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合作生产与资本化_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本章将在上一章已部分建构起来的、假想的、高度简化的经济体系中，引入一些现实现象。许多因简化而抽象掉的日常生活特征，现在可以一并引出，并可以对它们的关系和关联意义分别进行研究。用这种方法，我们最终将会确定，什么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什么不是。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可以在不破坏完全均衡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即在成本和价值始终同一的条件下，减少迄今为止所作出的多数简单化假设。只要我们遵守已经强调过的基本条件，即人们确切地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 ，并且不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其他抽象掉的现实因素，仅仅是复杂化了调整的过程，但并没有使结果的属性有所改变。排除这些因素符合我们简化研究经济行为之基本原理的目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对现在要研究的复杂因素（consideration）本身，分别进行研究。

如果要进一步发展这一假设的社会结构，中的可能价值； 一种老套但又很普遍的对生产力理论的批评是由威塞尔提出来的， ［21］ 威塞尔试图就门格尔对该种理论的阐述进行反驳，晚近，霍布森又大体上按照相同的思路，特别对威克斯蒂德提出了批评。 ［22］ 其论点是，特殊的或边际的生产力理论，无法从理论上提出一套合适的分配方法，其理由是，如理论所解释的那样，各个投入要素的产出总额，不会与总的共有产品相等，而是相当大的。按他们的说法，只要从总产出中提取“一个单位”就会发现，从全部产品中减去的量将大大超过能够归为该投入要素的所有的量，因为任何投入要素的损失都将多多少少使组织产生混乱。因而，要用这种方法按照每种要素的特殊贡献，准确地将全部产品分成为归属于各个“要素”的所得部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威塞尔提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这种方法与F. M. 泰勒教授对生产力理论的 表述完全相同。 ［23］ 霍布森宣称这一问题绝不可能解决，不免有些武断。

这种推理的错误在于，将注意力固定在相对较小的组织和相对较大的生产服务集团或单位上了。当考虑产业社会的实际规模和多数投入要素的一般单位的大小时，我们将会看到，“混乱”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从理论上说，诸单位在规模上确实必须是无限小的，而且分别有自己的归属并有效参与竞争，即在数学意义上，比例必须是持续可变的。然而，在一些典型的情况下，与其他一些在竞争性调整中产生的误差相比较，从这一假设产生的错误并不太大。实际上这里是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即投入要素不具有高度可分性，甚或是根本不具有可分性，在这种条件下，竞争将让位于一定程度的垄断。从总体上看，这些例外相对来说在大多数产业中较为罕见，但却极为重要，因此我们将在稍后论及独特的（unique）和不可分的投入品时，再作论述。 ［24］

在论及相关问题的文章中，帕丹进一步抨击了克拉克教授对生产力理论的表述，即任何要素所获得的量，都要基于分派给边际单位的假定的规模。这种观点在假设上是合理的，但却不太恰当。单位的规模不是一个随便的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克拉克教授或许仅仅是因为有相反的含义，才容易受到批判。事实上， 理论的合理性，竞争性分配的可能性，都要依据于生产性投入要素实际分割成的小规模的交易单位（bargaining units）。 ［25］ 我们应该相信，说“劳动”或任何“要素”得到了或倾向于得到了自己的产出，是一个错误。这一说法仅适用于现实的个人或其他投入要素。

达文波特和阿德里安斯还提出了，而不是这个投入，投入要素的量是固定的，但从该要素中可以得到的市场服务的量，可能会因出价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两种方法都可以自由选择。我们可以依据投入要素的实物特性，即让这种投入要素成其为投入要素的特性，或根据其所产生的实物结果，来对服务进行定义和分类。 ［30］ 我们首先从实物意义上对投入要素进行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在标出需求曲线时，我们多少要考虑一下相同投入要素的替代效果；供给指的是一种具体的投入要素的服务的供给，那些完全 同质的、普遍可相互交换的东西，可以归为一类。

假设一个人会为了获取一份更高的工资而不是更低的工资做更多的工作——即更努力地工作或每天多做几个小时，这是正常的，因为从表面上看这种假设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一些考察会表明，这一假设对理性行为人来说并不正确。就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即，出自由效用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固定动机——而论，他们将根据赚更多的钱 ，但少工作几小时 这样一种方式，在赚钱养家和非赡养用途上分割自己的时间。在什么地方达于均衡，取决于货币（代表用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东西）和闲暇（代表所有非钱财上的、时间运用的选择）之比的曲线的形状。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价格的下滑斜率，画出货币供给线。 ［31］

在某一时刻，任一物品的理论价格都是现有 供给的（“边际”）需求价格，即市场接受供给的最高统一价格（uniform price）。供给是一种既定的具体事实，不是一个经济变量，但却是方程式中的一个常数。在一个长时期内，一个物品的均衡价格是一个有差异的问题。在这里，并不是说物品的量是一个常数（再加上需求的情况），而是一般物品的生产条件（以及需求的条件），（在“静态”条件 下）是个常数。任何具体物品的供给都可以自由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随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对价格的调整不是为了对固定的供应进行配置，而且要让生产率等同于消费率， ［32］ 两种变量都与价格函数相关，或就是价格的“函数”。

我们不需要对需求曲线作任何特别的重新解释，唯一的新问题出在供给一方。假设某一时刻，供给率和需求率事实上就是一个价格函数，很明显，价格必须移向两种比率相等的均衡点；由于物品的消费不可能快于物品的生产，因此物品的生产也不能快于物品的消费。两者如有任何差异，都将立即在价格上得到反应，价格也将根据与假设的函数关系相一致的生产和消费比率，做出反应，如此这般下去，直到需求和供给都与现有价格一致为止。

为了研究供给与价格间的基础和特性，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控制生产的动机。已经组织起来的生产群体或企业，必须给它的成员（生产性服务的所有者）支付足够的报酬，以使他们留在本企业，即支付必须满足竞争的要求。任何群体根据一定利润雇用一名新成员时，很显然，它也可以用略高于该成员在别处所获报酬的办法来得到任何新成员。同样明显的是，企业也会弃用已被它雇用的任何成员，即其竞争群体开出比它所能支付的更高的报酬时，它就会放弃它雇用的成员。因此，在任一价格水平下所能生产的任何商品的量，将很快趋向于这样一个量，即一个既无利润也无亏损的量，因为，一旦生产中哪怕产生出一点利润，生产都将增加，反之亦 然。为方便对这种调整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将先前图形的轴相互交换一下，将成本和销售价格看成是供给规模的函数。

人们通常假设，成本要么增加或保持不变，要么就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 ［33］ （当然，销售价格实际上总是在下降）。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或许还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含糊不清的一个问题，以致不能在这里进行充分的分析。但我们的考察似乎表明，在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下，成本一定总是随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存在竞争，情况一定是这样，一个在行业中比较而言相对规模较小的企业，一定比大的企业更有效率；否则就会产生垄断。因此，新的供给将通过无数小规模企业的增加而出现，不是通过任何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出现，大规模生产的不经济，将由此而被人们所认识。

相反，增加的供给一定意味着生产资源从其他用途的转移，这种转移将通过该生产资源在该用途上的产出的减少而提高它的价格，其结果是提高了竞争性产品的价格。当然，如果竞争的存在使价格对所有生产者都无一例外地上涨，不言而喻，所有供给单位的成本也将同样上涨。 ［34］

成本函数的正确形式将由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中特定物品的重要性来决定。如果特定物品的生产在所有这些服务中，只构成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部分，我们将视其为实际的固定成本；如 果占了很大部分，就是一种增长极快的成本。在已知技术条件下，由于代表收益递减规律的成本函数的特性不同，成本函数也会有不同，因为随着生产的增长，相对于供应上更为有限的投入来说，供应更为充足的投入的投入比例也将会增加。 不同用途间可替换性的变动，引出了导致理论混乱的特殊复杂问题。最终确定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在制作任何具体物质产品时的可替换性，而是一定的价值量。事实上，具体物质产品的多种多样的可替换性，并不是竞争分配活动的必要条件。如果投入要素是由不同用途的东西组合而成，实际的替换则通过不同产业的相对成长或衰落而达成。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威塞尔，威塞尔实际上驳斥了基于比例变化的生产力分配理论，提出了基于不同组合中不同比例的实际上相当的理论。而泰勒却用后一种方法来解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但他也指出，这两种理论实际上是相同的。当然，两种比例的变化都涉及到了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实际运作，两种变化都成体系地出现在我们刚刚做出的分配理论的阐述之中。 ［37］

为了结束对生产性服务的简短讨论，我们或许可以注意一下通 常对劳动和财产要素所假设的四个区分理由的无效性：（1）主动性之于被动性。企业组织的特点是，劳动和物质设备一样，都直接属于雇主所有，不属于劳动所有者所有。在这一方面，一名自由劳动者与一匹马之间，确实没有明显的区别，更不要说一名本来就是财产的奴隶了。与此紧密相关的是（2）投入要素本身关于（a）种类以及（b）投入工作的服务的量的偏好问题。但这里至多也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程度上的差别；财产所有者通常出于道德的或情感方面的原因而限制财产的使用范围。我们切勿将实际从事工作的投入要素与投入要素所有者的人格相混淆，在这一方面，一件工具、一幢楼房或一块土地，看起来与人的一只手或大脑相同。这一点对（b）即所完成的工作量来说，也是如此。人们可能会强调指出，物质要素并不在意它们是否工作。但限制劳动的工作时间或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假期，对一个人的个人资源或希望保护该资源使其不受损伤的愿望来说，都是一种可能的选择，相同的考虑也适用于财产资源。 ［38］

（3）细察之下，另一个表面上的差别与“不够标准的”（submarginal）投入要素——质量太差而不能使用的投入——相关。人们或许会指出，不存在与无租金土地（freend）同质的没有工资的劳动。但是事实上，够标准的人和不够标准的人与土地上存在的现象一样常见和重要，而且这一方面远远超过了资本。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两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不够标准的劳动者，各个公共机构（institutions）里就满是不够标准的人。一年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空闲工时本来应该用于可以多少带来一些超过竞争性收益的任何事情上，但却用在一些必须使用的设备上。另一方面，与我们所注意到的同样错误的推理有关的是，繁重的工作无疑会导致雇用大量能使用可以生产出更多产品的设备的人，如果是在“更深入利用”的意义上雇用更称职的工人的话。 ［39］

（4） 财产与个人能力之间最为重要的所谓差异，即道德差异，并没有严</a>格地局限在像现在这样的纯叙述性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我们可能正好观察到，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现实。作为“劳动所得”（earned）的个人服务收入和“非劳动所得”的财产收入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家们”弄出来的。这种区别，明显使人产生误解；要在两者间为道德真实性的区别找到理由，不能说不可能，但也非常困难。“有的人生而伟大，有的人赢得了伟大，还有些人是送来的伟大”，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财富。将一份产品 或由于勤恳的努力甚或遗传优势或幸运所带来的生产能力各自区别出来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作出错误区别而导致的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两种情况都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实现再分配的实际可能性上，也存在带有几分重要性的区别，为了把复杂因素排除在分析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财产再作一个明确的说明；财产是与财产所有者分离的，劳动通常并不与所有者分离，或者说，没有达到类似的分离程度。至于社会政策的唯一结论，我在这里要插一句，我们坚决主张“社会”必须抛弃这样一种看法，即由于收入是“劳动所得”，所以收入是“理所应得的”（deserved），而不是其他。从对大量“勤劳”所得不加区别地征税，对不幸者和无能力之人的不加区别的补助中，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打算将社会组织起来，并打算维持人们的生活标准，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根除缺陷，或是根除强加在弱者身上的不堪忍受的负担（尽管这样，弱者的容忍还是有限的，但命运的因素仍然不变！）。

现在让我们再转而思考一种经济组织的因果关系，即在因果关系上对财产属性的区别有重大意义的经济组织进行考察。首先我们假设，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某些财产可以通过租赁而不是通过出售与所有人分离。这里唯一的区别是，这种财产的所有人或许属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集团，并同时为产品贡献出一种以上的服务。从总体上说，这一体系的组织原则绝不会受到竞争性措施诸项条件变化的影响。

通过交换产生的永久性财产转换的可能性，虽然并不属于增加或减少的范畴，但在我们的问题中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这些结果 与我们迄今为止所具备的另一个抽象概念的含义，即生产一消费过程的连续性和永恒性，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排除简单化，考察被抽象掉的因素的作用。这样，当我们将条件按现实情况作过修正，而另一方面仍继续保留完全知识和静态条件，生产过程也被延长并划分为复杂的阶段和再细分的阶段，更有甚者，物品在生产出来后也不再需要马上进行消费，而是为了未来的用途或未来的交换而储存起来，那么，我们所研究的这一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呢？

在不同的集团或工厂中，将生产过程划分成阶段进行经营，在细节上与生产过程的时间长度相关，但我们可以略加考虑就不予理会了。事实上，这是组织问题上相对次要的问题，而且，在现在假设的“无摩擦”条件下，在一件产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通过一个单个集团的内部组织进行要素整合，还是通过集团之间的外部市场交易机制进行要素整合，其连续性过程都不会有实质上的区别。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时候都存在一大批半成品，即制作过程中的物品，这当然是一批会有价值的物品。我们必须从半成品价值中分离出某种要素，这样做只是在产品进入消费之前，由于时间流逝所产生的直接心理影响，致使产品中所包含的储存的生产能力的价值发生变化使然。

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关系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些非常简略的讨论，也有必要做一个粗略的概述。对人性普遍偏好现在物品而非未来物品的假设，是如此普遍和确定，以致我们需要鼓起一些勇气，才能对有关这一论题的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进行质疑，而这是一定要做的。按笔者的观点，有关这一主题的多数讨论，都由于这一问题中的一个错误概念而没有实际 意义。现实社会中存在利息这一事实，被错误地拿来证明人们是低估未来的。实际上，按我的观点，利息和时间偏好的关系被颠倒了。在一个可以获取利息的自由市场上，因为一件商品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所以人们自然会做出现在的一元钱按现行利息与未来的一元钱等值的估计。人们并没有将所有财货的消费推延至不确定的未来这一事实，也并没有为一种偏好现在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的根深蒂固的抽象观念提供理由。人们也不愿意将一生的所有快事都压缩到现在，此后就永远戒绝满足了， ［40］ 根据同样的推理，上述行为也能证明一种偏好未来而低估现在的倾向。

当前推理中的错误在于，错误地选择了量度时间偏好的起点。正确的基本准则是，不要将所有东西放到现在，而未来却一无所有。一个更为合乎情理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在今日享受而明日禁食与今日禁食而明日享受之间做出选择，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哪个选择更为可取？或者说，如果将一个人一年的全部收入在一月初就一次性地付给了他，那么，他会怎样分配他的全年花费呢？这里明显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他在 ［2］ 参见 ［4］ 见F. M. 泰勒《经济学原理》， ［5］ 这一法则的 ［12］ 如达文波特所谈的那样（参见《企业经济学》， ［13］ 我们这里不用理会集团的内部组织化形式。内部形式可以采用任何可以导致有效的共同行为及共同责任的形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共同行为和共同责任的产生一般是通过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家为媒介而实现的，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一阶段，我们必须排除这样一种职能，事实上，除非要做临时性调整，否则他的服务就是多余的。组织成员间完全竞争的规程，注定使更为剧烈的波动成为现实。这一假设首先涉及的是完全知识和全社会的相互沟通。另外，完全竞争还要求有大批的利用每一种服务为自己谋利的群体，而且这些群体间完全没有共谋行为。任何一个生产行业内的企业数目主要依据于每一企业的规模，而企业规模又依据于被组合起来的各要素的可分性。因此，上文（method）。（尤其可参见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 ［16］ 特别参见 ［20］ 《特殊生产力》，载《经济学季刊》，S. 帕丹也提出过一种目的相同但思路略有不同的（准数理方法）的观点，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01年3月号（ ［25］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一下帕丹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收益递增的理论内涵。人们通常认识到，在假设的单位分析过程的早期阶段，人们所获得的递增的收益将达于某一点。由于“假设”收益递增的这个阶段会持续整个过程，所以帕丹轻易地就使这一方法的适用性显得荒谬不堪。然而，他的这一推理思路比他早期的观点更为武断，但我们不必在此多作纠缠。我们已经够详尽地指出了，收益递增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因为一种在此条件下运作的投入要素的生产性是负的，而且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A. 兰德里教授在批评卡弗教授的时候，也对这一看法做了很多分析。（见《经济学季刊》， ［28］ 《产业体系》，前引文。

［29］ 按笔者的观点，对生产力理论的敌视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代表着它们在分配中的道德报酬，但他们又确信，现有秩序在道德上并不理想。那些将生产力报酬当成是与理想的公正同义的理论家们，仅仅是不加批判地说出了大众的观点。而这种大众的信条正是难题之所在，同时，这种信条还代表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混乱状态，而且，他们为了避免在事情的公平问题上作出矛盾的结论，在事情的因果问题上，也同样出现了杂乱无章的推理过程。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这里深入讨论，但稍加考虑我们就可以指出，在分配中用道德报酬来识别或吸收对生产的理所当然的贡献，几乎找不到什么理由。从好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在财产和机会的继承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个人能力的天生差异同样无力在自己偏爱的分析方法中弄出一个站得住脚的道德主张。

［30］ 在我看来，像J. B. 克拉克教授那样用价格一词对其进行解释，显而易见是件荒谬的事情（《财富的分配》，princippii ）。

［31］ 如果在稍加考虑之后，还不明白这一结论，我们或许可以用如下推理来说明。假设先前那个人像以前一样，在完全均衡调整条件下工作，但每小时或每件东西上的收益率更高，比较而言，他赚得了一份更大的收入。现在，在他花费这份额外的货币时，他自然想在旧有的消费品上增加他的开支，并还想增加一些新的消费。为了用这样一种方式分配他的资源，即相等的开支在所有领域中要有相等的重要性，他显然必须在增加的闲暇上花费部分新的资金，即他要买回一些自己的工作时间，或用不赚钱的方式来消耗一些钱。出于下面的考虑，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结论，即花费金钱也需要时间和精力，这样，如果要获得最佳结果的话，我们就要从工作时间中节省出时间和精力。

落后国家，尤其是赤道国家那些本地工人的雇主，非常清楚已知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先进工业国家的白人并不总是如此理性地行为，相对于内心和精神的享受来说，他们的传统使他们更偏向于那种用钱能买到的满足。自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结果预料会更加明显，一旦某项具体工作的工资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因此而产生出更多的闲暇和消遣，而不是更多的生产（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说的是一种永久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与为在以后能购买更多的闲暇，在很大程度上临时理性地更努力工作并行不悖）。

谈论这一主题的时候，我们或许注意到，如果假设在这一方面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服务与劳动不同，也是一种错觉。这些投入要素也具备非金钱用途的选择，如果说，土地的租金提高了，地主就有能力将更多的土地用作草坪、花园、运动场、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娱乐公园等等，将更少的土地用于耕种和种植供出售的谷物；如果地主进行了严密计算，他们就会这么做。

［32］ 马歇尔正确地将长期需求与供给作为时间比率（time rates）进行了分析，但没有清楚地将这种形式的变量与市场价格有关的绝对量进行对比。

［33］ 参见陶西格《经济学原理》， ［34］ 经济学文献中充满了相反的假设，在分析长期规范价格的时候，这是一个确信无疑的错误。在一个行业中不同的企业存在成本差异的情况已经获得证实，只要在会计处理中不存在差别，竞争性调整就是不完全的。流行的边际成本概念会通过相同的推理而消失。生产者所作的计算根据的是每单位成本和每单位销售价格。

［35］ 《财富的分配》， ［36］ 谈到双要素分析的荒谬之处，我们可以以J. B. 克拉克教授的著作为例。克拉克教授的谬误在于用各个投入要素的生产性贡献对不同的投入进行量度。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这一难题并对此做了清晰的阐述（《财富的分配》，S. 约翰逊的《当代经济理论中的租金》（尤见 或许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三分法遭到断然否定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本书中将诸要素称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如果需要做出解释，我们会发现，仅仅为了解释，就有必要对明显涵盖了全部族属的表述做出某种解释。这种解释的重要意义与分类的意思正好相反，要不是在这方面它们不为人所熟悉，那么，“动物、蔬菜和矿物”或者“固体、流体和气体”都可以加以利用。那些熟悉的用语如果没有严格的经济学含义，也要具有社会的和道德的含义。

［37］ 参见 ［43］ 对资本积累的实际现象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这笔本金一旦储存起来，就永远不能用于消费；如果稍后将本金消费掉了，资本的社会供给就不会有净增加。人们进行储蓄，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想去消费资本金，甚至也没有想到消费资本金带来的收入。因此，在我看来，“节制”（abstinence）这一陈词与其当代的替代词“等待”（waiting）相比，更能说明问题。诚然，每年5元钱的永久收入代表的是比现在的100元更多的消费，但没有人会消费一笔永久收入或是希望这样。就算储蓄者一生中消费的是得自投资的全部收入，他或许会、也或许不会消费掉与他所储蓄的本金完全相等的一笔钱。资本的形成是节制的结果，不是等待的结果。

实际上，“储蓄”一词本身就是一种误导。人们通常并不是生产出本来要消费的财富，然后再反过来决定用它进行投资。多数投资对象都是首先定好了要投资的目标，不然根本不会被生产。

［44］ 我们这里不考虑由于体积、易变质性、吸引力的普遍性与需求弹性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不同财货累积方面合适与否的差别程度。

［45］ 这里我们必须假设，借助于保险或其他方面的手段，所订立的契约是绝对可靠的。

［46］ 关于这一点，威克斯蒂德有十分精彩的分析（见《政治经济学常识》 ［47］ 当然，我们并不关心财产的真实历史。毫无疑问，最近似于私有生产财产的是人。奴隶，或者女人或孩子，而最后真正成为私有财产的则是土地。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合适的顺序并不是按年月顺序来排序的，而是按复杂程度的高低来排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