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补遗_文学论

除前章所论述的焦点意识之推移的次序、种类及例证以外，应该讨论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但因缺乏时间和材料不足，不得已而不能详论者，在此合为一章，作为补遗。

（一） 文学上的“暗示”之种类。

因为受到“暗示”而推移的意识之波纹，是千差万别的，要想具体说明其内容，正如从本质上说明天才者的意识一样，是很困难的。然而若将其分为纲目，并限定于文学领域时，似乎是可以分类概括其特性的。因为，在文学领域，“暗示”构成了文学内容自不待言，而文学内容又如上文所说，是由四种材料构成的，所以一切“暗示”，都以这四要素的形式注入文学中。

关于这些暗示，究竟受怎样的社会状况所影响的问题，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文学不过是人之活动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不能随意单独取其路径，它会对人类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造成影响，同时又受其他活动的影响。因此，要讨论某种文学中的暗示之来由和结果时，仅看到文学潮流，而置其他方面活动于不顾，便很难进行周密</a>全面的研究了。从这一点上所看到的文学是社会现象之一，故而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关联，搞清其“自动”与“反动”，方能尽知。因此，一切历史学家，同时非是文学史家不可；而一切文学史家，也非是一般历史学家不可。现在，我们将人类活动的表现大体区分，可以有：（甲）经济及科学的状况，（乙）精神的（来自哲学和宗教等）状况，（丙）政治的状况等。这些广阔领域中的活动力量既然关乎文运的推移，那么，不必说文学与这些活动力量是不可分离的。

（甲） 当讨论物质状况和文学的关系之时，任何人都最先要着眼的，是伊丽莎白王朝时代的文学（Elizabethan Literature）。伊丽莎白时代是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兴盛时期，此乃人所共知。究其起因，首先无疑是为当时物质发达的状况所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除物质状况以外，没有其他因素关乎文学的发达了。例如宗教问题。到女皇即位时为止，宗教纷争不断，人心大多为之所动。宗教是掌控人之生死的巨大势力，在未适当解决以前，民心不稳，犹如乘气球漂浮于空中。在英国那样的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无疑能够促使文学的兴盛）。历史学家的研究证实，当时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民众在经济上也开始富裕起来。由于农事改良，在严冬气候条件下也能饲养羊群了，不必像以前那样总吃咸鱼了。砖的二次发明（1450年）促成了房屋改良，不太富有的人家也使用了玻璃、绒缎、枕头，风气爱好也自然趋向华美，气象自然雄大起来，精神上也渐渐自信了。这种到处充满的自信，只要看看当时的文学作品，就能看出，而且会有深刻的感受。当时，英国人正与西班牙人争霸于海上，击败了西班牙的所谓“无敌舰队”（Invincible Armada），使数百艘船沉入海底（自不待言，那次战胜，多赖于物质生产条件）。他们以为：天下是我们的天下，志之所至，旁若无人，任意发展，勇往直前的那种雄心，都成为烂漫的词藻，一直留存于二十世纪的今天。所以当时的文学，虽极其自由伸张，无拘无束，却毫无窘迫之状、扭捏之态，没有退婴主义，没有厌世主义，没有隐遁主义，是傲然的、进取的。消灭“无敌舰队”的那种气魄，也鲜明地表现于文学之中。其次不能忽视的，还有所谓新世界的扩张。一直以来，他们生活着的自以为广阔的世界，其实不是真正的世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直到此时他们才了解了这一事实。而在他们未知的那个世界里，住着没见过的人、没听说过的鸟兽、草木、虫鱼，这些都足以使那些幽闭于旧世界、而不思发展的人们惊愕：这岂不是大发现吗？不可想象，这种发现不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恰如高墙围起的一亩庭院，长年起居坐卧于其间而自得自足者，有朝一日醒来一看，四壁围墙一夜之间消失了，千里景物拥入双眼，顿觉天地一新、视野开阔，于是不得不想象在眼界尽处，还有诱人的新天地。换言之，这个新世界又唤起新世界背后的新新世界，从而赋予国民以异常丰富的想象力。此种丰富的想象力，使当时的文学大放异彩，并使后人瞠目惊讶。

现在再举一例来说。18世纪英国人在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只是看作农业的发达，它也影响到了艺术领域。在未实现发达的时候，和中世纪时代一样，就是用牧草喂羊，所以入冬后就不能饲养了，大都宰杀。而且用草来喂养，那些长草之地就不能种庄稼，实在太不经济了。17世纪时，荷兰有人发明用芜菁喂羊，后来有人将这种方法传到英国，不但在冬季可以养羊，而且扩大了耕地，农业生产因之大为增加。于是他们得以致富，这是应该记住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影响，表现为所谓“自然风景式庭院”ndscape gardening）的艺术的产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前他们的住宅很不雅观，正如麦考利在其历史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但是到了那时，人们的住宅顿改旧观，高柯大树现于庭中，自然景观形成了庭院之景。英国之以“自然风景式庭院”而得名，就是在那个时候。这种影响不仅及于造园艺术，随着家产的丰足，需要装饰自己的家屋，并饰之以父祖或自己的肖像画，这是读过美术史的人都知道的。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雷诺兹[1]、庚斯博罗[2]等肖像画家。肖像画之所以发达，正是受了这种需求的刺激。

（乙） 再就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简单说几句。此前两三次的法国大革命，表明政治的冲击不但引起我们关注，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是消除历来的旧弊，消灭人为的阶级制度，抛弃一切陈旧形式，而享受本来的自由与平等。世界历史上这一著名的政治运动，在当时文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上文已经讲过的了。当时英国作家不受其影响的几乎一个也没有。革命的进行，固然不可能没有副作用，甚至会走向极端而使人惊愕、使人抗议。但事实上，革命还是在种种方面打动了作家。如戈德温[3]的《有关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之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 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和沃斯通克拉夫特[4]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都是在理论上鼓吹革命主义的；而在纯文学领域，当时的知名作家无不如此。彭斯如此，骚塞如此，柯勒律治也是如此。骚塞的《圣女贞德》是革命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著名作品。甚至连沉着冷静的华兹华斯，也认定路易十六世活该上断头台，并写文章对法国大革命做辩护。其余有穆尔，有兰德，还有拜伦，他们的诗中都充满革命主义，是读者所熟知的。（本节限于例举，故不详述。读者欲知其详，请参看上文所举道登的《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文学》。）

（丙）接着，要说一说道德与文学的关系。不过也只是例举，只费几行文字。A. W. 沃德[5]在其所著《英国戏剧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Dramatic Literature，卷三 《文学论》所应该讨论的问题，在以上五编中并未尽述。而展开的五编内容，在谋篇布局、繁简、段落、推论等各方面，颇有我所不满意的地方。况且是忙里偷闲，随写随印，好不容易才完稿，无暇仔细思索推敲，贻笑于大方之家者也有很多，敬请读者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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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英国肖像画家。

[2]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 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

[3]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国社会思想家，撰文提出无神论、自由主义以及个人自由，代表作有《有关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之研究》。

[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 1759—179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为女权辩护》。

[5]阿道弗斯·威廉·沃德（Adolphus William Ward, 1837—1924），英国历史学家。

[6]菲利普·马辛杰（Phillip Massingerm, 1583—1640），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罗马演员》等。

[7]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 1579—1625），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菲拉斯特》等。

[8]詹姆斯·雪利（James Shirley, 1596—1666），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和平的胜利《叛徒》等。

[9]约翰·福特（John Ford, 1586—1639），英国剧作家，代表作有《爱的牺牲》、《破碎的心》等。

[10]克里斯多夫·马洛（Christopher Marlow, 1564—1593），英国剧作家和诗人，发展无韵诗体，为后世戏剧发展开拓了道路，代表作有《帖木儿》、《爱德华二世》等。

[11]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苏格兰诗人，出版有《搜集于苏格兰高地的古诗片段》及史诗《芬歌儿》、《莪相集》，声称是译自3世纪盖尔语游吟诗人Ossian的原作，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很大影响。

[12]威廉·约翰·考托普（William John Courthope, 1842—1917），英国文学教授。

[13]托拜厄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蓝登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