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应对不确定性的_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诸种组织结构和方法

为了保持上一章对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所做的区别，我们用“风险”一词来指称前者，用“不确定性”一词来指称后者。一般情况下，“风险”一词的使用极为宽泛，它适用于指称从不利的偶然性角度看待的所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一词同样可以指有利的结果，我们说“风险”，表示的是一种损失，说“不确定性”，则表示的是一种获得。但是，如果迄今为止我们的推理完全正确，这两个词中还存在一个必须清除掉的致命的含混。与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或保险的概率相关的“风险”一词的使用，为我们将这一术语专用于我们刚刚说明的用途，给出了一些正当的理由。我们还可以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来分别指称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这些表述在一般用法上已经与我们所提出的用法极为相似。

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实际区别是，在风险中，一组事实中的结果分布是已知的（或是通过事先的计算，或是出自对以往经验的统计），但对于不确定性来说，这一结果是未知的，其原因一般是，由于所涉及的情况极为特殊，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组事实。不确定性的最佳例证与行使判断相关，或者说，与形成对事件的未来过程的看法相关，而这些看法（不是科学知识）实际上引导着我们的多数行为。这时，如果一组事实中不同结果的可能分 布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凭借归组或“合并”（consolidating）事实的手段来消除任何真正的不确定性。然而，这种可能 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就会这么做 ，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看到，在只有一个单个事实的情况下，可量度的风险与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对人的行为来说，并不存在区别。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个人将自己对一种看法的价值推断，转换成了“A的成功来自于B次试验”的概率形式（a/b为真分数），并且，对它的“感觉”与任何其他概率条件相同。

因为这一主题常常充满了逻辑难题和悖论，所以我们必须对上述说法有所保留。这就是说，就算我们通过归组过程没能得到一个数量概率，但仍然存在某种抵消波动而且其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固定不变的趋势。我们发现，在做出判断的过程中，在严格意义上的概率条件下，似乎存在两种相同的因素；即（a）决定因素（多少具有稳定性的判断力的性质），以及（b）根据无差异原则，随不同的决定而变化的意外因素。一种看法的不确定性和一种真实概率之间的区别是，我们没有分离两者并对两者进行评估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用计算进行推测，也不能用经验进行分类。但在性的系统研究中的地位加以讨论的现象，在此要予以特别重视。其他问题将只做一些概述，留待下一章对企业家职能的问题做过讨论之后再做充分的分析。

遵循业已给定的、不确定性处理方法的分类顺序，我们要讨论的通过运用排列组合理论以决定同等可能的 选择的可能归组而计算出来，但这种方法即使在实际商业情况中有出现，也不多见。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程度的准确分类，但比例的确定却一定是以经验为依据的。运用保险原理，即将较大的意外损失转换成较小的固定费用，取决于以正确的归组为基础而进行的概率量度。但一般来说，这并不足以使承担了巨大“风险”的保险公司充分准确地预测出自己的总损失，从而开出保险费价格，而正是这一价格，才能保持保险企业的偿债能力，同时，也使加在保险公司身上的负担，不会大于其承担的意外损失部分。另外，他还必须能够提出一个言之凿凿的论点，即特定的被保险人交纳的用于赔付的全部资金，在数额上与他的损失概率极为相符，也就是说，他在公平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已经 反复强调过，由于最为重要的区别通过各中间层而趋于混合，所以这些区别渐渐模糊不清了，因此，我们很难就当前研究的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逻辑探讨。这显然是通过对事实进行分类而由不确定性的可量度性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很难发现真正的同质分类（在数学概率所指的意义上，与连续抛掷出理想的骰子一样），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我们也很难找到什么不允许被同化为一个个组从而可供量度的情况。实际上，偶然性这一概念似乎排除了绝对的唯一性（就宇宙中肯定没有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而论）。因为，要说某一事件是意外事件或“可能事件”或“可能会发生的事”，等于是在说，众所周知“这类 事情”以前就发生过，而且，“这类事情”显然在某种基础上已构成了一个类别。因此，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同化的程度 ，或者，可得到的各个类别的同质性的度，或者反过来说，不同企业意外事件的独特性的度 。保险对付的是那些可以“适当地”进行分类的事情，或者是那些显示其独特性相对较低的事情，但不同的保险公司在对他们作保的概率进行量度的准确性方面，表现出幅度较大的差异。

在着手讨论不同种类的保险之前，我们可以顺便注意一下没必要详加论述的一点，即保险行业中不同形式的组织都依据相同的原则运行。不论人们倾向于将一种特定的意外事件，由自己用互助会或互利团体的形式管理起来，还是单独与外部发生，由于人生短暂，它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为预测的基础。此外，由于这类风险与败德风险 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所以，这种分类或归组，只能由决策者以外的其他机构来做。在大部分决定性因素都依据于决策者内心活动的情况下，归组的“事实”无法经受客观描述的检验，也无法对其进行外部控制。

很显然，一旦由外部机构，如保险公司或保险协会，来进行“合并”，只要合并能在单个个人行为范围内起作用，这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就会减少；如果责任能够充分集中，并且财产的共有（unity of interest）也有保障，同样的结果也适用于一个组织。因此，通过归组将不可量度的风险转换为可量度风险从而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企业扩大经营范围的强烈动机。这一事实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征，是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显著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位靠借来的资本或其他东西经营的企业家，只要他能将自己的判断涵盖大部分决策和估计，那么，就存在坏的猜测与好的猜测相互抵消的更大的概率，其所有结果都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只要消除了不确定性，就实现了理性活动所期望的结果。

为了消除或减少败德风险，并使个别企业家有可能运用保险原则将一组组范围甚广以致难以“控制”的风险合并起来，更重要的，还是要鼓励人们用一种更为有效和彻底的协作形式来替代保险。因为正是基于看法和估计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本，才尤具风险，所以，组织形式主要围绕着与资本相关的条款（provisions）进行。毋庸置疑的是，减少借用资本的风险，正是导致个体企业被合伙企业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与自有资本和借用资本相关的相同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以公司取代合伙企业的原因。从这一观点看来，高级组织形式在两个方面优于低级组织形式，一是包括大量个人决策、风险或“各种实例”的经营活动的扩大；二是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利益的统一，这就可以减少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决策来行为所引出的败德风险问题。

上述两种考虑之间的紧密联系非常明显。将大量资本借贷给单个企业家，受制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由于不可能确保得到必要的财产资源所造成的经营范围的局限，这是一种特殊的“风险”。另 一方面，一旦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的无效率、无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败德风险所引发的更大风险等等，在在都反过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展，并导致了公司形式的组织替代合伙制的变革。随着财富的大量增长，少数个人就有了经营规模日趋扩大的企业的可能，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发现许多非常巨大的按合伙制形式组织起来的企业。合伙企业法的修改，赋予合伙企业以股份公司对控制权分配、收入分享以及财产权分配所具有的更大的灵活性，万一该法的废除也带来这一变化的话。

就上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中的 在减少不确定性的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含有专业化的归组方法，将不确定性转换成可量度的风险或将它消除。可以充分显示对商业进行有组织投机之优势的典型例证，就是对冲合约（hedging contract）的使用。凭借这种简单的手段，产业生产者就有消除损失的可能，或者，由于他的经营，在他购买原材料并将原材料作为最终产品售出的这段时间内，这些物质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而获利。也就是说，他将风险“转移”给了职业的投机者。这立刻表明，这样一位职业投机者不仅拥有卓越的判断力或预见性或掌握更多的信息，他还从经营范围的充分程度或广度上，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一位面粉商或棉纱厂主在市场进出一次，投机者就可能进出了上百次或上千次，他的判断错误必定也相应显示出 很强的相互抵消的趋势，并使他的经营活动有了一个稳定的且可以预测的回报。

相同的推理对任何专门承担不确定性的方法都很适用。专业化意味着集中，集中涉及到合并；因为，不管有关的“事实”实质上有多大不同，由于凑集到一起的事实数目巨大，总量上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增加。专业化本身主要是对保险原则的一种应用；但是，由于不可能对个人的冒险行为或不确定性以及由外部人或为某一单一目的而组成的冒险者的松散联合所造成的妨碍保险的“道德风险”进行客观定义和外部控制，所以与大企业一样，专业化渐渐兴起，以应付这种条件下的不确定性情况。

除了我们讨论的与生产和证券交换相关的有组织的投机外，专业化原则还被用来解释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或投机的方面逐渐与稳定且可预测的方面相分离，并分别由不同的企业接办的趋向。当然，这就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普通形式的投机活动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即市场 作用与生产的技术作用相分离的情况，而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投机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或许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分离在于，在新企业的建立 或创办 及其成立后的经营活动 中，分离发生得如此之普遍。毫无疑问，绝不是所有企业的创办 都属于这种情况，但这种趋势依然非常明显。一部分发起创办企业的投资人，指望从正规的经营活动中获取未来的收益，但大部分投资人则希望在企业创办之后通过出售来获利，而且他们专门将资本投在相同企业里从事新的冒险。大批的且数量不断增加的企业创办人和股份公司都将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新企业的创办，一旦企业的前景逐渐确定下来，他们就撤出全部资金。从这种办法中所获 得的收益，大部分产生于对不确定性的合并。也就是说，他们的收益是通过归组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量度的风险而获得的，对这种组织起来的事实来说，可量度的风险完全是可确定的。这种企业创办人将其某些部分的冒险将会失败并带来惨重损失视为理所当然，在绝大部分冒险都无法获利的时候，他则指望从偶然的令人瞩目的成功中获取收益。这就是说——他要直面与以下这种盘算真正相关的相互矛盾的因素——他并不“期望”靠每种情况下的结果来验证其“预期”；他真正指望的预期取决于一个平均数，即取决于对他的“估计”的长期价值的“估计”。在商业的投机阶段，专业化可以使一个个人或公司应付大量的风险投资，很明显，这是对构成普通保险基础之相同原则的一种应用。

相同现象的其他一些例证也会出现在读者的脑海中。那些需要利用具有较大投机价值的土地的产业，更愿意租用而不是拥有要用的地皮，在这种情况下，效用性使这样的做法变得更切合实际。对一个小企业来说，甚至拥有昂贵的机器和其他设备用品，也涉及大量的风险，因此它们宁肯以租用替代银货两讫的购进。租赁土地或租赁设备的所有者大概是这类行业里的行家，他的风险是凭借对大量冒险活动的归组而减少的。

除了通过合并来减少不确定性之外，投机职能专业化的其他优越之处也很明显，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事实的后一个方面进行分离，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种优越之处的轻视或隐瞒。尤为明显的是，任何一个行业里从事风险承担的专家，对他所处理的问题，自然比那些在偶然情况下才处理这类问题的冒险者了解得更多一些。因此，既然这些不确定性大多数主要与判断的运用相关，所以 不确定性本身也会凭借这一事实而被减少。在这一方面，投机者或企业创办人与保险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明显一直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保险人更清楚某一具体情况下的风险——比如说楼宇失火——然而真正的风险 竟然是因为他在那种特定情况下对风险进行假设。他的风险之所以不多，只是因为他假设风险有很多。但是，一种判断失误的“风险”之转换，却是非常不同的事情。现在，“保险人”（企业主、投机者或企业创办人）用他自己的判断替代了那位通过将不确定性转给行家而摆脱了不确定性的人的判断。就他的知识和判断更好一些而言——仅仅出于他是一名专家这一事实，别人差不多就会确信这一点，除了从对事实的归组中获得收益外，个别风险几乎很少会成为一种损失。经济资源的使用上也会有更好的管理和更多的节约，不确定性也会转换为确定性。

这样，应付不确定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管理和经济控制的一般性问题。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不确定性就是预测未来和为了适应未来情况而在现在进行调整时的失误。只要对未来的无知是由于自然本身的实际不确定造成的，我们就只能求助于大数法则来分散损失，并使损失具有可计算性，而不是从量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被处理的偶然事件被容许同化为同质的组别的情况下，即在它们不断重复自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一旦我们对未来的无知仅是部分的无知，是由不完全知识和不完全推理形成的无知，那么，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各项事实进行分类，在这种条件下，围绕这一看法的形成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几乎肯定会影响到看法本身的内在价值。甚至一个单个企业主靠扩大 经营规模来进行归组的方法也是这样，因为，企业主的估计的质量，不会脱离他所做估计的数量和所涉及的数据。然而如我们已知的那样，依靠专业化对事实进行归组的情况尤其如此。不确定性问题和管理问题的密不可分，在企业家职能的讨论中（见下一章）尤为重要，这一职能是现代经济组织的典型现象，本质上也是专门承担不确定性或改善经济管制的一种方式。人们将会发现，由决策构成的管理和承担决策的后果——产业中承担风险的最基本形式——之间的关系，既错综复杂又联系紧密。一旦管制要进行到底，从富有最终责任的经理人角度出发，人们将会发现，这两种职能始终是不可分的。

这样，我们很自然地转而讨论处理不确定性的最彻底的方法，即凭借获得对未来的更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控制来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只代表着所有理性行为的目标，因此，只有在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框架的时候，才有必要在类似于本书这样的著作中进行讨论。这样，对企业家制度来说重要的是，除了合并风险并将风险交到那些最为乐意承担风险的人手中以外，还有一种倡导更好的管理的趋向。这里唯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要指出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结构的存在，正在履行着提供知识和指导的职能。

通过有组织的投机而获得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储备了有关商业情况的信息，这使我们对市场变化进行更明智的预测成为可能。这里不仅仅是市场联盟或交易所及其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忙于这项工作。其对社会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以致每年都有大笔的公共资金耗费在搜集和传播有关各类产业的产出、 收成情况等诸如此类的信息上了。私人企业根据寻利的原则，也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大笔资金，苦心经营了一些机构，行业杂志、统计部门及各种服务机构的重要性与政府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一样，都有增长的趋势。与现代大规模社会组织相关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对便于使用的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不言而喻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对此问题令人非常满意的解决之道，不妨做一个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找到任何办法。但是，个别企业经理人所知道的信息或利用自己的资源而发现的信息，与他必须了解以便以一种完美而明智的形式经营他的企业的信息之间的鸿沟，还须借助于那些提供信息的专业化机构进行弥合。企业家的成果增加了他最终据以做出决策的直觉“判断”的价值，并且极大地拓展了他多少能明智地做出反应的环境范围。

以上主要是和经济信息的提供相关。在消费者信息领域中，广告业有了更惊人的发展。这里，我们除了指出它与人们的无知相关、与人们必须具有指导行为的知识相关之外，无法对这一复杂现象进行详细的讨论。只有部分广告是符合广告提供信息的本义的。大部分广告都致力于劝说，这与令人信服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许，对新欲望的刺激或创造的作用，可以用来区分这两者。除了广告之外，大多数教育方面的社会花费，事关告诉大家满足欲望的方法和对口味的培养。重要的事实在于，遍及生活中各种关系的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所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信息已经成了经济组织忙于供给的主要商品之一。根据这一观点，“信息”是假还是真，或仅仅是一种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都无关宏旨。与竞争性经济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消费者才是最终的评判人。 如果人们在购买燕麦和肥皂的时候，愿意为诗意的“快乐的吉姆” ［*］ 和“浮水香皂” ［**］ 买单，那么，这些欲出售的名号和片语也就成了经济物品。如果一支自来水笔或一把安全剃刀的某个名称，可以使它比相同物品以高于50%的价格出售，那么，这个名称就相当于这一物品经济效用的三分之一，从经济上讲，这与它的颜色或设计或笔尖的质量或锋利的刀口或任何使它有用或吸引人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同。道德上要求很高的人（和幼稚之人）可能会反驳说，在“真实”效用和“名义”效用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他们将会发现，极端乐观地执著于这一区别，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细察之下，人们将会发现，我们为之花费收入并苦苦追求的多数东西，显然实际上是沉淀在 ［5］ 黑尼（《企业组织与联合》， ［*］ Sunny Jim，明妮 · 莫德 · 汉夫（Minnie Maud Hanff）于1902年创意的美国燕麦广告形象，貌似鼠。——译者

［**］ It Floats，美国艾弗瑞肥皂的广告语，源于1879年。这种肥皂由于原料中搅入了大量空气而比水轻，能浮在水上。——译者

［6］ 关于生产和“咨询”的销售问题，可参见J. M. 克拉克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 ［8］ 参见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