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窗里面_十夜之梦

一

从玻璃窗里面向外望去，当然立刻看到采取了防冻措施的芭蕉，结有红色果实的落霜红(1)的枝桠，以及无所忌惮挺立着的电线杆，而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几乎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我蜗居书房，视界极为单调，也极其狭窄。

而且，我自去年年底患了感冒后，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只坐在这玻璃窗里面，所以社会上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由于情绪不佳，书也不大看，我每天只是坐坐，躺躺，打发着日子。

但是，我还常常动动脑子，情绪也多少有些起伏。不论天地如何狭小，总会有这狭小天地里的事情。此外，时常有人闯进把我和这个广大世界隔离起来的玻璃窗户里来。这又是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人，所谈所为也总是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我是以饶有兴趣的眼光迎送着这些人的。

我很想把这些情况一点一点陆陆续续地写下来，又担心这样的文章给忙于工作的人们看了感到很无聊。让那些在电车中掏出口袋里的报纸浏览一下大字标题的读者看报上载有我写的这类闲聊文章，这将是我的一大羞耻事。因为这些人整天忙碌不堪，他们看报纸，无非是翻一翻火灾、强盗、杀人等当天新闻中最能吸引他们的事件，或者留意一下能使他们的神经受到相当刺激的辛辣文章。除此之外的他们认为都不算新闻，没必要摸它，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多余的时间。他们往往是在车站等电车时买一份报纸，在坐电车这段时间了解一下昨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踏进机关或公司时，衣服口袋里的报纸上那些事都忘得精光，总而言之就是忙到如此程度。

我是冒着这些忙得仅有那么一点自由时间的人们对我的轻蔑来写的。

从去年开始，欧洲发生了大战(2)。这场战争何时能结束，似乎无从估计。日本也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局部参与者。战争一结束议会宣告解散(3)，未来的大选，对于政界人士来说当然是大问题。米价太低，导致农家收人无着，所以到处呈现出贫困萧条的景象。往年这时候，例行的春季相扑行将开始。总而言之，成了多事之秋了。像我这种静静坐在玻璃窗里面的人，当然不会在报纸上抛头露面。要写的话，我就得压过政治家、军人、企业家和相扑迷来写。但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胆力。我只是因为有人怂恿我“在春天写点什么吧”便写一些与别人没什么关系的无聊事。至于写到什么时候停下来，这要取决于我手中的笔的情况，以及编辑的版面安排，事先实难作出明确的预计。

二

有人打电话来，我拿起电话听筒询问有什么事。原来是某杂志社的人要我的照片，所以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登门拍摄为好。我回答：“拍照片有些困难。”

我同这家杂志没有什么关系。记得过去的三四年里曾收到过一两本这种杂志，它的特色是刊载着许多笑脸照片，除此以外，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印象了。可是，杂志上矫揉造作的众多笑脸给我留下的憎恶感至今未消。这也是我要表示拒绝的原因。

杂志社的人说，想要在卯年的新年号上刊载一些卯年出生者的照片。我的确生于卯年。于是我说：

“你们为杂志需要拍的照片，不笑嘻嘻的不行吧？”

对方立即答到：“不，没有这种事。”仿佛我迄今为止一直记错了这杂志的特色。

“如果你们认为本来的面孔也可以，那就刊登一下也未尝不可。”

“哦，那好极了，多谢。”

我同对方约定日期后，挂断了电话。

隔了一天，在约定的时间里，这位打电话的人穿着漂亮的西装，带着照相机走进了我的书房。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有关这本杂志的情况，然后，他给我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坐在写字台前的一贯姿势，另一张是站在寒冷的庭前霜地上，普普通通的姿态。书房里的光线不够亮，所以安置好照相机之后，点起了镁光灯。氧化镁燃烧起来之前，他把半边脸转向我，说道：“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带点儿笑容呢？”我听后，忽然感到滑稽，同时又感到这个人真蠢。我只说了句“这样就可以了吧”，没有理会对方的要求。他让我站在庭园的树丛前，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我。这时，他又像方才那样彬彬有礼地重复着那句话：“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他这么一说，我更加没有笑的心情了。

过了四天吧，对方邮来了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竟然确如对方要求的那样——带着笑容。于是，我颇感意外，仿佛面对素不相识的人一般凝视良久。因为我断定照片上的我的笑容是经过加工制造出来的。

出于慎重，我把这张照片给四五个来我家的人看过，他们的看法都同我一样，认定笑容是加工制造出来的。

有生以来，我曾经有过好多次不愿在人前笑而又装出笑容。看来，我的这种虚假行径，也许今天在这位摄影师的手下得到了报应。

他虽然把这张笑得尴尬的照片给我寄来了，却始终没有把刊有这张照片的杂志寄给我。

三

想起从H君(4)那里要来赫克特(5)，意识到此事不知不觉距今年已经三四年了。总觉得自己像在梦中。

当时，它还很小，刚刚断奶。H君的门徒把它用包袱皮包起来，坐电车送到我家。当晚，我把它安置在后面堆物间的一角，让它睡在那里。我铺好了御寒的稻草，给它创造了一个尽量舒适的睡觉处，之后就关上了堆物间的门。天没黑它就叫起来了。整整一个晚上，它都在用爪子扒门，想破门而出。它大概是感到在黑暗之处独宿而寂寞难捱吧，好像一夜不曾合眼。

它的这种不安情绪延续了一个多星期后，它总算能在给它铺的稻草上安然入睡了。而在这一个多星期里，我一到晚上就惦记着它。我的孩子对它很珍爱，一有工夫就去逗弄它。不过没有给它起个名字，也就无法呼叫它。而与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做朋友、做游戏，他们无论如何得呼叫对方啊。于是，他们苦苦恳求我给它起个名字。我终于为孩子们的这位朋友起了个伟大的名字—赫克特。

赫克特是《伊利亚特》中一位特洛伊勇士。在特洛伊人同希腊人交战的时候，赫克特最后被阿契里斯杀死。阿契里斯替死在赫克特手下的朋友报了仇。当阿契里斯怒气冲天地从希腊人那边杀出来的时候，只有赫克特一个人没有逃进城中。赫克特绕特洛伊城三圈，躲避阿契里斯的矛头。阿契里斯也绕特洛伊城三圈，紧紧追赶，终于用长矛刺杀了赫克特，然后把赫克特的尸体拴在自己的战车上，拖着这尸体绕特洛伊城转了三圈……

我给这只用包袱皮包着的小狗起了个这么伟大的名字。孩子当然一无所知，开始时嚷道：“真是个怪名字啊。”但马上就习惯了。而小狗一听到有人呼叫“赫克特”，也高兴地摇摇尾巴。后来，连这个名字也同“约翰”，“乔治”等平凡的基督教信徒的名字一样，竟使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古典韵味了。与此同时，家里的人也渐渐地不像原来那么珍爱它了。

赫克特一度患过大多数狗都可能得的犬瘟病而进过医院。那时，孩子们常去探望它。我也去看望过它。我去的时候它显得很高兴地摇着尾巴，用依恋的眼神仰望着我。我便蹲下身子，把脸凑近它，用右手抚摩它的脑袋。作为一种答礼，它不停地想舔我的脸。那次，它当着我的面， 与此同时，他的催促出现了我始所未料的奇妙特点。起初居然把这样的话写上了：不是给你寄过茶叶了吗？对此，我没有答理。他后来竟说：把那茶叶还给我。还茶叶倒是容易的，但我嫌麻烦，很想这样回复他：你若是来东京取，我当即还你。可我觉得这样写信给他，似乎有损我的人格，便耐着性子只好作罢了。对方见我没有回音，催得更凶了，说什么：不还茶叶也行，那茶叶作价一元，就把钱寄来好啦。这个人渐渐地惹我冒火了。最后，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写信对他说：茶叶已经泡茶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今后你不必再徒劳写明信片来了。我心里为遭遇到这种事感到异常地恼火。因为我觉得这个坂越人竟把我逼到可怕的地步，使我不得不使用非绅士阶层的语言讲话。我想到自己不得不因为这种人去忍受品格和人格的堕落，这实在是太可悲了。

但是这坂越人却满不在乎。他又写明信片来，说道：茶叶已经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这种讲法太那个了吧……而开头依然按老规矩写着：拜启，谨请原谅……

这时候，我决心不再理他。不过，我的决心丝毫没能改变他的态度。他照旧不停地催问，竟然说道：若能再替我写一次，我当再寄上茶叶，怎么样？后来又说：看在义士的份上，也该写一写吧。

我正纳闷为什么明信片有一阵不寄来了，他却改寄信了。当然，信封是用区公所使用的那种极便宜的灰色货，而且故意不贴邮票。他不在信封背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就寄出来，因此，我曾两度付出加倍的邮资。最后，我把他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邮差，让邮差原封不动地把信退回去。也许是因为他因此而白白花了六分钱(15)吧，这才丢掉了催我的念头。

但是过了两个月光景，快过年了，他给我寄来一枚普通的贺年片。这事倒叫我有点感动，便在诗笺上题了字后寄给他了。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竟不断写信来，说是“诗笺被折坏了，被弄脏了”，三番五次地求我重写。现在，也就是今年正月初七初八，又寄来了求索信：“谨请原谅……”

我有生以来还是 “怪不得，从路上就能看到什么怜香馆(25)一类的招牌哪。”

“唔，有好多这样的招牌哪。当然，想想是该大变啊。已经快三十年了嘛。先生你也一定知道，那个时候，寺里只有一处冶游处，叫做‘东家’。它恰好位于高田老爷家的正对面吧，那‘东家’门口的灯笼就垂在眼前……”

十七

说起这“东家”，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同姐夫家门对门，所以两家的关系就成了：每次出出进进的时候，一旦照面，总要互相寒暄的。

当时，我的二哥(26)住在姐夫家，成天东游西荡。这位二哥是个浪荡子，他有一个坏习气——经常把家中的字画或刀剑之类的东西偷出去，仨瓜俩枣钱就卖掉。当时我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跑到姐夫家来混日子，不过现在想来，也许他是干了这类事而被赶出家门的。除了这个二哥外，那时还有一个叫阿庄的人，也无所事事地住在姐夫家，也是我的姨表兄。

这些人总是聚集在一起，睡睡躺躺，坐在廊子上瞎聊，信口开河地乱说一气。而对面艺妓馆的竹格子窗户里时常会向他们发出“你们好”的招呼声。他们像是一心等待着这句话似的，嚷嚷着什么“请来一下，这儿有好东西”，招呼艺妓出来。艺妓在白天是大有富余时间的，所以三次中总会有一次高高兴兴地应邀出来玩的。

那时候我已经十七八岁了吧，以为这是和那些下流人打交道，即使我在场，我也不言不语地退避到一旁去。不过有一次事出偶然，我也曾同他们一起去艺妓馆里玩过纸牌。由于赌输的人必须请客，我吃过不少别人买回来的寿司(27)和点心。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我的这位东游西荡的哥哥又带着我去那艺妓馆里玩。这一次，恰巧那位阿庄也在场，于是谈得非常起劲。这时候名叫小松的年轻艺妓看着我的脸，说道：“再来玩一次纸牌吧。”我穿着小仓布做的裤裙，一副拘谨的样子，但怀里一分钱也没有。

“不来，我没有钱。”

“没关系，我有。”

她当时好像患着眼疾，只见她说话时，总是用漂亮的衬衣袖子揉擦她那微微发红的双眼皮。

后来，我在姐夫家听说“阿作跟着一位体面的客人从良了”。姐夫家的人提起她时，总叫她“阿作、阿作”，而不称“小松”。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里想：恐怕再也遇不到阿作了。

但是，在过了相当长的时候之后，有一次我同前面谈到过的那位达人一起去芝地寺院内的劝工场(28)时，竟在那遇见了阿作。我这时已是一身学生装束；她也变了，是一副贵妇人的模样，身旁还有一位先生同行……

理发铺老板说出的“东家”这一妓馆的名称，导致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这些埋在我心中的旧事。

“你知道当时住在那儿的那位阿作吗？”我问老板。

“不光是知道。她还是我的侄女哪。”

“是吗？”

我大吃一惊。

“那她现在在哪儿呀？”

“老爷，阿作已经去世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时候？已经成了陈年旧事了。那年，她是二十三岁。”

“哦！”

“是死在海参崴的。她的丈夫是和领事馆有关系的人，就和她丈夫一起去了。去了没多久就死了。”

我回家后坐在玻璃窗户里，觉得现在只剩自己和那个理发铺老板还没有死了。

十八

一位青年女子进了我的会客室后问道：“我周围总是不能收拾得整整齐齐，真不知如何是好。您说该怎么办？”

我想到她现在客居在一位亲戚家中，亲戚家很小，又有孩子吵闹，所以我回答得很干脆：

“我看你可以找一家清静的人家租房住下。”

“哦，不，我不是说房子的事，是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真伤脑筋。”

我意识到我误解了她的话，但我仍不明白她的意思，便请她说得稍微具体一点。

“外界的东西不论什么都往我头脑里钻，但是怎么也不能同我心里的中心结合在一起。”

“你所说的这心里的中心究竟是什么呢？”

“是什么？是笔直的直线。”

由此我知道她热衷于数学。不过，这“心里的中心是直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点也不懂。而且，所谓“中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也弄不清楚。她这么对我说：

“大凡物体，不是都有一个中心吗？”

“这当然是指肉眼可以看到、用尺可以衡量的东西而言。心里面也有形吗？既然有，那就请你把这个所谓中心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

她不说能否拿出来，只是时而向庭院望望，时而把两手在膝上擦擦。

“这所谓的直线，是你的一种比喻吧？如果是比喻那么说圆的或方的，不都一样吗？”

“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在形或色变化的过程中，总会有什么东西一点儿也不变的。”

“如果变化的东西同不变化的东西是两码事，那么心就该有两部分了，这能行吗？看来应该是：变化的东西就是那肯定不变化的东西。”

我对她这么说。把问题又拉回到原来的基点上了。

“一切外界的东西反映到头脑里来，头脑就能立即秩序井然地将它们归纳得有条不紊的人，恐怕是没有的。恕我失礼，从你的年龄、受过的教育和学问来看，你还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得那么干净利索。如果不是这种意思，你想不凭借学问的力量就使思想彻底地条理井然，你来我这也是毫无收获的，应该到和尚那里去才对。”

于是，她望着我的脸，说道：

“我 这种预习完事后，会渐渐觉得很需要阿益了。阿庄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眼前。我的大哥(51)情绪好的时候，也特意从里面到门厅来。于是大家在一起，开始逗弄阿益了。

“阿益你也给洋人送过信的吧？”

“那是我的差事，不乐意也得干，当然送过的。”

“阿益，你也能讲英语吗？”

“要是会讲英语，我也就不用干那低三下四的差事了。”

“但是，你总得大声喊叫什么‘有信’之类的话吧？”

“这个嘛，用日语就行了。外国人现在也懂日语。”

“哦嗬，那么对方也说些什么？”

“当然说的。那位叫什么贝罗利的夫人就用日语向我打招呼：‘太感谢您了。’”

大家把阿益逗到这一步，都忍俊不禁了。接着又重复地问道：“阿益那位夫人是怎么说的？”想让这令人发笑的话题经久不衰。阿益最后也苦笑笑，不再重复那句“太感谢您了”。于是有人提出：“阿益，那么你讲讲‘原野孤杉’吧。”

“我会讲也不能这样说讲就讲啊。”

“唔，那有什么不行呢？你讲讲吧……终于来到原野孤杉处……”

阿益依然嘻嘻笑着，没有讲。我终于没能听到阿益讲的“原野孤杉”。现在看来，那大概是什么说书节目或言情故事中的一节吧。

我长大成人后，没见阿益再到我家来过。他大概是死了，如果还活着，总该有什么消息的。不过，即使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二十七

我对戏剧这玩意儿没多大兴趣，旧日剧(52)更不懂。这大概是由于我不了解演艺在发展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程式，因此我对舞台演出上所展开的特定世界就缺乏共鸣的能力了。但不仅如此。我看旧剧时，感到最可怪的现象就是演员既自然又不自然地在台上晃晃悠悠地走步。这是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对那种坐不像坐、站不像站的不宁情绪。

但当舞台上出现孩子之类的角色，以高八度的嗓音道出令人怜悯的故事时，连我也会不知不觉的眼泪汪汪了。于是我随即后悔不已：啊，我受骗了！我想，我怎么会轻易落泪呢。

“不管怎么说，想到是受骗而淌泪，我心里很不快。”我对某人这么说。对方是一位爱好戏剧的人，他提醒我：“那恐怕才是先生的正常面目吧。而平时故作矜持，忍泪不弹，这不反而是你的矫情的表现吗？”

对于他的话我不能接受，便从各个方面来论说，想使对方理解，就在这个过程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绘画方面去了。这个汉子谈到他非常喜爱、不久前作为参考品在美术协会(53)展出的皇室珍品——若冲的画(54)，而他写的有关评论文章将在某杂志上刊出。我对那群鸡的图很不感兴趣，所以两个人这时又发生了性质与戏剧问题类似的争论。

“你根本没有资格论画。”我终于很不客气地申斥他了。于是，这句话导致他谈了一番艺术一元论的观点。他的主张简言之无非是这样一种道理：一切艺术产生于同一源泉，所以一旦理解了其中的一种，其他当然能自通了。在座者之中确有不少人同意他的观点。

“那么，会写小说的人，柔道自然也会高明的啰？”我半开玩笑地说。

“柔道并不是艺术呀！”对方笑着答道。

艺术不是从平等观起步发展的。即使从那里起步，进入差别观之后才开花结实，所以，追本溯源的话，绘画、雕刻和文章就根本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哪里还有共同之处呢？即使有，也没有现实意义，因为不可能找出彼此互通的具体东西。

这是我当时所持的论点，而这种论点也决不是全面的。我本来有以进一步采集对方的论点，作出更周全的余地。

然而，当时有一位在座者突然引用了我的论点驳难对方，我也觉得再说就过于啰嗦，就置之不理了。不过这位代替我说话的人醉意颇浓，只听他不住地辨析着艺术是怎么回事，文艺是怎么回事，很不得要领，甚至措辞都带着点醉态。先前觉得事情颇有趣而为之解颐的人们，这时也终于默不作声了。

“行，那就出去绝交吧，怎么样？”醉汉征求对方的意见，但是那位对手没有动，于是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是今年元旦发生的事。这醉汉后来还时常来我这，不过他绝口没提那次吵架的事。

二十八

某人看到我家的猫，问我：“这猫是 有一天，他走进我的房间门厅里侧，从怀里拿出两卷书给我看。看上去好像是抄本，而且是用汉字写的。我从阿喜手中接过书，漫不经心地反复翻看着。老实说，那上面写的什么名堂，我是一点也不懂。不过阿喜并没有露骨地表现出“你懂吗？”的神态。

“这是太田南亩(58)的手迹呀。我的朋友想卖，我便拿来给你看看，你买不？”

我并不知道这太田南亩是何许人也。

“这太田南亩，究竟是谁呀？”

“就是蜀山人(59)，大名鼎鼎的蜀山人呀。”

我不学无术，从来没听说过蜀山人这个名字。不过听阿喜这么说，总觉得这书是什么珍本。

“要价多少？”我问到。

“说是想卖五毛钱。怎么样？”

我想了想，认定反正还还价准没错。

“要是两毛五分，我可以买下来。”

“那就两毛五吧，卖给你。”

阿喜这么说着，从我手中接过两毛五分钱，又不住地大谈这书的优点。我因为不懂其中的奥妙，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使我感到很满足的是，反正没有吃亏。当晚，我把这《南亩莠言》(60)——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书名——放在桌子上后就去睡觉了。

三十二

三十五

我小时候经常到日本桥瓷器街的一家名叫伊势本的书场去听书。在现在的三越所在地对面，那时老是挂着白天说书节目的广告牌子，拐过这个街角，走不了二三十米远，右侧就有一个书场。

每到晚上，这个书场只演曲艺、杂耍之类的节目，所以除了白天，我是不进这个书场的。不过论次数，这倒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我家当时不在高田的马场下。纵然颇得地利之便，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听书呢？至今想来仍不可思议。

这也许因为我是在回顾年代久远的往事吧，我的印象中，这个书场简直是一处陶冶来客高尚情操的地方。演坛的右侧圈出两个类似商店账桌围栏的地方，围栏里边设常年订座。然后是在演坛后面就是走廊，它前面还是庭园。庭园里的老梅树斜向伸到井口木框的上方。从廊道上可以给人以寥廓之感的太空正笼罩着空余的地面。向庭园的东面望去，可以看到一所像是离开正室的客厅。

坐在常年订座席位的人们，是既有闲又有钱的人，所以无不穿戴着与其身份相应的讲究服饰，从衣袖里摸出小镊子，不时悠闲、耐心地拔着鼻毛。在这种晴朗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宛如黄莺飞到了庭园的老梅树上歌唱一样。

幕间休息时，卖茶的人带着盛点心的匣子来场内兜售，这是该书场的惯例。匣子呈浅浅的长方体，摆得非常好，有人想拿，伸手就拿到。点心的数目，我记得好像是一匣十个，吃的人自便，吃过后把该付的钱放在匣子里，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当时是以珍惜这种习俗的喜悦心情来看待它的，如今，无论到什么游乐场所，恐怕再也不可能体会到如此从容大度的气氛了。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怀念不已。

我在这种典雅寂寥的气氛中，听各流各派的说书先生说着古老故事的书。内容都是古色古香的。其中有一位说书先生爱用一些奇妙的词汇：“嘶托托克”、“浓浓”、“滋滋”。据说他叫田边南龙，原来是在某个说书场门口管鞋子的(63)，他的嘶托托克口头禅驰名远近，但无一人能理解它的涵义。看来他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形容军队威风凛凛的形容词来使用而已。

这位南龙早就去世了。当时的其他一些人也大多去世了。那里后来怎样了呢，我一无所知。在那些当时给我的生活</a>带来快乐的人中，现在到底还有几个人活在世上，我完全不得而知了。

然而在一次美音会(64)的年终会上，一看那节目单，只见上面列有在吉原妓馆街的帮闲、茶房等侍者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是我当时的朋友。我到新富座剧场去，看到了这个人，还听到了他的歌。他的面貌和歌喉同昔日完全一样，颇为吃惊。他说起书来，也同从前一样，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可怕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周围的这种20世纪时代的急剧变化。我面对他而坐，沉浸在一种默想里，心中不断地把他和我作着比较。

他年轻时名琴凌，曾因宝井马琴的关系而在伊势本做南龙的前场侍者。

三十六

我的长兄在未入大学之前的开成学校求学时患了肺病，以致中途退学。他的年龄同我相差很多，所以我们两人之间，与其说是手足之情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大人和小孩的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尤其是他对我生气发火的时候，这种感觉强烈地刺激着我。

长兄有着白皙的肤色和挺拔的鼻梁，称得上很俊。不过他的脸相和神情生来就有些威严，一种不能随意亲近的气氛在咄咄逼人。

长兄上学的那个时期，地方举荐人才入学的贡进生(65)制度还照旧存在。一些不是当今的青年能够想象的风气在校内各处残存着。长兄曾告诉我，他收到过一个高年级学生写来的情书，这是个男学生，年龄好像要比我长兄大得多。长兄是在不时兴这种习俗的东京长大的，不知他最后是如何处置这封情书的。他曾告诉我，后来每次在学校的澡堂里遇见那个学生时，一定会引起极不愉快的想法。

他从学校毕业后，一本正经到了极点，总是板着面孔，所以父母对他也多少有点敬而远之。此外，也许是他有病的关系吧，时常脸色阴沉地闭门不出。

不久，他的脾气有所缓和，人也自然而然地变得和蔼了。他总爱穿一身进口的竖条纹棉布服，系一条窄幅的男式腰带，傍晚后出门。他时常把画满了紫色六角形图案的龟清(66)团扇之类的东西丢弃在饭厅里。光这样还算好的呢，他居然坐到长火盆前，咿咿呀呀地吼叫，家里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当然也不当回事。在用假嗓子哼叫的同时，他又要划拳了。但是这项内容一定要有对手。他虽然不是每晚都要划拳，却总是热衷于此道，把笨拙的手抬起放下，怪模怪样地忙得不亦乐乎。划拳的对手主要由我的三哥担当。我不过是神情严肃地在一旁观看而已。

长兄后来终于死于肺病。我记得他好像是明治二十年时死的。等到葬仪、守灵都完事而进入最后料理阶段时，有一个女子找上门来了。三哥出去接待，女子便向三哥询问道：

“冷兄去世之前，没有娶妻吧？”

长兄因为有病，一生没娶。

“没娶，直到最后，都是独自一人生活。”

“听您这么说，我总算放心了。像我这样的人，不嫁人是活不下去的，实在不得已呀……”

她获悉我的这位长兄埋骨在什么寺院后，就回去了。她是特意从甲州赶来的。我这时才 黄莺还在庭园里不时鸣啭。春风时常像有所醒悟似的摇曳着九花兰的叶子。猫歪着脑袋晒太阳，让它那不知在何处被咬痛了的太阳穴冲着日光，暖洋洋地打瞌睡。先前在庭园里吵吵闹闹地放气球玩的孩子们，这时一起去看电影了。家中和心中都静极极了，我在这样的气氛中打开玻璃窗户，沐浴在静谧的春光下，神不守舍地写完此稿。接下来，我打算在这廊道上曲肱而眠了。

（大正四年(70)一月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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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称“凝霜”，冬青科落叶小乔木。

(2) 指1914年7月爆发的世界大战。同年8月，日本向德国宣战。

(3) 指1914年2月因增设陆军师团一案被否决，众议院宣告解散。

(4) 指宝生新（1870—1944），能乐师。

(5) 狗名。取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将之名。

(6) 山鹿素行（1622—1685），江户前期的儒学家、兵法家。著有《圣教要录》、《武教要录》、《武家事纪》等。

(7) 夏目漱石名作《我是猫》中写的那只猫的墓。

(8) 吉永秀。《漱石全集》收有作者在1914年11月12日给她的两封信。

(9) 日本第一所西式剧场，创办于1908年，毁于关东大地震。

(10) 创办于1911年。

(11) O指太田达人，岩手县人，第一高中毕业后进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1913年后，在库页岛任中学校长。

(12) 大观音是指东京市文京区蓬莱町光源寺内的观音像。

(13) 指当时的兵库县赤穗郡坂越村。

(14) 指赤穗义士的事。1703年1月，有47名武士为主人浅野长矩报仇，袭击了江户本所松坂町的吉良义央住宅。这些武士又被称为赤穗义士。

(15) 当时的信资是三分钱。

(16) 夏目漱石的两个异母姐姐。

(17) 当时日本习俗。妇女出嫁后把牙齿染黑。

(18) 指1914年11月25日所作的《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

(19) 畔柳都太郎，是夏目漱石在第一高级中学任教时的同事。

(20) 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死后，由姊崎嘲风、川临风、畔柳芥舟等人在1903年12月发起成立的团体。

(21) 当时日本的两大财阀。

(22) 当时日本的两大财阀。

(23) 指高田庄吉，是夏目漱石的二姐夫（同父异母的姐姐）。

(24) 求友亭是一所高级饭店，坐落在旧牛区通寺町。

(25) 原文是“谁之袖”。此词出于《古今集》一首名歌中的“不羡艳色只怜香，何人翠袖拂梅花”。写不知谁的袖子拂掉了旅馆门前的梅花花瓣，清香扑鼻。

(26) 指荣之助（1858—1887）。

(27) 寿司，把米饭先用醋和盐调味，然后再拌上或卷上鱼肉、青菜或紫菜等而制成的食品，可音译成“四喜饭”。

(28) 其组组织结构和性质同劝业场相同。

(29) 江户时代，江户城地图画上红线表明红线之内为江户府内，红线之外为江户府外归郡管辖的地方。

(30) 这是歌舞伎剧目之一的《化缘簿》开篇第一句唱词。旅人要穿竹叶衣，是为了防止露水弄湿了身子。

(31) 这是取材于江户时代佐野的农民左卫门杀死吉原的妓女八桥的事件而改编的说书台本中的台词。

(32) 藩主酒井的宅邸。

(33) 在台东区浅草，天保改革时，江户市内的戏馆集中在这一带。

(34) 东京都千代田区北部的地区名。

(35) 即现在的隅田川。

(36) 有明楼是名胜之一，在隅田公园的浅草一侧。

(37) 即泽村田之助，歌舞伎演员。

(38) 即泽村讷升，歌舞伎演员。

(39) 说唱曲艺净琉璃的一种。

(40) 这是吉原等冶游处的习俗，嫖嫖客向相好的妓女赠送新的被褥，摆在门厅处。

(41) 江户时代，只有管理行政的乡绅家才可建造门厅。

(42) 原文是“式台”。指正门口迎送客人的地方，设有铺板，比正门口低下一级。

(43) 这是江户时代捕犯人用的三种武器。

(44) 一种长柄灯笼，乘在马上时可插在腰间。

(45) 即现在的新宿区弁天町。

(46) 在日语里，“菊”同“喜久”发音相同。

(47) 大冢楠绪（1875—1910），日本小说家、诗人。夏目漱石的朋友大冢保治的夫人。

(48) 东京大学的前身。1871年曾称南校。

(49) 一桥大学的前身，当时坐落在神田区一桥通町。

(50) 古德里奇（1793—1860），美国作家，以笔名彼特·派列发表地理、历史、传记、科学等方面的少年儿童读物。所著《世界史》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学生的普及读物。

(51) 夏目大一（1856—1887）

(52) 即歌舞伎。话剧则称为新剧。

(53) 1887年把878年创立的龙池会改为日本美术协会，此后，每年春秋</a>两季在上野公园举办展览会。

(54) 若冲，即伊藤若冲。这里提到的“若冲的画”，是指他的《群鸡图》。

(55) 夏目漱石在1896年当了盐原昌之助的养子。

(56) 指桑原喜市是夏目漱石在市谷小学时的好朋友。

(57) 即江户幕府的钱币铸造所。

(58) 太田南亩（1749—1823），日本的曲艺师。

(59) 太田南亩的别号。

(60) 是太田南亩的随笔集，1817年刊行问世。

(61) 即东京帝国大学。夏目漱石自1903年4月起，在该校任教过四年。

(62) 指1914年11月在学习院作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

(63) 来客进门时脱鞋。

(64) 是田中正平博士创办的演奏会，演奏的日本古典乐曲中吸收了西方音乐的优点。

(65) 1870年，经地方诸藩选拔而送入大学的学生。

(66) 龟清是台东区柳桥的有名饭馆。

(67)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忏悔录》等。

(68)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忏悔录》等。

(69)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1821年发表《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以他的自身经验和想象，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潜意识活动。

(70) 即19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