表示色诺芬所作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必然是对于这个哲学家的历史概念的基础,而对柏拉图关于他所作的描述,则仅能小心谨慎地当作个别补充性资料。这一事例在解决这个福音书问题时,颇有启发意义。
但施莱马赫在其对于《约翰福音》所采取的立场方面并不是孤立的,有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不是那些头一批在受到他的《教义》的教育后接受了他的基督的人们,而是在浪漫主义和费希特(Fichte)及谢林(Schilling)的哲学中成长起来的整个一代的人们,他们发现,神秘主义理想的《约翰福音》比历史现实主义的前三福音更适合他们的见解。正是由于《或然性》的作者违反了这个潮流趋势,他的书才遭到了不幸的命运。布莱施奈德尔,从其所受的教育和其思想情调来说,是属于旧的康德的唯理主义学派的,前三福音的实践的道德精神及其明晰而单纯的形式对他非常合适,而与此相反,第四福音的思辨哲学的浮夸和神秘主义的晦暗则令他非常反感。他明确地引人注意到前者,以致他和施莱马赫对比起来,就似乎是个不合时代的人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一点,这使他显得好像是个没有能力领会这部福音书的深度的人。对于一切被施莱马赫的精神所感染的人,例如对于卢克(Lücke) [172] 、哈斯、尼安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来说,《约翰福音》的使徒来源,仍然是他们的神学基石,而《或然性》则是一个流产的理论;只有迪·维特采取了保留态度,但最终他也只好让他的批判意识被他所接近的思想潮流吞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