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_蒙田试笔

我小时候常常生气，看见意大利的喜剧老是把学究或教师作为笑柄，而“夫子”这称呼在我们当中也不见得被看重得很多。因为既然被交托给他们指导，我怎能不爱惜他们的荣誉呢？我曾试为解释，以为这完全由于一般俗人和那少数见识超卓的学者之间的自然分界，因为他们的步调完全相反。但是“我可忘掉我的拉丁文”[51]了，当我发觉那最看不起他们的，就是那些最贤智的人，试看我们的好杜贝莱：

我特别憎恶学究们的学问。

而这习惯自古已然，因为蒲鲁达尔克告诉我们，在罗马人当中，“希腊人”与“学者”同是诟骂和蔑视的名词。

自从我年事渐长，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合理，而“最大的僧侣并不是最贤智的”[52]。但是为什么一颗学识那么丰富的灵魂竟会不变得更活跃更清醒，而一个粗鄙的心灵居然能够容纳世界上最优越的心灵的言论和意见而毫不见改进呢？我至今还疑惑。

既然接受了这许多外来的那么强又那么伟大的头脑（一位闺秀，我们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的时候，他问我要一本书来指给我看。并且不敢对我说他的臀部发痒，如果他不马上从字典里找着什么是“发痒”，什么是“臀部”。

我们拿别人的学问和见解来保</a>存，便算完事了。我们必须把它们变为自己的。准确地说，我们像一个需要火的人到邻家去取火，但在那里看见一堆熊熊的火焰，便留下来取暖，忘记了带回家去。即使我们肚子塞满了肉，如果不能把它消化，如果不能把它变成我们的东西，如果它不能增长我们的发育和力量，于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难道我们以为那没有经验，完全由读书而变成一个伟大的军人的卢库鲁斯（Lucullus），和我们取同样的学习方式吗？

我们那么沉重地靠在别人手臂上，以致自己的力量消失了。我要鼓起勇气去抵抗死的畏惧吗？我向塞内卡取来。我要为自己或别人找慰藉吗？我从西塞罗假借得来。我本来可以在自己里面取得，如果我从前被这样训练过。我真不喜欢这种倚赖和</a>乞丐式的才能。

虽然我们可以由别人的学问而变成博学，无论如何要由自己的智慧才终能成为明哲。

我憎恶这样的哲人：

他为自己计，从不见高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所以恩尼乌斯说：“哲人的智慧是徒然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利用。”（西塞罗）

如果他又贪婪又狂妄，

柔懦得像欧干纳平原的绵羊。（尤维纳利斯）

因为智慧并不是单为你去求取，还得要你实行。

（西塞罗）

狄奥尼修斯嘲笑那些文法学家只知道研究尤利西斯（Ulysses）的痛苦，却丝毫不知道自己的痛苦。音乐家只知道调协他们的箫，却不知调协他们的德行。演说家研究正义专为谈论，而不是为实行。

如果我们灵魂的步履不比较安详，如果我们的判断力不更健全，我宁愿我的学生把工夫用在打网球上，至少他的身体会比较灵活些。试看他钻研了十五、六年回来，再没有比他更不宜于任事的。你发觉他唯一的长进，就是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使他变得比较离家的时候更骄矜，更傲慢了。他应该带一颗丰盈的灵魂回来，却只带回一颗膨胀的灵魂，并非把它扩大，只是把它吹胀。

这些教师，正如柏拉图关于诡辩家和他们的堂兄弟所说的，是人们中自许为最有益于人类的人，而在一切人中，只有他们不独不把人家交托给他们的东西改善、提高，如木匠和瓦匠做艺那样，反而给弄坏了，并且还要人酬报他们的毁坏。

如果我们要履行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对学生提出的这条规矩：他们要不是照他所要求交学费，便要到庙里去宣誓从他的教授获得了多少的进益，根据这来酬谢他的辛劳——那么我的教师就要糟糕了，如果他们按我的经验所作的宣誓收取的话。

我的佩里戈尔方言（périgourdin）很诙谐地称这些自作聪敏的人为“lettre ferits”，依照你们的说法是“lettre férus”（文殛），就是说，“这是些被文字用斧头劈了一下的人”。真的，他们大多数连常识也够不上。因为你们看见农夫和鞋匠简单而且自然地赶他们的路，只谈到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这些人呢，为了那浮在他们脑海表面的知识而高视阔步，不断地颠踬和绊倒自己。他们脱口漏出一些至理名言，但须要等别人把它们实行。他们的确认识迦里安（Galien），但丝毫不懂得病人；他们已经把你的头塞满了法律，可是连案情的关键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原理，但要找一个人来把它实施。

我曾经看见一个朋友在我家里和一个这样的人辩论，他戏造一些无意识的术语，东补西缀，毫无伦次，除了在里面插入一些适合争辩的字眼，就这样逗引那蠢汉辩论了一整天，而那个人一直以为在答复人家对他的抗议，他可是一个有名望的文人，穿着一件漂亮的长袍。

伟大的贵人，你不愿看

那在你后面发生的事，

当心那掷在你背上的嘲讽！（佩尔西乌斯）

无论谁逼近去观察这些长篇大论的人，就会同意我说他们既不了解他人也不了解自己，而且，虽然他们的记性颇充实，他们的判断力却完全空虚，除非他们的禀赋把它造成另一个样。譬如我在图纳布（Adrien Turnèbe）身上所见到的，他唯一的职业就是笔墨生活（据我的私见，他是这职业中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可是他丝毫没有冬烘的气味，除了他的长袍和一些对于朝臣不能算文雅的外貌，但这是无足轻重的。（我讨厌有些人容忍不端整的灵魂易于不端整的衣冠，而且只依照礼貌、丰度和靴子来相人。）因为他的内里是世界上最修整的灵魂。我常常有意引他谈论那些离他的职业最远的事物，他看得那么清楚，体会得那么快捷，判断得那么中肯，你简直以为他除了主持军务和政事以外不曾做过别的职业。这是些优美而强健的天性：

由上帝温和的手，

用较优质的泥土塑就。（尤维纳利斯）

不为坏教育所沾染。然而教育的目的并不止于不教坏我们，还得要把我们教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当它们选取新官吏的时候，只检验学识。另外一些则还要检验判断力，让他们去判决一些案件。我觉得后者的方法比较好，而且，虽然两种才能都是必需的，断乎不能缺少其一，但无论如何，判断力总比学识重要。前者可以不要后者，后者却不能没有前者。因为，正如这句希腊格言所说的：

没有心灵去挥使，

知识又有何用处？

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司法，使这些裁判官富于理解力和良心，不亚于学识！“我们受教育并非为学校，而是为人生。”（塞内卡）现在我们不独要把知识系在灵魂上，还得要融进去。不单要洒在上面，还得把它濡染。如果这知识不能改善心灵的不完美境况，还不如任其自然好得多。那是一把可以伤害它的主人的危险利剑，如果给一只不知道怎样使用的弱手所挥使，“因此还不如完全没有学到好”（西塞罗）。

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神学都不要求妇女有很大的学问，而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约翰五世的儿子，人家向他为苏格兰的公主伊莎波（Isabeau）议亲，声明她所受的家教很简单，没有什么学问，他回答说宁愿这样，因为一个女人只要知道分辨她丈夫的衬衣和紧身衣便够博学了。

所以，我们的祖先不看重学问，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不像现在人们所大声疾呼的。而且就是今天，它们也不过是偶然存在于我们国王的重要内廷会议中而已。现在，只向我们提议通过法律、物理、教育学、甚至神学来达到丰富学问的目的，如果仍不能令学问得到信誉，你就无疑地会看见它在一个和从前一样卑贱的境况了。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它既不教我们善思，又不教我们善行？“自从博学之士一天天多，善人却一天天少了”（塞内卡），对于那没有道德知识的人，一切知识都是有害的。

但我刚才所找的理由，说不定也可以在这上面找到：就是学问在法国的唯一目的是谋利，如果除开那些生来就是为荣耀的职务多于为谋利的职务的人，他们致力于学问的时间是那么短（对于书还没有读上劲，便从事一个和书籍毫无关系的职业），于是那专门研究学问的，一般就只剩下一班家境贫贱，要靠学问谋生的人了。而这些人的灵魂，由天性，由家庭教育，由榜样，既然都是极卑下的混合物，便生出一些知识谬误的果来。因为知识并不能把光赐给一个原来没有光的人的灵魂，或者令盲人可以看见。它的职务并非供给视觉，而是指导视觉，调节视觉的步伐，但要视觉自己有脚和健全敏捷的腿。

知识是良药，但没有哪种药能够不因那贮藏器皿的缺点而变质和腐化的。有些人视觉清楚，但不能直看，所以看见善而不能跟从，看见知识而不能使用。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La République）里的主要法则便是，“公民的责任视他们的天性所定”。大自然可以做一切，而且也做了一切。跛者不宜于做肉体的运动，正如残废的灵魂不适于心灵的运动一样，虚伪和粗俗的灵魂是不配研究哲学的。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穿破鞋，如果他是个鞋匠，我们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同样，经验似乎常常让我们看到一个比旁人更不知卫生的医生，更不道德的神学家，更不通学问的学者。

阿里斯通（Ariston）从前说得很有道理：哲学家对于听众有害，因为大多数的灵魂都不适宜于从这样的教训获益，而这教训如果无益，就必定有害：“许多荡子出自阿里斯底波（Aristippe）的学派，许多暴徒出自芝诺（Zenon）的学派。”（西塞罗）

在色诺芬归诸波斯人的这所良好的学校里，我们发现他们教儿童以道德，正如别的国家教授文学一样。柏拉图说那承继王位的长子就是这样教育起来的。他出世后，人们不把他交给女人，而交给国王身边那最高权威的太监们，为了他们的德行。他们负责使他的身体健康和强壮，而且七岁后便教他骑猎，到十四岁时把他交托给国内四个最贤哲、最公正、最有节度，又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第二个教他真诚，第三个教他节欲，第四个教他大无畏。

这是值得深思的事：在利库尔戈斯（Lycurgue）的优越的政府组织大纲里（这大纲的确尽善尽美到一个反常的程度，虽然它把儿童教育看作政府的最重要责任），就是在关于文艺女神一部分也那么少提及学问：似乎这些高贵的少年，既然看轻道德以外的一切束缚，并不像我们一样，需要知识的教师，而只需要勇敢、谨慎和正义的教师。柏拉图在他的《法律》（Les Lois）一书里便仿效这榜样。教授方法便是问学生许多关于人类的判断力及行为的问题。如果学生贬责或赞美这人或这事，要说出论断的理由。这样，他们磨锐了机智，同时又学会了什么是善恶。在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La Cyropédie）一书里，亚士提亚格士（Astyages）要居鲁士二世叙述他的最后一课。“那就是，”他说，“在我们学校里，一个年纪大的学生把他那太小的外衣交给他一个较小的同伴，又把这后者较大的外衣拿走。我们的老师要我做这纠纷的裁判时，我判断这事应该保持现状，因为这样于两者都方便。于是他责备我裁判得不对，因为我只考虑到是否适合，而我首先却应该体察这事件的法律论证，那就是任何人不应该被别人勉强处置他的所有物。”他接着说他因此被鞭打，正如我们在村学里为了忘记某一个词[56]的“不定过去时”挨打一样。

我的学究得要先做一篇in genere demonstrativo[57]的雄辩演说词，才能说服我他的学校可以和这相比拟。波斯人要走捷径，既然各种学问，即使直接研究，也只能够教给我们智慧、诚实和决断力，他们要一开头就使儿童和那效果接触，不用听教，而用行为实验来教导他们。不仅用言语和训条，而尤其要用榜样和工作来活活泼泼地陶铸他们，以便他们的学问不单是藏在心里的知识，而是心灵的本质和习惯，不是得来的东西，而是自然的禀赋。有人问阿格西劳斯二世儿童应该学什么，他答道：“他们长大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无怪这样的教育获得惊人的效果了。

据说他们常常到希腊别的城市去找寻修辞学家、画家、音乐家，却到斯巴达去找立法委员、司法官和将军。在雅典他们学习怎样说得好，在斯巴达学习怎样做得好。在雅典学怎样摆脱诡辩争论的羁绊，揭发那狡诈地交织的巧言的欺骗；在斯巴达学怎样解除逸乐的网，勇敢地摧折命运和无常的恫吓。雅典从事于空言，斯巴达从事于实物。前者不断地操练口舌，后者不断地操练灵魂。无怪乎当安提巴特（Antipater）要求斯巴达人交出五十个儿童作为人质的时候，和我们正相反，他们回答说宁可拿两倍此数的成人来替代，他们把国家丧失教育事业看得这么严重！如果阿格西劳斯二世要色诺芬送他的儿子到斯巴达去受教育，并非为学修辞学和辩证法，“而是，”他说，“学那最优良的科学，就是说，那服从和命令的科学。”

看看苏格拉底依照自己方式取笑门人希比亚士（Hippias），那真是非常有趣的。希比亚士对他叙述在西西里许多小城教书赚了不少的钱，在斯巴达却分文不获，又说那是些蠢汉，不知量度和计算，不注重文法和音节，只浪费时间去学习王位的承继、立国和败亡，以及许多同样无用的故事。苏格拉底等他说完后，一步一步地使他承认斯巴达政府组织的优良，个人生活的幸福和道德，让希比亚士自己得出结论，他的学问是怎样无用。

无论是在这尚武的政府或其他类似的国家里，事实都教训我们，学术的研习与其说使我们的胆量坚强和勇武，毋宁说使它柔弱和女性化。现在全世界显得最强的国家要算土耳其了，当地人民被训练去轻文，正不亚于重武。我觉得罗马人在学术未昌明前更勇敢。我们今天最善战的也就是那些最粗鄙、最愚昧的国家。斯基泰（Scythes）、帕提亚（Parthes）和帖木儿（Tamen）便是最好的例证。当哥特人（Goths）蹂躏希腊的时候，那些图书馆所以得免于火灾者，完全因为其中一个哥特人散播这意见：应该把这类足以引诱他们不务军事，而以一些次要的闲业为戏的家当留给他们的敌人。当我们查理八世（CharlesⅧ）剑不出鞘而入主那不勒斯及意大利大部分国土，扈从他的诸侯们都把这意外的胜利归功于意大利的王侯平日不尚勇武，不习兵事，而只乐于研究学术，以求精博。

原著第一卷第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