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_国民经济学基础

(1) （ (3) （ 对经济上的利益者意识形态的轻信和不保持距离，不仅出现于国民经济学家们那里，而且也经常出现于科学的和实践的法学家们那里。面对着经济上的权力集团的代表们，他们通常不具有必要的把握；这些经济权力集团的代表在卡特尔法、公司法、各种一般的交易条件法、竞争法等等中提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要求。由此而显著地增大了经济权力集团影响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比方说，请阅读1897年2月4日帝国法院的判决（RGZ (16) （ 现代各民族的经济就像是一个 巨大的车间，在其中千百万个个别经济最紧密地分工式地结合着。这种经济需要依据一定的秩序准则的秩序，以便有能力运行。就像最近半个世纪的经验令人信服地教导的，无限制地听任各个经济秩序生长以及经济政策的不系统的干预在长期中导致了这样一些经济秩序：在这些经济秩序中，现代的经济过程只是在严重的干扰下运行，而它们最终必定也会像在古代晚期一样导致原始化。因此，现代的经济需要“经济宪法” 。——刚才列举的那些著作也定下了从思想上为这个经济宪法做准备这个目标（对此见本书 (21) （ (22) （ (27) （ 人们可能会对本文中的表述提出异议：对各个简单 的现象的意识不会发现像“农民的田庄”、“家计”、“鞋匠的作坊”等等的那样复杂的构成物。据说意识的各种基本内容要简单得多；只是在困难的概念的工作之后才会产生像农民的田庄、家计等等的那样的概念。对此应该着重指出两点：首先，这种反对意见不可原谅地把科学研究的不同层次混为一谈。经验到底怎样形成、概念究竟如何产生，个别的科学不必提出这个问题。它是哲学家的事（ 但是这个根本的命题是不能证明的和站不住脚的。——巴罗内和他的继承人们从下述条件状况出发：消费者们制订他们自己的经济计划，而集中的管理机构则使自己适应消费者们的需求，这样来控制整个的生产过程。因此，不是集中的管理机构的各个计划，而是消费者们的那些计划和需求最终决定着各个消费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此外，对这个特别的模型还应当说：这种情况在历史的实际中从来没有成为现实过，而且最可能的是它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一个国家生产出集体财产，以便把经济过程的控制交给消费者们，而它又用一定的货币资金装备了这些消费者们——这是一个完全脱离历史的假设。在集体所有制下得以贯彻的是集中管理经济的方法，而消费者们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则被消除了，以便把它交给行政机关。——原则上适用的是，这个模型表现得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而是一种有着集体所有制的交换经济，此外在这种经济中还根据尽可能好的物品供应的原则行事。（关于这一点： (35) （ 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经常谈</a>到“自然经济”。一个很不出色的词，它不适于标明经济的秩序结构。“自然经济”既可以指家庭的或氏族的或一个部落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也可以指现实存在的自然交换经济的关系。由此就抹去了集中领导的经济与交换经济之间的（从而那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决定性地重要的区别。

关于“自然交换经济”这个类型的启迪学意义，可见多种多样性，而且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些模型，它们精确地体现了一定的条件状况，并且从而使得出理论 成为可能。

那样一种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论 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它从其联系上看清了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中的经济过程。必要的 ，是因为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经济过程运行得与在交换经济中不同；因此那些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特征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显示出与那些交换经济的要素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不同的具体的经济过程。这样，生产与分配的秩序在这里和那里就极为不同；投资过程在这里和那里不同地进行；个人的各种需要的影响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就比较弱，或者被排除了；消费者们特别是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是没有权力的；生产在这里可以容易得多地集中于满足需要的（比方说军备的）一个一定的复合体；货币在这里和那里起着极为不同的作用；经济权力在两种情况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些区别强烈地显露于最近的时代中；理论的分析必须精确地突出它们。——但是，就像我们的概述也试图表明的，一种集中领导的经验的理论是完全可能 的。从各种资料和各个经验规则中产生了领导的各个计划，它们有着它们的评价；由此产生了它的行动；而这样就能够确定经济过程以及它的困难。今日的一位理论家认为：“无论如何，那样一个领域随着交换经济而消失：在一切社会学的科学中，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可能查明恒定的和客观决定的联系。”如果他说得对，国民经济学就必须放弃对于经济实际的一个显著的部分的认识。但是他错了。而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从这样一个领域中撤出来：在这个领域中，他们能够（而且必须）作出根本性的事情。

(41) （ 关于 (45) （ 为了避免误解，还应该特别强调：一种静止状态是通过各种资料的恒定性来实现的，这种恒定性必须得到完全严格的贯彻，从而也有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需要的恒定性。只有当在提出本年的各个经济计划上为以后各年预计了与本年同样强度的需要的满足，并且与此相适应地预先规定了代替物的筹措时，才达到这样一种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出来的物质物品的、特别是耐久的生产资料的各个存货总是保持着同样大小。否则生产装置就会扩大或者缩小。关于变动法 ，也可见 (51) （ 在研究本身中以及在科学理论上严重地忽视了理论的运用，这是可以容易地理解的。因为不论是对“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来说，还是对“二元论”或是对“经验主义”来说，都不可能有运用。——想构思一种“应用的理论”，那是徒劳的。抽象的 理论的运用是为了说明具体的历史的事实状况，根据每一次各自的情况而做的。如果以一种所谓的“应用的理论”来与所谓的“纯粹的”理论相对，那就会抹杀“抽象的”与“具体的”的区别。

(56) （ 对现代的经济形势研究的阐述：罗柏凯：《危机与经济形势》，1932年（入门的）：G．哈伯勒：《繁荣与萧条》， 经济原则与人的行动的各种目的或目标无关。各个目的是极为不同的，例如可以是利己主义的或是利他主义的；而行动则总是按照经济原则的。一个修道院的领导者，他绝不想去尽可能多地赚得而是完全为人道服务，他在经营各块农田、加工各种原料、购入物品、使用捐助等等的时候都按照经济原则计划和行事。这就是说：他力图以尽可能小的价值花费达到一个一定的目的，以便能够以现有的那些农田、原料等等做出尽可能多的善事。

(62) （ 关于“现实的类型”和“理想的类型”之间的区别：毕歇尔的“家庭经济”是一种现实的类型。应当用“家庭经济”来表现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经济实际。而屠能的“孤立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一个巨大的城市处于一个土地完全同样的平原的中央，一个没有开垦的荒野把这个国家与其余的世界完全隔开，而且在这个国家中到处都是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它却是一种理想类型，它被当做思想上的模式来使用。屠能没有用他的孤立国来表现现实的实际并且也不想这样做。但是他在研究具体的经济中得出了它，用它强调了具体的经济的一个 方面，而用这个理想类型所获得的那些理论原理则在它们的运用中服务于揭示具体的联系。虽然我们也是这样在各种事实状况中发现了各种秩序形式——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简言之：整个的形态学体系。它们存在于 那里。科学必须在那里发现它们。但是这些秩序形式不是纯粹 地存在于那里，而是各式各样地相互“融合着” ——一个我们经常地碰到过的结果。通过我们个别地着重强调了它们，也就是说在思想上把它们从它们在实际的经济中所处于其中的那种融合中解脱出来，并且这样以纯粹的形式得出了它们，我们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类型：它们个别的并不描摹经济现实；相反地它们却在逻辑的意义上是“理想的”。（因此，在现实类型和理想类型上，“现实的”与“理想的”的对照是一种逻辑的对照。在这里，“理想的”与“现实的”一样，并不具有规范的含义。理想的类型没有呈现出完美的理想。它不是伦理学的概念。此外： (75) （ 我必须再次感谢科学上的朋友们的鼓励。但是我总是应当特别感谢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