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确定性与社会进步_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进步与不确定性之间因果关系的一般特点进行讨论。某些种类的变化，是不确定性存在的先决条件；因为在一个绝对没有变化的世界里，未来将与过去极其相似，所以人们可以准确地预知未来。因为变化毕竟多少都与实际需要相关，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变化是任何与人生或行为相关联的问题存在的条件，也是多数纯思想问题的实际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世界里，或许对这一说法最为基本的证据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知识问题的存在取决于未来与过去的差异性，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则取决于未来与过去的相似性。如我们在前面（。如果这一过程能够圆满实现，我们就有可能圆满地认知这一世界。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说，这一世界也可能是一个无变化的世界。我们的思想过程是一个学者们都熟悉的过程，我们以敷衍变化问题来解释变化。思想的老问题就是真实 变化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按照已知规律的变化（无论我们是否称其为变化）并不是导致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静态世界的实际含义是指，静态世界是一个所有 变化都具有静态特征的世界。

但是，按照无变化的“法则”（“事物”行为的属性或模式）来系统阐述变化的过程，却无法做到圆满，这样我们的大脑又发明出interference）的影响（事实上，在现代产业条件下，这方面还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急剧的倒退）；而个人的教育和培训则受到有计划行 为和偶然事件这两种令人困惑的混合行为的控制。

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来说，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涉及与财富的消费截然不同的生产。我们在对不确定性的讨论中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而技术的“风险”已经从与市场变化有关的风险中分离了出来。观察一下在现代产业组织的演进中，市场功能如何不断地对生产自身的功能施加影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已经指出过，与组织相关的最根本的决定性事实是应对不确定性。在有组织的经济生活中，责任重大的决策就是价格的决定，因为其他决策都可以概括为日常决策，都可以由雇来的人来做。靠归组来消除或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比消除或减少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更为困难。甚至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市场行会也倾向于统制的立场，因而市场行会变成了“同业公会”，雇用拥有据以工作的物资和工作完成后的产品的人作为生产者，并为他们分派任务。

人们会察觉到，影响企业家的主要不确定性，是与其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关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在价格体系中的地位通常是这样 ［1］ ，他是一位按现价购买生产服务的买者，他将生产服务转换成的制成品，按生产活动结束时的通行价格售出。就他所购买的东西的价格而言，不存在什么不确定性。他承担的是与他将获得的实物产出量相关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但这种计算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通常并不大；无把握的事情只在与产品相关的价格因素中。 但生产者物品价格的变化会对他产生间接影响，因为这种变化似乎与产品价格的变化相关联，因此，生产者物品价格成了在预测市场销售价格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之一。然而，除了与资本价值相关联外，这种变化或许是我们排在 让我们以物质资料意义上的资本与社会基本结构的关系为起点。我们会看到，进步的诸项事实都与私有制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没有进步的社会里，现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没有存在的必要。私人所有权存在的社会根据是，人们认为，资源控制与享用资源使用成果相结合，会鼓励人们在生产中有效地使用财产。奴隶制或 以人为财产的制度的废除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奴隶的工作不如自由人的工作有效率，其结果表明，给奴隶们的服务支付工资，并任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私人生活，比赡养他们并强迫他们劳动要便宜得多。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物质形式的财产，但在一个没有进步的状态下，论证的力量相对较弱。在生产方法只是一种日常问题的情况下，就像中世纪的情况那样，不必考虑进步的问题，按制度，土地和工具就归共同所有。一旦方法发生变化，管理的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激励方法上所发生的改变，主要是增加财产价值以“致富”的欲望。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一事实，现代经济生活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增加财富的欲望，而不是对物品进行消费的欲望，尽管在这两种看法之间存在一种非理性的心理联系。即使生活标准的改善源自于财富的增加，我们也不能就此假设这就是动机，因为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过，财富永久性的净 增长，一定来自于从个人来说从未打算用于消费、只希望死后留存下来的剩余品生产。 ［2］

由进步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传统术语用法中的经济理论的最直接联系，与对利息的解释有关。利息是与社会物资设备的增加相 关的一个现象，它取决于与进步相关的不确定性。利息在一个“静态”社会中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静态”一词的解释有多严密。如果生产财货在形式上、数量上或分配上都不可能被改变，也就不会有自由资本出借的机会，利息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所有设备虽然在形式上和数量上都是固定的，但可以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那里，利息就可能存在。由于生产财货在量上是固定的（没有产生净储蓄或“资本”的消费），但只要在形式上有变化，利息无疑就会出现，但在收入分配中不会形成相当可观的差异，而只会在名称上与租金略有差别。 ［3］

为了理解利息，我们有必要通过储蓄和投资过程，清楚地考察资本设备的创建机制。古典资本概念将资本视为“对劳动者的预付”（advances toborers） ［4］ ，作为一个起点，这一概念起码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有两个方面需要进行修正或限定。消；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

不言而喻，资本化这种现象对已建立的企业和新建企业都有同样的作用。任何不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资产本期收益中的任何变化，只要被视为是永久变化，都是指这一资产的资本价值的变化。资本价值的这些变化常常使收入变化的重要性相形见绌。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化，取决于对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这种变化也并不一定要等到本期收益发生变化才变化，或者，与本期收益本身的变化同时发生变化。因此，投机现象产生于竭力对可供出售的生产物品的收益作出预期，以及通过购买和出售靠资本化增大了现值而产生的变化捞取好处。当然，对收入本身的欲望依然在起作用，但对自命不凡的企业家阶级来说，这些考虑都因希望靠资本价值的变化来获利而黯然失色。现代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而不幸的现象就产生于这些事实。那些掌握企业方针政策的人，在预期企业的未来收益方面，不可避免地比外部人更为优越，人们很难防止他们利用这一位置的优势去损害他们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经理人应有的效率。“股份公司的问题”大部分就出自这种情况。

一旦生产资产的经理人怀着使资本价值产生 变化的观点操纵自己的产业政策和财务政策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糟了，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先于外部人知道这些情况，也相对容易从中捞取好处。内部人通过这种行为捞取巨大利益的例子，对所有了解现代股份公司历史的人来说，都耳熟能详。如果不强化企业道德规范，不对 其严格施行刑法 ［12］ ，很难搞明白怎样才能防止这种行为。将所有欺诈活动所得收益资本化并从企业提走的可能性，以及不顾受害人与“无辜的股票持有人”之间爆发出的争辩，对于一个在私人财产和自由契约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生产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说，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或许，与为了在证券市场上很快获利而操纵政策一样坏的，就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在信息来源上的舞弊行为。不确定性在我们这个进步性的私有制社会里起着重要作用，在不确定性起重要作用的社会里，诚实的美德诚属难能可贵。

本章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不确定性，只是由自由资本（由通货表示的剩余消费物品）转换成新的、我们已经熟悉的生产设备的那种不确定性。然而，自由资本本身的创造也会引起不确定性，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我们无需操心不确定性对储蓄者一方（也无需操心对投资者一方）的影响，因为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意识（inner consciousness），并不能在调整社会组织方面产生客观效果。然而，对于利息来说，生产企业用利率作为其计算中的一个数据却是事实。事情似乎是，在一个由具有尚可忍受的稳定人性的各色人等组成的社会里，其生活环境又不像我们的环境一样，易于受到进步性的或无常的变化的影响，新的储蓄的供给和需求基本上是固定的，市场事实上就那么大，在这种社会里，利率不会存在 极大的波动。我们知道，情况根本不会是这样。很显然，利率的变化与资本价值产生变化中的财产收益的变化一样，都非常显著。

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将把我们引入对商业条件和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在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偏离主题。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迄今为止，关于恒定的进步社会的理论，通过现代产业条件下所发生的波浪形增长的趋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这就像我们经常提及的潮汐涌向海岸一样，前进与后退交替进行，但这种行进模糊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这种时进时退的波浪式些微推进最终会成为一次切切实实的前进。真实条件下的经济进步展示出相似的前进与后退，其前进具有我们现在已充分了解的周期性特征，但是，这种不确定的程度，即处在转折点上的后果，却常常是灾难性的。大部分现象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新资本的创造与商业银行发行的通货有紧密的关系。价格水平与利润更是依存于这种危险的交换媒介，企业的经营也发现其自身受到了信用货币在私人控制下扩大到一个不稳定点，而在最小的冲击下崩溃的趋势的约束。这些现象极大地增加了商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并且为通过超群的预见或幸运获取大笔收益创造了机会。 ［13］

上面对与一种社会进步因素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描述，尽管简单而且不太充分，但也一定满足了眼下这种概述的需要。此外，其他进步因素，虽然更为复杂且更难分析，但也只能通过其与资本增 长的相似之处和相对之处，来作扼要讨论。人口的增长已作过简单的讨论。总体上，它并不会具有足以对社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性。但对更长期的普遍增长来说，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新土地开发的速度，就像产业革命以来的情况那样，就会引起“土地”价值的上涨。但迄今为止，这种变化总体上由于不同场所的变化差异而显得无足轻重，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土地投机者总体而言，从土地上赚取的回报要少于他们在投资上赚取的竞争性回报，虽然这一点很难确证，但基本上问题不大。突出的现象是较大的获利和损失，尤其是同一家族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从对房地产的一些幸运投资中获取的大笔收益。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提出讨论。很明显，价值增长出现差异率的主要原因，是另一种进步因素，即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增长导致的再分配。这种靠先见之明与纯粹运气的结合从不确定性中获得收益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人们似乎认为对这种情况不值得作什么评论。另外一个与人口超长期增长相关的现象，是财富的再分配以及人们之间能力的再分配。我们知道，富裕家庭比那些不太富裕的家庭，其人口增长要慢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相比较而言，相同的能力，他们应用得多而别人应用得少。由于财富和能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通过继承得到的，因此其后果也很显眼，至少在其一般特征上是如此。虽然这些事实并不会影响到竞争性组织的形式或理论，但由于它们改变了机制运行所依赖的材料，因此其结果还是容易产生变化。

另外一些进步的因素，即可获得的自然资源供给的增加，前面已经附带提到过了，由于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讨论了“土地”与“资 本”的关系，所以这一问题也不需耽搁我们太多的时间。新的自然财富的发现可能出于一种纯粹的偶然，在这种情况下，其价值全部是纯利润，由于资本化原则的缘故，这种自然资源可能立刻被发现者加以利用。但这种事情通常并不多见。农业用地的情况是，土地开拓的条件和报酬都得到了公正的确定。如果从这种经营活动中产生了任何利润，那也只是一种例外，或者，是对遭受的某种具体牺牲的报酬；也就是说，那根本不是利润。矿产资源的问题则完全不同。这里存在大量的、完全的不可预见性。在老式的勘探方法下，贵重金属的勘探从总体上说无疑也要承担巨大的损失。至于其他矿产，如煤、石油、铁和铜等等，笔者虽然没有形成一种观点的依据，但可以“猜测”，人们并不热衷于寻找这种东西，因为偶然的收获远比损失少得多。近来，对贵重金属的寻找已寄希望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与以前相比，从总体上说，已实现的回报与投资在资源上的正常竞争性回报，已基本一致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靠自然资源的发现来获取财富的概率，连同经营活动中的某些事情和所需的支出都是已知的，资源被吸引到寻找自然资源的领域来，是根据人们对成功的机会和所要发生的支出的估计。因此，通过这一过程寻求财富，对那些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来说，成了一种普通的商业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不同于为了眼下的消费而进行的日常产品的生产，尽管它在很大程度 上也要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为了应付当前的不确定性，这一领域中也会产生相同的组织手段——比如大规模经营，比如可以进一步拓宽计算的基础的保险的运用，比如介入预测并对结果进行控制的科学研究，等等。从事开采和开发工作的企业家， 在同一个市场里与静态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家就同样重要的生产资源竞相出价，竞争一定会为资源的两种用途固定相同的价格，并形成所发生的费用与整个投资领域中获取的产出相均等的趋势。

另一种极其复杂、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进步因素，就是人类欲望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碰巧发生了，或者是偶然发生的，或者多少按照一定的规律产生了，因而可以预测，或者，就是为了有意产生这种变化、通过耗用资源而产生的。如果这些变化的发生是无法预料的，那么，这种变化导致的收入和资本价值的混乱一定会被分为纯利润或损失。只要这一变化能预见到，利润就难以实现。只要这一变化是出自于对资源的蓄意耗费，它们就和其他经济经营活动一样。利润额的实现要取决于竞争的效果，而竞争的效果要基于预先知道活动的结果。从这方面说，欲望的“生产”就如同商品的生产一样。事实上，像我们前已说到的，对于创造一种商品的需求来说，我们很难将广告、吹捧或必要的推销，从因果关系上与商品本身的内在效用区分开来。

最后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进步因素，就是知识因素，或者可以采用广义的“发明”一词来称之。一个普通的事实是，商业领域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技术过程、组织方法以及诸如此类的改善。本质上，我们很难对新的客观事实的发现和客观事实本身作为知识对象产生的变化，作出严格的区分。很显然，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等同于自然资源的创造，因为就人类欲望来说，其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模糊而抽象的。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提到，发现与创造之间的重要实际差异，还关系到与事物相对比而言的观念再生产的成本。一个客观事实的知识，差不多不花成本就能 在竞争 社会的全部成员中得到扩展。当然，这一点是研究现象的学者们疏于作出的一种观察——事情或许也不是这样，因为将一种想法输入人的大脑的成本或许与将物质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成本一样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灌输知识总会要耗费一定的精力。然而，总的来说，一位竞争者可以以少于他获得新的物质设备的成本，来领会一种新的方法或新的工序，如果为此所耗费的精力不妨碍他做这件事情的话。再者，纯粹是求知欲的满足，可能就足以补偿为获得一种想法所需付出的努力，以致这种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甚或成为负成本。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于新知识的基本事实，主要围绕生产性设备——其中也包括为使生产设备运行而必需的劳动力——的性质来进行。一项新的工序通常要生产诸要素的性质和形式有所改变，也必然要求它们进行新的组合。然而，在极其简单的情况下，所涉及的无非是对旧事物进行新的操作。与进步的所有其他阶段一样，进步的这一阶段或许产生自偶然，或者产生于对现有资源的有计划耗费。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完全排除了对变化的预期和考虑。因为坚持认为在我们的知识水平或控制能力之外的事物中，有的事物看起来就是比别的事物更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说法。我们作出了这种判断，大体上，这种判断对多错少，然而，难以理解的地方或许就是这些判断的价值所依据的基础。只要人们能估计出一项发明的概率，那么很明显，与前面所讨论的进步性变化的情况一样，企业家将会对其结果进行考虑，而且，从总体上说，这种变化不会引致竞争失调，企业家为生产服务支付的价格和在他们的产品上获得的价格之间， 也不会产生出差异。这种估计的价值自然非常之小，我们可以假定，大多数产生于波动的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损失，是由于这种偶然的发现本身就是偶然的，它并不是计算的结果。

至于出自于一种审慎思考、研究和实验的新知识，其可预测的因素当然更大一些。差不多与偶然发现一样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对某种经营活动的成功概率所形成的估计，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估计，而且这种估计确实具有重大价值。现在，有很多科学研究和商业研究都是采用规模分析方法，在逼近于竞争条件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充分准确地预测到经营活动在长期条件下的平均结果，这将使这一领域中的资源使用达于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该领域的回报大致相等于在一般竞争性市场上使用相同资源的回报。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 我们能对结果进行预测，获取新知识的资源投资都会调整至使回报与一般竞争水平下的回报相等，也就是说，使实现的价值等同于成本，就没有了利润。

一个想法一旦出现，人们想以非常低的成本到处使用这一想法的做法，就会使问题复杂起来，这种事情即使不是一贯如此，也经常就是这样。其结果是，发明者或发现者通常都不得不预先规定出某些特别的条文，以使其成果只在其自己的企业经营范围内使用。在某些领域中，为酬谢这种服务对社会的价值，人们可以通过国家承认的法律来保护这种做法。在其他领域，为保密起见，还要采取一些人为的措施。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也没有什么适用的直接保护措施，这样，这种想法所带来的经济利润，就被限定在竞争者仿效这一新想法所必需的时间之内。在这些领域内，正常的 商业研究无疑非常缺乏。即使是法律保护也只能在一段有限的时期内有效，秘密通常并不能永远保持。一旦某种想法成</a>为公共财产，它就与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任何其他要素一样，成了一种自由物品，不再是一种实际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然而，这样的事情也会常常发生，即一种新开端的一种结果，会极大地增加某些有限的材料或人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如果这种服务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要素，这位发明者就会通过买卖这种资产，永久地保有他的想法的部分价值。如果这种收益附着在可再生资产上，他就可以凭借增加这种供给所需要的时间，来延长自己的差额收益，甚至在人的服务专业化的情况下，有时候他也可以利用长期合同来阻止优秀方法的成果的传播。像我们在关于垄断的讨论中所说的，无论我们将这些情况看成为是对想法或方法本身的垄断，还是看成为对必须进行开发的有限资源的垄断，都无所谓。这种损失与由发明产生的损失相同，都要由拥有专业才能的人，或拥有设备物品的人来承担。

对于从生产方式的改善中获得永久性收益的条件的讨论，当然会引起我们对经济摩擦 及其反面——即流动性——的一般性问题的考虑。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动态”利润理论的主张，这一理论认为，利润是进步性变化的结果，在他们的分析中，给了摩擦现象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14］ 实际上，根据这一观点，摩擦是利润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该理论明确指出，在不存在摩擦的条件下，利润的消失与利润的出现一样快，利润不断地从企业家的指缝中溜掉， 并以与摩擦被克服一样快的速度，不受控制地扩散到了整个社会。

一经指出我们就会明白，这一观点是以一种未经允许就包括在内的含义来使用“摩擦”一词的。因此，要以摩擦一词来解释利润，我们必须让这一术语涵盖生产经营活动中抵制变化和重新调整的一切形式。这就是说，要想通过减少摩擦来排除利润，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无成本的流动性，另外，我们还必须有可能不耗费时间或努力，就改变生产过程中资本设备和物品的形式，更不要说改变自然要素和现有劳动力了。很显然，在一个有可能做到这一切的世界里，我们也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努力。或许，我们可以对只涉及各种生产要素的重组与移动的重新调整，和那些另外需要按事物的形式进行重大改变的重新调整做出区分。后者显然正是未经允许就以克服“摩擦”的名义弄进来的。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谈论纯粹的物体运动。这也是一种生产转换，毫无疑问，更大部分的一般性生产活动，会以广义的运输的名目出现。

我们有必要提出不同类型的生产成本问题，研究与已给付要素的贡献价值相一致的、阻碍重新调整的诸种力量。 ［4］ 陶西格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概念，所以陶西格的说法正确。见《工资与资本》；也参见《经济学原理》，详见 ［5］ 已经存在的为购买生产设备而进行的借贷（如土地或其他物品），明显不会对资本的供给或需求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也不会对利率有什么影响。

［6］ 从利息理论的长期分析角度看，重要的是，这种转换通常并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这一过程通</a>常是可逆的，资本可以抽回，财产也可以通过资本品的私下维护（under-maintenance）差不多快速而有效地回复到消费品的形式。

［7］ 参见 ［8］ 不管企业家是否作为一个阶级，或一般说来他们都因自己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不包括为他们的工作和使用他们的资产所付的报酬——所提供的服务获得了一笔报酬，这是下一章将会提出的问题。

［9］ 如我们在别处已充分解释过的，时间偏好或对未来的贴现，除了决定新资本（储蓄率）的供给外，与利率并无关系。这种间接的结果只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才观察得到，因为短期内的储蓄与以前的全部投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严格地说，部分投资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流动性，相对于市场上对资本的全部需求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10］ 长期收入中的不确定性也必须加以考虑。

［11］ 依笔者来看，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解释的正确思路，在W. I. 托马斯和F. 兹纳涅茨基（Znaniecki）所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方法论导言”中（由托马斯教授执笔）得到了很好的阐明。托马斯教授的分析是根据“价值”（社会习俗、常例或道德观念 ）和“态度”（attitudes）——即对既定价值进行个人评议的结果及对后者不断进行修正和重构的趋向——来进行的。这种观点也与塔夫茨教授在《创造性的智慧》一书的“道德生活”卷中的观点，即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系统阐述的观点相一致。

［12］ 凡勃伦（在《商业企业理论》一书中）已经强调了这种形式的企业活动。也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问题过于忽略了，但凡勃伦所说的，这种在企业经营中通过干扰生产而偷窃的活动，只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或有特色的活动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幽默。达文波特继凡勃伦之后也指出了这种倾向，即现代经济社会的人们是通过相互掠夺使自己致富的。

［13］ 达文波特（在《企业经济学》中）已强调过这个事实，即利率的短期变化是由于银行资金供给的变化。他也因为没有说清楚长期的问题必须按完全不同的思路进行研究而受到批评。这一点还可参见莫尔顿《商业银行和资本的形成》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18年，第484页以下，第638页以下，第705页以下，第849页以下。

［14］ 参见第34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