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与社会秩序_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一　法秩序与经济秩序

（1）法秩序的社会学概念与法学概念

当我们提到“法律”（Recht）“法秩序”（Rechtsordnung）与“法规”（Rechtssatz）时，必须特别注意到法学观点与社会学观点的差异。从法学观点而言，问题在于，何者真正具有法概念的妥当性？换言之，如何以逻辑严谨并兼具规范意味的语言，来陈述</a>一个法规？然而，从社会学观点而言，则问题毋宁是：在一个团体里，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是，那些介入共同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的人，尤其是那些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权力的人，不仅主观上认为某种规范具有妥当性，并且实际依此而行——换言之，他们自己的行为即以这些规范为准则——的可能性（Chance）究竟有多大？此一差异也决定了法律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从法学——或更精确地说，法诠释学（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的观点而言，其目的乃在探求法规的正确意义，这些法规的内容形成某种秩序，理论上应当可以规范某个确定团体的成员的行为；换言之，它企图界定此一秩序适用的事实及方式。从法诠释学的角度来说，法规的经验妥当性是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尚待确定的只是其逻辑的严整性——所有这些法规应该能形成一套逻辑上首尾一贯的体系，换言之，没有任何内在矛盾之处。这样的一套体系，用法学词汇来说，即为“法秩序”。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学则认为，人类的实际行为乃受到需求的制约，因此必须考虑到“经济生活的情况”。对于财货与经济性劳务之分配的实际处分力，我们称之为“经济秩序”（Wirtschafts-ordnung），由于对利益均衡的一致要求，在任何场合都会有分配的需要。此外，对于财货与劳务——基于实质的共识（Einverst?ndnis）——实际上被这些处分力所利用的情况，我们也称之为“经济秩序”。

显然这两种研究方法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而且它们的“对象”彼此也无接榫之处。法理论的“法秩序”观念与实际的经济行为世界并无任何直接的关联，因为两者的层次不同：一个存在于观念上的“应然”（Geltensollen），另一个则为现实里的“实然”（Geschehen）。当人们说经济秩序与法秩序相互间有紧密的关系时，他们并非以法学的观点来理解法秩序，而毋宁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换言之，将之视为经验性的妥当。在这样的场合里，“法秩序”被赋予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指的并不是一套可以用逻辑来验证其“正确”的规范，而是一个人类行为之决定性因素（Bestimmungsgründe）的汇结。这点须要进一步地说明。

某些人认为必须遵照法规所界定的范围来行事，这当然是“法秩序”得以实际产生并持续运作的基本因素。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前言》Ordnung）一词。——译注

[2]《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前言》 [7]Willy Hellpach（1877—1955），德国心理学家，自1911年起历任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海德堡等大学</a>教授，并曾任巴登州的首相，以其极为原创性的研究气象与地理现象对于心灵的影响而称世。参见氏著“Die geistigen Epidemien”，Die Gesellschaft，Ⅺ，1906。——译注

[8]例如德国民法第138条：“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是无效的”；第826条：“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故意使他人遭受损害者，负有赔偿他人此一损害的义务。”——译注

[9]“爱情法庭”（Liebeshof，cour d’amour）是骑士与吟游诗人的高潮时期（十二到十三世纪）上流社会的娱乐之一。据说当时的上流社会仕女们组织成法庭的形式，对于宫闱恋情与求爱的礼仪态度加以月旦论衡</a>并鉴赏评议，以此，爱情法庭并非正规的法庭。此风盛于南法，尤其是普罗旺斯地区。其后，随着普罗旺斯社会因“十字军”之对抗阿尔比异端（Albigenses）而瓦解，爱情法庭也就消失了。至中古晚期，勃艮第宫廷里，爱情法庭据说还风行了好些年。——译注

[10]古罗马时期在仇对的事件上，若当事者愿依审判而和平地解决问题，首先由彼此缔结“诉讼契约”（Streitgedinge，仲裁契约）。召唤亦由原告自身来召唤被告，而无所谓根据职权而召唤的手续存在。原告提起告诉之时，法庭方才开始活动（“无原告即无法官”，Kein Kl?ger，Kein Richter）。在诉讼过程中，完全没有职权主义的要素存在；判决也未包含履行命令，因此宣判后，当事人改而订立“判决履行契约”，但仍无强制执行之事，而只由原告自行扣押。——译注

[11]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德国法哲学家，历任马堡、哈勒、柏林等大学教授，是站在新康德学派的立场上开展法哲学理论的代表学者。与本文相关联的著作，见氏著：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4. Aufl.，1921，S. 120。——译注

[12]关于这一点，韦伯对施塔姆勒的批判，参见“R. Stammler ‘überwindung’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Nachtrag zu dem Aufsatz über R. Stammlers‘überwindung’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1. Aufl.，S. 291 ff.；S. 556 ff.。——译注

[13]这是流行于初民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交易模式，提供者将物品放下后即离去，对方若感到满意，即可取得此物，并放下依照传统协定的交换物品，否则即离去。——译注

[14]韦伯认为行会的对外政策纯属独占政策，其策略有四，行会禁制权（Zunftbann）即其中之一：“行会多半都获得行会禁制权。它大抵均要求此项权利，然而只有在德国是完全做到，英国则全未实行，法国和意大利处于两者之间。行会禁制权即意指某一地域的独占权。在一行会占有绝对权力的地域内，除该行会外，不许其他分子经营任何工业。此法在于对付业已普遍衰微的流动性手工业以及农村工业。行会一旦在城市里掌握权力，便试图消灭农村方面的竞争者。”（M. Weber，Wirtschaftsgeschichte，S. 131 f.）——译注

[15]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德国法学者，属新康德学派。担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期间（1891—1911）和韦伯是同事，对韦伯大有影响，而韦伯对他也有高度评价。参见其著作Gesetz und Verordnung，1887，S. 295；Verfassungs?nderung und Verfassungswandel，1906，S. 43。——译注

[16]实际情形发生在普鲁士1860年代的“宪法斗争”时期，当时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反对增强军备的议案，故而拒绝承认预算。国会被解散后，自由派在改选的国会里势力反而增强。此时，国王为免退位，反而任命俾斯麦为首相总揽政权来对抗国会的多数派。对于这个问题，韦伯有如下的说法：“立宪制的权力划分是一种特别不稳定的结构。如果一个宪政上需要达成的协调无法做到时，如预算，将会有什么变化？此一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决定实际权力结构的因素中去发掘。英国国王如果在今日还想不依靠预算来统治，那么他就得冒着失去王冠的危险；而普鲁士国王则不然，因为在革命前的德意志帝国里，具支配性的是王朝权位。”（引文见《韦伯作品集（二）：支配的类型》，436页）另外，一次大战前的奥地利亦不断发生国会与王室之间的预算之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