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选择理论与交换理论_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现在，我们从历史的和批判的考察转向真正的理论构建。我们已经知道，从历史上看，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假设为依据的，但是这一假设的准确性却没有得到完全的表述，也从未进行过充分的系统阐述。我们并不会批评早期的经济学家为了简化和分析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采用了抽象假设方法，但我们主张，应该将实际上已经提出的假设及其重要意义呈现出来，加以强调。我们已经说过，之所以要将理论推理的内在假设前提公开摆出来分析，是为了解释利润的问题，而存不存在利润这一问题是理论的经济社会与现实的经济社会之间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一解释将直接采用对“不确定性”进行全面探究的形式，不确定性之存在与否将显示出理论被迫假设的条件和现实中存在条件之间最为重要的内在差异之所在。 ［1］ 本章以及以下两章将致力于对完全竞争进行定义和分析。其内容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扼要阐述，尤其重在对古典理论中未予强调并极易逃过读者视线的假设及其含义进行分析。除了这些特别值得强调之处之外，本书的观点将极大地不同于J．S．穆勒的著作，并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略有区别。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以人类行为的原理为其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把对控制经济生活的人类行为心理的某些观察作为研究起点。准确而言，经济分析研究的是“行为”（conduct），在斯宾塞意义上适应于目的的行为，或行为对目的的适应，而与一般意义上宽泛的“行为”（behavior）正相对。这一理论假设，人的行为受有意识的动机所支配，更一般的说法是，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欲望的满足” ［2］ 。因为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经济行为，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具有这种性质，[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制于相当多的约束因素。大多数的行为多多少少具有冲动性和多变性。只要人的经济活动是理性的或有计划的，通常人们就要承认，经济理论的结论一定会受制于该前提条件。

这种局限性从范围和重要性上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大一些。它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人类行为在什么范围内可由科学方法进行探讨。在这一点上，笔者属于极度的非理性主义者。按照这种观点，把人类生活只解释成为获取任何真正想要的东西 而采取的行动，是很肤浅和不真实的。诚然，如果时间很短的话，这种描述对一个在给定时间和地点活动的个体来说，还是适用的。这是一种我们想象的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为了行为或经历本身，而是为了某种别有意味的目的。然而，如果这种目的只是偶然的和暂时的，那么，这种“需要”对于解释一种遥遥期待的经济过程几乎没有作用。笔者相信，这种行为观，就算是行为主体本人采取的观点，充其量也是一种肤浅的观点。看来，认为文明人用相对较少部分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的看法，唯独没有看到的是当时行为主体的心中存在冲动这一事实。

大多数人类动机趋向于细察，以使自身符合游戏的精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让自己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做打算的时候要有某种目标，我们多多少少是随意地抓住和建立我们自己的目标——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掌握某种技艺，赚钱或是诸如此类。但我们一旦给自己树立了要实现的某种目标，这一目标就成了具有绝对价值的目标，并使之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化在生活里了。这就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在游戏中，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抓住对方的某个部位，或带球越过某一位置，或无论什么可能的目标——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实现这一目标，是暂时的目标，也是人生的目标。生活通常也像游戏一样，社会环境中也提供了很多驱动力，虽然许多人可能对独处（solitaire）兴趣日浓。

行为科学 的基础必须要由行动的基本原则以及持久而稳定的动机来决定。然而让人产生疑问的是，这是否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人类想做的事情与其说是想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还不如说是想要富有意趣的经验。事实似乎是，我们对事物感兴趣的一个重 要条件，就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因素，一个让人新奇的因素，让人惊异的因素。我们必须留心一种诱惑的存在，即我们总想通过我们对行为的思考来评价我们行为的性质。当然，对行为的思考是对行为的理性化，换一种更好的说法，这至少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思考”。逻辑思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手段，一种掌握和利用周围环境的工具。或许，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缺点，即人们趋向于将决定了我们巨大物质成就的思维习惯扩大到我们的个人生活范围。笔者大胆推测，如果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极限，那也正在接近极限。对我们外部成就的狂热（fever）现在主导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可以预期将会让位于一种更为明智的享乐主义的观点。人类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更多地依据思想、美和快乐等来思考，而较少依据什么事情值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做或用它可以获得什么之类来思考。 ［3］

经济学，如我们前面所说，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种确定的组织形式的科学。组织这一事实仍然极大地限制着对人类活动指向满足欲望的理性主义观点进行讨论的范围，欲望被认为是确实而持久的存在。行为本身必须具有预见性，而有组织的行为更是如此。任何一种组织机制都意味着相对来说更多地进行思考，因为组织的 发展需要时间，组织的运作也需要时间。经济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正如它的存在一样，是它对一段长时期甚至更长时期的生产时间内，消费者欲望的预期；这种预期意味着欲望本身具有稳定的特性。

想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看法，需要特别强调作为一门组织体系的科学的经济理论的这一特性。人类活动相对来说可能是无组织的，或者也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组织。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的进步以及组织形式变化的历史。组织与劳动分工几乎是同义。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各个个人完成不同的任务，每个人都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组织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任务的分派，一是报酬的分配。在无组织的行为中，每个个人都要从事所有的工作，各人从自己完成的工作中获取利益，报酬就是他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直接的实物收益。然而，只要人们在一起工作，就一定要有某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让每个人从事各自的工作，并决定他能得到的他人劳动成果的量，以及他将给予他人的、他本人生产的量。

现代产业社会，即“现存的经济秩序”，主要通过私人之间的自由协约和自愿交换来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经济理论就是对这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简化的科学目的出发，将这种机制视为是人类关系的唯一形式。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世纪或美国开发边疆的时代，我们将会发现，除了两性之间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外，合作活动相对较少。因战争、宗教等原因而存在的组织，则不是按自由交换的方式出现的组织。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也一直存在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往来在很大程度上也一直是通过交换达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现，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组织的发展，尤其是 自愿和自由的交换形式的发展，当然，政治国家的职能也随之发展了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产业进步或许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对一个复杂的技术文明来说，任务和报酬的分配问题，通过专制、神权或军事所致的生产秩序和配给来加以解决，在这种生产秩序和配给中，个人哪怕在最小的细节上，也不会对其工作或享乐拥有任何发言权。 ［4］ 或者，我们还可以从形形色色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再举出一种来。某些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想象过，组织无需交换关系或者中央权威，只需简单地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就可以实现了。然而，组织从来就是并且主要是通过竞争的自由契约而产生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这种机制，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现存制度的首要实质在于，它将两个基本问题合起来 一并予以解决。这种制度的解决方法是个人主义的；它通过对报酬的比例分配来分派任务；它是一个自发的（automatic ）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各个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每一方而言，都是通过追逐私利而决定的。这一过程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一个人自由的同义语。个人对自己的能力（power）的所有权和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间，原则上不存在差异（越往后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例子）。所有权的实质是这两种因素的统一或结合：（1）对投入要素的控制；（2）对投入要素产品的处理权。当代社会（在经济方面）是根据下述理论组织而成，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将为生产资料找到最佳用途，并将生产资料投入进去，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这一制度与这一前提相关，即 就算在一个复杂的组织里，每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的单独贡献都能得到确定，自由竞争关系会将每一种要素的具体贡献作为它在生产活动中预期的回报，归于每一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只要这一制度能运转，我们就能保持经济秩序不出混乱，但我们必须对这种前提条件给出证明。

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分三步或三个阶段设想一下组织的任务：

1．社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实体，必须决定不同消费种类相比较而言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作为引导生产的根据。与这一任务紧密相关，并与这一任务一起进行的，是为了满足现有欲望，对现有的商品储备，即过去生产的产品进行比例分配。这两方面的问题天天都在消费市场上产生。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科学的最主要部分，即市场价格理论。

2．社会实际上必须组织生产。就成功的制度而言，每一种可资利用的生产要素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其他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并被分派以特定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一方式将使生产要素对社会可分配额做出最大可能的贡献（即商品的分配额从量上与消费品市场确认的价值的比例相等）。引导生产资料从事于不同用途的机制是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对其运行方式的研究，是经济科学 上述假设，尤其是前8条，是现实中或多或少存在的一种趋势的理想化或完美化。它们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 ［2］ 这里只是想阐述一下历史事实，不是对必然性或必要性下武断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从任何其他种类的行为准则中，我们都能发现非常一般的适用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即这种准则没理由不包含在纯理论的假设前提中。另一方面，假设我们所分析的所有行为，都一定具有从属于大部分行为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对现实的初步接近，毫无疑问是一种适当的开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单独了解这些行为，我们都必须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抽象的分析方法），将它们的各种基本趋势分离出来。在这里，我们对探究本能的和内省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不感兴趣，更遑论要建立这门科学。我们的研究只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的思考部分已经对我们称为“品行”（conduct）的行为方式的一方面作过研究，并且，我们根据我们的主要目的，指出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的相对局限性。再要坚持认为局限性不能令人信服地用来反对一种理论（对那些还没有领会关键之处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或许这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条件——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局限性，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

［3］ 沿着这一思路以求证明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按此思路所做的一些思考在帕特里克 · 格迪斯的讲稿《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约翰 · 罗斯金》中已经提出过（圆桌系列讲座）；还可以参见H．W．斯图尔特教授的论文《经济利益的诸方面》，收录于杜威教授等人编撰、题为《创造性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 ）一书中。还可以参见威斯利．C．米切尔的《人类行为与经济学》，载《经济学季刊》， ［4］ 据说，已灭绝的墨西哥文明，尤其是秘鲁文明，就具备这种特征。

［5］ 完整的阐述请参见 ［6］ 这里绝不能理解为我们主张或假设，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完美了，或是通过组织的自由交换制度，用一种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解决了。尤其在某些其他行为，抛开必须在何种比较和选择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显然是无法想象的。达文波特也坚持在经济推论中相对效用的重要性，将效用本身作为一种绝对量值进行分析（《企业经济学》， ［12］ 严谨的考察令人产生疑问，即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能为组合选择原理增加了多少实实在在的解释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所称的“资源”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源，而只是因为我们能指出它的用途和它的量的方面，有多少资源，很明显只有依据其用途才能确定。但是，起码资源这一观念，正如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资源这一事实所揭示的，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上调和两种对立的效用在量上具有的可选择性。与牺牲或“成本”相关的纯精神病态，事实上有一些令人费解。如果我们想知道一样东西所值几何，我们往往喜欢用货币或努力等词语，即用“资源”来回答；但这样说时，我们就喜欢研究后者，而且反过来用这种资源所拥有的一些其他效用来评估这一资源。资源概念的“实体化”似乎是“工具性概念”的一个说明，但没有它我们很难继续进行讨论。

［13］ 《经济学原理》， ［14］ 实际上，这走得并不远。我们也不能对这孩子有任何指责。恰恰相反！显然，这里所做的理性的事情是非理性的，因为慎思和评估的成本超出了它们的价值。这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人们还常常（或许是）一如既往地行为，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使经济推论无效到我们想象的地步，因为这些非理性（不是理性的就是非理性的！）趋向于相互抵消。在特殊情况下，一般行为“理论”对特定个人的适用性，其效果就像给风格怪异的画作加个边框一样，但总体上（en masse ）在长期内就不能这样做了。市场行为就像人们在作出自己的选择时，通常都要极为准确地进行算计是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可避免地按规矩盲目地生活着，但结果一般说来却相当接近理性。

［15］ 这一讨论假定，可供选择物品之间的数量关系保持不变，选择了另一个就以相同比率牺牲了这一个，或者说，两者内含的“资源”可按相同比率转换。实际上，这也只是一种罕见的可能；一般来说，随着供给的变化，不仅已知的可供选择物品的量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而且随着供给最初的增加，为了获取一定量的其他物品而必须牺牲的一种物品的量，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除了效用递减规律以外，“生产率递减规律”（同样也仅仅是一种比例规律）也开始产生作用（并向相同方向运行）。

帕滕教授对效用分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消费也需要时间，这一时间必须保留在生产运行之外。（参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院刊》，1892—1893年， ［24］ 完全市场问题最好用数学（即用符号）进行分析，数理经济学家对此问题作了出色的讨论。参见埃奇沃思《数理心理学》第40页以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附录六，以及数学附录和注a12乙。

［25］ 可以用证明其反方不能成立的方法轻松地予以证明。如果交换被认为是在不同价格条件下发生的，那么，面临较高价格的买者，和面临较低价格的卖者，这些人将会在一个中间数字上取得一致意见。

［26］ 这两种主张在经济学讨论中常常是同等对待的，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如此简单。为了从第一个主张证明出第二个主张，我们假设，在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每个个人都要确定合适的购买量。（由于经济状况的相似，我们不考虑物品的买卖，只考虑对用没有商品价值的货币所购买的两个商品进行比较。）现在，我们让一个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另一个商品上升。如果这个价格上涨了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商品，或许人们会为此商品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资源。但他不会购买用物理单位计量的尽可能多的商品。因为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相应减少在其他可供选择的物品上耗费的资源，要少买其他的商品。但他如果在这件商品上购买的量与以前相同，在其他商品上购买的量减少，两者之间的效用比将会被推翻（因为效用比以前是处于均衡状态的），一个已知的资源的量购买的效用越少，在所购买的物品上花费的资源量就相对更多，资源将因此而从这种物品向其它物品转移。这就是说，他将更少购买价格（相对）上升的物品。证毕。

［27］ 第66页以下。

［28］ 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使问题复杂化，但在需求曲线上标出其他人的需求，而不是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需求，在考虑到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保留价格的同时，再绘出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以代表不同价格水平上的出售，也是可以的。无论使用何种方法，相同的数据都将给出相同的价格，正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是对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描述，因为，在保留价格和需求价格背后的原因或动机上，不存在实际的差别。

［29］ 塞利格曼的分析（《经济学原理》，第179页以下及第192页以下）是组织谬误的一个显例。B. M. 小安德森的《社会价值》也有相同的错误。安德森明显混淆了个人评判背后的社会影响，以及带有社会评判的偏好和本来意义上的偏好之区别。当然，个体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但是意识仍然是一个个体的现象，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与此相关的行为就是这样。除非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某种其他方式而不是通过经济学探讨的那种个体间自由交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内，否则，确定价格的，只能是个体的买和卖，不能是社会的买和卖。

［30］ 参见第76—80页。

［31］ 如果价值没有发生变化，货币的使用并不能影响到理论，流通信用的使用也不会使讨论失效。

从一个方面看，实际情况与理论相比极其简单；从另一方面看，差异也会减少。通常，这一过程的连续性 和公布的价格的稳定存在，意味着除非卖者愿意接受现有的牌价（或更高），否则他就不会进入市场；买者除非愿意按此价格或更低价格支付，否则他也不会进入市场。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明白，商品的供求将如何使价格下降或上升直至达于均衡。也就是说，真正的实际的问题与价格的变化 相关，与价格的确定无关。这一问题远不如后面的问题复杂。

［32］ 另一个理论分支是静态条件下的分配理论，但在我们现在的假设条件下，因为不存在合作生产，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33］ 应该注意，这里的成本曲线是一种递增成本 曲线。这是唯一一种从当前角度考虑问题而出现的情况。在分析的稍后阶段，在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才会引入递减成本的问题。很显然，要增加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都涉及到资源从其他物品的生产的转移，这一过程将会在降低前一个物品的价值的同时，提高后一物品的价值。其原因是，资源是按照最适合的用途来确定价值的，这就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成本也在增加。在讨论的现阶段，我们不讨论任一单位商品的成本或任一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因为，在制造任一商品的过程中，我们只使用了一种要素。