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创造的冲动_思维方式

notion）。我这里所指的是文献资料中、社会组织中、理解自然显相（urences，一译事件）的努力中所固有的一般原则（generalities）。

这类概念没有定义，不能依据比它们本身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因素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它们之中每一个对于深度与其自身相等的不同意义的各组概念来说，都表现得是必要的。在讨论这样一组概念时，只要将语言稍加调整，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挑选出来作为中心概念。在这一讲中，“重要性”（importance）这个概念被作为中心概念。因此讨论各种问题时都将回复到这个概念。

在所有这几讲中，我的目的是考察我们的经验的一些一般特征，这些特征是人类的直接活动中所预先设定的。这里不打算编造出一种体系哲学。在一个简短的讲座中要抱这样的目标未免贪心太大。一切体系化的思想都必须从一些预先作出的假定出发。同时，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讨论中有时要利用一些较之以明确的目的表达出来的概念更为基本的概念。在任何体系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材料的语言表达，都一定要加以整理、润饰，使之有秩序。

在一切体系化的思想中，都有一种学究气。人们把概念、经验和暗示（suggestion）抛在一边，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我们当然不考虑这些概念。体系是重要的，它对于讨论、利用以及批判充塞于我们经验中的那些思想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做建立体系的工作以前，先要完成一项任务，如果我们要避免一切有限的体系所固有的狭隘性，那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今天，即使是逻辑本身，也在与体现在形式论据中的发现作斗争，因为每一套有限的前提都必然指示一些被排除在它的直接视野以外的概念。哲学不能排除任何东西，因此它决不应从建立体系开始。它的起始阶段可以称之为“收集”（assemge）。

这样一种进程当然是没有尽头的。人们所能达到的一切就是强调少数几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同时注意其他各种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在展示这些选择出来优先强调的概念时出现的。体系哲学是专家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当对收集的哲学过程加以注意，以便避免他们本身的褊狭。

在西方文献资料中，有四位伟大思想家，他们对于文明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哲学收集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他们每个人都对哲学体系的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四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威廉·詹姆士。

柏拉图把握了数学体系的重要性，但他的声誉靠的是他的各篇对话中大量含义深刻的暗示，这些暗示有一半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古体文字造成的误解所掩盖了。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收集到的东西系统化。他继承了柏拉图，将其纳入他自己的体系结构中。

莱布尼茨继承了两千年的思想。他所继承的前人的各种不同思想实际上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人都要多。他的兴趣范围遍及从数学到神学、从神学到政治哲学、从政治哲学到自然科学的广大领域。这些兴趣以深刻的知识为背景。这要写一部书，其书名应是《莱布尼茨的才智》。

最后，还有威廉·詹姆士，他实质上是一个现代人。他的才智可以说是以关于过去的东西的学识为基础，但他的伟大本质上是由于他对当代的观念有惊人的敏感。他通过旅行、与世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自己所做的多种多样的研究而了解了他所生活的世界。他做过建立体系的工作，但他首先是从事收集。他的理智生活的特点就是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他通过直觉发现了现代逻辑现在正在仔细研究的伟大真理。

这个引言性的讨论已经涉及哲学的两个方面。体系化是用从科学的专门化得出的方法对一般性的批判。它以一组封闭的原始观念为前提。另一方面，哲学是对关于范围广泛rge）和适当的一般性概念的思考。这种精神习惯就是文明的本质。它就是文明。独居的鸫和夜莺能发出极为优美的声音。但它们不是有文明的生物。它们缺乏关于自己的行为及周围世界的适当的一般性的观念。高等动物无疑具有概念、希望和恐惧。由于它们的精神机能的一般性不充分，它们还缺乏文明。它们的爱、它们的奉献心、它们的姿势之美的确也会引起我们的爱和关切。文明要超出所有这一切，而就道德价值而论它可能比这一切要少。文明生物是那些运用某些范围广泛的关于理解的一般性来考察世界的生物。

2. 有两种形成对照的观念，它们看起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切范围的经验的基础。其中之一是重要性概念，即重要性的感觉、重要性的假定。另一个是实事（matter-of-fact）概念。谁也无法回避纯粹的实事。后者是重要性的基础，重要性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实事的不可或缺。我们由于有一种重要性的感觉而全神贯注。当我们全神贯注时，我们注意实事。那些刻板地使自己的注意仅及于实事的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出于他们对这样一种态度的重要性的感觉。这两种观念既是相对立的，又相互需要。

有意识的经验的原始方式的一个特征是它将一种范围广泛的一般性与一种显著的特殊性融合起来。在经验的特殊性的特征描述中缺乏精确的分析。说用质的概念对个体的经验作特征描述是从对这种质的某种细节的分析开始，那是不对的。我们关于质的原始意识是基于一种范围广泛的一般性。例如，当我们 口语在它表现于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的胚胎阶段，其变化是在情感表达和信号之间发生的。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它很快变成二者的混合物。在语言的越来越精确的发展中，口语保留了这三个特征，即：情感表达、信号以及二者的相互结合。但不知为什么，在发达的文明的理性化了的语言中，这些特征却消退到背后了。它们使人想到失去了其支配地位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不注意语言的功能中的这种微妙的变化，我们就不能理解三千年以来的新近的文明中的思维方式。对于语言预先作出的假定是各式各样的。

语言在产生时对于直接境况有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关系。不管它是信号还是表达，它首先是对于这一环境中的那种境况的这种反应。在语言的起源中，直接当下的特殊性是所表达的意义中的一个突出因素。种名“鸟”仍以未分辨的意义为基础；在某种另外的机缘下，即使这些特殊的鸟也不过是模糊地被感觉到。语言首先所表达的是此时此地在这些环境中注意力指向这些鸟。

语言从某种特殊环境下作出的假定中逐渐达到了它的意义的抽象。法语辞典于一定日期在巴黎出版这个事实与词的意义在辞典中所得的解释是没有关系的。与英语“绿色”这个词同义的一个法语词的意义正是“绿色”，而这与欧洲或行星系的状况没有关系。“绿色”就是“绿色”，此外别无意义。人们一旦按照这个词的意义理解了这个词，就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

当然，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文明得多。他们只能想象与某一特殊的春天的早晨有关的绿色。我们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记忆能力以及推测能力无疑是不断提高的。我们不能以生于能够撇开春天来谈论绿色的人当中这一点而过分沾沾自喜。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一条警告：什么都不要过头（Nothing too much）。

只要语言主要是口语，那对于环境的某种特殊性的关系就是最主要的关系。试考察“一个温暖的日子”这句话。在按标准辞典解释的书籍中，这些词具有与地球转动、太阳存在以及科学的湿度理论相关的一般化意义。现在我们撇开辞典，忘却一切科学的枝节，那样，根据专门知识得出的这种抽象，用“一个温暖的日子”这个不由自主说出口的话表示的经验，与得克萨斯的说话人或者北海之滨的英国的说话人的经验就会大不相同。但是意义的同一性仍是存在，什么都不要过头。

我们必须把语言理解为对作为知识的基础的有同一性的东西（identities）作出表达，理解为对与环境相关联并作为存在的本质的特殊性作出假定。口语耽于社会交际的直接性。书写语藏之于册，它抽出了显著的环境而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被打开阅读。在此我们发现了写和讲融合的例证。朗读是一种艺术，读者可以读得大不相同。这样环境的直接性与书写的抽象性就发生关系了。

语言的发展所固有的抽象有其危险。它使人脱离直接世界的实在事物。它脱离了平衡的重点，而终结于那些机敏的人士的琐事之中。然而，尽管有许多危险，文明的最后兴起还是由于这种抽象。这种抽象对概念经验作出了表达，概念经验潜在于整个自然界，尽管是以与平均事实非常符合的形式保持下来的。在人类那里这些概念经验是协调的。它们通过其整个环境表达自己。这种协调有审美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将成为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最后需要对我们今天下午讲的作个总结。这一讲不外是将一些古老的文明思想加以翻新，而这些思想所涉及的是从地球上生命视域中所看到的宇宙的发展。在比较近代思维和古代记录时，我们必须记住翻译的困难，以及任何一个力图获得处于市场的日常语汇之后的思维的语言表达的思想家的困难。例如，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英语木材（wood）一词来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词汇 [1] ，并且一定要给这个词以最准确的意义，那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认识就会大不相同。显然，在三千年以前就有一些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想象受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肤浅的表现形式的束缚。

但是，我们能够从缺乏想象力的学者所编辑和改编的记载中识别从地球上生命视域中所看到的宇宙进化概念。我们能够识别包含了大量的物理等级、植物和动物等级的分类，识别最后产生的人类生命。

我们也能够识别根据给事物命名的天真的、幼稚的想法而把语言和人类经验的产生交织起来的概念。事实上，整个古代的想法都是极为单纯的。但是，近代翻译的夸张的一般性所达到的不外是避免各个不同阶段之间的过分确定的区分以及对所包含的动因的过分简单化。

本讲是根据内蕴，根据作用和反作用而写成的。它关于人性的最后结论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人类的语言彼此创造。如果我们想肯定语言的产生是一个给予的事实，那说人类的心灵是语言给予人类的礼物就一点不是夸大。

第六天的状况应当写出来，上帝给人类以语言，人类于是就成了万物之灵。

* * *

[1] 指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这个概念希腊文为 hele，有木材之意。——译者

第三讲 理解

上面两讲讨论了重要性和表达。理解这个概念是我们力图以之来分析人类理智的三个概念中的第三个概念。我们探求的是理解理解。

我提请大家注意，整个说来，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阐明理智的片断方面。但是，总是有一种理解不能为我们所领悟。其理由是：脱离被理解的事物的纯抽象的理智概念是一种神话。因为全面的理解乃是完全掌握整个宇宙，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有这种掌握。

这不是说，有一些事物的有限方面在本质上不可能纳入人类认识范围之内。任何存在的事物，就其与其余事物的联系的有限性而言，都是可以认识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根据任何事物的某种视域来认识任何事物。但是，整个视域则包含了有限的认识之外的无限性。例如，我们可以根据“绿”色的某种视域来认识绿色。但是，在宇宙的其他时代，当其他的自然规律起作用时，绿可能是什么，则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不过没有任何事物在本质上不可认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可能获得一种洞察自然界其他可能性的想象力，从而获得对于其他想象的时代的绿的可能性的理解。

有一首关于约80年前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博士（Dr. Whewell）的诗。这首诗是人所共知的。其中写道：

我是这所学院的主事，

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就不是知识。

这种态度在知识界中一直流行。它使想象的思维枯竭，从而阻碍了进步。

在我们对理解的讨论中，这是我想反对的第一个异端。我并不把这个异端之名加之于休厄尔博士，虽然据说他由于博学而自高自大。我要说的是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完全静止的精神状态，它总是带有不完全的和局部的渗透过程的特征。我完全承认理解的两个方面都涉及我们的思维方式。我的论点是，当我们在渗透过程中来体认自己时，我们所具有的自我认识比我们对理智工作的一种完成感受到的要更为充分。

当然，从一种意义上说有一种完成。但这种完成预先假定了与某种特定的未确定的环境的关系，它置于一种视域之上并有待探索。这就像我们有大量关于“绿”色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受到世界在现时代的视域的限制。它与一种确定的、未探索的广泛性相关。而这种广泛性本身只能由它与其他广泛性的关联来理解。

雪莱在他的戏剧诗《古希腊》的一段合唱词中写道：

世界之上的世界永远簸颠，

从创造到毁灭，

有如江河上的水泡，

晶莹劈啪地流泻。

在这条创造的通道中，理解受到其有限性的限制。另外，在无限的有限事物中，没有任何有限的东西实质上是否定无限性的。这样的无知是偶然的，而认识的这样的可能性揭示了它与已知事物的未探讨的方面的关联性。任何有限的东西的认识总是包含了对无限性的一种关联。

文明的思想发展所必要的专门化在上一世纪对于学者的哲学见解、从而对于促进学术工作的机构的发展，发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大学中各个系都自此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一个大学所获得的声望，也与它的这种专门化的扩大成正比。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理解的宽度变窄了。十九世纪是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时期，这些成就可谓数不胜数。但它未能产生对于各种各样的兴趣、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东西都有敏锐的认识的学者。它在应当力求理解的地方却做了批判和推翻的工作。每一个时代的兴趣的详细状况，从这个时代以外的眼光来看，是理解的深度和状况的琐碎的一种粗糙的混合。但是为了理解存在的本性，我们必须把握这样一种深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深度超出一切错误的细节，它是该时代可以识别的生活的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此必须补充另外一种限制，那就是如果有上升的话。

上世纪是文艺复兴时代在产生它的后继者时所受的种种痛苦中的最后阶段。文艺复兴时代本身就有一些妨碍智慧的兴趣正常扩展的限制，它起源于看作是文明的生父的希腊人的学识。毫无疑问，欧洲之受惠于希腊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但是，希腊思想，即使扩展为希腊－希伯来－埃及思想，毕竟只代表重要性的多方面的方式的一个有限的方面，而重要性一直在人类意识的边缘产生推动力。

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来求理解。在十九世纪，希腊学者显得比最优秀的希腊人狭隘，基督教学者显得比最优秀的早期神父狭隘，科学家显得比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创始人狭隘。总的说来，十九世纪所知道的比希腊人、神父和科学的创始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多得无可比拟。但是，现代人对于潜藏于背后的大量可供选择的东西（伟大的或令人憎恶的，伺机推翻我们的肯定时间不长的传统的）失去了感觉。如果文明需要存在下去，那扩大理解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2. 什么是理解呢？我们怎样得以说明它的特点呢？首先，理解总是包含了结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出现。如果被理解的事物是结构的，那就可以按照这一事物的因素以及将这些因素构成这一整个事物的交织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事物。这种理解的方法会显示出一事物为什么是一事物。

第二种理解方式是把事物看作是一个统一体（不管它能否作分析），并获得关于它对其环境起作用的能力的证据。第一种方式可以称为内在的理解，第二种方式可以称为外在的理解。

但是，这种说法还只说了事情的一半。两种方式是相通的。即一者预先假定它者。第一种方式把事物看作是一种结果，第二种方式把事物看作是一个表示原因的因素。按照后一种阐述我们的意义的方法，我们把宇宙的过程纳入到了理解概念之中。对于过程预先作出的假定的确好像涉及我们以前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解释意义的方法当作是运用来理解自然的历程的方法。

诚然，只要与过程的关系未弄清楚，任何事物最后都未被理解。但是，撇开了与无理性的事实的通道的关联的那种理想关系的理解是存在的。就这种关系概念而论，不存在转化。

例如，从一种意义上说，在全部数学中都没有转化产生。相互关系表现于它们的超时间的永恒性。诚然，在数学讨论中有时间概念、接近概念和近似概念。但是运用于科学中时，时间的时间性和接近的运动都被撇开了。照一般理解，数学中的理想事实是自明的。

即使在数学家中，范围广宽的理解也很少。存在的是关于理解的片断的知识以及这些片断之间的联系的片断知识。这些联系的细节也被理解了。但是这些知识的片断是彼此连接的。它们并不是结合成为一种广泛的自明的并列关系而存在。对于近来已受注意的细节，充其量只有一种模糊的记忆。

自明的细节的这种连接被称为“证明”。但是，数学的广泛的自明性是人类所达不到的。

举一个例子。１和４相加所得的和等于２和３相加。这个知识片断在我看来是自明的。这是一种初等的浅显知识。但是，除非我自欺，对它我是看得清楚的。如果引入了较大的数字，那我就不大会肯把任何这样的知识说成是自明的。我不得不对证明有所轻蔑。其他人具有更广泛的力量。

伟大的印度数学家罗摩努间（Ramanujan）的早死如同伽罗瓦（Galois）的早死一样，是科学的一种损失。就以他为例来说吧！据说，第一百个整数的每一个他都很娴熟。换言之，他对于自明的见识以及他对这种见识的喜悦，在性质上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到５这个数字为止的整数所感觉到的相同。从个人来说，我所娴熟的不可能甚于这个数字。按照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数字的限制也多少妨碍了罗摩努间所享有的那种喜悦感的增加。

我承认对于关系模式有很大的兴趣。在这种关系中，数的关系和量的关系完全是次要的。我提及这些我个人的细节，为的是强调自明性可以假定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特征。这种假定既可根据自明的结构的范围，也可根据其特征。上面已经提到的“完成”感是出于我们的理解的自明性。自明性实际上就是理解。

渗透（pration）感也系于我们对可理解性的经验之上，它必然与理解的增加相关。离开某种增加的感觉来感受完成实际上不能达到理解。因为这不能朦胧地感受到与外在事物的未探讨的关系。在某种完成感之外来感受渗透也不能达到理解。因此渗透本身的意义不完全，它缺乏成就。

3. 我们现在来讨论“证明”（proof）概念。从“证明”一词的严格意义来说，我所提出的这个论题把“证明”当作是一种薄弱的第二位的程序。如果用了“证明”一词，那进入人心的下一个概念就是半心半意（half-heartedness）。除非证明引起了自明性，从而使它本身成了不必要的东西，那它就会导致一种二等心态，引起缺乏理解的行动。自明性是一切伟大之处得以支撑其自身的基本事实，而“证明”则是人们经常借以获得自明性的途径之一。

作为这种理论的一个例证，在哲学著作中证明应当尽量少。应当把全部力量用之于表现关于事物的本性以及它们的联系的基本真理的自明性。应当指出，逻辑证明从前提出发，而这些前提以证据为基础。因此证据是以逻辑为前提的。它至少以逻辑具有某种重要性这个假定为前提。

哲学是将事物的本性的基本证据显示出来的基本尝试。一切理解都以这种证据的假定为转移。一种正确地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哲学将会调动一切前提所假定的这条基本经验。它使人心的内容成为易于驾驭的东西；它给片断的细节增加了意义。它揭示结合和分离、一致和不一致。哲学是对支配特殊思维方式的抽象的批判。

可见，无论从哲学这个名词的何种意义来说，哲学都是不可证明的。因为证明以抽象为基础。哲学总是自明的，否则它就不是哲学。任何哲学论说的尝试都应当产生自明性，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不管怎样，哲学中的一切推论都标志着一种不完满，而这种不完满与人的一切努力相伴随。哲学的目的是纯粹的揭示。

哲学的最大困难是语言的失误。人类的日常交际所涉及的是变化万千的情况。没有必要提及自明的事实。因此，在比较固定的空间关系成了自觉分析的题目以前，狩猎场成千年被描绘于洞壁上，当希腊人需要表达自然界的现实事物的终极特征的名词时，他们就不得不利用水、气、火、木之类的名词。

当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勒斯坦、从巴勒斯坦到埃及的古代世界的宗教思想需要用之于表达宇宙的方向的最高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为一切秩序所依赖，它给重要性以意义）的名词时，他们除了模仿统治尘世帝国的暴戾的、自负的和专横的暴君的特征外，找不到更好地表达本身的办法。在文明宗教的起源中，神类似于专制君主。我们现代的礼拜式仍有这种痕迹。这种陈旧概念的最有力的否定散见于佛教教义和基督教福音书中。

语言处于直觉之后。哲学的困难在于表达自明的东西。我们的理解超出了语汇的日常应用的范围。哲学与诗相类似。哲学是寻找诗人作出生动暗示的惯用语汇的努力。它力图把密尔顿（Milton）的力息达斯（Lycidas）简化为散文，从而力图创造一套可以用于思维的其他联结的语言符号。

哲学的这种关联性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理解主要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理解是自明的。但是我们的直觉的清晰性是有限的，而且明灭不定。因此推理是我们用以达到我们所能达到的那些理解的手段。证明是扩大我们的不完满的自明性的工具。它们预先假定某种清晰性，它们也预先假定这种清晰性表现了我们对于周围世界（事实的世界、可能性的世界、价值的世界、目的的世界）的模糊不明的认识的一种不完满的渗透。

4. 讨论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明白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一种一般特征，其特殊形式有“无秩序”、“罪恶”、“错误”这些不同名称。事物在某种意义上会脱轨。于是，由坏变好的改正概念或者由好变坏的衰败概念就会进入到我们对于事物的本性的理解之中。

哲学家们受了一种诱惑，即他们要编造关于对诸因素加以调整的神话。然后作为补遗引入破坏（frustration）概念作为第二方面。我认为，这是根据十九世纪的，甚至是伟大的斯宾诺莎的一元论的唯心主义而作的批判。说一元论哲学中所设想的绝对会引起其自身的细节的混乱是完全不可信的。

没有理由认为混乱不及秩序那样重要。我们的任务是得出一般概念，这种概念为二者都留有余地，还指出了扩大我们的渗透力的道路。我建议我们从宇宙的两个方面的概念出发。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统一性因素。按其本质说，这个统一性因素包含了事物的联系性、目的的统一性和享受的统一性。重要性的整个概念与这个终极的统一性相关。在宇宙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东西，即杂多性因素。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现实事物，每一个都有单独享受的经验，但又彼此需要。

对统一性的任何描述都要求有许多现实事物，而对许多现实事物的描述需要得出重要性和目的的统一性概念。由于许多事物在本质上有个别性，于是有限的实现就有冲突。因此将多加总为一以及重要性从一到多的导引，就包含了关于无秩序、冲突、破坏的概念。

这些是宇宙的基本方面，对存在的各个方面进行思考的常识将这些基本方面赋予哲学，以便阐明理解的某种连贯性。如果哲学简单地忽视了难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规避自己的责任。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理解，但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渗透力。

如果存在着一种完全的理解，那任何特殊项目就属于已经清晰的东西。这样它就不过是已知的东西的重复。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着同语反复（tautology， 重言式）。同语反复是在理智上对无限者的逗乐。

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选择特殊项目来加以强调同样是随意的。它是无限者用以控制它的注意中心的约定。

对于有限的个人来说，存在着根据其本身的经验对于新事物的渗透，而对于细节的选择则服从个人由以诞生的因果关系。哲学有在属于无限者的观点和属于有限者的观点之间摇摆的倾向。因此，尽管理解是不完满的，只要模式已被识别出来，它就是模式的自明性的证明。同样，对于有限的经验来说，推理是进一步渗透这种自明性的成就。

部分地被理解的模式，按照它所排斥的东西较之按照它的完成所蕴涵的东西，要更为确定。按蕴涵而言，完成的其他方式是无限的。但是，只要存在着加之于未完成的发现的任何确定性，就肯定有一些因素被排除在外。逻辑之以不相容性概念为基础，是大约在二十年前由哈佛大学的亨利·舍菲尔（Henry Sheffer）教授发现和提出的。舍菲尔教授还强调指出模式概念是逻辑的基本概念。这样，就使数理逻辑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进步。

第一，如果把逻辑建立在不相容性概念的基础上，那肯定引入了关于有限者的概念。因为正如斯宾诺莎所指出的，有限者就是排斥了可与其本身比较的其他事物的东西。因此，不相容性把逻辑建立在斯宾诺莎的有限者概念的基础上。

第二，正如舍菲尔指出的，从这个不相容性概念中可以得出否定概念和推理概念。这样就为整个逻辑运动做了准备。我们可以指出，逻辑的这种基础意味着破坏这个概念更加类似有限的精神，而和谐的结合这个概念则是从一元论的宇宙这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哲学的任务是使世界所表现的这两个方面协调起来。

第三，逻辑的这种基础启发了我们对于过程的理解，而过程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处于现在，这个现在是变化不居的。它源于过去，孕育未来，而且正在通向未来。这就是过程。而在宇宙中，过程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5. 但是，一切事物如果能够结合起来，那为什么会有过程呢？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体现了一种对过程的否定。按照这种回答，过程不过是现象，对于终极实在来说没有意义。在我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不适当的，为什么不变化的事实的统一能够引起变化的幻想呢？可以肯定地说，满意的回答一定体现了一种对于将变化和永恒（二者相辅相成）交织起来的理解。这种交织是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它是我们关于人格的同一性、社会的同一性以及一切社会学上的功能活动的概念的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不相容性和过程之间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不相容性指的是：构成一对命题各自的意义的事物的两种状态不可能并存。它否定了这些意义之间的一种可能的连接。但是，这些意义却结合于关于不相容性的判断本身之中。这是一种混乱。当柏拉图让他的著作中的一个人物说“非存在是一种存在”的时候，他提到了这种混乱。

我所得出的结论是：“结合”（together）一词以及所有表达一般连接的词，如果没有一定的说明，就是非常混乱不明的。例如，“和”（and）这个普通的词就是含混不明的所在。使人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对于表达连接的词的含混性作的分析太少了。这些词断送了推理的确切性。遗憾的是：在用最完美的文学形式表达的句子中这些词用得很多。因此，一种美妙的文学体裁并不能保证符合逻辑上的相容性原理。

在阅读哲学文献时，对于表达连接的每一个词都必须仔细加以思考。如果它在同一个句子中用了两次，我们能不能肯定这两次运用体现了至少足以进行讨论的同样的意义呢？

我认为，古代和近代逻辑中的一些有名的矛盾是从这种含混不明中产生的。许多形式上非“连接词”的词表达了连接的意义。例如，“类”（ss）这个词具有“和”这个词的各方面的含混不明之处。对于模式的理解以及对于包含于各种不同的模式中的连接词的理解，以对这些含混不明之处的研究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哲学文献是非常天真的。许许多多的有力的和使人信服的论证都落进了这个陷阱之中。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关于“不相容性和过程”这个论题上来。两个命题（我们可以称之为P和Q）不相容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按照以某种预先假定的环境所勾画出的结合方式，命题P和Q的意义不可能都显示出来。二者之一的意义要么不可能显示出来，要么能够显示出来，不会两种情况都有。于是过程就成了宇宙借以避免排除不相容性的方式。

这种排除属于情况的有限性。由于过程，宇宙摆脱了有限者的局限性。过程是有限之中的无限的内蕴。由于它，一切界限都打破了，一切不相容性都消融了。

任何特殊的有限性都不是加于宇宙之上的最高限制。在过程中，宇宙的有限的可能性通向它们的实现的无限性。

按照事物的本性，不存在用逻辑名词表达的终极的排除。因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整个时间的推移，就会看到两种实有。由于它们是在漫长的过去的某一天在地球上发现的，因此是不相容的；是在不久以前的过去的另一天发现的，因此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从所包含的整个时期考虑，那这两个实有可能相容。一个实有出现较早，另一个实有出现较晚。这样，不相容性是相对于与所包含的抽象而言的。

只要我们满足于高度的抽象，就可以达到一种不难的理智的相容性。纯数学是依靠这种严格的抽象而获得成功的主要例证。其次，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最后揭示出来的数学的重要性阐明了一种理论，即：有限的人类理解的进步主要依靠某些适当的抽象以及这种抽象中思维的发展。由于这种方法的发现，最近三千年间产生了作为现代文明的进步的科学。

6. 但是，这种发现是逐步获得的。这种方法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破解。学者们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来对待思维的专门化。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专门化的增加使关于环境的视域的假定（这对开创阶段已足够了）成了单纯而自然的东西。人们也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任何专题的扩大会使全部意义发生彻底的变化。科学的对象扩大了，它对宇宙的关联性就会缩小。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一种更为严格限制了的环境。

环境的定义正好就是特殊的抽象所省略的东西。这种定义是一种无关联性。其所以无关联，是因为它要求有对事物的无限性的理解。因此它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够做的充其量是提出一种抽象，预先假定它是相关的，并在这个假定的范围内前进。

有限的科学的清晰性和其外的黑暗的宇宙之间这种绝然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撇开了具体事实的抽象。例如，我们可以探讨我们预先作的假定。就专门的自然科学来说，我们假定几何学。然而是哪一种几何学呢？存在着许多种几何学。事实上，可供选择的几何学的数目是无定限的。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呢？

我们全都知道，这是最近三十年来使自然科学感到厌倦或者受到鼓舞的论题。许多科学家最后都在得出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论。但是，这当中也发生了一种怀疑。我们怎么知道只有一种几何学适合于自然界的复杂的事件呢？也许三维几何适合于一类显相，十五维几何为另一类显相所需要。

我们的比较明显的感性知觉，特别是视觉，看来显然要求三维。另一方面，虽然声音很广，但按其音量的度（比如说在十三度和十五度之间）而言，仍是非常不清楚的。范围的任何变化，无论是最大的变化或最小的变化，都会使我们所能观察到的那些被发现的事件的特征发生惊人的变化。

我们已经提出了非常特殊的感性观察类型，于是我们就墨守一套相应的特殊结果。如果我们加上适当的限制，那的确够了。但是，由于我们的科学扩大，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方面的关系的范围，就变得愈益重要了。

除非我们能够领会我们的知识与包含了十五维空间关系的事件的本质联系，我们的知识也许要被曲解。独断地把自然界的三位一体看作是它的唯一重要的维的方面，在过去是有用的，现在则变得危险了，到将来也许会成为知识发展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地球或太阳所在的星云也可能逐渐产生一种在其空间关系上的一般特征的变化。在遥远的未来，如果人类还存在，他们将回顾产生了更高尚、更高大的存在的古怪的、萎缩了的三维宇宙。

现在，这些想法既没有证明，也没有推翻。但是它们具有一种神话的价值。它们的确表现了用连贯的语言表达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会怎样阻碍理解的上进。从系统化的知识之树上摘下的苹果太多了，会使进步衰退。

上进感和渗透感对于保持兴趣至关重要。上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运用既定模式上的上进。这种模式的作用是使日益增加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协调起来。

但是，既定模式的类型限制了对细节的选择。这样，宇宙中的无限性就会被当作不相关的东西而忽视过去。从黎明时的清新气氛中开始的上进，沉落成了协调的雕虫小技的枯燥积累。思想和艺术史说明了这种理论。我们不能规定进步的模式。

诚然，这种上进部分是将细节集合成为既定的模式。这是愚蠢已极的有独断论倾向的人平平稳稳的上进。然而历史揭示了进步的另一种类型，那就是将新模式引入概念经验中。按照这种模式，迄今没有区分或者作为没有因果联系的东西而忽视了的细节就上升为协调的经验。这是关于伟大的未知世界（beyond）的一种新见解。

7. 由此可见，理解的推进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把细节集合于既定模式之内，一种是发现强调新细节的新模式。在联系模式上，人类理智被独断论弄得停步不前了。宗教思想、美学思想、对社会结构的见解、对观察的科学分析，同样被这种致命的毒害弄得不成样子了。

当欧洲思想的辉煌基础开始建立的时候，这种独断论就已侵入了欧洲思想中，伊壁鸠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同样相信他们的经验中、他们理解这些经验的精确的形式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的确定性，这是从他们理解这些因素的那种精密形态而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抽象的危险。后来，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我们为什么应当如此确定的原因作出了一种巧妙解释。对于这种确定性，天才的意见是一致的。

从这些伟大人物都抱着这样的信念这种意义来说，他们的理论没有一种比上两个世纪的更为广泛的知识存在的时间更长。这是历史的悲剧。从柏拉图所设想的那种意义上说，数学是不对的，从伊壁鸠鲁所深信的那种意义上说，感性材料并不是清晰的、明白的、第一性的。

思想史是充满活力的发现和无声无息的封闭的悲剧性的混合物。渗透感失落于完满的知识的确定性中。这种独断论是知识上的反基督教。

在事物的全部具体联系中，联系起来的事物的特征成为将它们结合起来的那种联系性的特征的组成部分。

友谊的每一个例证都显示了两个朋友的特殊性格。另外两个人与这种完全确定的友谊是不一致的。又如，图画上的颜色形成了一幅构图，它部分是几何学的构图。如果我们仅仅考虑抽象的几何关系，那红点可以用蓝点代替。按照这种几何学的抽象，红色和蓝色与其他色点同样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更为具体地考察这幅图，那这样做也许会破坏一幅杰作。红色对这幅图的具体作用同蓝色所产生的作用是不一致的。

因此，随着我们向具体的理解渗透，不相容性就起支配作用了。这就是说，除了一个实有以外，一切实有都与这个实有将引起的特殊作用不一致。随着我们返回抽象，许多实有会各自另外产生同样的抽象效用。因此，相容性是随着从具体到抽象的增加而增加的。

这样，不相容性概念就有了一种模糊不明之处，绝然的差别是由实有之间的不同引起的。如果斑点是深红色，那它不可能同时是浅蓝色。这两个概念之不相容是由于红和蓝是两种绝然不同的颜色。在美的享受上也有不同。蓝色也许是作为一幅杰作的图中的一个因素，从而在同样的几何位置上以红代替会破坏整个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感兴趣的是几何关系，那红和蓝都同样可以标出这个范围。

我们现在应当知道，不相容性有两种类型。它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逻辑类型和美学类型。逻辑类型以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分为基础，而不同事物被看作是构图中的不可兼得因素。这两件不同事物中哪一件在这个复合实有的模式中起一种既定作用，这一点对于构图的整体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因素中的区分会产生不同的构图，而因素的增加也会破坏基本假定。

我们绝不可能按一幅构图对环境的一切可能性的全部效用来理解这幅构图。我们所意识到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由于这种抽象，因素的变化或增加可能无足轻重。不同事物的等值或相容之上总是悬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旦我们增加自明性，抽象就会减少，我们的理解就会渗透到具体事实。因此，知识的增加迟早要证明包含在区别中的对抗。

8. 这一讲提出的关于理解的理论适用于逻辑以外。审美经验是自我证明的享受的另一种方式。这个结论的历史同欧洲思想一样悠久。数学的比例理论的运用与音乐和建筑学的关系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中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样，在数学家中广泛流传的关于某些证明较另一些证明好的感受也会激起哲学家的注意。

我觉得，美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类比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哲学论题。

首先，它们都涉及对一个结构的享受，而后者得自结构的诸因素的相互联系。存在着一个整体，它是由许多细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重要性是从对于一与多的相互作用的生动掌握中产生的。如果这两个相对的方面有一个方面退到了背后，那无论是逻辑经验还是审美经验就都会变得琐碎浅薄。

逻辑和美学的不同在于它们所包含的抽象的程度不同。逻辑注重的是高度的抽象，而美学则根据有限的理解的必要条件的允许而与具体的东西保持接触。因此，逻辑和美学是有限的精神部分地渗透到无限者中这个难题的两极。

这些论题中无论哪一部分都可以从两种观点来考察。在此存在对逻辑复合体的发现，也有在发现这种复合体时对这种复合体的享受。还存在美学作品的结构以及在构成这一作品时对这一作品的享受。创造和享受之间的这种区别切忌过分强调。但是这种区别却又是存在的。本讲末尾所论及的是享受，而不是创造。

逻辑理解的特有态度是从细节开始而及于所达到的结构。逻辑的享受是由多而一。多的特征被理解为允许有这种结构统一。

逻辑运用符号，但又仅仅是作为符号。例如，行间的空白、栏外的宽度、幅页的大小（八开本、四开本或十二开本）上的差别还没有涉及符号论。

逻辑的理解是对于允许有这种抽象的统一的抽象的细节的享受。随着享受的发展，就会发现结构的统一。我们面对着宇宙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抽象按其本性如何把这种方法隐于具体的东西之内。逻辑从一些原始观念出发，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美的享受的迁移方向相反。我们为建筑物的美，画的动人、为文学的优美协调而倾服。整体先于细节。

我们现在来谈区别。在片刻之间，细节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当作是作用的整体原因。在美学中，存在一种显示出其结构部分的整体。

在欧洲思想史上，由于强调细节的和谐，美学讨论几乎被破坏了。对希腊艺术的享受总是纠缠于寻求细节，它们显示出没有强制的和谐的某种严格的独立性。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最伟大的范本都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平衡。整体展现出它的结构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提高了的价值。部分构成整体，整体在这部分之外，但并不损害它们。不过值得指出，对于细节的初步研究（如果保留了的话）比在完善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最后的细节，更使人感兴趣。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

由于审美经验有更大的具体性，因此它的论题比逻辑经验要广。的确，如果美学论题得到了充分的探讨，那是否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讨论就是可疑的了。然而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好的经验的本质在于渗透到未知的、未经验过的东西之中去。

逻辑和美学都关注封闭的事实。我们的生活则是在关于发现的经验中度过的。一当我们失去了这种发现感，我们就会失去心灵所是的那种活动方式。我们就会沉落到仅仅与过去的平均值相符合。完全的符合意味着生命的丧失。剩下的是荒芜的无机界的存在。

在现在结束的三讲中，我们已试图将哲学思想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收集起来，系统化的工作做得很少。在这三个标题名义下，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概念。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开细节，离开体系，哲学观是思维和生活的真实基础。我们所注意的那些经验以及我们推到不必注意的背后的那些观念支配着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行为的控制。只要我们思想，我们就活着。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观念的收集超出了专家的研究范围。它铸造了我们的文明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