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资本主义_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有人由于对历史的非常不了解而在产业革命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当人们进一步研究这种起源时，这种起源就随着向后推移：它也许同商业和货币一样古老，或者同穷富之间的区别一样古老。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这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存在，资本家阶级本质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阶级。

（一）

大手工工场主阶级。因大企业的创立在老板和工人之间筑起了壁垒。

直至那时，资本或者是单纯积蓄的产物，或者是剥削土地以及直接与间接交换的产物。那时仅有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如果有人问及财富在十八世纪末以前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话，回答就会使我们看到三类十分不同的人。首先是不动产所有人，即世俗的或教会的土地所有人：这是国内势力很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其经济势力由于受到累世特权所巩固，目前力量仍然非常之大。其次是小群的金融业者，如货币兑换商、银行家、包税者：他们的豪富、他们的活动、他们同政府（他们往往是政府的债权人）的往来，已使他们在社会上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的作用虽然还很特殊且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影响，但已逐渐失去其以前在佛罗伦</a>萨或奥格斯堡的大银行家时代的那种特别性质。最后就是商人，商人们在其远的、近的、集体的或个人的企业中往往运用和积蓄大量资本。他们之中最富有的人，在那些商业城市之中构成一种真正的贵族。我们在前面一章里已经指出他们是怎样逐渐夺取了工业的。当他们这样控制着生产部门时，仍然像商人那样首先专心致志于交易，他们的任务不是制造，而是买进和卖出。产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的每一事例，除去某些例外，都可归到地主、金融业者、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这三类之一中去。

可是，必须承认有些例外。这些例外属于大工业的早期形式，即我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曾将其称为“手工工场”的这种形式。十六世纪的大呢绒商 1 或者苏塞克斯郡的炼铁业者 2 都是一种大于商人和承包人的人物。他们是工业设备和厂房的主人，他们亲自组织劳动、监督劳动并使其大量的工人服从共同的纪律。简而言之，他们管理生产。但是，这里所谈的是些独特的情况，人们之所以注意和记住这些情况，正是因为它们是罕有的。在大工业以前有过一些起着手工工场主作用的人，这个事实是可靠的。但手工工场主阶级就是另回事了。在英语里，甚至没有表示这一阶级的用语。“Manufacturer”这一词的意思，无区别地指着工人又指着工场主，而且接近前一意义比接近后一意义更为常见。 3 1720年左右，曼彻斯特的一个“卓越的手工工场主”在早晨六点钟就到了工场，同他的学徒们一道吃燕麦粥早餐，并且在他们旁边动手工作。 4 他参加实业界并无资本，天天靠干活谋生。劳动几年之后，每当他赚得一点钱，他就把它储蓄起来，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习惯。 5 他几乎不离开自己的工场或店铺，只在圣诞节那一天，一年一次地喝葡萄酒。他的最心爱的消遣就是在晚间同几个和他同类的人聚在小酒店里，那里固定的开支是四便士的啤酒和半便士的烟草。 6 在工业特别分散的约克郡里，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区别几乎消失。 7 住在利兹、布雷德福、哈利法克斯四周的几千小工场主，同时有两种身份：从自主上看是老板，从职业和生活方式上看是工人。人们记得他们也是地主和耕种者；他们属于农民阶级正和城市中手工工场主属于商人阶级一样。因此，这些社会成分仍然混杂和几乎分辨不清，而产业革命即将使之分离并使之彼此明显地对立起来。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分离已经完成，但无疑并不完全，正如小作坊并非一下子就在工厂面前消失一样。那时大的工业企业如采矿、炼铁厂、纱厂、织布厂已经很多，每个企业都有价值很贵的设备，人员往往有好几百，这些都代表着大量资本。在拥有和利用这种资本的人和那些被以廉价买去其劳动力的工人之间，在总管企业的人和他的那些限于狭隘专长的微末合作人之间，存在的距离即使不是不能逾越的，至少也是很大的。已经那么高居于工人之上的手工工场主同其他资本家，即金融业者和商人则处于同等地位。可是他还需要他们，一个供给他以信贷，另一个保障他有主顾；他把商品交给后者，让前者来投资。但是，他并不和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人相混淆。他有他的特有任务，这就是组织工业生产；他有他的特有利益，不久他就会使政权为其利益服务。工厂制度的创造者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

（二）

这个阶级的形成。它的种种来源。发明家：在商业上的无能。商人和承包人：不敢担任工业上的技术管理。大工业家的94

博爱在当时很流行。但对许多工厂主来说，博爱并未出工厂的大门。他们对殖民地黑人的同情，并不要他们花费多少钱，但却耗尽了他们人道的储备。这是十九世纪改革家们屡次向他们提出的谴责。韦奇伍德绝不应受到这种谴责。虽然他有时同工人作斗争， 95 但他是以宽仁而开明的人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他在埃特鲁里亚设立了害病工人救助基金，正和博尔顿在索霍所设立的一样。他在那里开设一个图书馆并且慷慨地资助该地区公共学校的创办。 96 他并未忘记他自己也曾亲手劳动过，并未忘记在他成年时只有二十镑钱作为资本，这笔钱还是他父亲生前在伯斯莱姆当陶工工头时遗赠给他的。 97

在他用心制造陶器的过程中，艺术家的严谨往往和商人的计算混在一起。为了反对有缺点的草率的产品，他和博尔顿说一样的话，而且还有更多的理由：“一个日用品，如果质量低下，那么，它始终要比同种类最好的东西价钱贵；但是，一个纯粹装饰用的物品，如果平凡庸俗，那么，不管人们把它按什么价钱出卖，它还不仅是价钱贵的问题，因为它体现着极端无用和可笑。” 98 他不怕竞争，竞争如能对艺术和公众有利，他甚至会号召竞争：“我们不但不怕别人攫取我们的模型，反而应因为有人攫取我们的模型而感到光荣，应不吝啬地提供榜样和构思，以便有可能时就看到所有欧洲艺术家都模仿我们。这是高尚的事，而且，这符合我的感情，这远比贪财的利己主义把我们关在狭隘的自私罗网中要好得多。” 99 他从不愿意取得专利证，除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在他认为重新发现古代失传的彩色蜡画秘诀时才愿意。 100

他的绝对优越于大多数竞争者的道德心使他易于公平办事。但是讲究公平绝不妨碍他做生意。他不仅制造高价的艺术品，而且也制造大批量的畅销品。他供给全欧餐具。福雅·德·圣丰写道：“从巴黎到圣彼得堡，从阿姆斯特丹到瑞典的边远地方，从敦刻尔克到法兰西南部的尽头，所有的客栈都用英国陶器盛菜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采购这种陶器。许多船只装运这种陶器到东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及其岛屿去。” 101 伯斯莱姆工场从1763年起就输出五十五万件以上的陶器。 102 韦奇伍德在准备最好的艺术作品时想到工业上的用途，这种用途可以为陶器生产打开新的广大销路。他在1799年给托马斯·本特利的信里写道：“我必须回答我的老友保尔·埃勒斯的一封亲切的信：他向我建议的那件小事情，在我决定办的那一天，就会将我抬高，使我超出一切凹雕、浮雕以及其他小玩意儿的境界，这同我们熟人的某些蒸汽机已把我们一位好友抬高一样，凌驾于表链和袖扣之上……。这里所谈的仅仅是指制造一些陶制的管子</a>而已，首先为伦敦制造，以后为全世界制造。” 103 真的，他开始制造了排水和给水用的管子， 104 这是一项后来得到巨大发展的，并终于使陶器制造业被列入英国大工业中的专业。

今天被人通称为“陶器生产地”的这一地区的繁荣，是从韦奇伍德的企业和发明开始的。当1730年他在那里出生时，这个地方既落后又贫穷。土壤由于黏土多，不宜于耕种，好容易才能养活稀少的人口。道路少，而且很坏，因而必须把商品放在人的背上背到那里。一个城市也没有，只有一些茅草屋顶的村庄。五十个左右的陶器工人住在伯斯莱姆，七个住在汉利；斯托克没有十户人家。 105 但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地方工业已经有了一点进步。德国人埃勒斯兄弟在1690年左右所引进的盐釉 106 以及1720年左右114 他们很好虚荣，过着贵族的生活，拥有仆从、车马以及华丽的公馆和别墅。 115 但是，他们的慷慨同他们所夸示的奢侈几乎不相称。十九世纪最初几年中，为开办主日学校而在曼彻斯特募得的二千五百镑中，该地区的那些主要的纱厂主（他们的工厂雇用两万三千工人）共捐出九十镑。 116 他们只注意追逐财富。他们有征服财富的气质、野心、大胆和持续不懈的毅力，但他们也有征服者的利己心。

（五）

共同利害的意识。大工业家的协议和集体活动；反对五金税（1784年）；反对英爱通商条约（1785年）。制造商公会：在同法国订约上的意见分歧（1786年）。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工人要求维护旧法规。本能地倾向于放任主义。

虽然工厂主阶级刚形成，它的起源很复杂，其成员的重要性也不相等，但它老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这种阶级意识只是共同的利害感，只能在其有机会表现的地方才存在。世界上别的国家在这方面都不能够提供比英国更有利的条件。英国政治制度的自由，尤其是深入习俗的运用请愿权，已对集体的请求赋予各种行动的自由。长期以来，英国臣民就有按照自己的需要或意见联合起来的习惯以便向议会提出申诉或愿望。在两院的记录中，任何一个临时的或经常的团体，任何一种为经济、政治或宗教利益在某一界中有所作为的社团，都留下它的存在和行动上的若干痕迹。大工业家们正是按照无数的先例被一种十分自然的感情引导到共同协商以便采取某些易于实行的步骤。

威廉·彼特的财政政策受到他们认真的批评。彼特一执政就宣布要设立新税收来改善那受美洲战争危害相当严重的财政状况。这些税收中将有对原料，特别是对铁、铜和煤 117 抽的税。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领袖们马上惊慌起来：他们虽然没有组织一个真正的协会，但却彼此商量向大臣交涉并提出抗议。科尔布鲁克戴尔的雷诺兹草拟一份陈情书，书中指出冶铁业因用煤才实现的进步，难道有人愿意冒放慢或阻止这种进步的危险吗？ 118 博尔顿用亚当·斯密绝不会撤回的言辞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对奢侈、淫佚抽税，必要时也可对地产抽税；请对取得的财富和因取得财富而付出的花费征税，但勿对供创造财富之用的东西征税。特别必须避免的事是，切不可为目前的小利而失去未来的富源。” 119 他得到皮特的召见，因为皮特似乎曾经相信过他的话：皮特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行家，他仅把筹划的税收看作是预算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与此同时，棉纺工业的领袖们也发动一个反对所谓“粗棉布税”的运动。这个运动仅在这项工业的各部门都积极参加斗争几个月后才得到成功。 120 然而煤税倒在粗棉布税之前就取消了，粗棉布税在另一个草案不管有理没理地引起新的不安时仍然是热烈争论的对象。

这就是1785年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通商条约草案，这个条约将规定两个王国间的互惠制度， 121 特别是要使两国工业品进口税相等。这个条约在爱尔兰受到好意的接受，可是在英国却碰到激烈的反对。 122 这个问题关系到所有的工业。普遍反对的运动出现了，而且很快就被组织起来了。韦奇伍德领头。他到伯明翰去找博尔顿，并向他建议组织“一个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所有工业中心都派代表参加的委员会，并且，在讨论爱尔兰条约期间，会址设在伦敦。” 123 这个意见很快就获得赞成，大多数大工业家都表示同意。1785年春，制造商公会——这是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名称——在韦奇伍德主持下集会。会议马上就同这项还未得到议会最后批准的条约论争起来。它向全国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其中有一个是詹姆斯·瓦特起草的。 124 它推派代表出席枢密院和议会负责调查的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传讯了韦奇伍德。后者另外还向政府首脑和反对党领袖做了私人的活动，又同皮特、波特兰公爵、福克斯和谢里登进行了商谈。 125 最后，经过一系列的修正、大大改变了原文，英爱条约终被抛弃。 126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公会与其说是代表公众的意见，倒不如说是代表联盟利益的。事实上，关于问题的实质，工厂主们的意见绝不是一致的。有些人害怕爱尔兰摆脱经济奴役，因为英格兰人的嫉妒心把它控制在经济奴役之下已经好几世纪了； 127 另一些人相反地却希望把两国分开的关卡完全消失。极端保护的传统政策还有许多拥护人，尤其是惯于享受特权的旧工业中那些人，他们认为没有特权是不行的。但是，新工业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懂得他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廉价的原料和大大开放的出口市场。这种意见分歧在1786年同法国签订通商条约时就显露出来了。制造商公会因而分裂开来了。韦奇伍德属于赞成政府倡议的那一派： 128 伯明翰的冶金家们、曼彻斯特和德比郡的纱厂主们都跟随着他。 129 如果这个时期使用“自由贸易”这一术语，那就不正确了，而且犯了时代的错误；但是，在到处都出现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地方，商业上无限扩张的需要马上被人感觉到了。凡能促进商业扩张的措施都会得到最聪明的工厂主们的赞成。 130 他们工业所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找到国外销路，而且，即使外国要求互惠办法，这些工业的技术优越性也足以保护他们免受竞争的危险。因此，从这时起就出现了一种不久就要使敌视旧保护制度的工业家阶级的倾向同关心维护这个制度的地主阶级的倾向对立起来。1786年条约得到大工业代表的赞成，这预示着他们继承人在五十年后对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的支持。 131 政府方面对大工业家组织的态度，变化很快。1785年，棉纺工业代表们前来抗议粗棉布税时是被人以“一种使人丢脸的高傲态度”接待的。但后来不到两年的时间，皮特在把制造商公会轻蔑地视为“想免除议会立法麻烦”的可笑的集会之后，承认制造商们的批评在一切有关他们的利害方面“的确有很大的重要性”。当问题关系到同法国订立条约时，他就注意请教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意见。 132

对最有利于工业一般利益的政策，工厂主们的意见虽然并不经常一致，但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处在危险中时，他们就不难谅解了。对于工人，他们已经表示出一种很有意义的密切的团结。例如，1782年，我们看到棉布制造商委员会请求议会批准一项可怕的法律，用来对付那些在罢工时破坏织机或毁坏货物的工人。 133 这项法律同它必须加以制止的暴行一样，是一种阶级武器。1799年，博尔顿的织工们因他们中间有些人再也不能在该地区找到工作而出怨言，因为他们的名字已被记在“黑名单”上，而老板们又把名单互相传阅。 134 这种“黑名单”是根据一项约有六十家商号参加的正式协定而创设的。据制造商们说，它的目的在于致使偷窃原料更加困难，因为在家劳动的工人经常偷窃原料。 135 我们将会看到老板同盟的这种典型事例，正是另一法律的同时代的东西，这一法律是根据老板们的请求而禁止工人结盟的，如有违犯就科以罚金和监禁。 136

大工业家们全体一致的意见和工人们同样一致的意见是对立的，这表现在反对劳动法规中的旧法律上，特别是在反对学徒法上。工人们被剥夺了为主张自己的要求而联合的权利，因此希望在这些几乎废而不用的法律中找到反对经济压迫的自卫办法。全王国中的工厂主们马上就请求废除这些法律，而且不久就达到了目的。关于这件冲突，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冲突的结果是按照老板们的心愿在大不列颠开创放任主义的制度。

工厂主们的利益自然是与各种规定相对立的，不管规定的性质如何，也不管它适用于人或事物、或者适用于技术或劳动组织。他们希望仍旧成为生产上无限制的、无拘束的唯一主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自私观念跟他们的时代思想是一致的。正在产业革命完成的时候，放任主义便离开书本而进入实际行动的领域中了。在1796年，威廉·皮特本人（不是一位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家）用下面这些话向议会致辞说：“请看看官方干</a>涉阻碍工业发展的情况吧，以及最好的意图产生最坏的效果的情况吧……。商业、工业和交换始终会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地位，它们只会被人为的措施所搞乱，这些措施一干扰它们的自然活动，就会阻止它们的良好作用。” 137 这就是工厂主阶级在下一世纪自己执政时所说的真正的话。

（六）

工厂主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的地方势力；他们参加领导公用事业的大工程。同贵族的交往。韦奇伍德的朋友和赞助人。乔治三世接见博尔顿，卡德林二世成为博尔顿的索霍客人，博尔顿和瓦特被邀请到法国宫廷去做客。走向政权的道路：两个皮尔，父与子。

这个虽是前天新生出来的，但却富裕、勤劳、野心勃勃的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逐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在英国社会（这个社会甚至今天还几乎完全保存着古代的等级和等级带来的偏见）中被人承认的地位是怎样呢？这些新人物不仅自己的财富，而且自己所行使的权力以及自己手下所支配的那些人数，都在促使自己与地主贵族不相上下，他们难道已经了解到自己在那被产业革命改变了的社会里属于哪一等第吗？根据某些迹象，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暴发户阶级在上层的高傲和下层的势利观点看来是不重要的。在1803年制定的一个十八世纪英国名人表里，人们找不到一个工厂主或发明家的名字。 138 在这同一时期，韦奇伍德的继承人亦即他的儿子在做多塞特郡郡长时，不得不忍受该郡绅士们不大隐匿的轻视，因为他毕竟不过是一个陶器工人而已。 139 他们中间许多人属异教派，亦即“非国教徒”，这在他们和上层社会阶级之间就造成更多一层的障碍。 140 然而，那些从尚无大工业的国家来到的、能够更好地了解其特征的外国人，往往看到至少有几个重要的工厂主在英国所占据的卓越地位。一个法国人在参观了一个印花织品工厂 141 以后写道：“一个相当富裕、能够开办这样一个工厂的人，不会愿意干他认为低于其财富的职业：他会很快地变为最高法院的推事或枢密院的审查官。而且，他是对的，因为人追求职位上的尊贵是自然的，理由是个人的功绩绝不产生尊贵。在这个国家里，伯明翰的博尔顿先生、埃特鲁里亚的韦奇伍德先生、科戴尔的斯特林先生以及所有这样身份的工厂主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却享有一种能使他们与最著名的人物相等的名望和尊贵。” 142

这种威望主要是建立在地方势力上的。我们不打算把工厂主们同封建主们重新作出老生常谈</a>的对比，但是，他们同封建主们有这样的共同点，即某些地方或某些地区是归他们所有的。不仅在他们以主人身份指挥的工厂里，而且还在他们企业以新生命使之活跃起来的那个村庄或城市里，在他们工业成为其必要富源的那个郡里，所有居民都决心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自然领袖。兰开夏和德比郡的纱厂主们，伯明翰、塞文河畔和南威尔斯的冶金家们，斯塔福德郡的陶瓷制造者们，在实际权势方面与大地主不相上下，但他们的资格威望已高出于大地主。这里所谈的，难道不是指实现整个地区都要得到其好处的、某种公用事业的大工程吗？他们比任何人都关心这种工程，并且愿意领先倡导。例如，在布里奇沃特公爵作出的榜样之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赞助了英国航路网的创设。在那些负责拟订计划、向当局领取必要的准许证以及最后组织工作和开发等委员会上，人们看到工厂主们是和当地贵族中大人物并肩地坐在一起的。 143 他们彼此都有许多忠诚的拥护人，而后者并未想到要责备他们，主要是因为工作本来就是为了他们自己。

工厂主在发挥其积极性的那个地区以外，在人们授予他的重要地位与感激他的功绩的那个地区以外，大概是不会碰到同样的尊敬的，人们是按照他的功劳来对待他的。但是，一个大贵族对一个普通制造商——即使他是有功劳的人——和对一个商人会有不同的对待，这难道不是时代的征兆吗？从十八世纪初起，法国和英国的“哲学家们”的确已经争着致力于恢复工艺美术以及手工的地位。 144 对大工业创始者们所表示的尊重用这种风尚来说明比较用近代社会中留给他们的地位这种真实感情来说明，也许更正确些。

韦奇伍德以其艺术家的资格，或者至少以爱好者所搜求的奢侈品生产者的资格，在工业家们中也占着一种独特的地位。绅士和贵族在赞助他的时候，是按照一切贵族的传统惯例的。但是他们所做的却超过了赞助他的范围。高尔家族、卡思卡特家族、塔尔博特家族都以朋友的礼貌同他往来。 145 博尔顿虽然应被看作是工业家而远不是艺术家，但自1767年起，换句话说，在他同瓦特合伙之前，已被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夏洛特接见过好几次，每次接见，他们都同他谈得很久，并且过分地称颂他并关心他。 146 卡德林二世在1776年访问英国时，接受了索霍工厂主的几天款待。 147 后来，博尔顿及其合伙人被以极其奉承的措辞请去参观巴黎， 148 他是以法国政府的费用到巴黎去的，他在巴黎受到上宾礼遇。 149

这些杰出人物所得到的光荣也转移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上去。这种光荣可以说已把资本的威力所给予工厂主们的那种实际地位固定下来了。但是，这一点绝不会使他们满意的。他们的利己心同他们的自尊心一样鼓舞着他们把野心提得更高，他们已经羡慕政治权力了。

第一个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传记使我们看到这种对财富和政权的双重征服。 150

皮尔开始时非常平凡，1772年是伯里印布工人，他叔父霍沃思的合伙人。他注意追求各种新颖样式，在领导企业方面又发挥了异常的积极性， 151 所以不几年就发了财。从1780年起，他几乎雇用了伯里的全体居民，或者在工场里劳动或者在家里劳动。1788年，他在刚从斯塔福德郡塔姆沃思买得的地皮上建筑了一座工厂。正是在这个地方，在1790年，他被选为议会的议员。他非常崇拜威廉·皮特，他把皮特主要看作是工业的，即“国家威望的真正泉源” 152 的开明的赞助人，在同法国战争最困难时刻，他热情地支持皮特政府。1797年，在财政危机达到极点时，皮特号召私人用特别捐助来增加国家财源，这时，皮尔汇给他一万镑。另外，皮尔还自己出钱装备八个连的志愿军，即伯里忠义志愿军，他以陆军中校衔指挥他们。为了奖赏他，就封他为准男爵，这是世袭的头衔并带有Industria（勤勉）字样的题词。 153

他在下议院中的作用并不十分重要，但有一个值得记忆的情况要除外，这就是他在1802年提出并得到通过的关于纱厂中学徒劳动的法律，这项法律是整个劳工立法的开端。他只有很少的时间用在政治上。他很关心的以及给自己指定的任务就是将其家庭的优越地位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他放弃自己的宏志，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他说，在他儿子年幼时，就使他献身于为家乡服务。 154 他大学</a>一毕业，他就替他在爱尔兰一个衰落城市中找到一个职务。不久之后，他又使他进入斯潘塞·珀西瓦尔政府充任次长。他亲眼见到那伟大历程的各个连续的阶段。他看到他儿子在1812年成为爱尔兰事务大臣，1820年任内务大臣，1828年成为下议院的领袖。 155 他希望在未死以前看到他当首相， 156 这是他唯一没有实现的梦想。

一个世代的时间足够一个工厂主家庭升到全国头等的等第。工厂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执政是比较迟的。皮尔家族虽然是新人物，但很快就参加了传统的党派，他们因加入贵族的和社会保守的党而自豪，这个党因竭力反对法国革命并终于取得斗争胜利而得到巩固。 157 他们的保守主义虽然后来要扩大到自由主义的境界，但起初却装作狭隘的和排外的样子。他们绝不希望对那些后继者把门开得太大。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个大宪章，对产业革命在政治领域上的承认，其反对者就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伯里工厂主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