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_文学论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过程，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被用作大学</a>文学课讲义，现在又缘何公开出版。

我于明治三十三年[1]奉派赴英国留学，当时我正在 研究文学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学习何种科目呢？这是接下来我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可悲的是，由于浅薄，我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最终都未能解决。我所采取的方法难免是机械的。我首先到大学，听了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另外还私下找了一位老师，以方便随时请教问题。

因为未能产生预想的兴趣和效果，记得大学的课程只听了三个来月就作罢了，但到私塾听课请教问题却延续了一年有余。这期间，我阅读了手头有的与英国文学有关的所有书籍。当然，开始时并没着手搜集论文资料或为回国授课做准备，只不过是尽可能多地随意看了一些书。实际上，我虽然是因英国文学学士的缘故而获选留洋，但却从来不敢自诩精通。毕业后又有几年东西奔波，离文坛的中心越来越远了，忙于个人家事而少有读书机会，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往往只是大略听到过名字，十有六七未曾阅读。对此，在我心中时常引为憾事。利用留学这个机会读尽所有的书是我当时的愿望，此外别无其他想法。如此过了一年之后，再去查看读过哪些书籍，发现没有阅读过的书籍已经很少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意识到，在剩下的一年时间里，若重复以前那样的做法，未免太愚蠢了，于是，我对听课的态度至此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在此敬告诸位，作为青年学生，风华正茂之际就要立志在某专门领域做出贡献，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广泛涉猎，尽可能多地浏览阅读古今上下数千年的典籍。即便如此，直到白发苍苍之际，恐怕也不能遍览群书。以我为例，至今尚未能够大致了解英国文学的整体，发展的基本情况，也许再过二三十年之后仍然无法做到。）

时日迫近，这种漫无边际的读书方法，除了使当时的我感到茫然自失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促使我脱离以往轨道。我少时好读汉籍，学时虽短，但于冥冥之中也从“左国史汉”里隐约感悟出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曾以为英国文学亦应如此。若果真如此，我将义无反顾地终生学习文学。我只身投入非流行的英国文学，完全是出于这种幼稚、单纯的理解。读大学的三年时间里，不但为那怎么也学不好的拉丁语和德语所苦，连法语也学得稀里糊涂，重要的专业书籍却几乎挤不出时间来读。就这样，我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获此光荣头衔之时，心中却升起了寂寥之感。

转眼就过了十个春秋</a>，不能说没有学习的时间，唯以学而不透彻为憾。毕业之后，我头脑中不时会有一种被英国文学所欺骗了的不安之念。我怀着这份不安之念，西赴松山，翌年又再往西走到了熊本。在熊本住了几年，此不安之念仍然未释怀时，就来到了伦敦。若在伦敦仍不能消解此种不安之念，那么奉官命远涉重洋，就没有意义了。虽然如此，若希求将过去十年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在未来一年中解开，即使不能说全无可能，但毕竟希望十分渺茫。

天资愚钝的我，虽专修外国文学，但因学习能力不逮，未能登堂入室，实在遗憾至极。可是，我的学力过去是那样，今后恐怕也再难有所提高。既然学力再难提高，就需要在学力之外涵养品味文学的能力，但最终没能发现解决的办法。回过头来看，我在汉学方面虽然并没有那么深厚的根底，但自信能够充分玩味。我在英语知识方面虽然不能够说深厚，但自认为不劣于汉学。学习用功的程度大致同等，而好恶的差别却如此之大，不能不归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换言之，汉学中的所谓文学与英语中的所谓文学，最终是不能划归为同一定义之下的不同种类的东西。

大学毕业数年后，在遥远的伦敦的孤灯之下，我的思考开始转到文学这个问题上了。也许别人视我为幼稚，我自己也觉得幼稚。远渡重洋来到伦敦却想着如此浅显的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说应该引以为耻。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我从这一开始就关心这个问题了，我所关注的事情虽是耻辱，但也是事实。我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何谓文学的问题，同时决定利用剩余的一年时间，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 如上所述，此书是我辛勤研究、精心结撰的成果。但因十年的写作计划缩短为两年（说是两年，除去出版前修订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仅仅用了两个夏天），又未能像喜欢纯文学的学生所期待的那样调整原来的结构，至今仍不免是个未定稿或未成品。然而学界事务繁忙，我本人又比别人更忙。本应在弥补不足、纠正差错、扩充内容之后再付梓出版，但是我的生存状况若不彻底改变，即使穷尽一生的岁月也难以看到此书问世，这就是我之所以将这个未定稿交付出版的缘由。

将未定稿出版，并非为了用于现在学生的授课，也不是要让人知道文学为何物，而是希望本书的读者在掩卷之余，能够思考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疑问。若有人能在本书所提问题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两步，探得文学径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学问的殿堂的建造绝非一朝之事，也绝非一人之事，我愿为此奉献微薄之力，尽一份义务。

在伦敦居住、生活的两年是极为不愉快的两年。我在英国绅士之间，犹如一匹与狼群为伍的尨犬，终日郁郁寡欢。据说伦敦人口有五百多万，自己当时的状态犹如掺和进五百万滴油珠中的一滴水，勉勉强强苟且维系着朝不保夕的生命。假若一滴墨汁掉落在洗得十分干净的白衬衫上面，衬衫主人的心情定然不会愉快。我就如同那滴招人厌烦的墨汁，犹如乞丐一般徘徊在伦敦的西斯敏斯特大街上，两年间吞吐了这个大都会几千立方尺人工造成的充满煤烟污染的浑浊空气，为此而感到深深愧欠于英国的绅士们。我在此敬告一向被自己视为绅士模范的英国人：我并非是怀着个人的好奇心进入伦敦的，而是受到比个人意志更大意志的支配，不得不在你们面包的恩泽之下度过那段岁月。两年后留学期满回国，我的心情犹如春天到来、大雁北归一般。遗憾的是，不仅客居留学期间我没能做到以你们为楷模，万事顺应你们之意，而且时至今日作为“东洋的竖子”仍然未能成为你们所期望的那种模范人物。然而，我是奉官命前往的，并非是自己要求前去的。若依我自己的主观意志而言，我当终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国的土地。因此，承蒙尔等关照的我，绝不会期许再次得到尔等的关照了。我对不能再有感谢尔等厚意的机会，而甚感遗憾。

回国已逾三年，这又是不愉快的三年岁月。然而，我是日本的臣民，不能以不愉快为由而离去。拥有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的我，生存在五千万人之中，至少有着能够支配五千万分之一的荣耀和权利。当这份荣耀和权利被消减到五千万分之一以下时，我也无法否定自己的存在，也不能采取离开本国的行动，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努力使其恢复至五千万分之一。这并非我的意志，这是我意志之上的意志。我意志之上的意志令我的意志无可奈何。我意志之上的意志命令我，为支持作为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必须避免一切不愉快。

将著作者的心情毫不掩饰地写在学术著作的自序中，似乎有欠妥当。然而，若想一想这本学术著作是在何等不愉快中萌芽，在何等不愉快中成形，又在何等不愉快之中讲授，最后又是在何等不愉快之中出版的，那么，即便与其他学者的著作相比，拙作也许不足为重，但对我个人而言，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已经深感满足，读者多少也会感到理解同情了。

英国人把我视为神经衰弱。当时有位日本人曾给国内写信，声言我已发疯。贤士所言，当无虚假。余不敏，未能对这些人等表达谢意，深感遗憾。

回国后，我依然被说成是神经衰弱兼狂人，似乎连一些亲属也都认同了上述说法。既然连亲属都表示认同，我本人也自知没有辩解的余地。正是因为神经衰弱与狂人，我写出了《我是猫》，出版了《漾虚集》，《鹑笼》也得以面世。这么一想，我坚信我应该感谢这神经衰弱症和我的癫狂。

只要我的生存状况不发生变化，我的神经衰弱和癫狂将与生命永存。既然永远存在，就有出版更多《我是猫》、更多《漾虚集》、更多《鹑笼》的希望。我祈求这神经衰弱与癫狂永远伴随我。

这神经衰弱和癫狂不容置疑地驱动我进入创作状态，不知今后是否还会有摆弄《文学论》这种有闲文字的余裕。惟其如此，就应写一篇文章作为我曾染指这类著作的一个纪念。即便此书没什么价值，但对作者而言，毕竟是给印刷厂添了麻烦。

特记此书由来如上，是为序。

夏目金之助[2]

明治三十九年[3]十一月

附：中川芳太郎的整理说明

本书本来预定于去年年内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年三月才得以问世，延迟的主要原因如下：

接到整理原稿的委托后，我因手头另外的事情，所以不能投入全部时间。

原稿整理完毕后，我请先生校阅，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以至最后一编是请先生全部重写的，而此间先生忙于创作，在此稿上用精力，殊为难得。

在交付印刷的时候，不能将原稿全部一次交清，几经催促无效，也造成了出版延迟。

本书各编内容，本来是作者大规模研究的一部分。先生曾多次接到书肆的请求，希望能够容许出版，但不可能指望先生都写完，于是，最初只对 我不才浅学，未能恪尽职责，辜负、烦劳先生之处甚多，更造成了出版延迟，甚为遗憾。

中川芳太郎

明治四十年三月[4]

* * *

[1]明治三十三年：公元1900年。

[2]夏目金之助：夏目漱石的原名。

[3]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年。

[4]明治四十年：公元19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