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产业革命和工人_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我们尚须指出产业革命对劳动条件和工人阶级命运所起的最初作用是什么。仅把描绘工厂无产阶级的图画和描绘工厂主贵族的图画两相对比是绝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应当不仅集中在工厂上面，而且还要注意工厂的侧面及其四周。虽然大多数体力劳动者长期处在大工业之外，但他们自始就受到大工业的极大的影响。

（一）

工人对机器的敌视。1779年兰开夏的骚乱。约克郡中的动乱（1796年），西南地区中的动乱（1802年）；拉德党的骚动（1811—1812年）。为请求禁止使用机器而向议会交涉；纺纱工人和梳羊毛工人的请愿。这些请愿都被拒绝受理。

起初，这种影响是令人可怕的。我们知道机械化的出现，在工人中引起了怎样的疑惧和愤怒的情绪。工人反对机器以及一般地反对各种技术革新乃是这一整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插曲。可是，这并不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所特有的事件。需要提到那些屡经引用的，帕平轮船被富尔达船夫所毁坏以及雅居阿尔织机被里昂丝绸工人所捣碎的事例吗？甚至今天，虽有一连串的发明和改进所养成的新习惯，但工业设备的改革还碰到工人方面的某些抵抗，这是不足为奇的。 1 他们的态度被人以进步的名义和以合理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谴责过几多次啊！这种态度被人称为无知和野蛮又有多少次数啊！然而，这种态度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工人的唯一资本就是劳动力和职业上的技能，凡旨在降低这个或那个价值的东西就是剥夺他的一部分所有。机器的最大好处及其存在理由就是它能在劳动力方面实现节约。但是，工人可以很有理由地认为这种节约是因损害他的利益而获得的。对这种通俗非难的传统答辩是，机器通过降低价格就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就加速工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劳动力不但不被淘汰，反而在扩大了的或增多了的工厂里又找到向所未有的众多的位置。然而，这种推论即使已被长期经历证明为正确的，但也不是工人们所能理解的，如果他们113 这样，从十九世纪的最初年代起，人们就听到织工们的悲惨的怨声。他们的不满已经通过暗中鼓动和经常向当局呼吁表示出来了。 114 然而，他们还远未达到可怕的贫困状态，这种状态在三十年后才使他们成为身受产业革命之害的工匠的典型事例。

机械化对织工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但对其他工人的影响却是直接的。这些工人中有梳羊毛工人，虽然梳羊毛工人在纺织工业工人中老早就形成为一种高傲的得天独厚者。 115 卡特赖特的发明物降低了他们职业技能上的公认价值，同时也结束了他们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工资不久以前还高出于织工工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现在差不多降到相同的水平。 116 梳毛机的使用只在很久以后才普及。 117 仅仅威吓要使用这种机器，就成为老板手中的一种阻止要求和粉碎反抗的武器。剪毛机的发明，对于另一类技术工人，即剪呢绒上长毛的工人，产生同样的结果。他们在有落到普通工人——机器的奴隶和助手——的等级的危险时，参加了1811至1812年的流血暴动，这就表明他们的焦虑和愤怒。

最低的工资照例总是妇女和儿童的工资。所以工厂中使用女工和童工总是优先于男工。通常，教区儿童是得不到现金工资的。只要给他们吃住就行了。其原因，我们是知道的。至于那些不住在工厂里的学徒，当然要给他们工资。在纱厂里，他们担当落纱工和接线工 118 的任务，按照年龄每星期得到一至四先令。 119 用多轴纺纱机或走锭精纺机纺纱的女工所赚的工资并不很多：每星期五先令似乎已经是最高额了。 120 不管我们觉得这些工资怎样微薄，但可以肯定这样工资至少是和前一时期的工资相等的。 121 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以前从未成为那样需求的对象。但是，这种廉价的劣等劳动力的逐渐普遍使用构成了成年男工的真正危险。这种危险是机械化的发达所引起的，以后，机械化又把这种危险排除了。随着机械设备的发展，设备的使用也逐渐变得更加不易。不久之后就得废弃车间里满是学徒的制度。这里和一切大变革中的情形一样，尤其是过渡时期对于个人来说，满是困难和痛苦的。然而，过渡时期延续了好几年，这个时期是痛苦的同样也是富有生产力的，虽然它有其可靠的好处，但也应该受到群众的本能上的诅咒。

（四）

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的支出。战争所引起的物价高涨：1795至1802年的饥馑。工人和农民的食物。住房：工业城市的贫民区。工人收支表上的长期赤字。

特别加重祸害的东西，就是1793至1815年英国所经历的危急时机。我们看到大多数工业中的名义工资的增加，仍然与战争所引起的物价高涨不相称。英国诸岛已从国外输入一部分为其居民所消费的食品，特别是粮食。食物的输入从1770年以来就大大地增加了。 122 从此以后，海商正常行程上的些微阻碍就足使英国人民处在饥馑的威胁之下。十八世纪头两个三分之一的时期，是一个粮食比较丰富和生活低廉的时期。 123 正是这个时期，“舒适”这一新词汇、新事物，同皮鞋和白面包一道，不仅出现于中层社会而且也出现于下层社会。1765至1775年这几年，在普遍幸福的进展上标志着一个停顿时期。国家遭到连年歉收，遍地响起了对食物腾贵的怨言： 124 小麦价格，自1710年以来很少超过四十五先令一夸脱，并且好几次降到二十五先令以下，可是，到1773年夏天，在伦敦市场上竟涨到六十六先令。 125 好多地方发生了骚动，磨坊、店铺、市场遭到群众的侵占和抢劫。 126 不久之后，物价虽然下跌，但从未回复到前一时期的水平。中等收成往往足以造成局部性的饥馑。1783年人们看到一个事例：斯塔福德郡中爆发了骚乱， 127 韦奇伍德的《对陶器出产地年轻居民的演说词》正是在这骚乱的时候写的。当1793年英法大战开始时，工人阶级的状况已因这种情况而相当不稳定了。

在这次战争的头两年中，外部事件对于食品的行市并无很重要的影响。1792年，小麦每夸脱价值四十七先令，1793年只涨到五十先令，1794年到五十四先令。但在1795年和1796年中，年成不好造成了空前的高涨。平均价格超过了八十先令。在1795年8月，达到一百零八先令。 128 在这个可怕的危机之后，跟着就是一个暂时平静的时期：特别好的收成比对鼓励谷物进口所采取的措施 129 更能恢复富饶。1797年，一夸脱小麦值六十二先令，1798年是五十四先令；有一时候，行市甚至降到五十先令以下。可是在1798—1799年严冬时期，价格又高起来了，比以往更加厉害：1799年涨到七十五先令八便士，1800年到一百二十七先令，1801年到一百二十八先令半。 130 这简直是饥荒价格：四磅面包卖到一先令十便士，亦即五便士半一磅。议会受到无数请愿者的质问，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 131 并设法谋求纠正祸害的办法。为了食用而把全部可以动用的谷物储备起来，人们关闭了酒坊和淀粉厂； 132 恳求个人将面包消费量缩减到最必要的程度；建议用奖金来鼓励马铃薯的种植。 133 那使圈地的必要手续更加简便和花费更少的1801年法令也是基于同一的意图通过的。人们希望通过农业的发达来避免饥馑的再发生。唯一可以结束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大多数英国人民所极力要求的缔结和约。伦敦的初步谈判的第二天（谈判的消息受到狂喜的欢迎），小麦价格跌到七十二先令，以后跌到六十六先令。 134 但是，和平带来的好转，正如和平本身一样，也是暂时性的。而且，这种好转也是完全相对的：1802年的价格似乎是公道的，这种价格的再度出现被视为是一种恩泽，可是，它正是三十年前引起骚乱的价格。

不仅谷物价格，而且一切必不可少的食品价格都涨到穷人不能负担的程度。在1770至1775年这几年中，肉类每磅价格是三至四便士，干酪每磅是三便士半，啤酒每加仑是八便士，马铃薯每蒲式耳是一先令至一先令四便士； 135 在1795至1800年这几年中，肉类每磅价格按照各地区是五便士、六便士和八便士；干酪每磅是七至八便士；啤酒每加仑是十至十二便士；马铃薯每蒲式耳是二至三先令，而且，这是坏年头开始时的价格，那时小麦还只八十先令一夸脱。 136 但是，按照我们的意见，想要借助于这些近似的数据来作成一个物价的曲线总图表，那会是一种鲁莽的企图，只有损害科学的诚实性才能实现这种企图；况且，在物价的变动和工资的变动之间作出数学上的比较，很可能有仅仅成为一种骗局的危险。我们必须求助于直接的证据、具体的记述，这才能使我们了解英国工人在十八世纪末的生活状况。

阿瑟·扬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访问法国时能够画出一幅完全有利于他的国家的人民的贫困和痛苦的图画：他的著作的每一页上都显出英国那时高出于法国和大陆各国的这种值得羡慕的优越性的骄傲感情。差别肯定是大的，但不可把它夸大了。在英国农村中，农工们住的和穿的都比法国好，没饭吃的时候也比较少；但是他们的通常饭食绝不是美好的。在南部诸郡中，他们往往一年到头只吃面包和干酪。在北部，他们都吃一样浇上脱脂牛奶的大麦粥或燕麦粥。 137 马铃薯种植的推广，在英国虽比法国早得多， 138 但它在人民食用上所占的位置还是不定的，在这个地方很重要，可是在那个地方却几乎没有。 139 另一方面，我们惊奇地看到茶的消费量在十八世纪的增加， 140 这时，茶已成为一切感到啤酒太贵的人的惯常饮料。最穷的人宁喝不加糖的茶也不喝啤酒。但是，肉类仅在稀有的时候才出现在餐桌上。 141 汉普郡的长官们在1795年希望农业劳动者能够每星期至少吃三次肉，这是在表达一种距离实现似乎很远的愿望。 142

城市工人们在这方面的享受比较好一点。对他们来说，肉类已经不是奢侈的肴馔。 143 如果他们能够缩减啤酒和杜松子酒的消费，就一定可以更常常地买肉吃。但是，不应忘记酒精中毒（英国老早就受到酒精中毒的损害）既是贫困的结果又是贫困的原因。在稿荐酒店（straw-houses）里，几个便士就可以喝得烂醉，而且那里，店老板还对不能转回家去的顾客 144 免费供应一张新稿荐作卧榻，这种酒店的存在不能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幸福的征兆。在饥馑年头中，狂饮并未按照公共灾难的增加程度减少着，工人们继续喝着杜松子酒，可是他们家里只有面包和发霉的马铃薯来养活子女。 145

产业革命并不是这些痛苦的原因，1800年工业的英国比起1789年乡村的法国所感到的痛苦是较不残酷的。在使用机器导致缩减或不用劳动力的范围内，产业革命可能加重了痛苦。但是，它的影响比较直接和比较悲惨的地方却是有关住房的问题。工业中心的迅速增大，其直接结果就是人口过多及其引起的最坏的后果。1800年以前，曼彻斯特已经有了一些带着狭窄、污秽小巷和破烂房屋的工人区，而且房间不够容纳那些挤在一堆的、虚弱而憔悴的人口。许多人住在不透空气、没有光线的地下室里。我们在1793年的一份医疗报告书里看到：“在本城的某些地方，地下室非常潮湿，以致必须将其视为绝对不宜于居住的……。我看到不止一个工人家庭由于住在这些有水从墙上流出来的地下室里一个短时期就有人病死了……。贫苦人民对于窗户不足，特别感到痛苦。热病就是窗户不足的惯常结果，而且，我常常看到一些没有别的起因的肺痨病例。”那些为新来旅客宿夜的下等客店是同样有害健康的：“这些店家所呈现的可怕景象是难以形容的：晚间从乡村来到的住客往往睡在一张前一住客留下的寄生虫会带来传染病的床上，或者睡在一张仅止几小时以前还躺着一个因热病致死的尸体的床上。” 146 博爱主义者和改革家在五十年后摆在吃惊的公众面前的那幅图画，比起这个情景更惨。 147 随着工业城市的增大，祸害愈加扩展，即使不是更加严重，但其性质和原因仍然是一样的。

不管住的和吃的怎样不好，英国工人还未达到按照物价上升的比例来缩减其支出的地步。最常见的是支出超过收入。在危机时期，一个稍微多点人口的工人家庭的收支表几乎经常有赤字。 148 为了弥补这种亏空，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赈济：因此，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研究，若不谈到救贫院（workhouse）和恤贫法，那就不完全了。

（五）

公共救济。伊丽莎白时代的恤贫法，实施上时而放宽时而严格。十八世纪末博爱思想的影响。住所和强制居住法，这项法令所引起的流弊。这项法令的废除（1795年）。现金救济：吉尔伯特法（1782年）。基于公共灾难和害怕人民造反的理由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斯皮纳姆兰法（1795年）。教区津贴保证最低限度的收入。这种制度造成工资的减少和贫困的加重。

恤贫法始于伊丽莎白时代，是英国立法上最独特 149 的项目之一。 150 它的最初目的同那些成为其继续和结果的措施的目的一样，似乎是制止讨饭和流浪，同样也是减轻贫困。它是基督教的仁爱感情的标记，同时又是强烈的社会成见的标记。施舍就是行善和赎罪的观念，它导致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广施救济，但它并不排斥对于接受施舍的人的怀疑和恐惧。因此，在实施这项法律方面就时而宽大时而严格。最常见的是严格占优势。其目的在于消灭危险的职业讨饭阶级，因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阶级已经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 151 强加在所有受救济的人（但因残废而成为绝对无能力的人不在其内）身上的劳动义务是由严厉的处罚所确保的：第一次犯懒惰罪就是鞭打或送入感化院；如果再犯，就是鞭打和烙火印。 152 后来，收容贫民的救贫院 与其说像救济院，不如说像监狱。人们依靠它所引起的恐怖，使那些尚未降到最贫程度的人不敢接近。

把这种不人道的苛刻性赋予这种慈善机构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组织上狭隘地方性。各个教区都想只救济本区的贫民而排斥那些新来的人，因为它把他们视为僭越的人。无疑地，有些教区力求损害其他比较富庶或较不吝啬的教区而摆脱自己身上的负担。 153 正是为了纠正这种流弊才在1662年颁布住所法。 154 凡变更居所的人都得依职权而被送回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驱逐令是根据救贫税管理人的请求、由两个保安审判官宣布的。采取这种措施，并不因为被驱逐的人已经陷于赤贫状态而提出立即给予救助，并不因为他的来临成为迁住地的教区的负担，只要这种或然性被认为有可能时就够了。 155

这项法令固然保护着教区的利益，可是，花了怎样的代价啊！整个工人阶级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由之一，迁徙自由。如果一个农工因为没有工作而想离开自己的村庄，那么，当他到了另一个地方时，他就有被当作“可能成为负担” 156 而遭受驱逐的危险。这样他的唯一谋生机会便被剥夺了，而且，人们为了担心要救济他而迫使他陷入无可挽救的赤贫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公共救济或私人救济就成为他的唯一的解救办法。这项法令大概未必被实施，但常常受到应用，在某些情况下还被应用得非常残忍：“上星期天，我来到城里时，看到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例：一个垂死的可怜人被人放在一个二轮车上把他运走，免得教区要负担埋葬他的大笔费用。另一个天天可以碰到的事例就是一个即将分娩的妇人的事例，人们冒着两条性命的危险去驱逐她，以免小孩生在教区境内。” 157

含有这种愤怒抗议的演说是1773年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猛烈地攻击一个被他认为是极端荒谬的制度。 158 可是，在人们决心改革这种制度之前，二十年已经过去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产业革命的不可抵抗的推动力。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是大工业的根本的需要。大工业只有破除住所法，只有通过人口向城市移动才能得到发展。这种移动太普遍，太强大，以致不能用个人手段予以阻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愈益不耐烦地感到那些障碍还在对抗它的进展。纯粹人道的理由所未能获得的东西，最终同那以放任主义为基础的功利理由相协调了。威廉·皮特在下议院里说道：“住所法阻碍了工人到他可以根据最有利的条件出卖其劳动力的市场上去，同时也阻碍了资本家雇用那能为他所投的资本带来最高报酬的能干人。” 159 1795年法令把地方当局预防性的驱逐权撤销了，只有没有生计的、确实成为公共救济养活的人，才应被送回他的原籍去；如他生病或患有残疾，他有延期的权利。 160 这样就结束了企业所受的束缚以及工人阶级所受的难忍的压迫。从此以后，劳动力的流动就充分了，就人来说，比起资本和商品虽然不是呆滞的因素，但人也得受供求法则的支配。

与这一改革的同时还有另一项改革，后者的结果较不美好，虽然有好的意图指使它。这就是发给现金救济（补助金）用来弥补工资之不足。其实这个办法并不是新办法，可是，法令不但不鼓励它，反而老早就力图禁止它。1723年，地方当局甚至受命建筑救贫院并且不准对不愿入院的贫民给予任何救济。 161 虽有这项法令，教区在某些情况下仍然继续发给院外救助。这样，教区就避免了全部担负那些虽然不是任何办法都没有的，但还不够生活下去的家庭。但是，这只是一种宽容而已，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流弊，是对懒惰和放荡的鼓励。 162 十八世纪后半期，对贫民的严酷放松了好多。这里，人们认出这种伟大感伤思潮的作用对于欧洲人的思想起了多么深远的影响。贫困不再被人认为仅是无远见和堕落的通常后果，而且，社会人士一想到那么多的不应该受的痛苦就感动起来了。 163 这种新思想在1782年法令即通称为“吉尔伯特法”里得到了表现。 164 这项法令在改善公共救济行政管理的同时，采用一些较不严格、更加宽仁的规定。它准许教区救济壮健的贫民而不强迫其进入救贫院，因为救贫院应该留给儿童、老人和残废人。救贫税管理人应为贫民在农场里找工作，如工资不够维生，就该从救贫税里提出补贴。 165 这样，国家似乎不仅承认了劳动权而且还承认了生存权。 166

这些规定在全英国并不是同时发生效力的，因为吉尔伯特法承认地方选择权的原则，教区可以自由遵从这项法令，也可以坚持先前的法规。形势导致这已开始了的运动的完成。在十八世纪末，饥馑造成了可怕的贫困的再发作。要减轻祸害和危险，应该怎样办呢？这就是1795年5月摆在那些在斯皮纳姆兰村 167 佩利坎酒店里集会的伯克郡长官们面前的问题。食物涨价所引起的普遍穷困在英格兰的西南部已被毛纺工业的危机所加重了。这一危机虽被认为是暂时性的，但实际上已经显出无可挽救的衰落的开始，永远剥夺了乡村居民的惯常收入之一。骚乱已在市场上爆发了；人们到处抢劫货栈和商店。 168 为了研究情况和设法补救而召开的会议 169 同意“贫民阶级状况需要比其以前一般所得的救济还要更多的救济”。这些救济要成为公平的，就应当同食品价格一道变动。人们制作一个一览表，根据小麦价格的高低来估计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当一加仑（重八磅十一盎司）用二等面粉做成的面包值一先令的时候，凡能劳动的贫民每星期应有三先令来供其自己的需要，不管他是以自己的劳动或其家属的劳动得来这笔钱，还是他从教区方面领到津贴。另外，为了养活妻子和家庭的成员，每人还应有一先令六便士。当一加仑面包值一先令六便士的时候，他自己每星期应有四先令，他的家属每人应有一先令十便士。以后就按此比例这样继续下去，但每当面包价格涨一便士时，对他自己就增加三便士，对他各个家庭成员就增加一便士。” 170 这就是被称为斯皮纳姆兰法的有名的决定。它事实上具有法律的效力，首先在其本郡，不久之后就推行到全王国。 171

斯皮纳姆兰法在其建议人的思想上，只是一种应变的办法。这个办法很可能主要由于害怕人民造反而制定的，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景况使得绅士阶级要加以考虑了。不管怎样，所定的原则却是非常大胆的。伯克郡的长官们宣布每人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权利：如以自己的劳动只能赚得一部分生活资料，其余的应由社会付给他。 172 1782年法令中已经暗含有这一原则，这次被明白地表示出来了。它几乎马上就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因为1723年法令被废除了，并且准许在一切教区内发给院外救助。 173 公共救济上的这项改革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一定会起着最显著的，虽然不是最美好的影响。

这一改革的深得人心并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惊奇的。英国那时所经历的危机可以说已把贫穷与赤贫的分界线磨灭掉了。穷困不仅在受到圈地法和乡村小工业衰败之害的农民中间是大的，而且在作坊的和工厂的工人中间也是大的。请求救济的数目很大。人们可以从救贫税的迅速增加上看出来。救贫税在1785年是二百万镑，到1801年增到四百万镑，1812年到六百五十万镑。 174 对于许多以前靠自己努力设法为生的家庭来说，教区的钱现已成为它们正常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收入了。阿瑟·扬写道：“对于请求教区救济，从前在人民中间有着一种遏止不住的憎恶。人们看到有些人为养育大家庭而奋斗，从不请求救助，这种精神现已完全消失了……。” 175 这种表面上宽仁的政策，其首先的悲惨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人变成了乞丐，遭受了布施的堕落的影响：“这就是受救济者与教区之间的永续的斗争，一个力求领得最多、劳动最少，另一个则仅在保安法庭的判决强制支付的时候才决定付钱。从此产生的祸害是不可胜数的：一切劳动观念和节约观念都被从根底上切断了，在贫民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教区就应该养活他；另一方面，无论他能怎样勤勉和节约，他也没有达到自立的最远大的希望。” 176 这样，给予贫困人的救济就变成了一种对懒惰的奖励和对未来置之不顾。 177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虽有基本的缺点，但是也许多亏它，才达到了追求的目的。对人民痛苦带来了立即的缓和就避开了对骚乱的恐惧。英国顺利地在相对安定的状态下渡过了拿破仑战争的危急年头。同时，在欧洲革命和战争中间继续开展着的那一伟大的经济运动，多亏新的恤贫法才把若干使其进展延迟的障碍搬开了。在某些地区中，教区发给救济金使得反机械化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救济金部分地补偿了工业前此所提供的家庭劳动的工资的损失，而且比工资又有不费任何努力的好处。人们看到乡下纺纱女人自己粉碎了自己的纺车。 178

事实上，这种制度是靠损害其想要加以救济的人而发生作用的。有产阶级在抱怨救贫税的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在那里支付一种防止革命的保险费。工人阶级在满意于人们给它的那点微薄津贴的时候，并未觉察到这笔钱是从自己正当所得的总数中预先提取出来的。因为现金救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把工资保持在最低的比率上，甚至把它降到工资劳动者最基本的需要以下。 179 农场主或工厂主依靠教区来补足他们给予工人的那笔钱和工人用以维持生活的费用之间的差额。他们把可以很容易推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的费用加在自己身上，原因何在呢？在受教区救济的人那方面也满意于低工资就业，这种廉价劳动力对没有津贴的劳动力进行着一种令人支持不住的竞争。 180 人们得出这样的似非而是的结论：所谓救贫税，对老板来说就是一种节约，对不向救济机关请求任何救助的勤劳工人来说就是一种损失。利己心的残酷作用使得慈善的法律变为无情的法律。

这种制度对农村人口起了最不幸的影响。 181 它把圈地法已经着手的事情加以完成了：贫困和闲散终把那将农人固着于土地上的最后纽带破坏了，并把漠视自己、完全丧失独立性的、气馁的农民推入城市无产阶级的行列了。工业人口受到地方性贫困的祸害似乎不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工业的发展和较高的工资率所保护。但它仍然常有失业的危险，失业立即引起求助于教区的救济及其最坏的后果。因此，教区救济就使自己的影响普及于整个工人阶级并在各处都产生同样的结果，造成比其缓和的还要更多的不幸，好像奴役和屈辱器械那样压在英国人民的身上。有产阶级在危机时期中的安宁以及英国的海外光荣、纳尔逊和韦林顿的胜利，都是以这一代价换得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财富正是建筑在恤贫法的、一半是从公众方面勒索来的、一半是从贫民自己身上榨取来的钱财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