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民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从日常经验中产生_国民经济学基础

Ⅰ．事实与问题

1．引子

希波里特·泰纳曾经说过：“三个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丧失了对事物的完整的直接观察；在一种多样的、长期的课堂教育的强制下，我们不是研究各种对象，而是研究它们的记号；不是研究地层，而是研究地图。”事实上，每种文化、每门科学在其发展进程中都陷入了失去对事物的完整的直接观察的危险。那时就是抛开围绕字眼的争论、忘记没有内容的概念成规而真正研究地形的时候了。国民经济学现在正处于这种状况。为了赢得一个牢固的基础，有必要完整地直接观察事实，明确地、简单地提出问题。

我站在给我的房间供暖的炉子前，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炉子。然而，注视它确实就足以激发出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大约三百年前，笛卡儿在他开创性的《哲学原理》的一开头就描写过他如何彻底怀疑起整个世界来。他谈到：他看着他面前的炉子，观察他的上衣并用他的手去触摸纸张。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这样问道。抑或它是个幻影？我本人存在吗？究竟什么是真的？——如此彻底地怀疑和如此彻底地提问是哲学家的事，但不是个别科学的科学家的事，因此也不是国民经济学家的事。我们并不像笛卡儿那样，怀疑立在我们面前的炉子的存在，也不怀疑桌子、上衣和纸张的存在。我们以日常经验为出发点，而不问它究竟如何形成。如果我们要提出哲学家的问题，那就是混淆了问题的提法，从而混淆了科学；这种混淆虽然经常可以看到，但却是有害的和不可原谅的。

但是，如果说个别的经验科学也从日常经验出发，那么它提的问题却比头脑简单的人要彻底得多，而且没有任何一门经验科学会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毫不在乎地把日常经验当作不言自明的来接受。——用来造炉子的物质具有什么性质？光是这一个问题就会引出一堆问题，它们会一直导向原子物理学。这炉子为什么有一定的热力？一个这样的问题将会导向热力学以至更远。——我们 提出其他问题：究竟为什么生产炉子？为什么恰好把它安装在这间屋子里？似乎是些简单的问题。因为冬天这儿冷。确实。但是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知道，为了制造这一个炉子，各种极不相同的、分开的劳务相互交织地衔接了起来。从筑炉工向后直到在煤矿和矿山中劳动的矿工，以及直到在钻床旁劳动的五金工人，参与的人的数目几乎无法弄清。矿石是用一条船运到德国的；这样，那些向这条船上打铆钉的工人就也间接地参加了炉子的生产。怎么会安排得使所有这些工作都互相衔接并且最终全都向炉子的生产看齐？——而当我现在的目光落到桌子上或纸上，或者落到窗户上时，就不由得产生了完全类似的问题。我在屋子里看到的所有物品，都产生于一个宏大的分工机构。这儿闪亮出一个关系到所有人的大问题。每一个人的物品供应 、从而每个人的生存都取决于这个巨大的分工的总关联 ，如何控制这个巨大的分工的总关联？ 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这一个炉子的生产和冬天对我的房间的供暖，我也必须从其内在联系上了解这个整体。

2．更详细地探讨这个主要问题。它的五个方面

人们不能避开这个问题。它是重要的。而且即使18世纪以前还没有完全看到它，也并没有因此而触及它的重要性。——它如何详细地显示出来？

今天我吃了一定量的面包、肉和蔬菜，生起了炉子，在我的屋子里点了几小时电灯。由此我满足了我今天的一部分需要。我必须放弃其他需要的满足，因为我缺乏满足它们的手段。别人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控制这个巨大的社会生产的总体，以至于人们今天满足他们对面包、肉或者其他消费品的需要的一个一定的部分，而不满足另一个部分？或者，从另一方面看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块地上种麦子，那块地上种烟草，而 在现代的理论中常常更严重地缺乏提问题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是必要的。现代的理论家们常常不从其空间分布上考察经济过程，而应用技术的问题也过于被视为特殊问题。但是，首先又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生产的时间结构问题，被许多国民经济学家尽可能缩小了，或者根本就没提出来。有影响的思想家——如瓦尔拉斯和帕累托——认为尽可能排除时间因素是正确的。在他们的体系中，他们从这一虚构出发：劳动力和原料的卖者们同时消费靠他们的服务帮助生产的消费品。这个假定显然是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它排除了有关投资和储蓄的问题——一位幽默的人曾经谈到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说它像一座与居住问题无关的宫殿。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主要是因为，设计者没有能够想起，必须总是也从其时间序列上考察一切经济上的计划和行动，不掌握其时间结构就不可能理解日常的经济生活。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可以使这个时间方面事后并且单独地发挥作用；不解决它，就解决不了作为整体的这个主要问题。例如，正如前面指出的，大部分工人作为工资得到的不是同时用他们的服务生产的产品，而是其生产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的产品。他们工资收入的数额主要是由这一事实这样决定的。因此，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注意经济过程的时间分层，对工资形成的解释和整个分配学说以及对每一个其他问题的研究就会是不充分的。低估或者完全忽视时间因素已经在使现代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离开实际的经济上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要使问题的提法适应具体的经济，它就必须针对事物，而不是针对词句，必须是统一的和完整的。 (3)

Ⅱ．日常经验

从日常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的这一个重大的主要问题。在同一个日常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关于经济问题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极为巨大的混乱。因此，每个人都存在于日常经济生活中，而这日常经济生活产生了两种作用：激起一个迫切要求回答的重要问题 和一个十分巨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给真正有用的回答造成困难或者阻碍了它。

1．因为每个人都处于经济生活中，每个人也就对那些直接涉及他的经济问题形成了一种看法：面包师对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对他的同业公会和他的帮工的工资；工业家对铁路的运费政策，对关税，对他购买商品的卡特尔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工人对他支付的房租和其他价格以及他得到的工资。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每一个人都独立地思考过有关价格形成或者工资形成的问题。通常他只是复述他周围的人的看法。“很少有人思考，但是所有的人都想要有看法”（贝克莱）。

个人的这样一些看法绝不只是关系到他的直接的环境。恰恰是从他个人的利益出发，他涉及得更远并且也对更广的联系和整个经济的事实作出判断。一个工业家，其原料价格被一个卡特尔抬高了，而他自己却没有为其产品而卡特尔化，对卡特尔的形成作出的是完全不利的一般的评价；而属于卡特尔的工业家则与此相反。那个分享了薪水普遍提高的公务员几乎不会给国家开支如此增加的作用以不好的评价。有被机械化大厂家的竞争压倒的危险的手工业者，把采用新机器视为国民经济的堕落，并且乐意把每个似乎会对他证明这种观点的思路都当成是正确的而接受下来。

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个人总是恰当地判断了他自己的利益状况。事实经常不是这样。例如，大部分零售商起先乐意推广贴有商标、有第二手的价格约束的商品，因为他们相信由此会受到保障。只是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才看出，价格受约束的商标商品暗中损害了独立的零售商的地位。同样地，许多德国的企业家1922年和1923年要求、同意并支持了帝国银行慷慨地发放信贷，而没有注意到，对他们来说，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严重的损害。但是不管怎样，每一个在经济上行动的人对经济联系的看法都产生于真实的或假定的利益状况。叔本华曾经说过：“无论我们的利益是哪一种，它总是对我们的判断施加秘密的影响；同它一致的东西对我们立刻显得合理、公正、理智；违反它的东西则对我们极严肃的显示为不公正的和可恶的，或者是不恰当的和荒谬的。”“爱好的幻术就这样每天都在迷惑和收买我们的理智。”——许多人对他们自己的经济环境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他们不能够平心静气地判断他们所处于其中的那些重大的联系。每一个人，甚至是今日的一个大康采恩的领导人，都从他自己的利益状况出发去察看事物，并且此外也只观察到社会经济的宏大的总联系的一小部分。

2．除了各个个人的分歧的看法 之外，封闭的集团的意识形态 在日常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中也起着作用。它产生于所有形成了经济权力体的地方，并且是在经济斗争中有计划地创造出来的武器。在这方面它远甚于多种多样的个人意见。

并不是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具有纯经济的性质。宗教的或者哲学的或政治的观念都经常被用作经济上有利益者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的得益者们利用世界公民的宗教哲学观，保护关税的得益者们利用民族观念，而古日耳曼的合作社观念则被用作现代卡特尔的意识形态。没有被经济上有利益的人们用作意识形态的宗教或政治观念，人们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绝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正如在20世纪的经济斗争中那样，在13、14和15世纪的中世纪城市里，在从事远地贸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中，双方也同样依据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创造出了有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或者要掩饰有利益者们的要求的真实动机，或者要赋予他们更大的冲击力。18世纪中叶的英国广泛流传着这种观点：生活资料的高价格和低工资在经济上是值得想望的。一位国民经济学家福斯特在一本书中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对此评论道：“它是贪欲怀着热望抓住并为它自己的目的而造就的一种学说。再没有比一种给人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谎言更容易使他们相信的东西了。”

由于知识分子们听候权力集团的支配并为他们制造意识形态，权力集团便大大地赢得了重要性和影响。人类的整个精神史充满了从意识形态上保卫权力要求或者支持它的进攻的尝试。“我吃谁的面包，就唱谁的歌。”例如，不同宗教的神学家们 过去和现在都何等经常地致力于使宗教强大的历史基本力量为统治阶层的目的服务。就是历史学家们 也非常经常地有意或无意地服务于统治集团的或为统治而斗争的集团的利益。在历史的进程中，投入了多少法学的 机智来证明权力集团的要求与适用的法律或者与正义感相一致！例如，想一想16世纪初奥格斯堡金融寡头的法律顾问坡廷格尔的著作吧，他甚至以非常机敏而有成效的方式在文献上参加了为从立法上处理垄断而进行的斗争。写一部从那时的垄断意识形态到今日的卡特尔意识形态的历史，是既诱人又必要的。人们将会发现，这些意识形态使它们自己适应当时的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总形势，在自然法时代依据自然法，在营业自由的时代依据个人彼此缔结卡特尔协定的自由，而在社会化的时代又找证据说，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合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进行论证的结果总是证明集团利益与公共福利的一致。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很经常地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对司法和管理实践来说是如此。

科学的学说有时成了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例如在17和18世纪，自然法学说在诸侯们手中就是如此而作为反对各个等级的武器。或者在19世纪，国民经济学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如此而作为自由贸易得益者们的武器。——认为就整体来说，在世界上或在一个国家里生产得太多了，这是旧的、在科学上早已被克服了的论断。而在每一次严重的萧条中，写作匠和利益者们都宣传它，以便由此为有计划地限制生产造舆论。——或者甚至反过来：科学接受了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例如，当1919年之后马克崩溃之时，许多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家就接受了国际收支差额论。那时他们没有认识到，以指出国际收支逆差而对马克的恶化作出解释是由这样一些企业主圈子提出来的：它们的利益在于廉价而又充裕的信贷，因此，出于它们的利益地位，它们抱有成见而反对接受用通货膨胀作出的正确解释。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抽象推论与权力集团的巨大利益有共同之点，这并不罕见。例如，亚当·米勒对传统经济形式的狂热崇拜迎合了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时代地主们的富于影响的利益并为它们服务。深思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常常紧紧连在一起。写作匠们自由飘浮的意识形态至少造成了一种迷雾，在这种迷雾中，经济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要求就可以传播开来。

经济生活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头几次较深入地了解经济权力斗争的人惯于对看法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制约性感到愤恨。但是，应该把各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意见（它们在其环境内是有价值的）与集团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而比一切愤恨都更为重要的是冷静地看清利益制约的日常经验并思考一条走出这个幻觉和偏见的世界的道路。

3．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表明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相反地，有必要确认一件不可能过高估计其重要性的事实。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经济实际，尽管世界充满利益者们的看法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否有可能摆脱日常经验？或者理智至少在经济领域中总是意志的单纯的工具？国民经济学能够由此脱身吗？或者它总是陷在根据利益决定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它如何 才能超越这个领域？自希腊人以来，一切真正的经验科学和科学理论都把从日常的空话走向科学的真理看做是科学的主要任务。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怎样才能完成它？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家本身如何才能摆脱他自己的利益状况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这方面，绝不是由利益决定的日常经验必定 是不对的。它说得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为了对此作出判断，必须找到一条严格的准则和一种科学的方法。例如，工人们常常认为，提高工资扩大了居民的购买力并由此推动了需求的复苏和经济的繁荣。相反地，企业主们看到的是与提高工资相联系着的成本上升，据此而预计收益的减少和工人的解雇，也就是预期经济形势的恶化。谁在具体的情况下是正确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一个或者另一个意见是正确的？科学 必须对此作出回答。那种传播很广的观点认为，必定可以在中间的某个地方找到真理。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根据。为什么真理应该恰好处在工会的和雇主联合会的看法的中间？国民经济学并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它的问题的。

许多国民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他们面对日常经验所承担的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方法论的文献中也有规则地忽略它，或者只是粗略地触及它，而不明白它的根本的重要性。常常是根本没有看清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的真相，也常常根本没有看清在它们后面起作用的强有力的权力集群。在这里以特别灾难性的方式显示出对现实的生疏。因为人们越是不把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作为这种东西来认识，它们就总是越有力量。——或者是，人们虽然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利益者们的观点的东西，并且也相信在某些地方发现了它们的踪迹，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到处都存在着利益者们的看法，连国民经济学家自己也总是有做它们俘虏的危险。但是，如果科学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互相融和了，科学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则增强了。——或者最后，人们按照马克思的或者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程序，在精神生活中只看到当时的生活处境的一种反映。这样虽然认识到了看法和意识形态是受处境和权力约束的，但是却立即对是否可能摆脱这种束缚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倘若确是如此，国民经济学就会如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失去生存的权利。那样它就只包括另外的一些看法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而这些东西确实已经够多的了。因此，如何才能脱离由利益决定的主观看法，确实地说明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联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