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前一章所得出的二三法则,证之以事实,将集合意识的推移加以例证,这是本章的目的。例证要取之个人,又要取之某一时代。但因所论在文学,所以多将论题限于文学这个领域,不过有时也涉及人类活力的一切表现。这并非不顾忌其混杂,为的是要表明彼此相通,应用之范围不限一处。
暗示是自然的,又是必要的。试读一般历史,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某一时代的“活力发现”都有不同的特色。不单是一般历史,在文学史上,这种现象无疑也是显著的(观察文学家个人,也是如此)。某一时期(或某作家)比较富有感性材料,作家以发扬自然之美为文学之生命。有的作家在人事的材料上占优势,连篇累牍,无非忠孝之谈,而压倒了其他一切材料;有的作家对超自然对象感兴趣,甚至认为没有神奇怪异的内容便不算是文学;有的作家一定要表现一些哲理内容,认为作品中没有一些玄妙之理便不能称其为作品。这些,不过是大体的区分。至于复杂而不易目睹、光怪陆离而不易捉摸者,读者批评者仅认识其大体特色而已,而口不能言,言不能透彻,透彻而不得简明扼要,最终不得不稀里糊涂乱说一气罢了。然而这是读者批评者之罪,不是因为时代没有特色,是因为特色尽管不明显,却在他们的头脑中有自觉的认识。一如浸在水中的地图,上面的山水村庄模模糊糊地映入眼中。取汉诗与西诗相比较时,任何人都会发现其风韵之不同。不过,当让你明确说出如何不同时,你就一时不知如何表达了。假如有人不承认两者的不同,那他就不算是评诗的人,也不算是能读诗的人。因为他们已不仅仅是色盲,而是近于失明。所以说,它们的特色虽明暗不一,繁简有异,难易不同,却一定是存在着的(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特色,是批评家的《法国大革命与英国文学》(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nglish Literature)很详细地论述了两者的关系。此时的推移,乃是一个时代政治的集合意识,传播于同时代文学的集合意识这一横断面上的波澜。假如文学界不接受这种推移的趣味,那么诗歌文章便一概失掉了生气,而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了。纵使有千个“能才”,百个天才,也不能刺激约定俗成的旧意识而促成一轮新的波动了。因此,我们为这一特性所支配,是我们之所以能成为“能才”、成为天才的唯一条件。而生活于推移比较剧烈的时期的人,能一朝成名、博得盛誉者,原因也在这里。同时,在推移缓慢而意识多富有黏着性的时代,英杰奇才也往往与凡骨为伍,而终生一事无成。
如上所述,推移是自然而且是必要的,而支配推移者,不过是“厌倦”二字而已。因此,试比较当期的F和次期的F′而判其优劣时,后者未必优于前者,这是必然之理。特别是在以趣味为生命的文学中。这种情况则更为显著。在科学方面的F′,大多利用前期的F而加之以新的东西,而且是应理性的要求加入此物的,所以就一种意识而言,可以说F′比F要先进。至于趣味的推移,与其说是加某物于前期,不如说是在树立新的事物,并试图摆脱此前的倾向。仅仅是因为未能完全摆脱此前的束缚,所以结果便显得与此前相似。因此,F′未必是F之发展(检验趣味的推移,辨析其推移是发展的,或是单纯的变化,是颇为有益的问题。我学浅,在这一点上没有深加探究的材料和见识,唯有以现在粗杂的头脑加以判断。我想可以这样说:F的推移,在同一圆圈内进行的时候,每推移一次,便有一次的进步;而在此圆圈中的推移已经完成,或者中断,或者由某种特殊情况,推移到别的圆圈中时,F和F′在发展进步上,便毫无关系了)。我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点,是因为世俗之人,发现时代风尚的变化,不认为那只是为好恶所支配的结果,而误以为每变化一次,便是一次发展。换言之,是因为他们误以为自己现在的趣味,是最完全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而以现在的趣味为标准衡量其余,是自然的、不足怪的。不过应该注意,这个标准只能是同一圆圈内的标准,而不能应用于其他圆圈内。有人不明此理,却以自己现有的这一方面的趣味,对属于其他方面的趣味加以批评判断。自己现有的标准和趣味,多是应属于一圆圈之中的趣味。若把自己在此圆圈内形成的趣味(甚至于标准)的发展波动,倒过来检验时,便会发现,不仅有此圆中的趣味,而且在层层波动的逆行处,也有其他圆圈的存在。因此,自己不过是通过若干的趣味之圆圈,而入了现在的圆圈中,而在现在的圆圈中,才特别形成了现在的标准趣味。在回顾自己过去的意识时,以为它是过去的东西,便不及现在进步,这可以说是极大的错误。自己过去形成的趣味,不只是在程度上有变化,在性质上也是变迁的,这是不难明白的。现在不仅以眼下的程度,不断批判相同性质的过去的趣味,并断定过去的不同趣味是幼稚的。这样做即便属于自我意识内的批判,也已经是越界的行为了。
威·马·康威爵士[8]曾经说过:
“艺术的历史,虽表现为艺术风格(style)的相袭,却没有表现出恒久的沿袭发展。文明开化应该稳步推进。国家的法制,应该不断地趋于完备,不断地增加成效,教育应该及于下层,生活水平应该提高。可是艺术作为艺术,不过是取自家特有的进路而已。无论怎样文明开化,天下也不会有 我已说过“暗示”的必要,并论述了暗示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说过发生“推移”的动因可以归为人们感到了“厌倦”,因而推移本身未必有进步的意义,而现在的趣味也未必可以较之过去更发达。我又说过,即使可以证之为发达,也只能在某趣味所属的圆圈内这么说。并论述过站在这个圆圈内来衡量圆圈外,为什么是错误的。至此,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了:应如何来做赏鉴的批判呢?讲这个问题不是本章的任务,不过行文到此,我自然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略说几句,以结束本章。
现在的趣味,就任何人而言都是标准。这并不是说趣味本来就有作为标准的资格,而是说,不以趣味作标准时,则没有别的东西可作标准了,所以趣味自然成为标准。现在的趣味,带有限定于某一圆圈之内的性质,因而不能逸出圈外作标准。若现在的趣味能够多样化,便应随时随地把多种圆圈置于焦点,将各圆圈中所得出的最高趣味作为统一标准,并将同圈内的其他加以规范。能够自由地、随时随地把多种圆圈置于焦点的人,是视野开阔的作家,又是视野开阔的批评家。而视野狭小的作家作品,一言可以道尽其特色;视野狭小的批评家的批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其主张。视野开阔的作家和批评家,要有推移的自由和推移的范围。推移的自由取决于天赋,推移的范围取决于多读、多思、多闻、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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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亨利·路特杰斯·马歇尔(Henry Rutgers Marshall, 1852—1927),美国建筑师、心理学家。
[2]藤井竹外(1807—1866),江户时代后期汉诗人。诗集有《竹外二十八字诗歌》,后文“二十七字”是“二十八字之误。
[3]狙仙(1749—1821),原名森守象,江户时代后期的画家。
[4]净瑠璃,日本传统的木偶戏,全称“人形净琉璃”,后来又称“文乐”,有完善的文学剧本。
[5]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代表作有《人口论》。
[6]拉斐尔·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 ?—1580),英国史学家,其代表作《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史料翔实,莎翁戏剧多有取材于此者。
[7]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 1843—1913),爱尔兰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诗人,是第一位对莎士比亚进行系统和全面研究的学者,代表作有《莎士比亚:关于其思想和艺术的评论研究》。
[8]威·马·康威爵士(Sir W. Conway, 1856—1937),英国美术史家,美术教授,登山探险家。
[9]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496—406BC),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等。
[10]拉斐尔(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师,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圣礼之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