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_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近代大工业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中在英国产生的。它的发展，自始就是那么迅速并且造成那么些后果，以致人们能够比之为革命， 1 的确，许多政治革命还不如这么彻底。今天，大工业林立在我们的四周；它的名称似乎可以不需要说明了，因为它能使人想起那么多的熟悉而动人的形象：这就是许多建立在我们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冒着烟的高烟囱及其夜间发出的火焰、机器不停的震动以及成群的工人像蚂蚁那样的匆忙。然而，无论产业革命如何迅速，但它却有它的一些远因，并且一定要引起一些后果，而后果的发展在一百多年以后仍是不完全的。大工业的特殊性并不是一下子就显露出来的。为了从其起源的模糊不清中更好地发现这些特性，我们必须从叙述它们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情形开始。

（一）

近代大工业：它的现有特征，它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

商品的生产，或者用更明白的话来说，那些不是自然界直接提供的消费品的生产，是各种工业的目的。因此，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值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

大工业集中了并且增加了生产资料，以使它的产量加速和增多。它使用机器，因为机器能以绝对准确和莫大速度来完成最复杂或最繁重的工作。要使机器开动起来，大工业就用无生命的动力：自然力如风力或水力，人为力如蒸气力和电力来代替那些资源有限而又参差不齐的人力；自然力和人为力都像无生气的物质那样顺从、均匀、不疲竭，并能被人无限地任意增加。为了操纵机器的动作，大工业结集了大量的男工、女工和童工，这些工人各司专门的工作，也就成为错综复杂的机件。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以及越来越多而又有组织的人员便构成了大企业，即真正的工业王国；作为这个巨大活动的动力、作为原因而又作为结果的资本，在人力和机械力的炫耀后面活动；被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利润律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

把近代生产的全部设备包含在墙垣之内并把近代生产原则本身表现为显著形式的特有建筑物，就是工厂。工厂有许多巨大的车间，传布动力的皮带或传递线遍达各个车间；又有精细有力的机械设备使它充满着活动；又有遵守纪律的人员在紧张劳动，机器好像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气呼呼的节奏声中去了。这一切的目的只在于生产商品，在于尽可能快地生产无限量的商品。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织物展开成为连续不断的布匹以及堆积如山的圆筒形货包；而在那里，钢在大转炉中沸腾着，同时向空中发出炫目的火花。不停的生产成为一切企业的规律，但有正式协定加以限制者不在此例。如果完全任其自然，生产就会继续到过分的地步乃至达到毁灭性的生产过剩。这是资本自然趋势的荒谬结果，它终于要毁灭自己。

这些数量的制成品，必须出售；出售可以获利，所以出售是各种工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大工业对生产所引起的如此强烈的刺激，马上就影响到产品的流通。抛在市场上的大量商品，使价格降低，价格降低，使需求增多，又使交易倍增。竞争加剧了：运输工业的发达又为它开辟了一条越来越宽阔的出路，结果，竞争就从个人扩展到那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望追求物质利益的地区和国家。经济冲突和经济战爆发了：胜利者就是那些无视其对手而能扩大自己事业范围并能找到越来越多的新市场的人。生产者的野心使生产者敢于冒险：最遥远的地方以及甫经勘察的大陆都成为他们的掠夺物。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大市场而已，各国大工业互相争夺的这个大市场犹如一个战场。

财富分配的特殊方式，是与过分生产和流通扩大到人类世界的边缘相适应的。如果人们考虑到消费者们，那么，有利于他们的很大进步显然已经实现：商品的稀少和昂贵现象已经减少，许多以前很贵而且不易买到的东西现在已深入到那些前不久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地方和场所。然而，如果人们研究一下生产者的情况，那么，这种景象所引起正统经济学的那种乐观看法，就要完全改变。在大工业的整个体制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人类劳动的无限积累以及机器所提供的力量，可是，日益增大的、密密集中的大堆资本却高耸在尖顶上。生产者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提供劳动力而别无所有，这个阶级为着一点工资而出卖劳力和一生的时间。另一阶级则掌握着资本，拥有工厂、原料和机器，利润和股息也归它所有；其为首人物就是工业巨头、大企业领袖，卡莱尔称他们为组织者、统治者和征服者。

由此产生了我们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它和十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是一个完全而紧密的整体。但是，封建制度是军事需要的结果，是那使欧洲陷入野蛮无政府状态中的人类生命受到危险威胁的产物，而现代社会制度则是从聚集在大工业的中心事件周围的纯粹经济原因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城市的新近发展，完全归功于大工业；在这些城市中，密集着许多敌对的而同时又互相依赖的企业。正是在这些被大工业以其强有力的生气所鼓舞着的地区中，十分强烈地表示出人口显著增加，这已成为大多数工业国家中的正常现象。曼彻斯特在1773年是一个仅有三万人口 2 的城市，可是一百五十年后，它几乎有一百万人口；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总人口，在1801年是一千四百五十万，到1928年则达到四千八百万。这种为前人所未能预见到的发展，产生了无数后果：单举移民一事来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海外各国，促成那些国家产生类似我们社会的迅速发展，那里也拥有我们经济制度的一切特征，而且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后，大工业已以今天所具的形式对一切拥有欧洲文明的民族提出了社会问题。人数和财富同时增加了，但这种财富看来并未按照创造财富所提供的努力来使人口的大多数得到好处；两个阶级的对立，其中一个在人数上增多了，而另一个则在财富上增多了，前者以不停的劳动而只得到一点不稳定的生活资料，后者则享受高尚文化的一切好处；这种对立情况到处都同时表现出来，并且到处都造成同一的思潮和情感。正是这个工业活动的景象，这个支持工业活动的有组织的广泛合作景象，以及联合并指挥其集体力量的资本威力的景象，才促成现代社会主义的诞生。普遍等待着的、为某些人所希望而又为另外一些人所害怕的彻底变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如果这种变化实际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就可被视为是那同大工业一道开始的运动的终结。

我们现在业已窥见其规模的这些现象的总和，并不能包含在一个狭隘的定义范围以内，因为定义里只能考虑到生产的物质条件。要赋予这个总和以实际的重要意义，就必须从其复杂的、有生命的整体来考察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好像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事件，对这事件的了解便能说明一整个的时代。经济方面的大工业、知识方面的实证科学和政治方面的民主，都是支配现代社会演进的主要力量。大工业的起源，同民主或科学的起源是一样的。如果说科学是同伽利略和笛卡儿一道开始的，或者说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前没有过民主，那就荒谬了。然而，人们把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和十八世纪的革命家视为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的真正创始人，却是有理由的。同样，在紧接着大工业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我们已能辨别出大工业的一些特色。但是，只有在伟大的技术发明时代，在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和瓦特的时代，我们才能看到大工业本身以及一些不能和它分开的并使它的发展成为主要历史事件之一的后果的出现。

（二）

定义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十七世纪的大工业：它和现代大工业的差别。

我们之所以十分强调这些几乎是而且更应当是平凡的概念，是为了不让我们之所谓大工业这一词留有任何暧昧不明之处。这种谨慎并不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的意义在普通用法上是相当混淆和不定的；为了使它固定于不变的说法而付出的努力，直到现在还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人建议根据销售产品市场的大小来区分大工业和小工业；小工业就是供给一个地方或一个不大地区消费的工业；大工业就是为全国或国际市场而生产的工业。 3 这个定义的本身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有突出商业因素在经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优点。然而，它却背离了流行的意义，流行的意义虽然可能很不确切，但它不会有助于武断的解释。谁也不会想把今日土耳其和波斯的那种地毯制造业列入大工业之中：然而，东方的地毯却行销于全世界。在科林思地峡所制造的陶器行销到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时候，人们可以说科林思那时就有了大工业吗？在我们看来，工匠在小作坊里通过个人技能来弥补简陋的有缺陷的工具所完成的工作，正是大工业的确切对立面。因此，与其说是向外扩张是大工业的主要特征，倒不如说它的内部组织和技术设备是其主要特征。我们已经说过，大工业首先是一种生产制度。

可是这里，新的混淆又在等着我们，因为工业演进有许多阶段，这些阶段是一个接着一个而连成一串的，只有抽象概念才可以画出明确的界限。按照人们选择其中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作为起点，大工业的发生就会被提前一世纪或几世纪。我们把大工业在英国的发生定在1760至1800年间；但是，如果必须相信几本新近的著作，或者至少相信这些著作的名称， 4 那么，早在一百年前，即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就已有大工业了。这是矛盾还是误解呢？这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东西。

热曼·马坦的著作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他所研究的大工业并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 5 它是人为的产物，或者几乎是如此，它只有通过法国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生存。科尔贝当然可被视为它的创建人，但是他“认为大工业只有通过国家的干预才能存在”。 6 他只把它理解为王室大作坊的附属物，这些作坊在任何时代以及在极其不等的文明状态中，都是为君主服务并根据君主的命令而生产的。热曼·马坦先生所搜集的关于十七世纪手工工场的文件，向我们提供一幅乍一看来很像近代工厂那样的图画。企业的重要、雇用工人的数目、工人分为专门的小组、工人所遵守的严格纪律， 7 这一切都是近代大工业中所有的那么多的特征。可是，一经明了其起源时，这种真实的相似性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在手工工场监察员所编制的制造表中，工业企业分为三类。 8 33 正是机器代替了比较简单的设备以后，才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由于促使生产大大加速，机器便使流动资本愈益增大，因此，机器就使没有资本的工人愈益不能经营工业，因而造成了现代的社会制度。 34 另一位著者指出，在业已达到某种文明和物质繁荣程度的任何古今社会中，类似手工工场的劳动组织就能够产生出来，而且在事实上已经产生出来了。 35 但在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强力的机械装置，它的出现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

这两个词本身似乎表示机器业和大工业的基本的同一性。把法文大工业这个词译成英语，最好的译文就是factory system。 36 Factory这一词的意思就是制造厂或工厂。在十八世纪中叶，它仍保有法语中factorerie这一词的专有意义，因为它和法语这个词有亲属关系；factorerie的意义是商店、柜台、仓库。 37 当最初的工厂出现的时候，人们起初并不称之为工厂，而称之为mill水车场，因为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设在河上的、类似磨坊车轮的大车轮。而且，mill这个词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意义，终于几乎成为机器的同义词。 38 这样，工厂、水车场和机器就成为一个东西了。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中，mill和factory这两个词几乎被人无区别地使用着。 39 在规定工厂劳动条件的最初法令条文中，这两个词都使用着。 40 早在1806年，议会委员会关于毛纺工业的报告中就有factory system这一用语， 41 虽然它未必含有机器这一概念。但在1830年左右，当它成为流行的用法时，尤尔在其《工业哲学》一书中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的意思是，以经常的劳动来看管一套由总动力不断发动着生产机器的、不分长幼的各种工人的协作。” 42 最后，到1844年，我们便有了一个法定的定义如下：“工厂（factory）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人们借助于由水力、蒸气力或任何其他机械动力发动的机器来工作，把棉花、羊毛、鬃、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屑等进行准备、制造、加工或改变为某种形状。” 43

如果说，机器的使用就是区别工厂和手工工场的主要标志，就是说明新的生产方式所以不同于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主要标志，那么，难道人们不应当使用“机械业”这一术语来代替大工业这一术语吗？“机械业”这一术语有简单、明了、能够避免混淆的好处，而混淆的来源往往是由于文字而不是由于事物。然而，这一术语也许会把虚假的简单性插入实际的复杂而紊乱的多样性中去。首先，机器的出现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机器究竟是在哪儿开始而工具又是在哪儿终止的呢？制铁厂和翻砂厂从十六世纪起就使用着由水车发动的锻铁锤和风箱； 44 如果人们看看英国第一批纱厂创建前几年出版的百科全书中那些卷帙的版画，就会因发现一批已经十分精巧而又往往相当有力的机器图样而感到惊奇。 45 机械装置的起源，并不一定比大工业的起源更易于确定。而且，难道不怕这个词过于狭隘而不能表达其所应表达的一切吗？在纺织工业中，最有决定性的进步的起点，实际上是纺纱机的发明。但在冶金工业中，我们却会看到主要的事件则是用煤来熔化铁矿石。难道这是可以用机械业一词来说明的事情吗？况且，手工工场过渡到大工业的行列是通过一些几乎觉察不出的改变。例如，在乔赛亚·韦奇伍德时代的陶器出产地就是如此。因此，必须用一个广泛得多的、可以说明各种形式下技术改进的名词来代替“机械业”这一词。机械装置是近代大工业的主要因素之一，也许是它的基本因素。但是，如果要在这两个用语间作出选择的话，难道不可以选择最全面的一个，选择那不仅能够指出它所表达的那些现象的起源或其起源之一的，而且还能包括全部现象并以现象的联系本身来说明这些现象的那一个用语吗？ 46

人们很可以主张在手工工场和大工业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分别，并且可以强调它们共同的特征而不强调它们之间相异的特征，黑尔特说：“在手工工场中，工人的独立性已经丧失了。在各个企业的内部，已经有很细的分工，其结果就是使工人永远丧失技术上的全面知识。”然而，难道我们甚至可以说，“手工工场和大工业之间的差异毕竟并不十分重要吗？” 47 各个现象的连续，再没有比在经济范围——这是需要与本能的领域——内的那样连续不断和不易觉察出来：在这个领域里，种类和时期的任何分类与区别都必然保有或多或少的人为的性质。这就和演绎社会学的那么明晰、典雅而武断的范畴毫无关系。然而，尽管它们的轮廓模糊，但是存在着，而且人们也容易分辨出若干组的事实；这些事实合成为整体，同时又由于它们占据着有关的地位，于是使经济史上的各伟大时期各具有特点。要确定每一时期，只需辨别出它的主要趋势，按照黑尔特的说法，即tonangebend（领导作用）就够了。此外，当我们努力区别这些相继的阶段并说明其特征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这些阶段毕竟只是同一演进中的不同时机而已。 48

（五）

交换与分工的相关发展：技术上的进步与其说是它的结果不如说是它的原因。产业革命并不是一种偶发的事件。问题的范围。

交换与分工这两大主要事实，统治着这一整个的演进；它们彼此密切地联系着，相互使对方发生变化，它们的结果虽有无限的差异，但它们的原理总是同一的。它们同人类的欲望和劳动一样的古老，它们是通过整个由它们所决定的或伴随着的文化运动来共同继续前进的。交换上每一次扩大或增加，都为生产打开了新的门路，引起了更加进步的、更加有效的分工，引起了在各生产地区间、在各行业间以及在每一行业的各部门间日益狭窄的任务的分派。反过来，分工由于得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分工的最有成就的形式）的帮助，于是在许多互相依赖的专业活动之间就必以越来越大的协作为前提，最后，全世界都参加这一协作了。 49

我们在经济史上所区分的各时代，是与此二重发展上多少有点显著的各阶段一致的。从这一观点来看，不管使用机器的结果如何重要，但使用机器本身只是次要的现象。在它成为足以影响近代社会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以前，它最初却是一个结果，是这两现象在演进中达到某一决定性时机的表现。能最好阐明产业革命的东西，正是以机器出现为特色的这一紧要时机。

如果这些论证仍然留有若干模糊不明之处，那么，只有用心研究事实才能使之消除。智能、宗教和政治等演变的起源，确实是不容易发现的。但是，个人的行动和思想在这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很大的：事变、人和书籍，到处都在时间消逝的连续中体现出一些标志。经济演变是比较混乱的：好像撒在大地上的种子那样慢慢地生长。无数模糊不明的事实，在细节上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能汇集成一些大而混乱的整体，而彼此无限地相互改变着。我们必须放弃了解全部事实的念头：当我们选择其中几个来描述时，我们知道我们会放弃一部分的事实，放弃那要达到严格区别和充分解释等不现实的野心。

产业革命对历史研究提供着一块非常广阔的、大部分尚未经探究的园地。我们必须对于我们这一著述定出严格的范围，尽管我们有时由于不能超出范围而感到痛苦。在地理范围方面：我们不超出大不列颠；苏格兰的经济史即使未被完全弃置一边，但已被放在次要地位；就是在英格兰本身方面，我们的注意力也几乎专门集中在中部和北部诸郡，这一带是构成我们研究对象的事件的主要发祥地。在年代范围方面：在早死以前已经开始写作这一历史的阿诺尔德·托因比，想把1760年作为开始，一直叙述到1820或1830年为止。我们认为有确切的理由来决定以十九世纪初年作为下限；在这个时候，那些伟大的技术发明，其中包括那项超越一切的发明即蒸汽机，已经进入实用的领域；工厂已经很多，而且除去设备上的细节以外，都和今天的工厂相似；大的工业中心开始形成，工厂无产阶级已经出现，旧行业法规大半以上已被推翻而让位给放任制度了，而放任制度本身也注定要屈服于人们已经预感到的那些需要上的压力，因为有关工厂立法的法令是始于1802年。从这时起，一切作为论据的事实都已提出了，今后只需关注其发展了。此外，在下一时期中，经济现象受到若干干扰以致其发展被弄得非常错综复杂：大陆封锁时期和谷物法令时期都值得进行专门的研究。

我们还需遵守别的一些限制。在托因比所定的计划中，同时给事实的演变和经济学说的演变留有位置。我们则撇开学说部分，但当我们认为学说与事实有密切关联时则不在此限。像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研究经济史的人一样，黑尔特曾经着重研究过种种制度：我们认为所应当着重的，不是那些统治工业的法令，而是工业本身。 50 不可能描述即使是一个很短时期以内的一切工业的演变。因此我们选择了我们认为其发展是最重要的而同时又是最典型的几种。当问题在于描述旧的生产制度以及那些促进其逐渐变革的势力时，我们就以毛纺工业为例；而棉纺工业则对我们提供了机械装置出现的最动人的图画。在铁工业史中，我们看到了冶金工业今天所起的伟大作用的起源，而一件与此起源有关的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煤进入了工业领域之内。矿业的发展与炼铁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这二者便可说明蒸汽机的出现。

甚至在此范围以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园地仍然十分广大，因此只能很快地走过去而不能稍事停留。然而，我们并不是在某一特殊问题上重新进行那在英国早已开始了的详细研究，而是力求说明一个全貌。这种详细研究可能是很不完备的。我们认为只有在得出一些为指导新的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概念以后，才能有效地再开始这种详细的研究。由于英国产业革命是全世界产业革命的序幕，所以这些概念同时对于各国的，特别是法国的一切想要参加撰述这一伟大变革史的人，都可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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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这个长篇著作的时候，我们应向那些帮助我们完成这一著作的人致谢：应向伦敦经济学院致谢；应向我们的朋友、伦敦改革协会的秘书 51 同时又是西德尼·韦布的最积极的合作人之一F.W.高尔顿致谢；应向剑桥大学</a>福克斯韦尔教授致谢，因为他向我们开放其富有经济文献的藏书库； 52 应向威廉·福伍德爵士和利物浦博物馆的保管委员致谢，因为他们准许我们参考韦奇伍德的未经发表的、现已成为该馆所有的文件，同时又让我参看迈耶先生的陶器搜集品；应向伯明翰的乔治·坦基先生致谢，因为多亏他，我们才得到博尔顿与瓦特的商业通信以及索霍工厂的全部记事簿、合同、估价单等等； 53 应向斐迪南德·德赖弗斯先生致谢，因为他盛意地把拉罗什孚科—利翁库尔公爵的儿子在1784和1786年所写的两本有趣的英国旅行记借给我们看；最后应向坎宁安博士致谢，因为他的好意鼓励了我们坚持这项艰辛的事业，而且每当我们必须接触一些在我们自己范围以外的问题时，他的名著就成为我们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